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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赏元素”角度分析影视作品正在流行，但那更适合解释“装修大师”(王朔评《满城尽带黄金甲》语)式的制作。尽管《集结号》动用了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的技术班底，在还原战场“原生态”(即“战壕真实”)方面的效果，几乎直追《拯救大兵瑞恩》。但是，由于这是编剧刘恒和导演冯小刚的组合，如果仅是带着观众感官刺激两小时，那也是绝对的失败之作。
令人关注的是，这部作品也是两位“前军人”在军事题材创作中的首度合作。这一点，决定了两人都会更加重视这第一份“军事作业”的成败，否则，让他们抱愧的不仅是业内声誉，还有曾经引以为荣的军旅生涯。在这方面，他们需要超越的目标不仅仅是张艺谋这样的“老百姓”，还有那些长期居于“题材垄断”地位的军方制作班底。作为军人观众，无疑更有理由期待这两位老兵对“战争本体”探讨所能达到的深度。对于军事片，军人绝不会满足仅仅由技术因素造成的视听感觉。
毫无疑问的是，作品所确定的主题是：军人牺牲及其价值。那么，我们需要考量的尺度是，它是否达到了对这一主题形而上层面的思考深度，是否让素来沉浸于这一主题的军人，在心灵深处产生了震撼性的共鸣。令人欣喜的是，他们没有辜负自己的职业荣誉。
一“指挥道义”与战场道德律
剧中，139团团长刘泽水牺牲了九连，他这一决定的出发点是，以九连的“拼光”为大部队撤离赢得时间。这在一位团长指挥权范围内，无可厚非。但是，他因此违背了一个承诺。他下达的正式命令是，九连务必坚守到明天正午12时，没有听到集结号不得后撤。作为这一正式命令的“补充文本”(完全是建立在他与九连长谷子地的个人关系，在情感层面掌握的)是：12时以后我将酌情下令吹集结号。他让谷子地把这个命令重复了多次。但是，当他得知形势变化(团突然奉命撤离，而九连正好可以牵制敌人大规模兵力)后，从大局考虑断然决定不吹这个号就走了。这导致九连几乎全体阵亡，仅存谷子地一人。
因此，团长刘泽水虽然没有违背职责，但却违背了“指挥道义”，亦即“将德”，智、信、仁、勇、严中的“信”①——这是指挥员与上级、部属之间关系的“战场道德律”。多年以后，侥幸活下来的谷子地终于探寻到真相，他比较容易地原谅了刘团长未下令吹集结号，因为这是一位优秀指挥员的基本觉悟。但是，他难以承受的是，因为九连的惨烈战斗缺乏旁证，他的47位弟兄全部被当成了“失踪者”，而不是阵亡烈士！他们的牺牲没有“名分”(荣誉)。这一结果，将谷子地本人也推到了违背“指挥道义”的位置，因为是他下令弟兄们坚决执行了命令，甚至当全连仅剩十余人有人主张“灵活掌握”(对命令进行变通式解读)时，他不惜与大家翻脸，采取了强制态度。
团长刘泽水后来在其他战事中牺牲了，但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不必经受战场道德律的心灵拷问。惨痛的是谷子地，因为他侥幸活了下来，因此一生陷入无法解脱的自责，良心无法安宁。全剧的思想和情感高潮点正在这里，谷子地在刘泽水的墓碑前悲愤交加地举起了酒瓶子，但在司号员声泪俱下(甚至下跪)替团长所作的剖白下，他最终难以掷下。正是在此处，整个影院的观众都陷入了泪水之河。生命在战火中的付出并不伤情，最沉重的牺牲是委屈。或者说，军人牺牲之重，永远不在物质层面(流血与肉体付出)，而在精神层面遭受的价值虚无感——这才是军人牺牲的真谛。
有关“指挥道义”和战场道德律的表达，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军事影视作品中很少涉及的“价值暗角”。所谓履行“指挥道义”时的困境，往往表现为指挥员在决定人的生死命运的战场上，被夹在两个正当要求之间，陷入“义务上的矛盾”时的痛苦(即所谓道德“二律背反”或“两难选择”)②，因为取舍权在自己，无人能替他分担。在所有的职业中，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得上军人那样容易受“义务上的矛盾”的苦恼。仅在这里，指挥员才不再是战争机器，而是有血肉情感的人，作为军人最沉重的痛苦均由此产生。这正是《集结号》主题开掘所抵达的深度，仅此一点，就值得向主创者致以军礼！
关于战场道德律，其普遍原则是“荣誉共享”，最高境界是“自我牺牲”。在攻克重要城池时，指挥员一般会命令各部队抽组兵力担任主攻，这样胜利后每个单位均可以分享战史荣誉。而在阵地防御轮战中，后接防部队以慰问品馈赠原防御部队，由此得到阵地上敌火力配系、雷区、狙击点等情报，也是基于“荣誉共享”原则的一种“战场情理”，因为他们曾以流血伤亡获得了这些情报。而反面的例证是，老电影《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看在党国的分上，拉兄弟一把！”蒋军“王牌”整编74师张灵甫的全军覆灭固然与整编83师李天霞救援不力有关，但苦果也是他平日对“杂牌”部队的傲慢所植。而在抗战史上，奉命救援死守衡阳长达47天、已奄奄一息的第10军时，整编74师前身74军军长王耀武就曾坦白问题症结：“衡阳解了围，方先觉岂不成了抗战英雄！”③最终导致第10军残部无奈降敌。国民党军毁于内耗，日军毁于陆海军内斗，这都是其各自从“内因”角度的深刻分析。
而“战场道德律”的最高境界，则几乎全由我军所书写。它体现在“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大部队撤离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纵深一跃，体现在上甘岭战役中正欲撤离休整的志愿军12军对15军义无反顾的有力增援。尽管12军战绩更为突出，但后来15军获得改编空降军这一殊荣，12军虽有羡慕绝无嫉妒。关于我军“战场道德律”最经典的一句话，出自12军所属的二野首长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他曾如此表达：“就是中原野战军拼光了，其他各部队照样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掷地有声，感人泪下。在这一命令下他本人所承担的“指挥道义”之重负，将永远压在一位伟大将领的心灵深处，无人能够分担。
战场道德律，是我军军人伦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以往更为关注的是“大德”，即政治道德。政治道德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忠诚”，集中表现为听党指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大德”其是由军规和法纪来控制的，带有强制性色彩，对军人个体而言没有更多选择余地。正如一个社会的秩序需要法律和道德的两极调控系统一样，军规法纪并不能涵盖军事生活(战场)中的全部军人行为。而由道德系统所调控的部分，更为丰富而具体。并且，道德调控是一种非强制性力量，主要由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来产生影响，它给军人这一主体提供了更多发挥个人能动作用的空间。可以说，仅在道德层面的军人，才是一个拥有相对自我意识的人，才为艺术表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果说，以往我们很多军事影片中刻画军人存在“概念化”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笔触未从政治、军规层面进入军人伦理层面。我们让英雄主人公的思想行动，成了注解政治、军规的工具(在塑造领袖人物、高级将领时尤其突出)；而一切入军人伦理道德层面，我们就不自觉地采取了规避、“过滤”手法。因为，表现军人伦理道德生活较为复杂，我们缺乏驾驭它的勇气，掌握不好尺度。
从戏剧理论而言，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故事情节的推动力，而这主要是指人物道德层面的心灵冲突。是否敢于正视人物内心经受的道德冲突并予以客观的表现，决定了人物是否具备起码的“生活真实”；而人物心灵冲突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强烈而集中，则是人物能否成为“典型化”艺术形象的标尺。
说到人物内心道德冲突的来源，往往是由现实生活中的某种“不理想”因素所激发，至少对当事人彼时彼地的认知能力而言，“不理想”的现实是其内心道德冲突的源泉。比如，团长刘泽水违背“指挥道义”牺牲了九连，在谷子地心里激起的是强烈的道德谴责，尽管从军法层面来说，刘泽水可能不应该受谴责，但从谷子地的个人立场上，其上级的作为就代表着一种“不合理”(也不合情)，应该讨个说法。显然，观众此刻也会选择站在谷子地的立场，被他的道德正义感所感染。在上世纪80年代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指导员赵蒙生的母亲打电话请求军长将其儿子从火线调到后方的情节，就激起了连长梁三喜、排长靳开来和全连官兵的愤怒。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在军营中的投射，正因为作家和导演都没有回避，而是以难得的勇气予以恰当表现，才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共鸣，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因此，表现人物真实的内心道德冲突，实际上是一个能否真诚面对军营生活而予以真实反映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难度，往往成为制约军事影片创作的关键。有一个相反的例证是，在电影《弹道无痕》中，优秀士兵石平阳在小说原作中本来是遗憾地退伍了，但改编为电影后则安排人物“提干”了。据说是因为审片时有领导发话：“让这么优秀的战士退伍，不是说明我们的军队留不住人才嘛。”于是，强烈的悲剧感染力被宣扬我军体制优越的说教所代替，使一部本来能成为经典的军事题材电影成了“半部精品”。
二 关怀军人“身后事”
现在有了“临终关怀”这个概念，它说明我们对于人生命的尊重已经进入细节，这是渗透了“以人为本”理念的社会进步。但是对于军人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身后关怀”。
军人，是这样一种职业：在选择它的第一天，即以宣誓的形式，公开承诺将生命权“预付”给一份至高的责任和义务，随时准备接受一种心甘情愿的“终极剥夺”。因此，生死问题这一常人生活中的极端课题，成了军人生活中的日常课题；也正因为这种非同寻常，军人的生死问题也成为最重大的军人伦理范畴。
为什么军人会选择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死观？主要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对军人之牺牲赋予了一种特别的价值认定，即无上的崇高荣誉。舍此，人们无法想象何以一个人穿上军装就应该比常人少那么多“人权”。那么，当军人为履行责任和义务而献身，对于其身后事的处理，既是国家和社会对于军人个体的人本关怀，也是事关国家政权和体制“公信度”，及对于自身合法性如何维护的重大政治课题。也就是说，军人之死，既是军人个体及其家庭之事，更是国家政权及其体制之事。轻慢对待英烈，亦即轻慢对待历史。“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换成国家人格来表达，也是如此。
将这一问题放在非常重要位置的，有两个典型的国家，一为美国，二为日本。作为二战中的对手，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在相互对立的价值立场上，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前者最有代表性的举动是，至今仍未放弃对其二战失踪军人的寻找；后者则冒天下之大不韪，以靖国神社“合祀”的行动，张扬其一脉相承的“神道”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在这些举动的精神象征意义背后，都有着对阵亡军人进行旌表、厚葬、祭祀和优待抚恤的政策系统支撑。
“战场失踪者”这一概念的潜台词，是统计学上的“糊涂账”。对军人而言，没有比这个概念更强的杀伤力。“无名烈士”这个由此引申出的概念，对于一个具备统计能力的体制来说，也是一种反讽。正如剧中谷子地面对墓碑时的悲鸣：“生下来爹妈都给起了名字，怎么就无名了呢？”在这个问题上，狭隘的“唯物论”将遭到有良知的人们的谴责。“人死如灯灭”，“化成一缕轻烟飘走了”，请不要对军人说这样残酷的话。否则，何谓英名不朽？何谓精神常驻？
不知道主创人员是否看到过2006年的这则新闻——假如谷子地得知，必定因“此道不孤”而热泪纵横：山西太原一位叫王艾甫的转业军人，依据个人收藏到的太原战役阵亡烈士花名册和阵亡通知书，在最后的有生之年为他们寻找亲人。④那是一些被遗失了的英名，在人民军队夺取政权前的残酷而漫长的征战环境中，有其可以被理解的原因。重要的是，这份迟到的“寻找”经媒体报道，赢得了当下公众无一例外的情感道义支持。对死去的人而言，这足够了。
从这一视角来打量谷子地在汶河谷地战场上的举动，主创者一定蕴含着无限深意。把不断阵亡的烈士遗体转运到煤窑深处，哪怕活着的人越来越少，难以承担这一重任。谷子地不能忍受烈士遗体在炮火肆虐下的粉身碎骨。用布而非担架“兜”起来转运的遗体，让你在震撼中知道士兵的血肉之躯在几乎“零碎”状态下仍蕴含的战斗意志！烈士的遗体是有尊严的，曝尸相当于自我瓦解军心。这是战场上最具人本色彩的又一条道德律。
在采访“百团大战”东团堡战事时，笔者曾听当地老人讲述村民处理214位八路军烈士遗体的细节：老乡们将烈士逐一抬到河边清洗干净，换上新军装，上下铺苇席后安葬。后来，日军也如此处理自己被全歼的130多具尸体，不同的是，他们架起柴火焚烧，将骨灰收敛于一个个白布包裹的木盒子，这些盒子转运的目的地是东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在给和平世界制造麻烦的那个鬼魂聚集地。⑤从这一角度，我们无法不为主创者赋予谷子地的行为，予以深刻的反思和醒悟。
是的，从人文意义上，能证明烈士牺牲价值的只有英名，史册上的记载绝不应该只是一个大致的统计数字和“无名”二字。否则，我们将因岁月流逝而陷入精神虚无状态。这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什么开始建立姓名碑和相片墙，虽然将三十万姓名全部列出的目标是难以企及的。
带着这份深深的隐痛，让我们与谷子地一道关注这些战场细节：他坚信全连47位烈士就埋在煤堆下，煤堆在这里不妨看作“战后建设”的符号，而创造了它的历史却被深埋并遗忘于地下；谷子地无法忍受的是那些后人的冷漠，这个住进煤场每日挖掘不止的老兵，已经成了人们眼中的“疯子”。多年以后，因兴修水库而意外打开的烈士容身地，令人联想到为愚公精神所感动的可鉴之天心。毛泽东曾言，那个被愚公感动的“上帝”是人民，或曰民心。于是，英灵们终于得到了这样的仪式——重建陵墓，颁发解放奖章，139团后辈军人的敬礼及鸣枪。最动人的一幕终于出现，那个凄婉绝伦、姗姗来迟的集结号，终于由当年应该吹响它的那个司号员小梁子吹响。此时，它不再是集结号——烈士们的灵魂从来没有分开过——而应该叫做：安魂号！
也许再多说几句并非多余。当进入打开的煤窑后，谷子地能辨认出47位弟兄谁是谁吗？就像他自己因为穿着国民党士兵的军服而曾被自己人怀疑一样，倘若没有他这个唯一的证人，他手下的弟兄难免也被误读。作者昔日采访一位老兵时得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和战友们的名字和党团员编号是被写在一个白布条上，缝缀在肩部的。而从国防军时代开始，我军官兵的制式军服内里，都有一个可以写下姓名及血型的红色方框。我们从国外大片中都知道，那些外军士兵们脖子上则有一对凿刻着军号编码及姓名的金属牌。金属牌自然比布条更容易在战火中得以存留。在他们牺牲后，当我们和谷子地一道寻觅时，会更容易地知道他们谁是谁。就像名字问题一样，我们也期待着未来战场上有这样的细致入微。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⑥祀，在狭义上就是指对先烈身后事的处理。中国古代典籍，从官方立场把这个事情说得非常明确。“但去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⑦自古以来，将士们也从军人立场上把心迹披露得明白晓畅，且通过小说、戏剧进入了大众文化价值层面。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这一文化理念却不断遭到伤害。且不说阶级斗争、政权更迭会让“前朝”供奉的英雄，在“后朝”即埋没荒草；即便是同一政权体制下的政策调整和演变，也会让今日的英雄转眼即成明日之黄花。而伴随商业大潮兴起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嬗变，又让财富豪杰替代了昔日疆场英雄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日本著名学者新渡户稻造曾言：“财富之路并非荣誉之路，谁一看都会马上明白。”⑧虽说有几分激愤偏颇色彩，但只要看看随着财富族群的兴起，社会公益事业和道德领域反呈某种滑坡迹象的现实，便可知将财富之路导向荣誉，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而当前正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努力，正是基于这一思考而推行的先进治国理念。
三 让军事生活成为“行动的美学”
战场，是军人这一职业价值获得最高实现的“平台”。“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即便对于我们这个情感相对保守的东方民族，也不缺乏从美学意义上解读战场，我们给这一角度的界定是：革命浪漫主义。对在硝烟散去几十年后活跃影坛的导演冯小刚而言，已有充分的条件把战场作为美学题材进行处理。战争是沉重的，但是对当事人军人来说，最重要恰恰在于超越这份沉重，而不是深陷其中。在影片中，那些把死这一严肃的事实摆在眼前，以极限的姿态优美地活着的军人，把一个个片段的美感，累叠成了一首诗。
既然军人是一种以牺牲为特征和主题的职业，那么军人之道就是一种牺牲美学——落花之美。不妨从一个细节开始这一思考：为什么世上诸多职业中，唯独军人的制服最为复杂而耀目？中国古典文学中，军人的盔甲刀枪等装束都是适合用赋体文学来大肆铺排渲染的。即便到了近现代，军人仍然拥有令人炫目的礼服、常服、作训服及外人望而生羡的军衔、勋表符号；而军人在战场和训练场上的英姿，也远比体育竞赛场上的运动员更吸引眼球。
作者以为，对于军人的牺牲，没有比赋予其“美”更好的补偿方式了。对于军人职业刻意的美化，潜藏着人类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因为在社会分工中，由军人代替公众而死，因此惟有将其美化到极致，才能稍稍弥补公众的歉疚和感念心理。同时，又可借此将烈士推向近似“神格”的地位，成为一种可以效仿的价值偶像，引领人们超越人性中的懦弱和平庸，成为追随这一英雄群体的后续力量。这是人类基于自身发展的一种集体功利。
也许只有从军事发烧友的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冯小刚会将《集结号》故事发生的场景分别设置在解放战争后期、朝鲜战争及建国后第一次军衔制实行后，因为，这几个阶段的人民解放军形象，都具有在镜头前形成最佳视觉美感的条件。1948年，已获得充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为以战场缴获为传统的我军提供了得到大量漂亮军装的可能，于是谷子地的九连在一场胜仗后“合理”的清一色佩戴着造型经典的美式M1钢盔。而朝鲜战场上唯一的场景戏就是一次化装侦察，现代京剧“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中侦察排长严伟才们的英姿，被冯小刚再次以唯美的镜头演绎，还巧妙地引申出剧中唯一的“噱头”——“穿美军军服？你长得像吗！穿李承晚的！”李承晚的也仍是“美式”。而当谷子地出现在1956年的炮兵团营房门口，首先掠过观众视线的，是从门前大桥下列队而过佩戴漂亮的船形帽、扛53式步骑枪的我军巡逻兵。一身55式中校马裤呢军服的赵二斗团长忽然跳下吉普车，与昔日的战友谷子地热烈拥抱，这一切都让人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陌生化的美感。
这缘于一般观众对我军军史的陌生。而作为军事发烧友的作者，则可以信服地指出，影片对我军形象的还原，均有着扎实的历史真实依据。我军曾经是那样的形象，只不过把它们聚集在一部影片中，略微显得刻意了一点而已。这是舞台美术工作者出身的导演冯小刚的偏爱，而这份偏爱潜藏着深刻的符号学解析的空间。电影是一种以视觉形式美为工具的艺术形式，这种“制造梦境”的艺术，需要很具体的感性形象来支撑。
从这个角度来说，要在电影中表现军事生活之美，需要在军事专业性和细节方面予以特别关注。道理很简单，军事生活的自然真实，本身就是可以欣赏的美。近年来，一些军事片之所以令人诟病，往往是因为在战事谋划、战术动作、武器运用和军人服饰方面闹了笑话。在这个“技术文化”至上的时代，一个军事片导演若获得“外行”的评价，就很难为自己的其他努力来辩解了，观众对此宁愿以偏概全。当军事题材电影越来越演变为“类型片”的今天，已经对主创者提出了相当高的军事专业背景要求；可能文艺片、爱情片导演不需要太多专业背景支持，但是军事片非需要军事专家型导演不可(至少应有参与度很深的专家顾问)。《集结号》和近年表现较佳的军事题材电影《鬼子来了》、《黄河绝恋》、《紫日》、《弹道无痕》等，其导演冯小刚、冯小宁、姜文、宁海强等均为军事造诣颇深的发烧友。而美国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在《拯救大兵瑞恩》、《落日帝国》及电视剧《兄弟连》中对战争的专业性表现，无疑显示出一位偏爱军事题材创作的大导演拥有的军事素养之标高。斯皮尔伯格从小对战争片情有独钟，但他对半个世纪来大多数二战影片的评价是：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就是刻意营造浪漫的幻象。为了实现自己关于战争片的理想，在拍摄《拯救大兵瑞恩》前，斯皮尔伯格安排包括金像影帝汤姆·汉克斯在内的主要演员全部参加了一个为期10天的军事训练营，课程有枪械、肉搏、军事手语，甚至进食二战期间的军队食物；为了制造出战地新闻片段的效果，他要求摄影师很多时候采用手提摄影机拍摄战斗场面。影片动用了大量二战时的作战武器，并出动爱尔兰军队3千余人参与演出。《纽约时报》关于此片的评价很耐人寻味：“其实，斯皮尔伯格只是简单再现了战争，但过去从来没有人这么做。”
但是，对于军事片来说，对于军事专业和细节的“拟真化”追求，可言说性还不局限于此。
我们都熟悉儿童时代的打仗游戏，孩子们热衷于装扮起来进行想象的“激战”。在这一场景中，潜藏着人类对于战争超越现实功利色彩的某种人性亲近，或者说“尚武情结”。可以断言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少年儿童普遍拥有的“尚武情结”，与那一时期尽管装备落后、军事信念和战斗精神却不输于任何强敌的我军面貌，有着绝对的内在联系。而在儿童的“战斗”游戏中，是剥离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功利性思考的，对孩子们来说，甚至穿着敌人的武装、扮演敌人，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因为军事生活之美，很大程度在于其剥离了意识形态色彩的专业性上。热爱钢枪、迷恋军服，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深刻的理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乔装鬼子兵入城火烧粮食，《烈火金钢》中装扮汉奸的肖飞买药，都是特别令人迷恋的华彩桥段，没有人会因为那身敌人“行头”而心生嫌恶。而冯小刚在其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中对电影《巴顿》片段的戏谑式模仿中，就已经流露出他潜藏已久的某种纯粹游戏色彩的“尚武童心”，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可能是最深刻而隐秘的创作心理基础。从这一点来说，他拍摄军事片并取得上佳表现，是一份命定之数。
毋庸置疑，我们太多的军事片长期负荷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功利性表达，在对较为近切的历史进行言说时，缺乏超越性的洒脱。比如，在我们的很多军事片中，对作为敌人的一方，还存在着“丑角化”、“恶魔化”的简单处理，没有真正把敌人也当作人来看待。在这一处理背后，流露出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激愤。尽管我们近年还引进了矢野浩二等日籍演员来扮演“鬼子”，但除了外貌更接近、且改说日语外，在我们的导演控制下，很难说有超过了《平原游击队》中方化所扮演的“松井小队长”的。又比如，我们很多战争片中的“战壕真实”，是敌人的子弹打在土垒前“啾啾”地溅起一些烟尘，而英雄们只要略低一下头就可以像躲避石子一样化险为夷。这一处理背后隐含的理念是，我们不能将战争渲染为恐怖的，因为我们需要号召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战争，而不是因此而动摇。所以，《拯救大兵瑞恩》中奥马哈海滩血腥登陆的24分钟，令我们格外感到震惊和窒息，而阵亡者身下汪着的鲜血和飞溅的残肢更是令人惊悚。但这正是战争的“原生态”。在我们无法回避引进国外战争大片的大背景下，这一真相已经无法回避。于是，我们有了自己类似的大制作，比如电影《太行山上》中的“战壕真实”，就有了前所未有的表现。
我军的历史，是以反抗侵略和压迫、赢得独立和民主的解放战争史。对正义性的伟大战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继承和发扬“讴歌”的创作传统。当下，我们最需要努力的，就是如何在政治性负荷之外，探索较为纯粹的战争题材的表达路径。冯小刚在拥有了“回望”的心理优势后，终于在这一点上获得了超越前辈的突破性贡献。《集结号》中火爆真实的战争场景，无疑是一个新巅峰。而投身战争的英雄们是那样“有型”，对其浴血牺牲的审美性呈现，唤起的无疑是观众全新的敬仰感，这种感情将引导人们继续一如既往地肯定我们的战争，而不是相反。
战争电影，固然离不开“正义”与“邪恶”之类的政治价值判断，但不能总是止步于此，否则军事电影可能永远无法摆脱“宣传片”的痕迹。在“阶级仇恨”、“冷战”这类意识形态因素，已渐渐在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和利益空间的未来战争中“淡出”的时代背景下，对战争进行纯粹意义上的本体性探索，是军事电影创作实现突破的一个出口。应该看到，由政治意识形态叙事转入美学叙事，探索表现较为纯粹的军事生活之美，当下已有较为宽阔的空间。电影《冲出亚马逊》中，较量的士兵们就不再有“两大阵营”的背景，而是在特种兵“共同课目”下兵与兵的较量，是士兵对自我生命极限的挑战和超越。《集结号》虽然是以“内战”为背景的，但已经淡化了对“蒋军”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反动性的抨击，交战的双方只是“我军”与“敌军”这一对基本的战场元素。甚至，影片将进攻汶河谷地的“蒋军”精锐部队的战术动作表现得相当专业，反倒更衬托出我军防御战之战术水准和英勇牺牲之价值。“专业”的，在这里已然成了“美”的代名词。
“美丽的甲胄和刀枪之属，展示了武士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⑨将军事生活的日常之美(军人威仪)和战场之美(正义的暴力和牺牲)推向极致，并付诸实施，可以称为行动的美学。也许，在接受了太多“因牺牲而有意义”的阐释以后，我们还需要“因牺牲而美”、甚或“因美而牺牲”的表达。它更具人本色彩，也更容易实现我们在“主旋律”电影中所需要的那种感动和唤起。
当下，“让你死得很难看”，已经成了新生代们的口头禅。死都死了，还在乎难看吗？但你得承认，这看似不合逻辑的社会文化风尚，正是这一代人的心态。这一点，倒与军人的美学观念不谋而合。对军人而言，不能肮脏难看地死，死如落花一瞬，平素就要留意。对战士而言，死不足惧，“砍头只当风吹帽”，我们需要的是：牺牲，并且美丽。
军人对于装扮、仪表格外用心，其实体现了一种修养：今日死也好，明日死也好，不管什么时候死，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决心心态。如果战死时邋遢难看，说明平素的觉悟程度就值得怀疑，也会被敌人所轻视。“武士的工作主要就是些这样的事情，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需要花时间的事情了。”⑩想想军人日常生活中的队列训练、整理内务、检查军容诸事，确实都是这样一些平静、单调的修饰类举动，然而，只有在真正的艺术家的眼睛里，能从这些波澜不惊中看到隐约透射的铁血气息。是的，这就是军人在献身前的预备姿态，可能漫长，也可能短暂。这一点，在陈凯歌的电影《大阅兵》中曾得到极佳的阐释。
当下，由于电影投资规模和外请专业团队方面的优势，军事电影对军事生活“硬系统”的表现，如枪火、场面、特技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观；但是对军事生活“软系统”，如军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表现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缺陷，需要付出特别努力。矫揉造作、不说“人话”、徒有其表的军人，还充斥银幕。而仅仅出于商业目的滥用港台明星扮演我军军人，更加剧了这种倾向。在这方面，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士兵突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该剧在对士兵在兵舍与训练场上日常生活情态的还原，达到了相当逼真的境地，呈现出全方位的情境真实，一个个以“士兵本色”出演的无名演员都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大明星。试想，如果不是建立在感同身受的心灵体验的层次上，主创者怎么能写出蹲在壕沟里担任报靶员的两个士兵之间的简单对话？像“绝情坑主”这种带有时代气息的青年士兵“切口”，只能出自和兵一起在坑里蹲过并用心玩味过士兵风俗之美的内行之手。《集结号》中谷子地对敌战场喊话时的“子弹”和“饺子”之誉、描述战争场面的“头顶上飞子弹，裤裆里跑手榴弹”、描述初上战场者克服恐惧心理的“见点血就好了”之类的精彩语言，也不是外行所能想象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军事生活之美的表现其实也很简单，只要拥有一种“专家叙事”的权威感即可，但要做到这一点又实在是难而又难，因为问题又回到了那句已经被念滥了的经——“深入生活”上。
注释：
①《孙子今译》，孙武撰，郭化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
②王联斌：《军人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 34页。
③《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 987年版，504页。
④余戈、张铁汉：《让烈士英灵回归故乡》，《军营文化天地》杂志2006年第9期。
⑤余戈、薛子利：《东团堡：“玉碎”倭寇此处遗长恨》，《军营文化天地》杂志2005年第8期。
⑥《春秋·左传集解》，左丘明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722页。
⑦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第三十二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 984年版，第893页。
⑧[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商务印书馆1 993年版，第45页。
⑨[日]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阵基(笔录)：《叶隐闻书》，李冬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⑩同上，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