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大后方论文,国民党论文,政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虽然实行国共合作，但国民党仍不放弃其专制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为了在大后方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共南方局在领导大后方的抗战文化运动过程中，组织进步文化界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重要成就。过去学术界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很少，本文拟对此作点专门探讨。
一 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表现种种
10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在对中共实行残酷军事围剿的同时，对革命文化则实行严酷的文化围剿，严厉查禁进步书报，捕杀进步文化人士。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国民党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开放政策，人民的言论出版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原来顽固反共反人民的文化专制政策有所松动。如有限地放松文艺检查，放弃对郭沫若等文化名人的通缉和迫害，下放出版检查权等。这就使得抗战初期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抗日书刊、文化团体、文艺作品、救亡宣传等，都出现了此前少有的繁荣兴盛局面。然而好景不长，自1938年春起，国民党又开始收缩了刚刚有所松动的政策，重新推行文化专制政策，这主要体现在：
颁布一系列反动法规。1938年3月， 国民党颁布《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开始查禁抗日书刊，同年7 月专门通过《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20条，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将审查“成书”改为审查“原稿”，强调对“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的所谓“反动言论”，必须加以查禁。1939年12月又颁布了《战时新闻检查惩罚办法》，1940正式发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加强对新闻舆论、书刊杂志的控制。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了更露骨的文化专制政策，为此，又颁布了《杂志送审须知》，规定在刊物被删削处不准“开天窗”，不准注明上省、中省、下省等字样或其他任何足以表示被删改之符号。这表明他们既要摧残和砍杀革命文化，又害怕读者的抗议和愤怒。此后，为了贯彻反动的“文艺政策”，国民党又先后于1943年发布了《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 《国民党文化运动纲领》， 1944年颁布了《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1945年发布《出版品审查法规与禁载标准》等。国民党凭依这些反动法规，对革命文化进行扼杀和摧残。
设置反动文化机构。早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国民党就决定设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各省市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处。广州、武汉失守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在文化上也更赤裸裸地实行高压政策。1939年2月， 国民党特在陪都重庆设立“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以查禁进步戏剧电影及演出活动。后来又借口“履行思想领导责任”、 “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 于1941年2 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以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为主任委员，潘公展、洪兰友为副主任委员，林紫贵为秘书，华林为总干事。“文运会”的主要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中央“文运会”成立后，相继在广东、江西、湖北、甘肃、四川、陕西等省成立分会，以便从中央到地方实行文化专制。
制订反动的“文艺政策”。1942年下半年，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国统区的广泛传播，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国民党为了抵销《讲话》精神的巨大力量，“纠正共产主义的左倾”，又进一步加紧其文化专制，特别是加强反动的思想统治。经过一番酝酿，以国民党“文运会”名义于1942年9 月在重庆创办了《文化先锋》杂志。张道藩在该刊创刊号抛出由他撰写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把被国民党当局歪曲了的“三民主义”规定为文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提出“三民主义文艺”要为“三民主义”政治服务，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服务，也即为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服务。文章明确提出文艺创作的所谓“六不”与“五要”。所谓“六不”是：（一）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二）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三）不带悲观的色彩，（四）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五）不写无意义的作品，（六）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五要”是：（一）要创作我们的民族文艺，（二）要为最苦难的平民而写作，（三）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四）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五）要用现实的形式。张道藩这个“文艺政策”的实质就是要把国民党自20年代以来的文艺法令更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和法西斯化。所谓“三民主义文艺”、“民族文艺”，其实质就是只准写生产共济、不准写阶级和人民文艺，只准歌颂国民党而不准暴露国民党的黑暗，在抗战中不准有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并以此绞杀抗战文艺与人民文艺。国民党“文艺政策”抛出后，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赶忙撰文为它吹嘘、捧场。《文艺先锋》辟专栏进行所谓“文艺政策”讨论，《中央日报》、《中央周刊》也接连发表文章予以鼓吹。
按照反动政策法规，对革命文化大加摧残和扼杀。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1年6月，禁止书刊9600余种，而且1941年至1942年间， 这种摧残更趋严重，仅重庆地区被查禁的书刊就有1400余种，被禁演的剧目有110余种。1943年被查禁的书刊又有500余种。中共“所影响的杂志，多被当局籍故取消出版证”（注：《南方局关于文化运动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这便使得1941年成为“文艺界消沉的一年，本来蓬蓬勃勃的气象，全被春江的寒流冲散。”如重庆“在整个的一年中仅《抗战文艺》出过两本，《七月》出过两本，《文学月报》出过三本，《文艺阵地》出过三本，因此普遍的发生着书荒。”（注：参见1947年现代出版社刊印《中国抗战文艺史》。）进步报纸也同样遭受扼杀，如由郭沫若任社长的著名的《救亡日报》在皖南事变后即被封闭。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从1940年12月直1941年5月被砍稿件达260篇，被删节150次， 使其几乎无法照常出版，从1941年2月起被迫改为每天只出半张。
压迫和扼杀进步文化团体。对进步文化团体，国民党先是实行拉拢手段和高压政策并用，如对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三厅”），先是笼络，暗示如按他们的意图开展工作，可拨一个军的经费；后见笼络无效，便从经费上卡脖子，令其收缩规模、减少编制。随着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政策重心的转移，则对进步文化团体的摧残压制更严重。特别是对重庆和桂林这两个抗战文化活动重点地区，更是严厉防范。如1939年7月和1940年2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和国民党中统局分别发出密函，要求对重庆、桂林以及昆明、成都等地的“左倾文化团体”“严密注意、切实防范”或“严予取缔”（注：参见《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422、427页。）。这时不但郭沫若主持的“三厅”被解散，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10个抗敌演剧队也被国民党解散了5个，4个抗敌宣传队被解散了三个，连孩子剧团也不能幸免，幸得周恩来、郭沫若等果断决定，将其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才得以保全这些革命新生力量。
二 大后方进步文化界同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
为了放手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中共不能不领导进步文化界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进行坚决的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可以说，国民党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过程，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力量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斗争的过程，是国共两党争夺抗日文化运动领导地位的过程，也是决定并保证中国抗战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过程。
抗战初期，利用国民党对抗战文化的控制暂时有所松动的条件，中共领导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以文艺为武器，“用笔来发动民众保卫祖国”，打击日寇野蛮侵略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在实际上掌握了“三厅”和“文协”等文化机构和团体的领导权。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民党并没有放弃它的文化专制政策，所以共产党也同时领导开展了反文化专制的斗争。如通过舆论和国民参政会等合法场所，坚决领导广大群众开展了反对查禁救亡书刊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推迟或减少某些检查。中共南方局成立后，随着1939年1 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其反共逆流的到来，和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出版界检查、压迫的逐渐加剧，文化专制行为的日益严重，这种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斗争，也就更为激烈。这主要表现在：
1.强烈呼吁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
1940年4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界努力的方向》， 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文化界拼命制造各种开倒车的复古运动和阻碍一切进步的、对抗战有推动作用的思想文化发展的恶劣行径。并指出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文化运动进步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号召中国进步文化界人士，必须共同反对倒退现象，反对政治上文化上的开倒车；要求实现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决议中关于言论、思想、出版自由的条文，废除关于书报杂志检查和禁止的法令。同年9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共产党员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动员各阶级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国统区文化运动。1942年2月7日，《新华日报》又发表《论文艺界的动员》的社论，历数了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给文化界造成的诸如出版沉寂，文化活动缩减等种种恶果。强烈呼吁负责当局检查文稿作品时，必须在抗战所许可的范围内给以较多的写作自由，取消那些无谓的限制。社论还号召文化界人士认清自己的岗位，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韧，忍苦耐劳，发扬“西伯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屈原赋离骚，左丘传国语，孙子编兵法，司马著史记”（注：《论文艺界的动员》，《新华日报》1942年2月7日社论。）那种从艰苦困厄中奋斗出来的优良传统，在文化专制的重压下，愈战愈奋，将全部精力贡献于坚持抗战所急需的文化动员工作，向胜利的前途迈进！1944年4月 16日，《新华日报》在《祝“文协”成立六周年》的社论中，再次指出文艺只有在自由与民主的花园中才能茂盛地开花与结实，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给予作者言论、思想、著作、出版等民主自由权利。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大后方文艺界在举行各种纪念会、座谈会中，也多次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要求当局给予思想、言论、创作、出版自由。
不少作家还撰文强烈谴责国民党对文艺的干涉政策。如欧阳凡海以吴往为笔名撰写的《关于“文艺政策”与“文艺武器”论》一文，就明确提出“我们始终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性的对文艺的干涉”；以群也撰文指出：“以政治的权利从外面限制作家作品”，是“得不到好的结果”的，抨击国民党“文艺政策”扼杀进步文艺的反动实质，并断定其必然破产的结局。许多作家还以文艺作品来谴责和抗议国民党剥夺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文化专制政策，巧妙地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例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就是茅盾所称赞的冲破国民党禁锢的“第一声号炮”，“这虽是一个历史剧，然而有百分之百的现实意义，是适当其时的‘爆炸’，是大后方抗战文艺运动在黑暗深沉中再进军的嘹亮的号角。”（注：茅盾：《抗战文艺运动概略》，1946年9月。 ）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实际上也是对使“人民没有思想、言论和行为的自由”的蒋介石政权的反击和抗争。
当时还常常利用各种纪念活动和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寿辰举行集会，鼓励文化人努力开展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例如王若飞在《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一文中，就曾特意引用了茅盾在一篇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我们希望国内的文艺青年，再不要闭了眼睛冥想他们梦中的七宝楼台，而忘记了自身实在是住在猪圈里。我们尤其决然反对青年们闭了眼晴忘记自己身上带着镣锁，而又恣意讥笑别的努力想脱出镣锁的人们。”（注：参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第368页。 ）以激励人们认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勇敢地去争取思想、言论的自由，坚决地去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作斗争。
2.深入批判国民党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
张道藩炮制的“文艺政策”出笼后，大后方进步文艺工作者就从各种角度上对其加以抨击。1942年9月27日， 《新华日报》刊登苏黎《鸵鸟》的文章，即这样讽刺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当驼鸟遭到追捕，无法脱身的时候，便纳首于草丛石隙中，双目一闭，泰然自得，以为天下从此无事。”谴责国民党的反对写黑暗的“文艺政策”就是“逃避现实”的“鸵鸟主义”，其目的是“置文艺于死境”。文章并指出：凡是嚷嚷“不准描写黑暗”的论客们，既非文艺作家或批评家，“倒全是于文艺无缘的”（注：参见苏黎：《鸵鸟》，《新华日报》1942年9月 27日。）。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出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是其官僚政客炮制出来的，是为其法西斯统治服务的。文章虽寥寥几百字，却犹如投枪匕首，攻势凌厉，击中要害。郭沫若和茅盾也发表文章尖锐批判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反动“文艺政策”。茅盾说：“现在这世界，到处展开了善与恶的斗争，前进与例退的矛盾，光明与黑暗的激荡，这就是现实。单单挑出一面来写，就非现实。所以一部文艺作品而要反映现实，就不可能舍一取一。文学作品正要表现出善与恶如何斗争，前进与倒退如何矛盾，光明与黑暗如何在激荡。然后能发生教育作用。”（注：茅盾：《从百分之四十五说起》，《中原》第一卷第4期。 ）而“只许歌颂，不许暴露”的官方文艺政策，给作家们在下列二途选择其一：如果不愿闭目扯谎，那就只有回避现实。当然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搁笔。”（注：茅盾：《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文联》第一卷第1期。）郭沫若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实主义文学“它必须‘彰善阐恶，树之风声’，因而它的骨子里面便不免有‘刺’。中国的儒家经典中的《诗三百篇》，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刺’”（注：郭沫若：《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1943年《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这些论述都有力驳斥了国民党“文艺政策”的荒谬性，肯定了文艺作品既要歌颂光明又要暴露黑暗的必然性和合理性。1943年10月鲁迅逝世七周年时，文艺界原准备开纪念会，因国民党的阻挠而未开成。于是大家便转而写了大量文章纪念鲁迅，这些文章也对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如有的文章指出，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是一种怪论，任其下去必至是非不分，曲直不明，阻碍文艺的发展。进步文艺工作者还纷纷召开文艺座谈会，对反动的“文艺政策”进行抨击。如以群在重庆和光末然在昆明分别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与会者中就有许多人非常气愤地批评国民党的“文艺政策”。
在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程中，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也结合学习《讲话》，发表文章深刻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反动“文艺政策”，一时形成了鲜明的对阵：你吹捧你的“文艺政策”，我宣扬我的《讲话》精神；你叫喊文艺要“以全民为对象”，要为全民服务，我宣传“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你不准暴露黑暗，我宣传“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针锋相对，阵线分明，从而使《讲话》成为抵制和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强大理论武器，贯彻《讲话》精神成为抵制和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最有效方式。
3.坚决抵制法西斯主义的书报审查制度。
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尽管遭到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批判和摒弃，但它仍竭力施行。因此，南方局还领导进步文化界在实际工作中，对文化专制政策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书报审查制度进行了坚决斗争和巧妙抵制。
为了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的书报检查制度，重庆进步文化界多次呈递请愿书等，要求国民党废除新闻书报检审制度，并于1944年5 月公开发出《对言论出版自由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不无愤慨地指出：“七年以来，言论、出版、学术研究、戏剧公演等所受之限制，实至繁且苛”，“许多翻译名作，学术专著，以及描写战时现实或过去历史之文化作品，虽绝无违背‘抗战建国纲领’及妨碍国家民族得益之处，亦均在‘不合国情’、‘不合国策’或‘不合抗战要求’等等笼统批驳之下，遭受禁止出版并扣留原稿，致使作家深感动辄触禁之苦”。《意见书》明确提出：“我们为民族前途计，也为文化前途，特请求政府根本废除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开放言论、出版、研究及公演之自由”（注：《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3页。）。同月，洪深、老舍、郭沫若、茅盾、夏衍、姚蓬子等78名文化人士又联名发出《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要求“书刊出版之后，非经法律手续，不得禁止发行，各地军政当局，不得禁扣书刊，干涉演剧。”（注：《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请愿书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禁令”。当然国民党顽固派是不会答应这些要求的。到日本战败投降后的1945年8月31日，重庆《中华论坛》、《宪政月刊》、 《民主世界》等八家杂志社代表又开会，认为战争已结束，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已无存在的必要，决定函请国民政府明令废止， 并从9月起自动不再送审，以抵制图审制度。此消息一传出，成都及外省市不少新闻出版及文化团体纷起响应。同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又发表时评，概述国民党顽固派长期实行原稿审查制度的法西斯罪行和恶果，号召“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大后方新闻出版界发起了一个强大的拒审、拒检运动。迫使国民党中宣部不得不宣布从10月1日起， 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这时抗日战争虽已结束，但国民党被迫废止书报检审制度，却是中共领导大后方进步文化界自抗战以来同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多年来反文化专制斗争的重大胜利。
4.努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
没有可观的进步文化队伍，就没有足够的斗争力量。所以要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进行更有力的斗争，就必须尽可能地扩大抗战文化统一战线队伍。中共南方局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和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三厅”）这两大团体为基本队伍，大力加强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三厅”在被国民党强行解散后，南方局又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所处的合法地位，广泛团结和包容进步文化人士，以时事宣讲、文艺讲座、国际问题讲座，新史学讲座等学术活动方式，冲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统治，广泛开展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不仅在文艺界和社会科学界加强队伍建设，还注重在科技人士中开展工作，先后建立过“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民主科学座谈会”（“民主科学社”），以团结和吸引科技界人士积极投入反抗日本侵略和反对封建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南方局还特别注重从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甚至安全保障方面关心和爱护进步文化人。如皖南事变后对处于白色恐怖中的进步文化人实行安全疏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滞留香港处境险恶的文化人实行秘密大营救，对贫病交加的作家发起筹募援助运动等。通过这多方面的努力，将大批进步文化人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大大增强了同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斗争的力量。这是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斗争成果的力量保证。
三 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斗争的意义
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是一场重要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斗争，也是一场重要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它使国民党扼杀抗战文化的企图破产。尽管国民党处心积虑对进步文化实行压迫、扼杀的专制政策，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进步文化人进行不懈的抵制和斗争，因而抗战进步文化仍在发展，仍有重要成就，如进步报刊仍在艰难曲折中发展，特别是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中共机关理论刊物《群众》，依然若山城红岩巍然屹立。其他不少进步报刊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为抗战救国呐喊呼号，从而使文艺特别是戏剧在抗日民主斗争中不断发展，对推动抗日救国起了很好的宣传、动员、鼓舞作用；由于南方局的正确领导，大后方在马列主义宣传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对推动抗战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取得的这些卓著成就，便使得国民党扼杀抗战文化的企图最终破产。
第二，它使《讲话》精神得到更好的贯彻。国民党于1942年9 月抛出“文艺政策”，其目的之一，是要抵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在批判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和大力宣传了《讲话》，明确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懂得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是歌人民大众之功，颂人民大众之德”的文艺，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此后创作了大批反映社会阶级矛盾和歌颂光明、暴露黑暗的为人民服务、为抗日服务的作品，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指导作用。换言之，批判“文艺政策”使《讲话》得到了更好的贯彻、贯彻《讲话》精神又更好地推动了对“文艺政策”的批判，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第三，它使文艺界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抗战初期，进步文艺界及文艺作品还存在一些弱点，如强调民族观点而比较地忽略了阶级观点，有些文艺作品未能反映社会主要矛盾与重要斗争，进步文艺工作者中也有的人注重团结而忽略斗争，以为批判、斗争会引起磨擦，妨碍统一战线；暴露黑暗会不利于抗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大后方的抗战文艺还要不要暴露国民党的黑暗，还要不要跟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直接进行公开斗争，回答是肯定的。通过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批判和斗争，和在这场斗争中党对进步文化人的支持和引导，文化界上述弱点大大克服，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在政治思想上明确了跟国民党进行斗争、争取民主的重要性，政治斗争性大为增强。同时，通过斗争，沉重打击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将反动的“文艺政策”批得体无完肤，使之始终无法在文艺界顺利推行。不仅如此，广大进步作家还创作了不少与国民党的“不准写黑暗”的法西斯“文艺政策”大相径庭的、暴露国民党黑暗统治以及描写人民反抗斗争的文艺作品，体现了进步文化人敢于斗争的精神。
第四，它使文化的斗争具有政治斗争的意义。文化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文化，通过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因此，作为制约和控制文化活动的一定的文化政策，总是体现着一定阶级、政党、政权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并为之服务的。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反映，因此同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化斗争本身而具有政治斗争的意义，它直接地通过要求废除包括反动文艺政策在内的一切限制民主自由的政策，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同时通过参加反对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广大进步文化人也认识到了争取政治民主对发展进步文化的重要性，并在后来自觉地将抗日文化运动纳入人民民主运动的轨道，文化运动与民主运动紧密结合。如抗战后期，在大后方民主运动蓬勃兴起之际，广大进步文化人积极投身这一运动，并发表与共产党的建立联合政府主张一致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同时将以宣传抗日为中心的文化运动逐步转向以宣传反蒋独裁、建立联合政府为中心的文化运动，从而使大后方文化运动的性质由抗日民主逐渐进入人民民主的新阶级，保证了抗战文化沿着正确的政治目标向前发展。
收稿日期：199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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