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诗歌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雨果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而且，就诗歌创造量之大、创造内容之丰厚深广、色采之绚丽灿烂、气势之雄伟恢宏、诗艺之高超精湛而言，他也要算是人类历史上少数几位诗歌大师中的一个。他的诗歌集生前发表了19部，身后又整理出版了6部，共约22万余行的篇幅，已成为世界诗歌宝库中最大的一份财富。
一
雨果很早就开始写诗，中学时期即以诗才而闻名，20多岁时第一次出版诗集《颂歌和杂诗》，其中不少为少年之作，如《与童年告别》、《睡意》与《重建亨利四世雕像颂》、《旺岱的命运》等。这部处女作几经增删，不断再版，于1828年定名为《歌吟集》，成为雨果诗歌创作历程中的第一座纪念碑。对于雨果整个诗歌创作而言，这部诗集在艺术成就上的意义逊色于其文献材料价值，它是雨果早期思想状态、轨迹的纪录与雨果诗歌天赋的最初展示。诗集的多数作品都是以社会政治为题材，致力于从君主思想与宗教信仰的高度来发掘社会历史事件的诗意，反映了复辟王朝统治下一个思想尚未完全成熟的少年在家庭现实利益的无形制约与保守派母亲的影响下那种幼稚的保王主义狂热。而少数诗作如《双岛赞》与《铜柱颂》则又表现出这个青年人摆脱了政治偏见而有了与近代法兰西历史进程合拍的自由主义的政治觉醒。诗集无疑显示出了诗人早熟而高超的诗艺，但其中与出众的才华同时并存的，是人为求雅的古典主义语言痕迹与夸张的、稍逊自然的诗歌风格。
在雨果诗歌创作历程中，1829年问世的《东方集》最先发出了夺目的异彩，它在20年代初以后希腊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的历史背景上，由世界各国文化精英纷纷声援并参与这一斗争的时尚所引发，其中若干名诗如《孩子》、《卡纳里斯》、《罗莎娜》都是直接献给英勇斗争的希腊人民的，充满了激昂悲壮之情。诗集的题材并不限于希腊这片国土，它具有一种对法国人来说是“泛东方”的视野，扩展到了西班牙、中东、阿拉伯国家与非洲。诗人并无对这些异国的经验与实感，他的诗集仅是知识与想象结合的产物。在这里，雨果第一次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丰富奇美的想象力与画家般的调色渲染的技艺，他以铿锵的词句与悦耳的音节，绘制出一幅幅鲜明灿烂、绚丽旖旎、引人入胜的异域画面，在艺术上真正足以造成视觉形象效果。诗集色彩与风格完全是浪漫主义的，它引起了具有新艺术口味的新一代文学青年的赞叹与欢呼，如果说1830年《艾那尼》的上演宣告了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胜利，那么，《东方集》则主要提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实绩。
《秋叶集》(1831)的出版是雨果诗歌创作中的一件大事。它是最初显示雨果的抒情诗人素质的一个最美、最感人的诗集，它发出了浪漫主义文学（不论是夏多布里昂的浪漫主义还是拉马丁和维尼的浪漫主义）所共有的一个“共律”与“音色”：忧郁。它并非无病呻吟之作，而是年仅30岁的诗人初尝了人生苦涩的滋味而过早纷纷飘落的“秋叶”，这时的雨果经历了双亲的去世，长子的夭折，夫妻关系中第三者的插足以及弟弟的精神失常等等不幸，由此形成了这些诗作忧郁色彩的心理根由。整个诗集几乎是人的所有情感的全面抒发，这里有朋友的倾诉，有情人的依恋，有丈夫的哀愁，有父亲的挚爱。诗人坦露出自己的整个内心世界，激动而天真地向人诉说自己的心蕴，“对青年人谈爱情，对作父亲的谈家庭，对老年人谈往昔”，他娓娓道出的感情是人之共有的感情，他有意识加以把握的是作为“艺术”的基础的普通人的感情，他让诗句从他“那被生活震撼而造成的内心裂缝里源源而出”，诗句也就具有为他人心灵所接纳的情感形态，而且它们还渗透了对人之存在的永恒忧虑、对生活的不尽困忧以及看破红尘的彻悟，保持了一种凄凉、哀愁，苦闷而又达观的意境。所有这一切使《秋叶集》获得了不朽的诗意，这是它大大超越《歌吟集》与《东方集》之所在，是它在雨果诗歌创作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原因。
不久后问世的《暮歌集》(1835)虽是一本新诗集，但又不是一本具有新的独创性的诗集，它是雨果前三个诗集的续篇与综合，在这里，《歌吟集》式的社会政治题材诗作，《东方集》式瑰玮的想象佳品与《秋叶集》式委婉柔情的心曲，杂然纷呈，熔于一集，在内容与灵感上既是过去的重复，也是过去的发展与补充，其和谐、纯朴、严谨、洗炼的诗风，精美绝妙的高超技艺已达到了令人赞叹的水平，故诗集亦不失为一部杰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二分之一的历史政治题材的诗歌中，雨果已经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具有坚定、热烈的自由民主主义立场的诗人形象，而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的相识与相爱，则给这个诗集带来了不少真挚感人的爱情篇章，它们是诗人对自己与这个将伴随他终身的巴黎名伶在精神上与肉体上结合的动情咏唱。
《心声集》(1837)虽然也有“色调的差异与时间所带来的发展变化”，它也像《暮歌集》那样“继续了在它以前的那些诗集”，不过，它比较专注于心灵的声音，构成了“应和着我们所听到的身外的歌唱而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的歌声的一个回音”。诗集中除了过去创作中已有的那些抒情内容外，对大自然的关注与灵感要算是一个新鲜的部分，它呈现为一幅幅别致生动、充满田园牧歌情趣的风光写生与各种气势、各种色调的自然景观的描纷，比较集中地展示了雨果作为大自然画师的才能，特别是《母牛》一诗，是雨果“第一首象征主义的杰作”。在这部诗集里，雨果力图成为“诗人思想家”的企图也显露了出来，有对日常琐事的沉思冥想，有对享乐主义者与富人的训诫，也有对世纪病的严肃诊断。
《光影集》(1840)在内容与灵感上，同样也有类似《秋叶集》、《暮歌集》与《心声集》那种交错复合的状态，但在这里，诗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自觉地保持自己引导大众、进行教化的使命感，如《诗人的使命》、《吉他曲》、《相见》、《致一位诗人》、《智慧》等，于是，诗集中有了新的琴弦：“对现在提出忠告，为将来描绘梦想的图画，给当代事件作出光辉的或阴暗的反映”；也有了新的方向：“自由地堵塞一切谎言的通道，而不论这些谎言来自何处，来自什么党派”，“自由地驾驭陷入各种功利的原则，自由地对贫苦人表示同情，自由地拜倒于各种忠诚不渝的行为之前”。因此，不妨说《光影集》的新意就在于显示出了诗人介入社会政治现实的身影，至于诗集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巴尔扎克早在当时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对形象的感觉令人赞叹，他的色彩丰富瑰丽，他的描写强而有力……雨果在这部诗集里，达到了优雅精美、雄伟素仆的非常境界……他是我们的第一个抒情诗人，单就这个特征，就值得科学院一致选他为院士”。
二
1840年《光影集》出版，直到1853年《惩罚集》出版，有一个长达13年的空间，在这期间，雨果未发表过任何新的诗集，这就在雨果的诗歌创作历程上自然划分出前期与后期。在从《歌吟集》到《光影集》的前期阶段，雨果作为诗人无疑已经取得可谓辉煌的成就，他在这个阶段如雨后春笋般推出了一批诗集，成为19世纪上半期法国诗歌领域里最有实绩的诗人，大大超过了资深名重的拉马丁与维尼；他的诗歌视野已经全方位地开拓到每一个领域，从历史政治、社会现实、大自然到个人日常生活，内心情感世界以及奇思妙想的超空间，无不有他的诗情；他的诗歌灵感如泉涌川流，任何事物与题材都能引发他的诗兴，唤起他的咏唱，他的诗歌感受准确而新颖，并且有把丝丝心绪神奇地加以扩展与渲染的能力，他的诗的思考颇有抱负，热情洋溢，富于启迪，震撼人心，而在诗歌艺术上，他则已登堂入室，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无所不能。尽管他的灵感有时徘徊不定，他的思考有时力不从心，他的表现稍逊浮夸，但不可否认，法国诗歌中出现了一位真正的大师，他巨大的身影已经横亘、笼罩着法兰西诗坛。不过，他还大有潜力，他还大有余地，他将由一位诗歌大师，而上升为法兰西民族的偶像。
要以自己的诗歌创作成为民族的偶像，他必须在政治社会领域里有一个巨大的升华。然而到1840年为止，雨果尚未与19世纪任何一股先进的时代潮流紧密地结为一体，作为它的声音，作为它的体现。相反，他有时还落后于时代潮流而属于过去的历史时代，如他曾经是一个天主教、保王正统派的歌手。后来他虽很快变成了自由主义者，但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浩然正气，还没有在他身上充沛起来，而1830年七月革命的民主气息，在他身上只一拂而过，不久，他又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这个弯路要算是他1840年后诗歌创作歉收的一个原因。应该说这个弯路不算太小，1845年，他让人把他自己与七月王朝拴在一起，成为这个王朝的“法兰西世卿”。此后，他一直在君主立宪制与政体之间摇摆，直到1848年，他仍投票支持路易·波拿巴这个野心家，把他扶上了总统宝座。1851年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既像是一个晴天霹雳震醒了他，又像是一个巨浪把他逼上了绝路，他被迫流亡国外达19年之久，40年代初到50年代初，政治家雨果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是，正是从这一大段弯路中，从这一惨痛的教训中，失败了的政治家雨果的身上终于有了一个大智大勇的流亡者、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一个坚定热烈的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脱颖而出。雨果有此惊人的蜕变，他回到阔别的诗歌创作中去，他也就有了辉煌的升腾，他成为一种政治激情、一种主义、一面旗帜、一个代表了千万万法兰西人群的洪亮的声音，他成为民族的偶像。
这一升腾就是他的《惩罚集》。《惩罚集》于1853年底在布鲁塞尔出版，是雨果继抨击性政论小册子《小拿破仑》与揭露路易·拿破仑反革命政变的纪实作品《一桩罪行的始末》之后创作出来的力作，可以说是诗体的《小拿破仑》与《一桩罪行的始末》。诗人在流亡地泽西岛上怒火中烧，满怀着愤慨的激情，弹响复仇的青铜琴弦，写出了《惩罚集》中《土伦》、《黑夜》、《赎罪》、《良心》、《基督的坟墓》、《初次相会》、《事物的力量》、《皇袍》、《皇后的话》等等名篇。全诗集几近七千行，是雨果篇幅最巨大的诗集之一，但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路易·波拿巴这个独裁者的愤怒与谴责。在这里，诗人将拿破仑与小拿破仑加以比较，把英雄巨人与强盗窃贼加以对比，揭露野心家对民主共和的践踏、对反抗者的血腥镇压和对妇女儿童的屠杀，诗人无比仇恨地诅咒暴君，唤醒人民，号召人民“都来刺他，你咬我追，把卑鄙的骗子的眼睛戳瞎，狠狠地对他猛扑猛打”，诗人发誓自己将永不妥协，不屈不挠，即使成为斗争中剩下的最后一名战士。他还预言惩罚定会降临，暴君皇帝及其党羽将被投进监狱。《惩罚集》是道义上的复仇，想象中的复仇，它喊出了千万法兰西人民不屈服于暴政的心声。它是政治讽刺诗、社会抒情诗的辉煌范例，其史诗般的气势，其巨大的规模，其悲愤的力量，其讽刺的辛辣，语言的犀利俏皮，韵律的新颖都超过了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一位杰出的讽刺诗人。《惩罚集》出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它往往被当作革命传单偷运进法国，成为进步人士反对拿破仑三世独裁统治的有力思想武器。
《静观集》(1856)是雨果后期诗歌创作中格外令人瞩目、并足以名垂史册的三部杰作之一。全诗集一万多行，包括了上自1833年下至1853年这一阶段中未曾结集的诗作，它是雨果各种内心激情与玄思奇想的美妙结合，是他个人感受的汇集，是“作者充满诗情画意的‘我’的日记”，雨果过去诗集中的个人抒情的内容与形态，在《静观集》里，都应有尽有，齐全完备。这里有优美如画的田园诗，如《丽莎》、《歌谣》、《她已经脱掉了鞋》；有真挚动人的爱情诗，如《一支看不见的小笛》、《天气多冷》；有布瓦洛式的讽刺诗，如《答一份起诉书》、《谈贺拉斯》；有怀念爱女莱奥波特蒂娜的悼亡诗，如《在维勒基埃》、《明天天一亮》；有描绘社会下层贫困、抒发人道主义情感、以“救济人病”为目的的讽谕诗，如《苦闷》；也有深邃玄奥、启示录式的哲理诗，等等。雨果将全诗集的诗作按阶段分为两大部分，形成了“在外型上是金字塔，在内部则像拱顶穹窿”的整体结构，并且在气氛与色调上从“往昔的温柔与蓝色”过渡到“现今的凄惨与黑色”，是雨果从30年代到50年代流亡生活的处境心态的形象体现。整个诗集内容丰富，异彩纷呈，至美至极的诗句在诗集中比比皆是。《静观集》可谓浪漫主义抒情诗的辉煌实绩，但其中有的诗作则又带有某种程度的“超前性”，而具有波德莱尔式、瓦莱里式的象征主义的风致。《静观集》出版后，获得惊人的成功，初版一问世即有“洛阳纸贵”之势，被认为是“法兰西文学中可引为骄傲的最美的个人诗集”。
《历代传说》不仅是雨果后期诗歌创作的第三部杰作，而且要算是世界诗歌史上一部雄伟的奇书，雨果以这部诗集实现了他用诗歌表现人类从亚当夏娃到当代的诸世纪历程的宏愿。每首诗都提供了历史进程的一个场景或一个事件的画面，既是叙事的艺术，也是绘画的艺术。诗集中的历史事件或场景，有些是根据《圣经》故事，有些是采用民间传说，有些则是以历史著作记载为本，显示出了雨果在宗教、民间文化、神话与历史等各方面的渊博学识。但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传奇的历史，不是真实历史的史诗，而是人类精神的史诗，它归结为人类一个伟大的向光明高升的过程，突出了人类进步、精神弘扬的一条主线，充满了对暴力、黑暗、罪恶的鞭挞与批判和对正义、人道、光明的歌颂与向往，诗人宏大的历史胸怀与昂扬的战斗精神，非凡的诗歌美的抱负，造就了《历代传说》意境开阔，气势磅礴，篇章瑰丽的整体风貌。在诗艺上，这里不仅有绘画美，而且也有音乐美，法国著名的浪漫派诗人、唯美主义者戈蒂耶对《历代传说》的这两种美，曾经作过这样精彩的、形象化的评论：“这是一条诗歌王国的逥廊，廊壁上装饰着一位擅长各种风格的神奇的艺术家绘制的一幅幅壁画，每件作品题材迥异，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笔调接近拜占庭式的风格，有的表现大胆似出自米开朗琪罗之手，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既精通勾勒头戴棱角分明的盔甲的骑士，也善于描绘赤身裸体、肌肉隆起的巨人。每幅画都使人活生生地、色彩鲜明地感受到一个逝去的时代的生活，其中搀杂着无数生动、天真的细节描写，大胆放肆但又富有魅力……色彩鲜明似五彩玻璃”。诗集“如贝多芬的管统乐队，在耳边如泣如诉，继而隆隆作响，雷鸣咆哮。透过韵脚，仿佛听见风声凄厉，雨声叮咚，城头上的荆棘劈劈啪啪，壕沟里的碎石块块下落，大森林在低沉怒号，古老的城堡被拥在森林的怀中几乎窒息。在狂风暴雨中，还夹杂着幽灵鬼神的叹息、万物含混不清的哀诉、对孤独的惊恐与百无聊赖的懒散。这是一组用诗琴演奏的最美的乐章”，“每个音节都似嘹亮的军号合奏，在耳边胜利地回响”。《历史传说》这一奇美的鸿篇巨制给雨果带来巨大的成功，它的出版“使那些对雨果最有敌意的文人，最终也对他无与伦比的伟大表示折服”。
法国权威的文学史家朗松，在他的名著《法国文学史》里，曾经对雨果后期三部诗集作了这样精辟总结：“雨果全在这三部集中了，他以前所有的作品都包容在这三部诗集里，以此告终”，同时他对雨果在这以后的诗歌创作又作了如此严峻的评价：“他此后的作品，除了个别例外，都是这三部诗集的重复或废渣”。显然，《历代传说》是雨果诗歌创作中的最后一个高峰，对于任何一位诗人来说，在这样一个高峰之后，再做什么似乎都是多余的了，事实上，雨果此后的诗歌创作的确趋于平伏，走向“圆寂”，不过《历代传奇》的第一卷出版于1859年，而最后的第三卷则迟于1883年才出版，两年之后，他即与世长辞。所以，《历代传说》亦可谓雨果的压轴之作，而1856年的《静观集》、1865年《街道与园林之歌》、1872年的《凶年集》、1877年的《祖孙乐》和1882年的《灵台集》，既可算是他后期诗歌创作高潮之后的“余波”，亦可算是这一诗歌创作中心周围的“漪涟”。其中《凶年集》与《祖孙乐》应该被视为颇有特色的两个诗集，前者以日记的形式为法国历史上1870年至1871年这一段苦难时期，为普法战争、巴黎公社这两大历史事件，留下了一份有价值的诗体纪实和诗体写照；后者是一部充满慈祥爱心的作品，以返老还童的情趣与对人伦亲情的亲切感受作诗成集，这在世界大诗人中仅雨果一人。这部诗集出版后被抢购一空，连续再版几次，是雨果最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之一。至于雨果身后整理出版的诗集如《苦餐集》、《全琴集》等，则只能说是雨果诗歌之弦的缭绕余音。
三
雨果的诗歌创作视野极为广阔辽远，诗歌创作内容极为丰富厚实。文学史上的诗人，往往只以或基本上只以某种品类的诗作而只具有或基本上只具有某种单一的基本特质，或为史诗诗人，或为抒情诗人，或为现实讽谕诗人。雨果的整个诗歌创作，则不仅具有各种品类的诗作，而且他各种品类的诗作都是那样丰富，有分量，以至足以构成他作为诗人的各种特质，可以说，他既是法兰西的民族诗人，又是全人类的史诗诗人；既是19世纪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讽喻诗人，又是不带时代社会局限的纯粹的抒情诗人。
作为法兰西的民族诗人，他比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诗人都更充分、更完备地反映了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民族发展道路以及民族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从拿破仑帝国的辉煌、旧法兰西传统在波旁王朝复辟中的回光返照，七月革命自由主义精神的昂扬、四五十年代共和主义与专制独裁的殊死斗争以及第三帝国，直到普法战争失败的奇耻大辱与巴黎公社对世界的震动……所有这些都得到了诗人的关注、反响以至介入，都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留下了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篇章，或为吟唱，或为记述，或为热情欢呼，或为激越抗争。作为民族诗人，雨果体现了民族的良心、民族的是非感与民族的标准。他是民族历程的“书记”，他以全民族的广阔视野、全民族性的深广意识与博大的胸怀思索着、吟唱着民族的际遇与命运；他也是民族精神、民族气势、民族品格的表现者，民族呼声的
舌。只有像他那样豪情奔放，才能把法兰西热爱自由、民主的品格表现得那样强烈；只有像他那样雄浑磅礴，才能把见识过、经历过拿破仑时代世界性辉煌的法兰西民族的宏伟气概表现得那样完美；只有像他那样敏感、执着、柔情似水，才能把法兰西民族在苦难年代中的伤痛诉说得那样深沉动人；只有像他那样心中有自己的人民，才能把法兰西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那样高昂。他身上的这些素质，他诗风中的这些品格是他同时代的诗人甚至是法国文学史上所有的诗人都未能同时具备的，这就自然把他提升到了其他诗人所未达到、也不可能达到的高度，提升到了民族诗人的至高无上的高度。而且，他生活在旧法兰西向新法兰西的深刻转型时期和近代法兰西成熟定型的重要阶段，他在民主制度不断成熟、共和政体逐渐稳固的社会进程中经历过不同的思想发展阶段，持有过不同的政治社会视角，选择过不同的政治立场，尝试过不同的政治意识，从保王主义到君主立宪制最后到民主共和，这样，自然也就造就了他那种“能向三色旗致敬而不侮辱百合花”的见识，形成了他“属于一切党派的好的方面，而不属于它们的坏方面”的特点，这种调合融汇的多元精神，这种超党派的全民族的超脱意识，对于一个真正的民族诗人是至关重要的，雨果有了这种精神，才能在以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为中心诗题的《凶年集》中抹去党派色彩，献出了真正的、纯粹的爱国主义篇章。
雨果不仅在自己的诗歌中大有“民族兴衰，匹夫有责”之慨，而且也非常自觉地视全人类的课题为己任。他像对本民族一样，同样关注全人类的际遇，研究人类的历程，对人类的前途满怀希望并热情讴歌，似乎是要以歌唱来迎接它的早日到来。他之所以能如此倾注其力，就在于他具有一种普天下之激情，他对全人类的爱是真实而深挚的，这就是使他成为超越很多诗人、具有全人类意义的诗人的原因。雨果的这种爱深深根源于现实生活中，他从自己所见识到的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现实中，痛感到“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他期望人类自身的精神中的善与正义成为战胜这些灾祸、罪恶与社会弊端锢疾的力量，他力图召来这种力量。然而，他不是社会改革家，他提不出主义、学说与方案，不过他是诗人，是通晓人类史的诗人，他坚信那种能战胜罪恶与黑暗的可能性就蕴藏在人类的历程中，于是，他选择了历史作为他诗学地解决全人类摆脱困境、走向光明这一课题的手段，他要以自己的历史的描述来完成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从人类的历史中发掘出人类巨大的精神力量，从人类历代传奇中展现出人类那种虽然有不少谬误、缺陷与弱点但却充满勇敢精神、比天神朱庇特更为伟大的形象，从而汲取对人类阔步前进的信心，对人类光明远景的希望。宗教的、民间传说的、信史的人类学知识在他手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诗系，变成了足以与荷马媲美的雄伟、恢宏的史诗，而人类发展的历史则神奇地成为诗人启迪与教化的手段，成为人类课题解决的答案所在，这就是雨果作为全人类史诗诗人的世界意义。
雨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深地介入社会现实的诗人之一，从诗歌创作的起始阶段直到终结，雨果从不以自我隐密幽深、奇幻难测的内心世界为其诗歌创作的灵感泉源，他从未有过出世的、超脱的倾向，他始终是一个入世的诗人，他几乎不停地注视着周围的社会现实，捕捉每一个引起他注意的事件与现象，从政治事件到社会现象，他的视野能全方位地向现实生活开放，敏感地接受现实生活信息，他的诗歌灵感全天候地为社会事件与社会现象所启动，活跃地命笔而成篇章，这就使他成为19世纪法国社会的讽喻诗人。在他笔下，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遭到讽刺、针砭与鞭挞：议院的投票、市政所的舞会、富人的骄奢、暴君奸臣与权贵、血腥罪恶与政治卑劣……在他最强烈抨击的事物中，除了专制、独裁统治下的种种政治黑暗之外，就是社会的贫富对立与人间地狱中的不平。普通人民的贫困、悲惨与痛苦是雨果诗中常见的主题，他满怀激情揭示人间地狱中男子受饥寒遭重罚、妇女被推进火坑、儿童也受剥削的苦难生活，这类篇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构成了几乎从始至终的一条红线。强烈的正义感、深刻的同情与浩然的博爱，使雨果成为一个以人道主义力量为重要标志的社会讽喻诗人。
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抒情的艺术，在抒情诗上无所作为的诗人不可能成为大诗人。雨果也是以其在抒情诗上的建树而在诗歌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按广义的抒情诗含义，他的很多政治社会题材诗篇，亦可称为政治抒情诗或社会讽喻抒情诗，但这里我们所说的抒情诗，是专指诗人以其个人情感生活为内容的诗作，同样，在这片领地，雨果以其创作量与创作成就成为19世纪法国诗人中独领风骚的第一人。他的抒情诗主要可分为两种品类，一种是他的爱情诗，一种是他的亲情诗。
正如在创作方面具有无限充沛的精力一样，雨果在爱情生活上也具有甚为罕见的活力，他一生的爱情生活远非专一、单纯，而是不断有新的对象，当然，在他感情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还是他妻子阿黛尔与他的终身情妇朱丽叶。阿黛尔从青梅竹马的伙伴到未婚妻到夫人，是雨果热烈初恋的对象，是雨果第一批抒情诗的引发者，在这个意义上，她帮助了抒情诗人雨果的诞生。但不久以后，她与圣佩韦的婚外恋使雨果陷入烦恼与忧郁，在雨果的诗歌创作中又留下了另一道印痕（如《秋叶集》第14首与第17首）。1832年雨果认识了圣马丁门剧院的女演员朱丽叶·德鲁埃，标志着雨果爱情生活的一次复兴，从此，雨果与朱丽叶由相恋到同居直至终身相伴，他们的爱情生活又常有戏剧艺术与多次长途旅行之乐而格外充实，成为了雨果抒情诗创作的一个灵感泉源，《心声集》中的《致维吉尔》、《暮歌集》中的《海边》、《寄希望于上帝》、《在某教堂内》第25首、《看那百合花》、《光与影》中的第24首，都是以朱丽叶为对象的抒情名篇，仅《暮歌集》中题献给朱丽叶的诗就有13首之多。由于朱丽叶不仅是情人，而且是旅伴，是戏剧上的合作者与思想上的知己，雨果的爱情诗也就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有倾诉心曲的，有记述爱情生活的，也有交流宗教思想与政治抱负的，呈现得十分丰富多彩。雨果的时代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时代，雨果本人就有一种磅礴的气势与王者般的大度，在个人情感领域同样也是如此，这就造成了他的抒情诗的基本风格。所抒发的感情，不论是纯洁无瑕的柔情，还是散发着享乐气息的欲望，都是堂堂正正、健康开朗的，而不是病态扭曲、阴暗消沉、颓废沉沦、纤细脆弱的。他抒发情感的方式也是堂而皇之的：真挚、热烈、坦露、明朗、不事铅华粉饰，不以技巧招式为重，没有吞吞吐吐的语言，没有扭捏失真的作态，只求发出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
在雨果的抒情诗中，亲情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雨果有一个多兄弟、多子女的家庭，这是他大量亲情诗的现实生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家族感情、家庭伦理感情很浓重的人，特别对孩子充满了温情与慈爱，并且又把这种温情挚爱体验与施与，视为自己人生的一大幸福与无穷的乐趣，这更成了他的大量亲情诗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他的亲情诗不仅创作量丰硕，而且以其天伦的激情、深厚的爱心、质朴的情趣而对历代读者都永具魅力，就其感情真挚的绝对程序与超时性而言，甚至要大大超过雨果献给女性的情爱诗作，其中有不少不朽的名篇。《静观集》中为爱女与女婿溺水身亡而作的悼亡诗，悲痛欲绝，令人心碎，早已成为诗歌中的绝唱；晚年为孙子乔治、孙女让娜所写的组诗，既充满了融融天伦之乐，又带有清新感人的画画，还蕴有深刻的寓意，是世界诗史中难得的佳品，亲情诗显示出了诗人雨果身上具有的一种感情力量与人伦魅力，这在世界诗史中唯雨果一人所独有，雨果在这个诗域中的绝对优势，更奠定了他在法国诗歌中如天神、如王者一般至高无上的地位。
四
雨果是诗歌史上的奇观，他如巍巍的高山，如浩翰的大洋，气象万千，势度非凡，他是怎样建立起自己这个宏伟的诗国？他靠的是什么？
是他的勤奋与天才。
雨果无疑是19世纪法国作家中最勤奋用功的作家之一。在这方面，也许只有巴尔扎克可与他媲美，巴尔扎克固然有一个《人间喜剧》的宏伟计划在激励着他，但在相当的程度上则是经济窘迫状况逼使他日以继夜地辛勤劳作。雨果的境况比他好，自我发展也顺利得多。从少年时代起，雨果的起步与条件就使他有可能立志成为文学中的王者，而不到而立之年，他就已经成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无可争辩的领袖，在文学领域里叱咤风云。他必须不断地写，不断地推出新作，不断地引起赞美与崇拜来维持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至尊地位，他有这种自觉的意识，也有这种自觉的行动，他不断地开拓自己感觉的范围，不断地发掘自己灵感的源泉，不断地锤炼自己的诗句。他首先是一个辛勤的工匠。像巴尔扎克一样，他也有极为充沛的精力与健康的体魄，保证了不断写作的巨大强度，所不同的是，困窘的经济情况损害了巴尔扎克的健康，而富裕的家境则给雨果的长寿提供了物质条件。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于创作，他一生中几乎任何时候都在写，而且他也几乎把自己一生中所有的感受都写尽了。更重要的是，更长的生命历史才能保证他在更大的范围与更高的境界来进行攀登与升华，因此，如果说巴尔扎克是法国小说的一个巨匠，那么雨果则堪称整个法国文学的代表与法兰西民族的偶像。
当然，雨果诗国的构建更重要的还是靠他的天才。天才并非神秘不可测，它只不过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才能而已。雨果作为诗人的才能优势，首先在于他具有极为丰富的感受和极为敏锐的感觉，他不仅比一般人，而且比一般的诗人都有更多的感受神经、感受心弦，能够更多地对任何领域里的任何事件、任何变化、任何信息有所感应，大至政治领域、社会公共领域、人类生活领域，小至个人身边琐事领域以及内心的生活领域中不平凡的或再平凡不过的、重大的或最细微不过的事件与现象，他的感应雷达都不会放过，都可以引起他的诗情诗兴，使他产生奇思妙想。与此同时，他这种丰富的感受与他的敏锐的感觉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他对每一个事物、每一种现象的内涵、性质、形态、色彩、音响，都有理性而形象、具体而深入的感知与体验，于是，当一个事物、一个对象作为一个诗题出现在他的悟性与灵感中的时候，他的感受能力与感觉能力已经使得它具有充实的内涵，完整的格致，饱满的形态，成为了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雏形。
雨果诗歌天才的另一突出表现，是他非凡的思维扩充力与思维开掘力，不论是他的理性思维还是形象思维，都具有这种极为优秀的禀赋。他不是哲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不可能带有专业的思辨性与体系的完整性，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或者嫌他的思想不够深刻，都是不公正的，事实上，雨果与很多诗人不同，他酷爱思想，他乐于追求在自己的诗歌里表达思想，他这种兴趣与爱好如此强烈，以致很容易暴露出与他思辨深度的欠缺与体系的不严密性，这往往成为不少文学史家与文学批评家讥讽的话题。但应该看到，雨果的思维扩充力与思维开掘力是很惊人的，当他产生了一个诗的主题后，他往往能把这个主题扩充、延伸、发展呈为一大片思绪。对诗中的一片思绪，人们本来就无权要求它们自成严谨的体系，或带有思辨深度，只需它们具有一种内髓、一掬精英，带有激情的力量就足够了，雨果诗歌中点点的思想观念与丝丝的思绪意蕴正是这样，它们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倾向，一种浩博的精神，一种激越的力量，这种倾向，这种精神，这种力量，就是符合最广大的人群需要的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它们给人以巨大的召唤与感染，这些思想观念、思绪意蕴就像太空中散漫的繁星，成簇地呈现为星云或星系，给人以浩瀚宏博之感，使人灵魂心境为之一新那样，他这种特点，正是富于思想的大诗人的标志。雨果是深知形象之力量的诗人，在热衷于表现某种思想的时候，他总是特别尊重诗对形象的需要，他很善于把诗题与诗意蕴寓于生动鲜明的形象之中，当需要扩充、延伸与深化他的思想，当他需要演绎他的思绪的时候，他更善于用一连串的形象、一连串譬喻、一连串描写性的叠句来加以完成，有的文学史对他连续不断地使用譬喻不无微词，但他的这种方式正符合诗歌的比与兴的要求，毫无疑问，他在这方面是超人的。
雨果是一个具有非凡的思维开拓力的诗人。这里所谓的思维开拓力不是指思维自身延伸演绎的能力，而是指在认知上或在想象上对客观事物、客观对象的本质与方面进一步加以发现与把握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外乎两个方面，即理性的与感性的。理性方面的思维开拓力是靠悟性与知识来完成的。雨果在这方面是一个惊人的高手。他的诗歌涉及不少历史人文、地理自然等方面的知识，他的这些知识绝大部分并非来自他自己的实践与参与，其中很多固然是来自对有关方面书籍的研读与涉猎，但他的研读与涉猎往往是半途而止的，其余一半的行程则往往靠他的悟性与推理来完成，这种能力实为常人所不具有。感性方面的思维开拓力则是靠形象思维、想象来完成的，形象思维单薄，想象力欠缺的诗人，肯定是贫乏的诗人。在想象力方面，雨果显然也是一个超级的天才，想象力是他诗歌的雄健的翅膀，有了它，雨果在诗歌创作中如天马行空，随意超出时空的疆界而自由聘驰，他的诗歌有那么多对于异国、对于历史时代、对于幻境、对于奇特事物的描写，这些鲜明活现、五彩缤纷、有声有色的描写，都出自诗人丰富而又细致入微的想象。
雨果诗歌天才的第三个方面，是他所具有的高超非凡的表现力，也就是高超非凡的诗艺。对于诗人来说，表现力机能的核心是语言与格律。雨果首先是法语语言的一位大师。他这位浪漫派的领袖，彻底清除了古典主义、伪古典主义在法国文学语言中留下的积淀与痕迹，使法语在他的笔下不拘陈规，生龙活虎，极具表现力。他在诗歌创作中，既善于使用清丽典雅的传统诗歌语言，又能驾驭生动活泼的通俗用语，甚至能将儿童的口语与顽皮话引入诗歌。他是法国作家中拥有词汇量最大的一个作家，可谓词藻王国之君。他如伟大的统帅，得心应手，自由自在地调遣这支无比庞大的词汇大军，摆在各种各样的阵势，造成千变万化的景观，生出无穷无尽的意趣，他把每一个语言词汇都运用得如此准确贴切，如此熠熠生辉，其技艺出神入化，有如达芬奇之于色彩，米开朗琪罗之于雕塑。雨果是法国诗歌中最精于格律音韵的大师，他虽以十二音节亚历山大体为其主要的格律，但也常运用从一音节到十二音节的多种音节，以长短不同的诗句组成各种不同的诗节，使诗节结构变化多端，各异其趣，雨果在押韵上是一个罕见的超级能手，即使在短诗行狭小的空间里，他也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而且，任何技术词汇与专有名词也难不倒他，他甚至可以神奇地把拿破仑第三手下走狗的名字用来押韵，使他们成了音响的囚徒，使诗歌的节奏成了他们的监狱，这种思想倾向与诗艺技巧的高度结合，出自神来之笔，足以令人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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