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后半叶以来形成的比较史学流派至今仍方兴未艾。我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掀起比较文化研究的热潮，这种(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是我国历史学界把我国现代化进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现代化历史相联系而产生的。无论是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还是文化的比较研究，两者都属于世界历史的比较研究。在我国其他地区，如台湾和香港，加强比较史学建设的呼声最近也高涨了。2002年5月在台湾召开的世界史教学与科研50年研讨会上，台湾世界史研究者们提出了加强比较历史学分支学科建设的议题。2002年10月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东西方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议题包括怎样界定“东方”和“西方”，以及东西方研究的内涵和方式，会议也提出加强东西方研究、区域研究 、跨文化研究和比较史学研究，等等。
在西方学术界，历史的比较研究早已经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编辑部设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社会历史比较研究》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主要学术刊物。该刊以登载那些探讨人类社会反复出现的模式和变迁的新研究成果和理论的文章为宗旨。2003年西方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历史比较研究的著作，例如塔德·兰德曼的《比较政治中的问题与方法：导论》(注：Todd Landman,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es,An Introduction,London:Routledge,2003.)和罗伯特·洛曼尼的《英国和法国的国民性与 公共精神，1750—1914》。(注：Roberto Romani,National Character and Public Spirit in Britain and France,1750—19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然而，我国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比较史学流派，(注：应该承认，继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比较文化研究热潮，目前我国有不少的学者在从事比较史学或比较文化的研究。庞卓恒先生发表了《比较史学》一书，在香港城市大学，张龙溪教授正在对中西文化进行系统的比较探讨。本文作者也在《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讨论中西思想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和范畴，例如，文化的观念，革命的观念等。本文作者对中国和西方在经济发展，科学思想，文化的核心精神和国民性等方面所做的比较研究发表在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Palgrave Press)2002年出版的一本题为China's Search for Modernity的英文著作中。)比较史学也未被建立成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专门的比 较史学刊物也并未出现。(注：东北师大2002年创刊了《文明比较研究》。)我国历史研 究中是否应加强比较史学的建设?比较史学在西方的发展，它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有哪 些?比较史学对西方历史研究的意义如何?这些就是本文拟初步讨论的问题。
一、西方比较史学的形成和发展
历史的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使在世界史范围内对某个国家历史的研究，只要是涉及到较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或者是研究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历史现象也会涉及到运用比较史学或历史社会学比较研究的概念、方法和成果。那么什么是比较史学呢?西方学术界对什么是比较史学存在四种不同的认识：
1)认为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比较历史学家所作的工作主要是把不同社会中出现的类似的制度和观念在仔细定义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2)认为比较史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解释或研究方法，它通过把一个社会中的历史现象与另外社会中的历史现象相比较，从而以比拟的方式对这个社会中的历史现象做出解释。
3)另一些学者把比较史学定义为是一种研究逻辑或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指导历史学家系统地收集历史事实，然后运用这些历史证据去检验历史解释理论假设的正确与否。(注：William Sewell,“Marc Bloch and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History”,in History and Theory,6(1967),p.217.)换句话说，假如历史研究者把某一个社会中出现 的A现象归结为是B社会状况的结果，那么他可以考察其他社会中A现象的出现是否伴随B 社会状况，从而对自己的理论假设作出验证。(注：Charles Beard & Sydney Hook，“ Problems of Terminology in Historical Writing”,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ed.,Theory and Practice in Historical Study: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storiography,Bulletin 54,New Yorkx: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46,p.113.)
4)有些学者也把比较史学理解为是一种使用类比来说明不同时空中的历史现象的研究倾向。因此，比较史学可以被看作是建立在对两个以上社会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的对过去的研究。这四种说法实际上表达了比较史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一种研究方法和一个研究领域的不同层面的内涵。
西方比较史学的发展
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历史进行研究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就已出现了。在西方史学的肇始阶段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对希腊人和非希腊的野蛮人进行过某种比较。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试图通过比较，来探讨不同的民族风俗、地理环境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历史学家们才有意识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历史。19世纪中期到现在，比较历史学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
1)19世纪后半叶进行了有关社会和文明的宏观比较研究。19世纪后半叶期间，西方历史学家们热衷于比较研究在不同时空中的文化整体，他们把各国历史的比较研究作为发现不同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历史演化模式的手段。19世纪后半叶，英国的贝克尔(H.Buckle)和美国的亚当斯(H.Adams)比较各国的历史，意图发现政治制度演化的线索。英国历史学家弗里曼(Edmond Freeman)1873年出版《比较政治学》，研究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古代和现代政治制度，提出了近现代英国盎格鲁·撒克逊的某些制度起源于古代日 耳曼的丛林生活中的说法。剑桥大学的近代史领衔教授埃克顿勋爵总结说，仿照自然科 学方法论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可以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则。众所周知，最具影响的是 马克思通过对欧洲历史的研究发现“人类”社会演化的模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世界历史进行宏观比较的这种做法遭到质疑，批评者们指责说19世纪的比较历史学派忽视了社会之间的重大差异。当时流行的历史主义思潮强调各民族社会的特殊环境和历史事件的独特性。而历史相对论哲学也通过揭示历史解释的主观性，挑战比较史学方法的可靠性。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发表后，19世纪起流行的宏观历史比较方法及其出版物进一步受到批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两人在比较了世界上8种或22种文明后都提出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模式和路径。学院派历史学家们指责说这两位历史学家对世界文明所进行的宏观比较不是严格地基于扎实的类似博士论文的历史研究成果，此外，这种宏观历史比较的单位，例如“文明”或“文化”等也定义模糊。
两次大战期间也出现了几位影响颇大的比较史学家，如布林顿和布洛赫。研究中世纪历史的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1928年发表题为《向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学迈进》一文， 为晚近的比较史学研究提供了概念和方法论基础。(注：Marc Bloch,“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in Marc Bloch,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Selected Papers,New York,1969,pp.44—81.)布洛赫在该文区分了 两种历史的比较研究的方式：第一种方法是19世纪末叶盛行的宏观历史比较方法，在这 种研究模式中历史比较的单位是在时间和空间环境中都互相远离的社会；第二种方法则 采用更谨慎的，有限的，然而更有希望的探讨方式，“比较的单位仍是社会，但它们都 彼此相邻，互相影响且处于同一历史时代”。在这种研究中，社会之间的相似性受到注 意。但比较的首要兴趣在于社会现象的差异性。布洛赫预见说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历史学 的形成还需时日，因为卓有成效的历史比较研究必需建立在已进行了大量科研论文式的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2)1945年以后，比较史学的主流趋势是转向更为实证性的比较研究，研究者们通常选取欲比较的社会的某一特定的领域，并对核心概念和研究范围加以准确的界定，而且历史比较的目的主要是发现不同社会间历史发展的差异性而不是相同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比较历史学的继续发展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除受到布洛赫思想的影响外，还因为与历史的比较研究方法相佐的历史主义思潮和历史相对论的衰落。二战期间，多国之间的战争及其所造成的浩劫，使历史学家们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祸害。而“历史 的比较研究通过把相替代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呈现在我们面前，通过传授给我们一种人 类生存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感知，减少我们的偏见。”(注：William Sewell，“Marc Bloch and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History”in History and Theory,6(1 967),pp.208—218.)许多历史学家也意识到，虽然比较史学容易使研究误入歧途，因而 不愿卷入其中，但是由于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似乎不可避免，因而最好还是让历史学 家来做。
二战以后，西方史学界对比较史学的兴趣，导致好几种历史的比较研究学术刊物的创刊，例如1958年创刊的《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ociety and History) ，1970年创刊的《历史交叉学科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78年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曾以“比较历史”为学术会议主题。尽管到目前 为止，比较史学论著仅占全部历史学研究出版物的很少一部份。然而像帕麦尔的(《民 主革命的时代》)(注：R.Palmer,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注：C.Black,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New York:Harper & Row,1966.)，布林顿的《革命的剖析》(注：Crane Brinton,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65.)，罗兹曼、亨廷顿和琼斯(注：E.Jones,European Mirac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和E.Jones,Growth Recurring,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等人的比较史学的著作却受到广泛的赞誉。
如前所述，晚近的西方的比较史学研究在注意到不同社会历史发展的相似性时也注意到差异性，它的另一种倾向是从对世界各国的历史的宏观比较研究转向中等规模的比较研究。宏观历史比较以“文明”或“文化”为单位，其研究范围不确定，而中等层次的比较研究则以“定义准确的分析性范畴”为框架，研究如像“奴隶制度”和“革命”这样的人类社会制度和观念形态。(注：Grew Raymond,“The Case for Comparing Histories”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5)1980,pp.763—78.)
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中期的另一发展趋势是从对不同社会的历史过程的比较转向对历史现象的结构进行比较。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有沃尔夫编辑的《欧洲法西斯主义》(注：S.J.Woolf,ed.European Facism,London,1968.)和克德沃德编著的《西欧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注：H.R.Kedward,Facism in Western Europe,New York,1971.)。
尽管在比较史学领域出版了大量著作，西方学者目前对什么是比较史学仍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任何一种通过历史类比来说明不同时空中的历史形势的研究都可称为比较历史学。(注：C.Vann Woodward,The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68.)而另一些学者则批评说有限地运用一种比较的观点来对某单一社会的 历史现象做出额外的说明不能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史学研究。在佛里德利克森看来 ，比较史学勿宁说是一种历史编纂的形式，而不是一种方法。历史学界的一小部分，但却重要的学者从事这种研究工作，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系统地比较研究两个以上社会中的 某些历史制度与历史过程，而这些社会因为同属某一特殊地理历史类型，被认为构成一 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在西方学术界，比较史学的难以大规模扩展还有以下原因：在大学里成功地获得历史研究学位多以集中研究非常狭窄的领域，历史研究者很少受到历史的比较研究的训练；在日益专门化的时代，人们难于掌握超出自己研究领域以外的专门知识，因此对不同时空中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非常冒险。此外，历史的比较研究的进行需要形成使比较得以操作的一般性范畴和某些关于人类行为和动机具有恒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假设，这些都和历史学家多关注历史事件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学术倾向相抵触。尽管如此，当代西方的一些颇有影响的史学著作，例如亨廷顿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似乎都与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有关。
二、历史与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式
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对比较史学的兴起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海牙成立了“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协会”，1958年创刊了《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季刊(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到1987年止，该刊已发表800多篇比较历史学的论文。但比较史学的大规模兴起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1966年的美国史学年会开始专门讨论比较史学的问题。1968年出版C.伍德沃德编《美国史的比较研究》，共收24篇文章。1978年美国史学年会的主题也是比较史学。《美国历史评论》杂志1980年和1982年共有三期开辟《比较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专栏，讨论比较史学的原理与方法。
比较史学在二战以后的兴起也是由于历史知识的增加和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的渗透和影响的结果。随着历史知识的增加，历史视野的扩大，历史学家们对不同地区和国家历史认识的深入，使他们日益对不同地区间类似的现象感兴趣，比较研究因而很自然就产生了。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的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他1928年发表的《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研究》和1929年出版的《封建社会》两本书中就是因为把眼光扩展到从东欧到日本的诸多封建社会历史中，从而开始了比较研究。他的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封建社会是欧洲特有的社会形态，还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形态?
19世纪下半叶形成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两门社会科学学科。前者对原始和初级社会的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模式进行经验性的，但却是规范式的描述与分析，后者则对当代社会的 现象进行统计调查，以概括性描述社会现象的结构和规则为特征。人类学和社会学提出 的范畴、概念和结论影响了历史学家的思维。因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从本质上 来说是比较性的，其概念和范畴是跨地区和社会的。例如人类学著作中的“婚姻制度” 、“家庭”、“经济制度”、“宗教”等概念范畴都是他们藉以观察和组织描述某个特 殊原始或低级社会的一般性的范畴。社会学家如孔德和马克思等则试图从多个社会的历 史中抽象出适用所有社会的普遍发展模式，孔德提出了知识发展的三阶段模式(神学阶 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马克思概括了五种生产方式更迭的理论。
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巴勒克拉夫就曾指出：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关系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学家引导到比较史学的方向上，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现象的研究如果要想得到具有理论深度的成果，都必须以比较的方法。的确，认识一个社会历史现象的独特性只能在与其它社会中相类似的历史现象相比较中才会更为清楚。撰写了《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国家》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米特斯就此写 到：“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十分清晰地认识到每一个国家的本质特征”，才能把必然性与 偶然性，个性和典型加以区别。
历史比较研究的方式
马克·布洛赫在他那本经典性的论文《论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中，解释说，比 较是在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类似的现象，描绘这些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现象，揭 示它们的异同，并进行解释。在这里比较研究不尽是把不同国家的类似发展一一加以对 照地排列，它还要求用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和方法对这些历史事件和现象进行分析。巴 勒克拉夫把比较史学定义为按照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的范畴或领域，对过去 历史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或概括。它主要是由那些对叙事史学不满意，并越来越关注超 越国界和时间次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学者所推动的。罗斯托对经济发展的一般阶 段的研究就是一例。(注：W.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Clarendon Press,1960.)
如前所述，在历史的比较研究的规模上处在最宏观层次的是比较文明史，例如斯宾格 勒和汤因比的著作。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把人类业已存在过的21种高级文明看作 是同时性的，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概括性地描述出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 一般模式。
其次，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一过程进行比较，例如现代化进程。西里尔·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被誉为比较史学的“光辉范例”。布莱克研究分析了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情况，概括出政治现代化的四个阶段和七种类型。布莱克的另一本书《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也被称为迄今为止以比较史学的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功范例。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通过对欧美国家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概括提出了现代化的五阶段理论。
再次是对人类社会某一特殊历史事件，例如“革命”，或者某一阶层，例如妇女、贵族、地主与农民，某一种制度，例如封建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布林顿的名著《革命剖析》比较了英国、美国、法国和俄国的事件进程，试图确立革命必须经过的阶段。(注：C.Brinton,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New York,1957.)约翰·顿的《现代革命》一书对现代历史上的革命运动的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个社会学的革命模式。(注：John Dunn,Modern Revolu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历史比较研究的目的
许多历史学家进行比较研究是为了概括出所研究的历史现象的一般发展模式，而另一些学者则是想通过比较找出某类现象的根源，例如巴林顿·穆尔的《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穆尔通过对英、法、美、中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国家结构、文化传统和经济 形态的研究，寻找不同的国家在政治现代化初期走向独裁和民主的原因。他描述了政治 现代化的三种途径：1)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向资本主义民主制；2)通过上层改革走向法 西斯专政；3)发动农民革命走向共产主义。(注：B.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Boston,1966.)佛朗西斯·蒙代尔的《日本、中国和现代 世界经济》一书运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从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与中国 在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不同位置，揭示中国现代化受阻而日本成功的原因。
概而言之，比较史学的实践似乎存在两大推动力：1)历史学家们试图认识历史发展的共同的模式，或者说历史现象的一般结构，因而进行概括性的历史研究；2)历史学家们试图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差异和独特性。许多情况下，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往往导致提出非常有用的问题和对历史现象的新的眼光。它使历史学家更好地理解在单独研究某一社会历史现象时不甚明了的问题，它也帮助历史家更精确地下定义，例如：沃尔夫在《20世纪的农民战争》这部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中，(注：E.Wolf,Peasant Wars of the 20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9.)通过对世界上多个地区 的农业经济和农民的生活状况进行研究，使历史学家能够把“农民”这个抽象概念分解 成为能够表明其地区差异内涵的更加严谨的范畴，例如：地主、佃农和挣工资的农业劳 动者，等等，并推动人们注意理论和历史事件的因果方面的问题。
文化比较研究的两种方法论
比较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科学倾向，它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从理论上概括历史现象或解释因果关系，这种观点同西方史学中的相对论历史哲学相佐，相对论者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倾向，认为历史主要是讲故事，叙述是历史学学科的基本特点。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方面，即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时，因而存在两种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和晚近受到极大注意的诠释学(hermeneutics)的方法。
持诠释学方法论的学者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渗透价值观，一个社会的文化是由一套观念、价值观、伦理规范和审美倾向组成。这些价值观和范畴只有在那个社会的环境中，在该文化特有的一套范畴体系中才能被理解。这些范畴和观念是不能被其它文化的语言所充分翻译的，比如中国文化中的“气”的范畴，它的含意即使译成“primary matter,energy”也不能被充分表达，更不能在其它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范畴加以比较。 另外，如中国宇宙论中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理论等等也是如此。
诠释学家认为对一种文化只能进行厚描述，而不能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说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诠释文化时，往往倾向于批注该文化的特有范畴概念，描述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不去真正进行跨文化的比较。他们对这些概念范畴的定义不是使它们能涵盖其它文化中的现象。这样一来，所研究的某一文化的“特质”在其它文化中就找不到了。
在具有社会科学或实证倾向的学者看来，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首先必须清楚地限定所要比较的文化现象的时空背景，例如那一个特定的时代和地区的那一特定阶层的社会行为或文化现象，而且应当做定量性的研究。此外，更重要的是使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核心词的定义能有效地囊括不同文化中的类似现象，以使比较能够有效地进行。对核心词抽象概括的层次的把握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抽象概括宛如一金字塔，对概念内涵的限定越多，该概念所指的对象越少，现象越特殊。而对概念内涵的限定越宽泛和少，它所涵盖的现象越容易找到。例如对中西文化伦理价值的基本观念研究中，诠释学者把“礼”释译成“propriety”和“rite”，由此认为中国伦理文化特殊之处在于对礼仪的几乎 宗教化，中国文化最讲礼仪。然而这样的结论不是真正实证意义上的跨文化研究的结果 ，假如我们把“礼”这个概念理解为表现了一种中国文化哲学应如何达到社会控制，我 们则可以据此考察多种文化在这方面的观念和内涵。要知道现代英国人的讲礼和古代中 国人几乎不相上下。
20世纪西方史学的进展告诉我们，历史研究的领域必须不断拓展，题材和内容必须不断推陈出新，历史研究才能与时俱进。毫无疑问，鼓励从事比较史学性质的研究可以作为我们拓展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