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的理论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拉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3)07-0019-05
拉图尔(Bruno Latour)是法国科学哲学家。他与布鲁尔(David Bloor)、科林斯(Harry Collins)、哈拉威(Donna Haraway)、罗蒂(Richard Rorty)等杰出学者共同描绘了20 世纪下半叶科学哲学研究的绚丽画卷。在经历了哲学和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之后开始了他 的学术生涯。最初他参加了非洲和加利福尼亚的田野调查,此后他的兴趣集中于考察日 常工作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1979年他与伍尔加(Steve Woolgar)合作出版的《实验室 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是其人类学调查的阶段性成果,这本科学人类学著作此后 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的经典著作 。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研究者,他的研究遍及整个科学领域,除科学人类学考察之外, 拉图尔合作参与了科学政策和科学管理的研究,探索了科学研究对于传统社会科学主题 的影响,比如环境的政治哲学方面。他还撰写了《行动中的科学:如何跟随科学家和工 程师》(1987)、《我们从未现代过》(1993)、《潘多拉的希望》(1999)等多本专著和文 集,成为科学研究领域富有影响力的学者。拉图尔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实验室研究和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上,他与同事卡龙(Michel Callon)合作提出的行动者网 络标志着科学研究的一个新学派——法国学派的诞生,在科学的社会研究、科技政策和 科研管理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拉图尔作为法国社会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伦敦 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依旧活跃于科学研究领域。
拉图尔的鲜明个性在科学研究领域也是独树一帜的。20年来他一直改变着研究主题和 研究领域,研究进路和研究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以至于很难清楚到底哪篇文章、哪个 章节、哪本书代表着拉图尔的立场,甚至他自己也承认惟一有代表性、可印证、可探讨 的书和文章是他正在写作的内容。(注:B.Latour,“For Bloor… and Beyond:A Reply to David Bloor's‘Anti-Latour’”,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30,1999,P.85;PP.114-115.)界定拉图尔的理论地位成为具有争议的问题, 一方面,SSK行列频繁出现拉图尔的名字;另一方面,SSK的核心人物布鲁尔和科林斯猛 烈抨击拉图尔,称他的思想为一种“倒退”。(注:D.Bloor,“Anti-Latour”,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30,1999,P.81;PP.81-82.)本文试图 从SSK的界定开始,厘清拉图尔与SSK的关系,进而从社会建构论的界定出发,确立拉图 尔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一
拉图尔不断变换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概念使得对他思想的研究极为困难。不过,总体而 言,拉图尔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有两个: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一旦我们能够透 彻分析二者的内涵以及它们与SSK的关系,把握和理解拉图尔的困难也就迎刃而解。在 弄清它们与SSK的关系之前,首先需要界定SSK。
1976年,SSK的创立者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第一章第一段开宗明义地写道:“ 所有科学知识,不论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可以用社会学方法分析。”(注:D .Bloor,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The Second E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1976),P.1;P.16.)这段话提纲挈领地阐明了SSK的宗旨和目标 :只要使用社会学模式解释科学内容,就可以划入SSK的行列。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 意象》、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科林斯的《经验相 对主义纲领》、谢廷娜(Karin Knorr-Cetina)的《知识的制造》的核心观点都强调只有 社会学模式才能科学解释科学内容。按照这一界定,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明显应当归之 于SSK。从1975年10月至1977年8月,拉图尔在吉列明实验室做了历时21个月的田野调查 。在拉图尔完成田野调查之后的1977年,吉列明(Roger C.L.Guillemin)与沙利(Andrew V.Schally)由于确定促甲状腺释放因子(Tryrotropin Releasing Houmone,TRH)的化学 结构而共同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拉图尔以一位 人类学家的身份,按照陌生人假设的研究进路访谈了主要的参加者,借阅有关的两个研 究小组的档案资料,试图说明科学事实是一种社会建构,它是实验室建构的结果。实验 室实际上如同工厂,事实如同工业产品;工业产品在流水作业线上生产,科学事实在实 验室生产出来。在生产过程中,有些工业产品成为成品,有些则成为废品;在事实生产 过程中,有些事实被制作出来了,成为科学事实,有些事实未被制作出来。从基本观点 和立场上看,拉图尔与SSK的核心人物布鲁尔是一致的,正如韦纳特(Friedel Weinert) 在实验室生活批判中分析的,拉图尔和伍尔加公开地信奉所谓的科学社会学的强纲领。 (注:R.Weinert,“Vicissitudes of Laboratory Life”,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43,1992,P.427.)
1986年,卡龙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一文中明确阐明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科 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发现新的行动者。1992年,拉图尔撰写了《社会转向之后的进一步转 向》,借用了卡龙的行动者网络,论述了新的对称性原则,希望以此取代SSK强纲领的 对称性。他确信:新的对称性将是一场新的“哥白尼革命”,用“以解决SSK走入死胡 同的困境”。拉图尔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研究视角和进路上,而且反映在关于实验室研究 的看法上。1979年,拉图尔出版的《实验室生活》第一版中的副标题为“科学事实的社 会建构”,当该书1986年再版时,拉图尔将副标题改为“科学事实的建构”,删去了其 中的“社会”一词。一、二版之间的一词之差反映了拉图尔思想的巨大转变:拉图尔认 为用“实践建构”取代“社会建构”,“实践”一词不同于“社会”一词,它与利益、 权利、社会结构等社会因素无关。“实践建构”表明拉图尔试图摆脱使用社会学术语解 释科学,转而尝试用实践来解释科学。拉图尔写道:“如果我和卡龙导致取消SSK,那 么它不是一时的兴致,而是多年来在研究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家的日常实践形成的强 有力的理由。”(注:B.Latour,“For Bloor… and Beyond:A Reply to David Bloor's‘Anti-Latour’”,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30,1999,P.85;PP.114-115.)
卡龙关于扇贝人工养殖的案例研究一直用作他们理论立场的重要依据。卡龙的案例表 明知识在行动者网络中产生,它不仅取决于社会实体的影响,而且取决于自然实体—— 扇贝的影响,取决于社会实体和自然客体之间的相互协调和控制。行动者网络将非人类 行动者——扇贝纳入到实践,并在认识论上置于与人类行动者——研究者、渔夫平等的 认识论地位,表明行动者网络不再单纯诉诸于社会因素解释科学内容的变化,转而强调 自然因素——扇贝在知识形成中的影响,这必然导致其理论立场与SSK观点相对立。在 这种背景下,SSK实践者反过来反驳拉图尔的指控:1992年匹克林(Andrew Pickering) 主编的论文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集中反映了拉图尔和卡龙与科林斯和依尔雷(Steven Yearley)之间的交锋;1999年《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杂志刊登了布鲁尔与 拉图尔之间的批判和回应。从上述不遗余力的反击和毫不妥协的回应来看,拉图尔及其 法国学派已经脱离SSK阵营,与SSK彻底决裂和分化,成为一支与SSK完全不同的科学研 究力量。
上述分析表明,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界,此前的拉图尔属于SSK的坚定支持者和参 与者;此后的拉图尔成为SSK的反对者,不再属于SSK阵营。
二
考察拉图尔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以清晰界定“社会建构论”为前提。在 当代学术语境中,大多以意义模糊、泛化的方式使用这一概念。而后现代主义者福柯(Michel Foucault)则明确阐明了“社会建构”的含义。1976年,他在《性史》第一卷表 达了“社会建构”的思想,他认为性不是一个自然的范畴,作为文化和历史建构的结果 ,性随着时代和社会变化而改变。“性不应当被设想成自然的,设想成权利试图控制的 某种自然状况;性也不应当设想成一个模糊领域,一个知识试图逐渐揭示的模糊领域。 性应当是历史建构的名词,这种历史建构并非难以把握的隐秘实在,而是由肉体刺激、 快感强化、话语煽动、特殊知识形成、控制和抵制的强化之间相互连结在一起,按照知 识和权利的一些重要策略形成的庞大表层网络。”(注:M.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I:An Introduction,Translated by R.Hurley,NY,PaRandom House Inc,1 978,P.105;P.43.)
福柯认为性倾向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根据古代民法或者宗教教规的界定,同性间 性行为是一种必须禁止的性行为,违规者只是民法和宗教教规司法的对象。可是,在19 世纪,同性恋除了与常人无异的生活类型、生活方式和生物形态学之外,它变成了一种 特殊的人、一段病史、一个特殊的孩童时代,其中掺杂着轻率的解剖和可能的神秘生理 学。”(注:M.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I:An Introduction,Translated by R.Hurley,NY,PaRandom House Inc,1978,P.105;P.43.)
福柯发现,18世纪之前只有同性间性行为和异性间性行为的区分,而没有同性恋者和 异性恋者的区分。19世纪之后,同性恋性倾向概念才被建构起来,建构成为“特殊的人 、一段病史、一个特殊的孩童时代”。一旦建构完成,同性恋者深深地陷入到历史和文 化建构起来的性倾向而无从清楚这种社会的建构。福柯理论的核心包括两点:第一,强 调性的生产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第二,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建构性倾向概念中的关 键作用。这两点正是福柯理论引发性科学领域冲击波的来源:性的生产不是自然的过程 意味着潜在否定了性倾向由自然的生物因素(比如遗传基因和脑部因素等)决定;强调社 会和文化因素在形成性倾向中的关键作用,意味着否定了“同性恋是性障碍”的权威观 点,意味着承认同性恋的价值。
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于“社会建构”的理解与福柯的思想如出一辙。科学知识社会 学家伍尔加确信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不是现存知识的理性或逻辑外推,而是各种社会、 文化和历史过程的偶然结果。另一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比克(Wiebe E.Bijker)清晰表达 了同样的看法:“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主张都应当看作是社会建构的,换言之,知识主 张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求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 界。”(注:W.E.B.& TJ.Pinch,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ifacts,in W.E.Bijker,etc(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The MIT Press,1987,P.1 8.)
社会建构论者的理解包括类似的两点:第一,强调科学知识的生产不是一个自然的过 程;第二,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建构科学知识中的关键作用。不同学者对社会建构论 有不同的界定,按照科尔的理解,建构主义的所有主张实际上可以用三个典型的观点来 概括:第一,所有的建构主义者都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 第二,几乎所有的建构主义者都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他们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 是弱势决定,并且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第三 ,所有的建构主义者都认为,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 果,被看成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注:科尔:《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 ,林建成、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45页。)法恩(Arthur Fine)认为社会建 构论的主张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占统治地位的信仰与特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有 关;第二,任何信仰都不能够按照理性条件加以解释;第三,偶然的社会因素必须与信 仰和评价的解释相关。社会建构论在科学研究领域的爆炸性影响也正是来源于这两点: 科学知识的生产不是自然的过程,这意味着否定了科学知识的产生、评价和接受由自然 的理性因素(逻辑和方法论等)决定;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形成科学知识中的关键作用 意味着把科学与其他文化,比如宗教等都视为社会活动,潜在地否定了科学客观性和科 学真理的可能性。
拉图尔的理论进路是否符合上述“社会建构”的界定呢?回答是肯定的。李三虎认为实 验室生活应当划归“强社会建构论”,(注:李三虎:《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第14页。)实验室研究尽管仍然属于SSK阵营,但是它着重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做经 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的建构完全具有社会特征,已经不同于布鲁尔强纲领从宏观社会 学的角度所做的研究。它强调从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中寻求解释,指向的是 一系列的操作,用操作代替了科学方法,否定了传统科学方法。
另一方面,行动者网络理论也应当属于社会建构论。即便拉图尔的反对者布鲁尔也承 认,拉图尔的工作常常与强纲领一起被贴上“社会建构论”的标签,这给人们留下了两 种事业一定是基本相似的印象,然而,实际上这两种进路是根本相反的。(注:D.Bloor ,“Anti-Latour”,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30,1999,P.81;PP.81-82.)的确,行动者网络的理论进路符合社会建构论的两条核心特征。首先 ,他反对传统科学哲学合理性理论,不赞同诉诸于自然世界解释科学内容。在这一点上 ,他高度肯定了布鲁尔的贡献,承认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取代了过去科学哲学的非对称 性的解释原则的价值。“传统的护卫者——默顿学派和科学哲学固执地进行防御,毫不 妥协地坚持默顿的社会规范,坚持科学的理性重建,激烈抨击SSK的革命性观点。可是 ,这些辩护并没有能够改变革命的结果,最终SSK毫无疑问地取得革命成功。”(注:B.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in M.Biagioli ed: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Routledge Inc,1999,P.278.)其次,拉图尔并未否定社会因素的作用 。尽管他不再单纯诉诸于社会因素解释科学内容的变化,转而强调自然因素——扇贝同 样在知识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他形成了与SSK和布鲁尔尖锐对立,可是他相当注 重社会因素的关键性影响,比如渔夫和研究者在扇贝人工养殖的协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这些人类行动者是网络形成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知识形成和网络发展的关 键环节。
纵观拉图尔30年来的理论和观点,不论其观点和立场如何变化,他总是站在社会建构 论的阵营里面,始终否定科学知识由自然的非社会因素决定,始终强调社会、文化因素 的关键性作用。
三
首先,社会建构论作为后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一个背景,对于拉图尔研究进路、研究 概念的孕育、发展和广泛接受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建构论的核心是反对科学合理性理 论,这一点成为SSK、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等学术领域的共同特征。第一,它们 都反对科学方法,SSK强调与其说科学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的活动,不如说是用共同体 概念可以解释的实践;女性主义同样断言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实践包含着性别偏见,无 法解释科学的具体细节,只有使用非科学的性别模式和暗喻才能解释科学的具体情节。 第二,SSK与女性主义一致相信任何认识论的权威都可以按照社会学或者政治术语解释 为:知识权威 = 政治权威。SSK认为科学内容的产生和接受反映了社会利益、意识形态 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女性主义认为科学内容反映了建构科学内容的利益、意识形态与性 别偏见,性别和价值无法避免地与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联系。第三,迪昂-奎因论点和观 察渗透理论观点是它们各自的理论依据。SSK强调迪昂-奎因论点表明经验无法判别理论 的正确性,即使判决性实验也无法判决性地判别理论的正确与否,因此“我们需要除了 物理世界之外,有另一个代理来引导和支持知识构成”(注:D.Bloor,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The Second E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1976),P.1;P.16.)。女性主义者同样借助于迪昂-奎因论点为女性主义解释辩护。平尼 克(C.L.Pinnick)指出:“强纲领背后的驱动原则是理性不能因果地解释科学变化。”( 注:C.L.Pinnick,Rationality Theory and the Strong Programme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A Critque,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1993,P.119.)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建构论在反对科学内容由科学 方法和程序建构立场上的一致,传统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家在《飞离科学与理性》、《建 在沙滩上的房子》、《高级迷信》等批判论文集将SSK、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科学哲学放 在一起加以批判。
其次,拉图尔是一个社会建构论者,但不是一个纯粹的SSK实践者。一直以来,就存在 着一个误解:学者们往往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称为“社会建构论”,许多人 甚至不加区别地使用“建构论”、“科学知识社会学”。(注:赵万里:《科学的社会 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第27页。)实际上 ,社会建构论除SSK之外,还包括女性主义、后现代科学哲学等。哈金(Lan Hacking)正 确地主张:“社会建构论包括SSK、科学技术研究以及科学的社会研究,在这些领域的 实践者都可以称之为‘建构论者’。”(注:L.Hackin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Harvard University.)从拉图尔的理论定位来看,他始终是一个“社会建构论者 ”,但不仅仅只是SSK实践者,他经历了从SSK实践者向非SSK实践者的转变,从英国爱 丁堡学派的追随者到法国巴黎学派开创者的转变。这种转变表明拉图尔在发现SSK内在 问题之后,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建构论空间参与科学研究,以此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 由此可见,社会建构论仍蕴含着大量我们还未开启的内容,它仍需要继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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