再谈中国出土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釉陶论文,晚期论文,唐代论文,西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唐代中晚期至五代之际的遗址或墓葬中出土有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迄今已知有福州、扬州、广州、宁波、广西等地的考古资料。这种孔雀蓝釉陶器在非洲东海岸、西亚至中国的一些海港乃至日本都有出土，相关简报多附有研究，顾风、马文宽等曾对这类器物进行综合研究，三上次男就南亚、东南亚地区出土的这种釉陶器也做过综合研究。马文宽所著《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和研究》①发表之后，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唐至五代南汉时期的地层和水井内、扬州唐宋城东门遗址唐代晚期遗迹中又出土了这种釉陶片，日本也继鸿胪馆之后在西大寺遗址内再次出土了这种釉陶器。鉴于对这种釉陶器的命名、釉色等在认识上尚存在一些分歧，本文拟对中国出土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的资料汇总梳理，在归纳说明其特征的基础上，就其用途、命名及物流路线等再略加以探讨。
一、中国出土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
中国境内出土这类釉陶器的地点有福州、扬州、宁波、广西、广州等，因这类孔雀蓝釉陶器本身的序列尚难排列，在此仅简单地依照相关资料最早发表的时间先后加以介绍。
(一)福州刘华墓出土的五代闽国时期孔雀蓝釉陶瓶
1965年在福州市北郊刘华墓的前室出土了三件孔雀蓝釉陶瓶，这是中国境内最早出土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②。这三件完整的陶瓶，器形高大，通体施釉。其中两件(Ⅰ式)在颈肩部附有三个小立耳，外腹壁贴塑三组拱形纹饰，下腹部有一道粗绳索状贴塑纹，口径12～14厘米、腹径40～41厘米、底径16厘米、高77.5～78.2厘米(图一，1、2)；另一件(Ⅱ式)在颈肩部附有四个小立耳，腹壁环贴四道粗绳索状纹饰，口径15厘米、腹径42厘米、底径17厘米、高74.5厘米(图一，3)。
刘华是南汉国南平王刘隐的次女，于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嫁与闽王王审知的次子王延钧，唐封燕国明惠夫人，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卒于闽。由此可知，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的绝对年代当早于刘华下葬之际，或早于公元930年。
刘华墓所出孔雀蓝釉陶瓶上的拱形贴塑纹不见于中国隋、唐、五代的陶、瓷器上，这种釉陶瓶常用来盛油，从该墓出土的具体情况推测，则很可能是作为“长明灯”而葬入的③。孔雀蓝釉陶瓶的小耳附加在颈肩部位，底径小于口径，器形高大而底小，这种缺乏稳定性的造型或是为了便于倒出其内所盛之物，故认为它可能是盛油之类的容器。这三件瓶分为二式，并不成组，这或可说明三件釉陶瓶并非专门一次性输入且被收藏的。至于长明灯因何不用瓷器而使用这种特殊的釉陶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代闽国当时偏居东南沿海一隅，王审知当政时期“招来海中蛮夷商贾”④，重视发展海外通商贸易；与闽国联姻的南汉国对开展海外贸易也甚为积极。闽、南汉联姻，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或为闽国从海外贸易中得来，或是来自南汉国的陪嫁物品⑤。
(二)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唐代中、晚期孔雀蓝釉陶器
扬州地处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口，在汉代还是海口，到了唐代也较现在更靠近海，是中国东部的军事、经济重镇，也是一个水陆交通枢纽，江淮漕运的米、盐、茶以及对外贸易的瓷器等多先运集至此，再经水路转运入海或水陆运输至广州。隋唐时期大运河开通，造船技术不断提高，水运迅速发展，扬州随之成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式的物资集散港口。唐代的扬州不仅是国内的商业中心之一，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唐王朝在扬州或设有市舶司。扬州发现的西亚釉陶器较多，已发表的资料如下所述。
图一 福州刘华墓出土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瓶
1、2.Ⅰ式 3.Ⅱ式
1965年在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所在地出土了一件“翠绿釉大陶壶”，内、外壁通体施翠绿色釉；外壁颈部胎体较为平滑，腹部翠绿色釉与深绿色釉呈圈状间隔层叠，底沿略向外凸出。内口径9厘米、最大腹径约25厘米、底径10厘米、通高38厘米，双耳形执把高9.5厘米、宽4.5～7厘米(图二)⑥。此壶的釉色、胎质、造型等与唐代陶、瓷壶有所不同，当是来自西亚的伊斯兰釉陶器，定名为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双耳壶更为恰当。
扬州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壶与刘华墓的孔雀蓝釉陶瓶相比，器形不同，纹饰差别较大，胎色似亦略有区别，这是否表明两者的时代、产地、用途等或有不同，尚待深入研究。
这种孔雀蓝釉陶器的残片，在扬州的文昌阁东侧三元路菜场工地、三元路建设银行工地、纺织公司工地、三元路人民银行工地也有出土，胎厚多在0.6～1.2厘米，亦有1.5厘米或1.7厘米的，最厚者达2.5厘米；釉层厚度大致为0.1厘米，最薄者为0.05厘米。从其胎釉、胎厚和器形等特征来看，应为壶、罐类器物。这些釉陶片与巩县窑绿釉瓷片、长沙窑瓷片、越窑青瓷片等属于唐代中、晚期的遗物共存⑦。
1990年、1991年在扬州文化宫遗址出土了属于唐代晚期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碎片151片，器形包括壶、罐两种；釉色以绿色为主，釉厚多在0.3～0.5厘米之间；纹饰采用堆贴、刻划等技法(图三)。其中，1件壶有对称执把，1件罐有双系孔不通的“盲系”，1件器底外壁施绿釉而内壁施较薄的黄釉⑧。
2004年在扬州唐宋城东门遗址唐代晚期遗迹中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片(04YDMJ 15∶13)⑨，从其残存的系和纹饰特征等来看，应是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罐或壶的残片。
图二 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出土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壶
图三 扬州文化宫遗址出土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片
扬州作为交通枢纽且贸易发达，成为外国人从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陆的经由之地，这也是外国人较多居住于此的主要原因。《旧唐书·邓景山传》记载唐肃宗(公元756-761年在位)时，“(田)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⑩，这不仅说明了当时居住在扬州的大食、波斯商人较多，还表明中国史籍中也有将伊斯兰大食时代的波斯族人仍旧称为波斯人的习惯。正因为唐代扬州对外贸易繁盛，聚居于此的西亚商人较多，所以才在市中心文昌阁附近以及城南、城东等较多地点出土了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扬州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的器形大致有壶、罐等，其中壶的器形、釉色等与桂林、容县、广州、日本太宰府鸿胪馆和西大寺遗址所出者近似。
(三)宁波唐宋子城遗址出土的唐代晚期孔雀蓝釉陶片
宁波公园路唐宋子城遗址出土了属于晚唐时期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片9块，可能是壶的残片(11)。胎体厚重，器壁厚1.5厘米。内外均施釉，外壁的绿釉色调不匀且多不透明而略带乳浊感，有细开片，釉层厚度多为0.02～0.05厘米，最厚者达0.1厘米；内壁施灰褐色釉且釉层较外壁的绿釉薄；使用旋削、刻划、堆贴等装饰手法，堆贴连珠纹较有特色(图四)。
图四 宁波唐宋子城遗址出土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片
宁波即唐代明州，在此地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片，胎质和釉色与同出的越窑青瓷器区别明显。从这种釉陶器的品质和当时人的消费要求分析，中国瓷器尤其是宁绍地区越窑青瓷器的品质优于伊斯兰釉陶器，因此可以推测这些釉陶器只是西亚商人用以储运商品的容器。
(四)广西桂林、容县出土的唐代中、晚期孔雀蓝釉陶片
在桂林市唐代桂州城内和西城外、南城外开元寺遗址，以及容县唐容州城中心、北城内、西北城内、东城内、西城外等地，合计出土了57块孔雀蓝釉陶片，虽然分属不同个体，但都应该是壶(12)的残片，时代属于唐代中、晚期。其中，容县县政府工地出土的40余片，器底基本完整，口沿下至肩部有扁条状双耳残痕，复原高度超过50厘米。桂林市保安总公司出土1块带有扁条形残耳的残片，内、外壁上均可见手工拉坯留下的粗条压旋痕(13)。
桂林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片上釉色变化呈圈形波浪状，容县所出者在颈肩部下饰有乳丁状连珠纹，器形、胎体和釉色都与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双耳壶相似。
(五)广州出土的唐至南汉时期孔雀蓝釉陶片
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中，唐、南汉第三期遗存(五代南汉国时期)出土有孔雀蓝釉陶片10块，为瓶、罐类器物的口沿和腹部残片，未能复原。表面施蓝釉，釉层较厚，有光泽；内壁施灰蓝色釉，釉层较薄；腹部多饰有泥条堆成的绳索纹等。其中1件(97T13GC①：50)为罐类器的口沿残片，口径22厘米、残高14厘米；长圆腹，口沿下残存贴塑的半环形小立耳。唐、南汉第二期遗存的水井中出土1块孔雀蓝釉陶罐类腹片(97J57：6)(14)，外壁施孔雀蓝釉，釉层较厚，有开片；内壁施较薄的青灰色釉。釉色偏浅绿、小口、小立耳、有粗绳索状纹饰的或为瓶，水井中所出釉陶片釉色偏蓝、器身有水波状纹饰的可能是罐或壶之类的残片。
2008年在广州市中山五路工地还出土了1件伊斯兰釉陶壶，可复原出三个耳形执把。
南汉国与闽国同样致力于开展海外贸易，史书明确记载南汉后主刘
(公元958-964年在位)后宫养有波斯女(15)，这应是波斯商人经常到广州经商的旁证。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其形制或与上述刘华墓出土的Ⅱ式孔雀蓝釉陶瓶相似(16)。
二、中国出土西亚伊斯兰釉陶器的特征及相关问题
如上所述，在中国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的福州、扬州、明州、桂州、容州、广州等地，都发现有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从唐代开始，特别是8世纪以后，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迅速提高，中国沿江、沿海各大港口的商业贸易也随之日趋繁盛，出土伊斯兰釉陶器的这些地点都是九世纪、十世纪水陆贸易通道上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的港口城市。上述这些地点除了发现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之外，还多出土有萨珊和伊斯兰货币、伊斯兰玻璃器等反映出中国与西亚交流的文物。以下，试对上述中国出土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的胎质和胎色、器类和形制、釉色和纹饰、烧造工艺及其化学成分、用途、定名等问题，略作综合探讨。
(一)主要特征
中国出土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具有下面几个主要的可视特征。
1.胎体厚重，越往下部越厚；胎质疏松，吸水率较高；胎色偏淡黄色。胎厚多为0.6～1.7厘米，最厚者达2.5厘米；釉层厚度多为0.1～0.5厘米，最薄者仅0.02厘米。
2.器类主要包括瓶、壶、罐(17)等大型容器，有小立耳或耳形执把。瓶以刘华墓出土的完整器为例，器形如橄榄状，小口，溜肩，深腹，底部外沿凸出腹底较多，小底略凹，颈肩部有小立耳；口径略小于底径，与最大腹径的比率约为0.3～0.36∶1；器体通高和最大腹径的比率约为1.8～1.9∶1。壶以扬州出土的完整器为例，长颈，丰肩，肩部与颈部连有较大且对称的弯曲耳形执把，鼓腹，腹部以下逐渐内收，饼足底，底心内凹，底部外沿略向外凸出；口径和腹径接近，与最大腹径的比率约为0.4∶1；器体通高和最大腹径的比率约为1.4∶1。广州出土的西亚伊斯兰釉陶三耳壶，通高和最大腹径的比率也大致为1.5∶1。瓶、罐的小立耳(或称之为“系”)多为半环形(18)，孔多不通(或称“盲系”)。这种伊斯兰陶器为实用器，安置在其上的小立耳或许并非纯属装饰，还具有一些利于搬运的辅助功能。
3.内、外壁通体施釉，胎釉结合较紧密，或有剥釉、开片现象，腹部或有粘釉，至器底有流釉现象。釉色以绿色为主，有淡绿、翠绿、墨绿、蓝绿等，积釉处色调显得较重。内外壁的孔雀蓝釉色不同，外壁釉厚晶莹，色泽鲜艳，表面有玻璃质感的为其精品；内壁施釉较薄，釉色偏青灰或偏黄，色调发暗，显得较为浑浊。器腹外壁的釉色深浅不同而呈凹凸不平、间隔层叠的圆环状，壶外壁颈部胎体较为平滑。这种间隔层叠的圆环状色差，应是因胎体挂釉厚薄不同而形成的，或是刻意为之，意欲表现海浪。胎釉结合较为紧密，基本无脱釉现象，反映出波斯陶器的胎釉膨胀系数相近(19)。
4.纹饰主要有凹凸弦纹、波浪纹和连珠纹等，施纹手法有堆贴、刻划等，瓶外腹壁贴塑的粗绳索状纹饰不见于壶、罐类器。
5.器形多为较大的容器，可见其成型技术较高。上述扬州出土的釉陶壶在简报中认为其坯体为轮制而成，扬州文化宫遗址出土的釉陶器外底部可见同心圆状轮旋痕迹，桂林出土标本的内外壁上均可见到手工拉坯留下的粗条压旋痕。由此推测，这类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的胎体通过轮制拉坯而成。有的器物口沿、足底或可见到支钉痕，可知其多使用覆烧或对口烧的方法烧制而成。
(二)化学成分及烧制工艺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实验室曾检测过扬州、广州出土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标本，结果表明，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伊斯兰釉陶片上所施釉料成分与中国常见的铅釉系列相异，胎中碱土金属氧化物的含量超过20%，还含有大量的斜辉石，表明其釉料是外来的(20)；扬州出土伊斯兰釉陶器标本的化学成分则如表一(21)所示。
扬州出土伊斯兰釉陶器标本的检测结果表明，伊斯兰釉陶器胎的烧成温度为1070±20℃至1150±20℃，釉的流动点温度为1100℃，胎、釉烧成温度近似，说明其采用的是一次烧成工艺。而唐三彩采用的是二次烧成工艺，素烧、釉烧温度分别为1050～1150℃、800～950℃(28)。
(三)用途
伊斯兰釉陶器的基本造型为小口、长颈、大腹，适宜用作盛装液体的容器，内、外壁施满釉可防止渗漏，颈肩部有耳或系以便于搬运。伊斯兰釉陶瓶与孔雀蓝釉陶壶相比，器形不同，纹饰差别稍大，胎色和釉色亦略有区别，瓶所属的时代可能较晚。这些是否表明二者的产地、时代、用途等或有不同，尚待深入考察研究。目前，一般认为伊斯兰釉陶器多数作为油、葡萄酒、玫瑰香水、水等液态流体的储运容器(29)，是作为贸易商品的外包装而被从西亚运送到了遥远的东方，其本身并非贸易商品。
需要注意的是，这类釉陶器在中国的出土地点，除了广西桂林和容县之外，都是港口，而在中国内陆的丝路沿途直至唐两京，迄今尚未发现这类器物。也就是说，这种来自西亚的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内所装盛的贸易商品，可能在运达中国的港口后另换包装发往各地，陶器并未流入广阔的内地。李铧等人对这种釉陶器是用来装淡水压仓或装运香料的用途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器物只是当年中东客商(包括船员)装运储存葡萄汁的容器，饮用完后的空瓶流散当地为人所用(30)，这种认识也有一定道理；但若无需带回，这种釉陶器的出土数量却因何如此之少还是一个问题。或许这些伊斯兰釉陶器可作多用，装淡水压舱既解决了航海期间的饮用水问题，又可以在风浪大时稳定船只；在航海途中，可用这种釉陶器装倒海水来稳定船只或加速航行；并且在将商品销售之后，用它带回其他东方的物品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尽管对其用途的认识还有些分歧，但认为这种伊斯兰釉陶器并非作为贸易陶瓷流入中国以及亚洲沿海地带，可谓是一种基本共识。既然这种釉陶器主要是作为商品的储运器皿，其本身并非商品，那么它就不会是奢侈品或鉴赏品。至于刘华墓中因何用作“长明灯”，或因其稀罕，或另有原因。
(四)器物名称
马文宽认为将这种釉陶器称为“波斯陶”、“西亚釉陶”等欠妥，因其时波斯萨珊王朝早已灭亡而进入了伊斯兰时期，指出“西亚釉陶”代表的时代颇为长久而不能表明这种陶器的时代和艺术特点，并将其定名为伊斯兰陶器(31)。本文综合中国唐代中晚期至五代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的特征，将这类器物定名为“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此名虽显繁琐，却能较为明确地反映出这种釉陶器原产地区、时代、族属、釉色等特征。简略起见，亦可称之为伊斯兰釉陶器或孔雀蓝釉陶器。主要原因如下所述。
1.伊斯兰釉陶器原产地以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为中心，都属于西亚。而通过海路贸易流散到非洲东海岸和亚洲环印度洋、太平洋沿海地带的孔雀蓝釉陶器均为外来，且伊斯兰世界的范围较为广阔，故在其名称中还是突出其原产地域“西亚”较为恰当。
2.中国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器，所属时代是唐代中晚期至五代，此时西亚已进入伊斯兰大食帝国时代，波斯帝国已成为历史。虽然波斯民族及波斯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日本的古代文献中有将波斯萨珊王朝亡国之后来自该地区的人依然称为“波斯人”的现象，但从时代上来看确已进入大食时代。因此，在其名称中加入“伊斯兰”更能突出其时代和艺术特点。
3.西亚伊斯兰釉陶器的釉色为蓝、绿，以及介乎于蓝、绿间的青绿色系，其意欲表现的或是大海的颜色。诚如三上次男所作的描述，“波斯湾沿岸的浅绿色的海水，随着海的深度逐渐加深，就像排列着的青色色谱系列的水彩颜料，随着海的深度逐渐加深，则变成了清澈见底的‘波斯蓝’色，柔静、深沉、诱人”(32)。笔者认为，蓝色、绿色表示海面颜色的深、浅，弦纹象征海面的波纹涟漪。外壁釉色一般偏绿，显得较为明亮、轻快；内壁釉色则多偏蓝，显得深沉、滞涩。而中国本土的青绿釉色当与海水颜色无关，因此拙见以为将这种釉色称为海蓝色更为贴切。但虑及孔雀蓝釉陶器之名已见于较多发掘简报和研究论文中，且所谓的孔雀蓝色，本身也并非一种确切颜色的称谓，而是一种包含着蓝、绿及蓝绿间的青绿色系，故本文仍沿用“孔雀蓝”釉色的定名。而根据每件器物釉色的深浅不同而定其名，将这种釉陶器上的釉色称作孔雀绿、翠蓝、翠绿、青绿等均有一定的道理(33)，但其釉色确实都是介乎蓝、绿或其间的颜色。本文将其统称为“孔雀蓝”仅仅是出于名称统一的考虑，显得较为简单明了而已。
孔雀蓝的釉色，是否受到当时西亚玻璃器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其确有玻璃质感，在亮度、色泽等方面给人以接近伊斯兰玻璃的感觉。巧合的是，唐、五代的伊斯兰玻璃器主要集中出土于西安、洛阳，但在扬州、福州也有发现(34)。
4.此类器物的胎质疏松，胎、釉烧成温度较低，吸水率高达30%左右，属于釉陶类(35)。
另外，因为中国明代也出现了孔雀蓝釉器物，故本文将所谈之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的时代区间，明确限定在“唐代中晚期至五代”这一时期。
三、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传入中国的路线
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最主要的产地是在伊拉克的巴士拉。从目前资料看，这类器物的分布地域广阔，西起非洲东海岸，东至日本，如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桑给巴尔岛，肯尼亚的曼达岛、帕塔岛，也门的亚丁、索科特拉岛，叙利亚的米纳，伊拉克的巴士拉、特息丰(Ctesiphon)、希拉、萨马拉(Samarra)，伊朗的苏萨、席拉夫(Siraf)、泥沙布尔(Nishapur)，巴基斯坦的班伯尔，斯里兰卡的曼泰(Mantai)、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菲律宾布端市(Butuan)的安巴高(Ambago)遗址和吕宋岛八打雁(Batangus)地区的塔尔(Taal)遗址，泰国的柴亚(Chaiya)，今越南境内，日本的鸿胪寺等遗址，并多出土于九世纪、十世纪繁荣的都市或海港，这些地方都是东西海上贸易通道(36)上的枢纽和货物集散地(37)。由此大致可以推测出这种釉陶器经由海上贸易路线传至东亚，其传输路线大体为西亚(安息、波斯、大食)—印度(天竺)、马来半岛(顿逊)—中国(唐、南汉)，抵达中国后再传至日本。
8世纪大食侵掠中亚，多有波斯人、粟特人移居中国，一些西亚的物品也随之进入中国。同时，唐与西域诸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复杂化使得丝绸之路的通行愈加困难(38)，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受极大破坏，外贸重心随着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随着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迅速发展，加之丝绸、瓷器、茶叶等外销商品本就多产自于中国东南地带，在中西贸易中曾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陆上丝绸之路日趋衰落，逐渐被海上贸易路线所取代。8世纪以后，中西海上交通日益发达，11世纪的海运更是繁盛，西亚商品一直在舶货中占有重要位置(39)。8世纪以后的中西贸易不仅只是中国向外输出丝绸、茶叶、陶瓷之类，而已经成为中国和西亚乃至西方诸国相互进行包括商品贸易在内的多种交流的渠道。中国境内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的出土地点包括唐至五代的广州、桂州、容州、明州、扬州等，大多出土于贸易港口而不见于丝路沿途，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海路贸易的昌盛。
《新唐书·地理志》中载有“四夷之路”凡七条。在通天竺道中，有一条从广州海行经环王(交州，即今河内)过海峡(马六甲海峡)、罗越国(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柔佛)、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再经海峡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至印度；另有一条从安南都护府溯红河而上，经现今的云南过骠国(今缅甸)到东天竺、中天竺的道路。从广州海行的道路至印度后，可继续沿印度半岛西海岸、阿拉伯半岛南海岸进入波斯湾，至大食重镇末罗城(今伊拉克巴士拉之西)，再向西北至大食阿拔斯朝首都缚达城(今巴格达)(40)。那么，这种来自西亚伊斯兰地区的孔雀蓝釉陶器是直接进入中国沿海各港口城市的，还是先至广州，再经由中国境内的物流路线北上到达东南沿海和广西桂林、容县等地的呢？从目前这种釉陶器在中国的出土地点及其时代来看，还无法得到确切答案。不过，这种釉陶器大多具有形体较大、胎体厚重、容易破裂等特征，因此推测可能是先经海路流入广州，然后再从广州流传到其他地方去的。
唐代长安和广州之间的交通，一般取道运河经扬州至杭州，再经洪州向南过大庾岭达广州，自广州北上也有从洪州经江州再到扬州的，此时的一些阿拉伯人由海路到达广州后也经由这条路线从扬州北上长安(41)。从福建去往长安的路线，也应是通过江南运河北上。当时，由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北上去往内陆地区的外国人及其商品，多要经过扬州(42)。
关于唐至五代从广州到扬州再到两京的交通运输线，马文宽结合广西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总结为以下四条(43)。
1.梅关古道，沿北江上溯至韶关转浈水到南雄，陆行越大庾岭至大庾县，然后沿章水经赣江达洪州(今南昌市)，入鄱阳湖经江州转长江至扬州，再沿运河至京师。
2.沿北江上溯至韶关转武水到湖广交界处，陆行越骑田岭后沿耒水而下，入湘江至长沙，经长江至扬州，再沿运河至京师。
3.沿西江至广西梧州，再溯桂江、漓江北上经桂林至兴安县，通过灵渠入湘江至长沙，然后经洞庭湖转长江至扬州，再沿运河至京师。
4.从容县出土孔雀蓝釉陶的情况来看，推测可能有第四条路线，商船停靠在北部湾的合浦港，然后由南流江北上至玉林，再经陆路转入北流江至容县、梧州后与上述第三条线路重合。
扬州城南门遗址的唐代晚期城墙(据文献记载推测是乾符六年即公元879年修筑)所用城砖中，有大量模印有“江州”、“洪州”的铭文砖(44)，这间接地说明至迟在晚唐时期就已经有了从江州、洪州到达扬州的运输路线。
地处西江上游支流桂江畔的桂林和北流河畔的容县出土了孔雀蓝釉陶器，说明西亚商人或曾在桂林、容县活动过，但这是否与唐代景教的传播有关尚待商榷。因为在丝绸之路沿线，从新疆到唐两京等中国内陆地区同时代的遗址中，迄今尚未发现该类器物或残片，而目前中国境内出土这种釉陶器的地点除了广西之外，都是港口或贸易城市；如果孔雀蓝釉陶器的传输与景教的传播相关(45)的话，其在内陆地区的出土地点就不会只在广西境内了。
唐代晚期开始，中国瓷器输出主要经由两条海路。一条航线是以广州为主要港口，经过东南亚各国，绕马来半岛到达西亚、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地区以及埃及；另一条航线是从明州东至新罗和日本(46)。明州到日本的航线，即《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谓的“南线”，此外唐通日本的道路还有“北线”和“中线”，“中线”和“南线”都要经过扬州(47)。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开始，遣唐使多由海路入长江口抵达扬州，然后经运河北上长安。鉴真、圆仁等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僧，也都与扬州有关。扬州不出产瓷器，但出土有几乎涵盖中国各个时期所有窑口的瓷器，这当是基于扬州处于运河和长江交汇口的位置，以及8世纪以后水运的发展。日本出土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或许就与扬州有关。
在《续日本纪》中记载，天平八年(公元736年)八月庚午“入唐副使从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等，伴唐人、波斯人拜朝”(48)。这里所谓的“波斯人”，当是对来自古波斯地域之人的称谓。
日本鸿胪馆曾出土数量较多的孔雀蓝釉陶器小残片，时代上属于9世纪之后，器形可能与刘华墓所出瓶相似(49)。太宰府遗址出土的唐代绿釉陶器及其附近出土的唐三彩、绞胎陶枕和二彩水注等器物，都和扬州的出土物近似(50)。
2009年，在日本平城京内奈良时代所建西大寺遗址内出土了19块孔雀蓝釉陶碎片(51)，可能是壶的残片。残片的胎土、釉料等与鸿胪馆所出者相同；外壁施半透明的青绿色釉，内壁为暗绿色或暗绿黑色釉，肩部有波状纹饰，为底径11～12厘米、复原高约50厘米的大型陶壶，壶底部和腹部厚约1厘米。因同出有“神护景云年(公元768年)”木简，故推测其为8世纪传入日本的，较鸿胪馆所出者更早。学者多认为这种釉陶壶是用来装果酱、玫瑰香水的，也有认为或只是鉴赏用的。这件釉陶壶可能从海路到达中国后，再随遣唐使船或经民间贸易传到了日本，是研究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发现。
注释：
①阿卜杜拉·马文宽：《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②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刘华墓所出3件孔雀蓝釉陶器的照片分别见于冯先铭：《冯先铭中国古陶瓷论文集》第342页图版八，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通史陈列》第]31页，朝华出版社，1998年；王振镛：《闽国刘华墓》，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第44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③陈存洗：《福建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瓶的来源问题》，《福建文博》1984年第1期。
④(宋)欧阳修：《新五代史·闽世家》第846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⑤全洪：《广州出土海上丝绸之路遗物源流初探》，见《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⑥a.周长源：《扬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年第2期。
b.徐良玉主编：《扬州馆藏文物精华》第7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原报告和图录中均无最大腹径尺寸，本文所用数据是根据图录大体推算得出。
⑦周长源：《扬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年第2期。此报告中还说有盘，因未见到实物，且中国境内其他遗址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器中亦未见到盘类，故在此略去。
⑧a.扬州城考古队：《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5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76、177页；图版一二四，1；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⑨参见扬州唐城考古队在扬州唐宋城东门遗址所获发掘资料。
⑩(后晋)刘昫：《旧唐书·邓景山传》第3313页，中华书局，1975年。
(11)傅亦民：《唐代明州与西亚波斯地区的交往——从出土波斯陶谈起》，《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本文所用宁波出土釉陶器照片为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丁友甫先生提供。
(12)原发表资料定其为瓶，本文则根据所描述的器形、纹饰等特征，并对照发表的图版改定为壶。
(13)李铧、封绍柱、周华：《广西出土的波斯陶及相关问题探讨》，《文物》2003年第11期。
(14)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下)第236、441页；彩版一○，5；彩版二三，5；文物出版社，2008年。
(15)(清)梁廷楠：《南汉书》“后主纪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16)a.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考古发掘卷)第273、274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b.同⑤。
(17)本文主要依据器物通高和最大腹径的比率来确定器形，不能确定为瓶、壶者沿用原发表资料仍称之为“罐”。
(18)陶瓷器的耳和系既有差别，但又难以完全区分。耳通常是指器物口部、颈部或连于颈、肩部的附加装饰，一般呈对称布局，多竖置；系是用以穿绳系带的部件，一般贴附在罐、壶等的肩部或腹部，体较小，与器壁间留有孔隙。参见《中国古陶瓷图典》编辑委员会：《中国古陶瓷图典》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对伊斯兰釉陶器上耳或系的称谓，发表资料中多有不同，本文因其多位于颈、肩部，且孔多不通而缺失“穿绳系带”功能，故称之为“耳”。
(19)顾风：《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见《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20)同(16)a。
(21)同⑥a。
(22)a.张家治、陈显求、张福康、郭演仪、陈士萍等：《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第334页表1-2、第336页表16-2，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b.周长源、张浦生、张福康：《扬州出土的古代波斯釉陶研究》，《文物》1988年第12期。
(23)同(22)b。
(24)叶喆民：《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82年。
(25)张福康、张志刚：《中国古代低温色釉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1期。
(26)a.同(19)。
b.同(22)b。
(27)同①。
(28)李家驹主编：《陶瓷工艺学》第470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
(29)三上次男认为是装油、葡萄酒、水的容器(《从陶瓷贸易史上看东南亚出土的伊斯兰陶器》，《白水》№10，1984年)。日本西大寺出土孔雀蓝釉陶器之后，有日本学者认为其或为装运油、香料、玫瑰香水的，或只作鉴赏用。
(30)同(13)。
(31)阿卜杜拉·马文宽：《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第8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32)[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第8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33)同①。
(34)a.同⑧a。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78、179页，图版一二五，文物出版社，2010年。
c.同⑨。
d.福建省博物馆：《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5期。
(35)同(22)b。
(36)本文使用“海上贸易通道”的概念，而不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原因在于：(1)此时的东西物流贸易，不再是以单向输出为主，而是双向甚至多向的；(2)贸易商品包含丝绸、茶叶、陶瓷、香料、葡萄酒、金银器等多种物资；(3)“丝绸之路”与政治和战争的关系较为密切，而这个时期的海上通道几乎是纯贸易性质的。
(37)a.[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b.[日]三杉隆敏：《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陶瓷》，见《中国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
c.同①。
(38)[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第15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39)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677页“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40)a.(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地理志》第1154页，中华书局，1977年。
b.王仲辇：《隋唐五代史》第764、7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41)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2006年。
(42)顾敦信：《扬州在唐代国际交往中的地位》，《海交史研究》1982年第4期。
(43)同①。
(44)汪勃、刘涛等：《江苏扬州城南门遗址的发掘》，《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14日第5版。
(45)同(13)。
(46)叶喆民：《中国陶瓷学》第2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47)同(40)b。
(48)[日]青木和夫等：《续日本纪》“天平八年(公元736年)八月”条，岩波书店，1998年。
(49)a.[日]田中克子著、黄建秋译：《鸿胪馆遗址出土的初期贸易陶瓷初论》，《福建文博》1998年第1期。
b.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史迹鸿胪馆迹》，2004年。
(50)蒋华：《扬州和唐津》，《海交史研究》1982年第4期。
(51)a.日本奈良市埋藏文化财产调查中心发布，《每日新闻》2009年7月3日。
b.日本奈良
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編集：《特别企画展やまとの地宝—遺物が語る奈良の歷史一》，特别企画展《やまとの地宝》开催实行委员会，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