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基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根源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危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6-0077-08
如果以2007年初为起点，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已经整整两年了。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成了全球性的次贷金融危机，是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次贷危机引起了世界的金融动荡，传导到中国，给中国无论是对虚拟经济还是对实体经济确实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对于这场金融风暴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理论的冲击等等，需要理论界、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在这里，我们尝试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视角，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的根源。
一、主流经济学对危机根源的解释
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流派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但是我们梳理一下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就会发现主流经济学家对危机根源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同约性的固定模式，那就是从市场运行中的具体层面和技术层面寻找危机生成的根源，诸如“监管缺位”、“政策失误”、“金融创新”等原因的解释。
1.所谓监管缺位。审视美国次贷危机，整个危机过程只有一到两次的违规，其他过程全部是合法的，而且是符合经济学的评价。违规的地方就是不具有资格的人获得了信贷，银行把这个信贷打包卖给其他的投资机构，其他投资机构再进行打包再卖，并且把它做了保险，最后发现无论是评级机构还是监管机构都没有对这个事情发出预警，于是就出现了金融风暴。①也就是说，贷款机构纷纷推出零首付、零收入与资产证明、仅付利息、负摊销等做法，向那些信用差、负债累累甚至是没有收入证明的人提供抵押贷款，并且允许采用浮动利率形式。贷款机构将存在信贷泡沫的抵押贷款经过处理卖给了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对次级抵押贷款进行证券化处理，层层打包成抵押凭证(CDO)之后卖给投资者，结果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这些充满了泡沫与风险的抵押贷款证券产品等于是将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放大的产物。随着利率的提高，房地产融资的成本逐渐提高，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利益链条也就变成了危机传导链条。李建伟认为：制度性的因素对次贷迅速扩张、没有限制的扩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交易机制不透明和缺少流动性保障的缺陷，很容易引发流动性危机，一旦出现问题，这个市场交易就中断了，金融风险管控不力，导致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扩张过度，金融机构内部，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自身有一个监管机制的问题，这种金融创新好像把风险分散了，但实际上一种产品的风险你把它分散了，有更多的投资者承担风险，一旦出现了大风险以后就演变成为系统性的风险。②梅拉梅德认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次级房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不够透明，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这种债务风险不断积累，为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二是政府监管缺位，政府把次级房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给这些私人机构留下了很多操作空间，然而这些机构采用的评级标准并不十分可靠。③大卫·科兹指出，目前的美国金融风暴，是资本主义一种特殊制度形式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作用的结果。由于金融管制的解除，没有了国家的密切监管，资本主义的金融部门就会出现内在的不稳定。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裂，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④
2.所谓政策失误。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格林斯潘时代错误的货币政策。首先，这个政策造成了房地产泡沫及其破裂。使低息时期形成的房地产热，随着高息时代的到来和流动性过剩而见顶回落，次贷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使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还贷，而且难以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来获得融资，结果房贷机构形成了大量的次贷坏账；“两房”、投资银行、全球各类投资者手中的大批次贷由于失去偿付来源而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从此汹涌袭来。其次，这个政策还造成了对金融衍生工具和杠杆交易的滥用。在格林斯潘掌舵美联储时期，他不顾国会议员和华尔街人士的一再风险警告，坚决支持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任意发展，以致华尔街贪婪的投机者让金融衍生品市场在缺乏监管的条件下越滚越大，最终把美国乃至世界其他金融机构卷入其中。⑤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乔纳森·特南鲍姆所说：目前的金融危机是“由某种经济政策和观点上的失误所导致的崩溃性的危机”。⑥从宏观层面来看，美国的经济政策只关注了其国内问题，忽视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应承担的责任，最终酿成此次危机。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为刺激经济，美联储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直至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的历史最低点1％，并将如此低的利率水平保持了相当长时间。就财政政策而言，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使原本已经过度依靠消费拉动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另一方面，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导致美国政府开支及赤字不断扩大。美国所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减税计划，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催生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扩大。资产价格过高引发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直至危机爆发。从微观层面和监管角度来看，此次危机所暴露的问题更为突出。以美国大型投资银行为代表的许多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这些机构漠视风险控制，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制衡机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例如，一些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放任管理层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疏于对风险的适当评估和有效控制，甚至纵容欺诈性的资产承销和经营行为，以追求市场份额、业务增长和高额奖金。这样“绅士俱乐部”般的公司治理，无法阻止高管层在短期利益刺激下过度扩张有风险的业务，⑦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
3.所谓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发展，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扩大效应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从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来看，近年来，负有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和稳定职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较多的精力放在了应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上，对于具有更大影响的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状况关注不够，不仅未能发挥早期预警作用，而且在危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应对亦不够及时。约翰·斯诺认为：在银行的借贷方面，美国的银行犯了很多错误，创造了许多所谓金融衍生工具，正是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次级债券从美国的银行流入到了资本市场，流入世界其他的资本市场，所以次贷危机的根源正是美国的银行。⑧裴长洪认为：金融创新的依据是次级按揭贷款的利率比较高，一些金融机构降低贷款风险标准，发放次级按揭贷款，还出现零首付贷款、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等降低贷款门槛的金融产品，出现了专门经营次级按揭贷款的金融机构，这样就把个人住房贷款的市场规模放大了。资产证券化后扩大了风险，各种经营次级按揭贷款的金融机构根据信用风险评级将这种债权资产证券化为不同级别的住宅抵押支持证券，投资银行购买这种证券后，再出售给各种投资者，这使银行可以在既定资本条件下发放多轮个人住房贷款，同时，投资银行把流动性差的债券凭证跟别的债务资产打包，这种抵押证券被打包以后的债券凭证就叫CDO，这样就再次进行了证券化的融资。由于美国的商业金融机构很发达，有对冲基金，还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中介公司，针对每一种金融机构的需求，投资银行又发明了各式各样的专门的CDO，还有债权保险(CDS)，信用违约互换，这也是债权债务的凭证。这样，资产证券化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这样狭小的基础上迅速膨胀起一个很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次级抵押贷款二级市场转让过程中风险并未完全转移，利益相关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旦利率上升，房价下降，资产缩水，举借新债困难，违约增加，生产链条便会发生资金断裂。⑨创新过度导致金融风险扩大化。正常的金融创新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分散金融风险，但过度的衍生加上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了金融机构风险与收益不匹配，风险不仅没有分散掉，反而被放大许多。评级机构没有真正承担起金融市场“看门狗”的责任，不仅因利益关系产生一定的道德风险，其顺周期的评级结果还与“盯市”的会计准则一起，共同助推了资产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和泡沫的积聚，并加速了资产泡沫的破灭，使美国出现了次贷危机。
我们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主流经济学家基本上是将次贷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监管缺位”、“政策失误”、“金融创新”等因素，也就是说，相对于资本世界的制度框架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
二、马克思的危机根源理论
马克思危机理论是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建立的。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李嘉图、萨伊和瓦尔拉斯等人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的状态，货币只是进行交换的媒介，否认资本主义市场存在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分析，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和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市场金融、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核心内涵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形成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根据这个内涵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危机理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得到了完整的展开。马克思认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⑩。以马克思的视野来看，“监管缺位”、“政策失误”、“金融创新”之类的说法，其实都是危机的表面现象，拿这些表面现象说明危机的根源，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危机的真正原因。(11)
1.危机生成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经济形态下生产的基本区别。商品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价值的增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是货币或财富的增加。经济运动过程也与以往不同，以往是由物到货币再到物的过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产业资本的运动方式，从起点到终点都发生了变化，它的起点是货币资本，中经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实现价值增值后又回到货币资本形态的循环过程，其循环过程可用公式表示为：G—W…P…W'—G'，其中G—W是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即购买阶段；W…P…W'是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W'—G'是第三阶段，即销售阶段。产业资本要实现周而复始的顺利循环，必须要三大职能资本在时间上连续进行转换，在空间上同时按比例分配在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才使资本运动过程本身潜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的相互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其次，资本主义银行的出现，信用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相互转换时间的差异。因为信用的存在可以使同一笔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果某一个企业出现支付问题，则很可能会波及其他相关联的企业或信用机构，从而引起社会支付链条在许多点上的中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2.危机生成的现实性。当然，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一书中提到：“现实的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涌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12)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的基本线索。促使资本主义危机生成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竞争的加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是以其所包含的社会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则可获得超额利润，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各个资本家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单个资本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加快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另一方面也包括资本的联合与兼并。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是：改变资本构成、增加不变资本而相对减少可变资本的比例或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劳动成本。结果是企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迅速增长，劳动者贫困的积累，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尖锐化。二是信用制度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时，经济危机随时都会成为现实。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13)“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14)就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借助于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相互转换时间的差异，信用可以使同一笔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掩盖了生产过剩的事实，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开始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15)。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的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16)遭到破坏的时候，信用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经济危机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
3.马克思危机理论逻辑的现实检验。根据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扩大生产规模，进行资本积累。然而，在资本雪球不断滚大的同时，社会中两个阶层的分化也愈来愈大：一边是财富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积累，一边是贫困在多数雇佣劳动者手中积聚。这种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社会生产运动中就是：一边生产规模在无限扩大，一边购买能力在相对缩小。正是这种生产规模与购买能力的非均衡发展最终导致社会资本运动的中断，即危机爆发。但近年来，资本主义在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金融创新也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为了刺激消费，缓解生产过剩的危机，美国推出了次级抵押贷款，让不具有购买能力的群众以透支未来的形式提前消费。表面上看，这种零抵押、零首付、低利息的金融创新方式将美国的房产及其他商品市场推向了繁荣。然而，“透支消费”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短短的几年间，美国房产市场泡沫就开始膨胀。在房产市场泡沫高强度膨胀的情况下，美联储只好收缩货币政策，调高利息率。利息率的连续上调最终使得次级贷款债务人彻底失去了偿还能力，违约率伴随利息率不断增加，多家次级市场放款机构深陷坏账危机，美国股市应声大跌，并波及亚洲股市，美国金融机构被动收缩，金融危机爆发。这样，金融危机的根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次贷危机的病症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消费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
三、“扩大需求”为什么成为危机的根源
当前，许多学者认为，对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之前的经济危机，马克思的理论或许还有较强的解释力，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当代的资本主义”已非“彼时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过时了，因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具备了克服危机的免疫力。因此，对于时下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系统的危机，虽然引起了人们对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回忆，但是，经济学家却更多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否认了两者的同源性。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两次危机演变的前因与后果，就会发现尽管主流经济学否认两次危机的同源性，但在最终解决途径的选择上却又无奈地绕回了老路——扩大需求也成为危机的根源。
1.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全球工业国家无一幸免，可以说是历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经济衰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20世纪20年代美国出现经济繁荣。此时，整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发财致富成了人们最大梦想，投机活动备受青睐，享乐之风盛行，人们把这时的美国称为“疯狂的20年代”。尽管这一繁荣造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但繁荣本身却潜伏着危机。农业一直都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始终贫困，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贫富极度不均。全美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被5％的最富有者占有；60％的家庭年收入为仅够温饱的2000美元水平；还有2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000美元。由于大部分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社会购买力明显不足，引发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大量资金并没有投入到再生产过程，而被投向能获得更高回报的证券投资领域。虚拟经济过度偏离实体经济，生产规模远远超越有效需求的潜在危机，最终在1929年因股市泡沫极度膨胀后破灭而被引发。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破产，企业倒闭，证券交易所关闭，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停滞一直持续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战争对人力和军火的需求，加上对工业技术的刺激，进而出现新的经济复苏时期。(17)
2.2007年金融危机。2007年的金融危机，其导火线却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以至于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空手套白狼”已经成了美国当代文化先进性的标志)，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了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信用崩溃。随着美联储连续降息，房地产商、信贷机构看到了其中的潜在商机，这些放贷机构一方面大力度支持房地产开发商开发房产，另一方面降低购房的贷款条件，让更多的低收入者加入购房者的行列，以扩大市场需求。在房地产商、信贷商与购房者的相互推动下，美国的楼市逐渐活跃，进而快速上涨，出现了购销两旺的繁荣局面。信贷金融创新导致了房价非理性上涨。随着次级按揭贷款的发展，美国有更多的家庭拥有了房屋，全美的住房所有率从1995年的64％快速增加到2005年的69％，需求的上升进而推动了美国的房产市场出现了一波较大的涨势。次级贷款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的比例达到了12％左右，共计775万宗，约为12000亿美元。短短的几年间，许多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超过了100％，房价与租金的比率以及房价与中等收入的比率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美国居民每年从房地产增值中获利近亿万美元。巨大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消费需求，整个社会的房产消费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到2007年7月，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已跌破了-1.7％。购房者之所以能够推向如此繁荣的程度，主要是依赖于次贷的支持，并非购房者真是购买力的结果。这种靠次贷撑起来的繁荣局面，虽然在表面上缓和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实质上是潜在地加剧了这对矛盾，形成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因为繁荣的同时也意味着房产的供给已大大超过了购房者的真实购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次贷关系被破坏，房地产的相对过剩就会浮出水面，美国房市的潜在矛盾就会被激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的买卖的，而这种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之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18)由于财政和对外贸易的连续数年的高额双赤字，严重制约了美国的资本扩张，为了走出困境，美联储从2004年6月到2006年的两年中17次提高利息，从1％提高到5.25％。利率的上调直接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房产销售量急剧下降，购房抵押贷款也相应缩减。全美房价的增长率自2005年第三季度开始大幅下滑，从14％跌至2007年年底的0.8％。次贷的风险随着房价泡沫的不断挤出而逐步浮出水面。很多次贷的借款人已超过优惠利率期，还款额度突然加大，收入却没有相应增加；同时，由于抵押品的价值下降，再融资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许多家庭进入了“财务困难期”，逾期还款的现象逐渐出现且越来越多。2006年次贷抵押债券(MBS)全国调查显示，次贷逾期还款率自2004年第二季度达到历史低点10.47％后开始迅速上升，到2006年第三季度达到12.56％。(19)随着逾期还款率和违约率的上升，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房屋被撤销赎回权且进入市场再销售，从而增大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风险大增和流动性骤降导致按揭贷款和证券化发行活动陷于停止，从而导致了市场需求大大减少。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房价的下跌，形成“恶性循环”，整个按揭信贷和资产支持证券市场陷入混乱和流动性枯竭。利润共享的多赢模式因资金链的第一环出现断裂，而显现了动摇。由于个人借款者不能按期缴纳还款，次贷发放机构的不良贷款金额紧随升高。抵押贷款机构和众多购买证券化产品的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机构也相继出现了“财务困难”，危机一触即发。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商品向货币的转化是惊险的一跃，如果跃不过去，摔碎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的生产者。
3.两次危机殊途同归。从表面上看，这两次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1929年的大危机，其导火线是生产过剩，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盘，危机爆发。时下的金融危机，其导火线却不再是生产过剩，而是需求过于旺盛，以至于需求“过度”即“透支消费”的美国时尚生活方式。当我们揭开其层层面纱，透视其本质时，会发现美国的次贷危机实质仍然是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实际上是由产业危机引起的次贷危机，再由次贷危机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由金融危机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向深处发展，形成经济的全面危机。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华尔街老板贪婪的本性和最大限度赚钱的欲望，借助信用关系和房地产业相互推动以及信用链条的衍生功能，即利用“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生产无限扩张与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但是，“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结果导致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造成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失调和连续关系的中断，最终因强制性恢复而引起危机。也就是说，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违约率的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消费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马克思的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其实，以马克思的逻辑来看，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区别在于，在古典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在当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的要害仍是为了解决“生产过剩”。(20)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综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面前，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家对此束手无策。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著作中，凯恩斯提出了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解决的办法是政府干预。也正是这本著作的产生使资本主义从垂危中得以康复，遗憾的是，虽然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几乎接过了马克思的危机根源理论，但他在最关键的一步却仍然没有超越庸俗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把“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历史的车轮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当经济危机以新的症状再次向资本主义发难时，凯恩斯经济学在新危机面前已是力不从心。古典主义的继承者——新古典主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跃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然而正是新古典主义的“自由”主张酝酿了新世纪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爆发与扩散宣告了新古典主义及其政策的破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好再次把求助的手伸向了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的主张是采取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减少危机带来的危害。然而，刺激需求对于缓解危机的深化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彻底消除危机，而且会给经济发展埋下更多的隐患。政府采取赤字财政政策，钱从哪里来？只能发国债，但欠下的国债总是要还的。这种“透支消费”的方法会导致经济矛盾的进一步深化，可能不仅刺激需求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会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总之，无论是“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还是“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引起的次贷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就始终无法走出经济动荡的怪圈。就中国而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应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取向层面上不断创新。
第一，千方百计地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积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一是调整企业的资本与劳动分配关系中资本拿了大头、工资占了小头的情况，使劳动的分配比例份额逐步加大。当然，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如果发给工人的工资很低，低到买不起东西的时候，企业的产品必然也卖不出去，一边是生产无限扩大，一边是有效需求不足，企业不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后自己的利益也得不到实现。二是将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调整初次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矛盾。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中低收入者比重偏大，这使得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消费疲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有利于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三是政府要力争为社会各成员提供均等的机会和公平的结果，使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及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行为等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宏观调控作用，要根据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及政府和社会的承受能力，科学地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尽可能使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涵盖每一个实际需要的人。同时，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投资和监督力度，改善医疗设备条件，提高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强化对药品的监督与管理，防止不法分子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而不惜损害人的身体健康。加大财政转移支持力度，向低收入基层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实施医疗救助政策，尤其从政策措施上保障城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对农村的支持，使包括农民在内的低收入群体逐步消除后顾之忧，积极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三，加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构建完善的信用体系。次贷危机告诫我们，虚拟经济的产生和积极功能的发挥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制度和信用关系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应该是互相配合而不是相互替代或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的关键是健全的市场制度和信用体系，加强对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和信用体系系统的构建，使虚拟经济的市场具有自动调节虚拟经济规模的功能。这种市场的调节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如大部分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次变为产业资本家。”(21)
注释：
①宋立：《次贷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经济——挑战、趋势与政策选择》，载《改革》，2008(11)。
②李建伟：《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经济增长》，载《改革》，2008(11)。
③张强：《金融期货之父剖析次贷危机根源》，载《经济参考报》，2007-09-12。
④杜厚文：《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根源、走势、影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1)。
⑤刘明远：《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美国次贷危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1)。
⑥乔纳森·特南鲍姆：《世界金融与经济秩序的大危机：金融艾滋病》，载《经济学动态》，1995(11)。
⑦张健华：《金融危机根源在美国》，载《中国证券报》，2009-01-17。
⑧杨学聪：《美国前财长：次贷危机根源在美国银行》，载《北京日报》，2008-05-08。
⑨裴长洪：《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与我国经济的影响》，载《改革》，2008(11)。
⑩(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48、1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赵磊：《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载《经济学动态》，2008(11)。
(13)(14)(15)(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98、499、585、555页。
(17)数据来源于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9863245.html.
(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50页。
(19)杜厚文：《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根源、走势、影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1)。
(20)赵磊：《“透支消费”何以成为危机的渊薮——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载《光明日报》，2008-11-11。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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