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以家庭和社区服务相结合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年人论文,社区服务论文,社会保障体系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提出一个以家庭和社区服务相结合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模型。传统的西方社会经济理论假设认为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以家庭为主的老年人生活或起居模式将逐渐解体，并由正规的社会保障体系所取代。在分析了目前中国社会的特点基础上，我们认为，正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职业化的老年人照护体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国情有很大差距。中国需要建立依靠市场调节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但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保持传统的家庭保障机制不仅从政策及文化上可行，而且在经济上也更为合理。
本文首先指出西方学术界有关社会保障体系的设想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经济理论假设，传统家庭的地位和作用在西方社会经济理念中没有受到重视。针对这些假设，我们对老年人料理的家庭负担，子女的可依靠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养老系统的关系澄清一些模糊的概念。从这三方面看，子女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依赖的，并且，家庭养老方式的比重并不一定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我们认为中国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既要保证西方老年人保障体系基本要求，又要反映中国特点，并强调一些能反映中国传统价值的理念。尽管老年人保障不应与老年人有无子女，子女是否愿意照顾老年人有关，如果老年人有子女，且子女能够并愿意赡养老年人，我们应该在政策上给予方便。由于家庭养老方式至少需要考虑到两代人，我们从政策上不应视老年人保障问题仅仅为老年人问题，而应从家庭成员整体的角度来考虑。因此，建议对税收、住房和经济补贴等相关政策进行改革，并对逐步形成一个包括家庭在内的健康结构中长期变化的，医疗，护理和养老体系提出一些初步设想。
按照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生产方式需要工人退休制度并保证工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在工业化进程中，退休和退休基金制度将逐步推广，最终将过渡到制度化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退休基金及退休保险还很不健全，多数的老年人仍依靠家庭提供各方面的帮助。由于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是一趋势，如何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融合传统的家庭老年人保障机制于现代的社会保障机制中将是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我们运用多种调查资料，并结合东西方发展进程的差别对此问题予以分析评价。我们认为，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保持传统的家庭保障机制不仅从政策及文化上可行，而且在经济上也更为合理。
以历史的眼光，社会保障和退休都是较新的概念。在传统农业社会，老年人是主干家庭的一部分而并非社会的职能单元，老年人社会保障的概念自然很薄弱。由于传统家庭农业生产有很大的伸缩性，老年人几乎不存在退休问题。一个人在从青壮年走向老年人的过程中，会逐步减轻体力劳动，或改变劳动的种类。也就是说，老年人的劳动或工作环境是逐渐调整的，随着体力的减弱而顺其自然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因此，活到老工作到老被广为接受并加以称道。退休是工业化的产物。固定的工业生产系统要求固定的生产效率。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体力一旦不适应工作的要求，就需要脱离工作岗位。退休金及社会保险金是以人们脱离家庭系统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机制。
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保障机制产生了很不同的对老年人的理念。在非正规老年人保障机制中活到老做到老被视为成功的晚年生活。在此文化中，老年人依赖别人的程度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每一个层次的依赖性与相应的家庭工作及工作环境相结合（例如照顾第三代，养牲畜，种菜园，看晒庄稼等）。这一文化的弱点是：老年人晚年的命运维系在家庭成员身上。如果老年人被虐待，尽管会受舆论所斥，但很难由正式渠道来调节。西方的工业化社会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的独立性，在这一文化下，老年人的依赖性从观念上就被瞧不起，且与无能并论。正如克拉克(1969)所说，老年人只有能自理，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具有自尊并值得被他人关心和看得起。衰弱憔悴的老年人没有成功和幸福的晚年。从某种程度上，西方的社会保障系统将这一理念制度化了。老年人独立生活不仅为每一个人所追求，也被视为现代化工业的需要。这种理念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发展以使老年人能独立生活的各种医疗及照护体系。使老年人感觉自己是常人，帮助老年人具有常人的能力是这种照护体系的重点。
现今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和飞速的工业化进程交织在一起，传统的农业生产及非个体生产模式，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和代际分明的生产方式烙印，都要求中国有一种不同于西方发展进程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级的老年人生活保障体系既要保证不被家庭状况所左右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要求，又要满足家庭养老方式为主的传统生产方式的需要。从时间上，由于现代化进程的缩短，我们目睹着一个父或祖辈以经营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为主和子孙辈以经营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为主的局面。用通俗的话说，父或祖辈是农民或手工业者，而子孙辈则为工薪阶层。上述特征使中国没有足够的时间推行积累制（即以退休前的储蓄和资本积累来支持未来退休后的生活），又很难以现收现付制（即以现在工人为当今的退休人员支付养老金）的形式支持大量的老年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强调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老模式是可以理解的（张，1997）。从长远看，一个可行并广为接受的养老体系需要解决上述三种因素之间的制约关系。
就目前来看，中国舆论界对建立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有关经济方面的讨论较多，而对西方各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共同环节——医疗及生活料理的保障方式涉及很少。我们下面以此环节为例，对老年人料理的家庭负担，家庭成员的可依靠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养老系统的关系澄清一些模糊的概念。我们所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三方面：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田雪原，1988），1992年全国老年人供养系统调查(CRCA,1994)，和保定市1994老年人口抽样调查。
1 老年人需要帮助程度分析
目前，中国老年人口不足总人口的10%，中国老年人口金字塔沿年龄趋尖很快，60%以上的老年人在60-69岁年龄段，不足10%的老年人在80岁以上的年龄组。这样一种人口结构是未进入老年社会国家的特点之一（世界银行，1994年）。从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看，这样一种结构不会对老年人赡养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可用1987老年人口抽样调查有关老年人生活自理程度的资料（田雪原，1988）对此进行定量评价。原始资料汇总中将生活自理程度分为4类。我们视生活料理很困难或不能自理为需要日常料理，生活不困难和有一些困难（此类为数很少）为不需要日常料理。原始的表格以性别年龄和城乡为类别交叉列出。运用Lograte统计模型，我们发现老年人需要生活料理的比例并无显著城乡差别。最大的差别反映在年龄上。男女差别与年龄差别无显著相关性，并可用一个系数描述，即，老年妇女需要照顾的比例是老年男子需要照顾的比例的1.1935倍。模型推算结果显示，每1000个60-64岁年龄组的老年人中，有1.6人需日常料理（65-69，2.6人；70-74，5.2人；75-79，10.4人；80-84，14.4人）。每1000个8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25.4人需要日常料理。对于每个年龄组的老年妇女，只需乘上1.1935即可。考虑到91.5%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在80岁以下，照顾老年人的社会压力在目前并不很大，只有17%的老年人有日常行动不便的问题。
然而，老年人保障制度的建立不仅要考虑到当前，而且要考虑到将来的人口结构。在城市及一部分农村，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引起一些人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所谓4-2-1人口结构的关注。所谓4-2-1人口结构，从独生子女角度可概括为1个子辈，2个父辈，4个祖父辈。尽管这样一种人口结构不会是广泛和长久的，它仍可能造成一个孩子同时承担照顾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根据西方和我国的一些调查，我们有如下的共识：(1)子女越多，老年父母得到各方面赡养的机会及数量就越多（郭志刚，1996）；(2)一旦老年父母开始需要日常生活料理，主要由家庭中的一个子女来承担。如果社会保障政策能弥补结论(1)中子女少对照护老年人的负作用，政策的关键就在于估计独生子女同时照顾双亲的可能性，对此，我们有如下的分析。
运用路、魏(1992)的生命表，我们可以设定16年和19年分别为男性和女性60岁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同时我们假设每一个中国老年人大约有2年时间需要日常生活照护（伊密，1997）。这一数值与美国老年人平均在老年人护理院住2.35年(Rogerson,et.al.1997)的时间相差不大。如果(1)老年夫妇需日常料理的概率在他们的期望寿命中随时都可能发生；(2)老年夫妻生病卧床的事件是独立的（即夫病不等于妻子也病，妻子病也不意味着丈夫就病），则老年夫妻同时需要日常照护的概率为2/16与2/19的乘积，其中2/16为老年男子在他余生中需要照护时间的比率，2/19为老年女子平均余生需要照顾的比率。它们的乘积为0.013，很小的概率事件。由此看来，老年夫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同时需要子女日常生活照护的。所谓4-2-1的三代人口结构并不一定对老年人的日常料理构成重大威胁。如果日常生活照护并不包括医疗护理的话，成年子女，无论有兄妹与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承担照顾老年人的责任的。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澄清他们是否从地理空间上可以依赖。以下我们用国内现有的一些数据并结合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对子女与父母的地理距离进行分析。
2 子女地理上的可依靠性
工业化将造成子女和父母的地域分离的理论可追溯到本世纪初Weber(1958)Parsons(1934,1959)等功能学派的论述。该学派认为核心家庭是工业化社会最适合的家庭单位，传统的主干大家庭在功能上与工业化社会不匹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口的自由流动，许多成年子女将在地理上与父母有可观的距离，进而造成父母和子女在代际交流上的隔阂。尽管许多学者对这一观点，尤其就代际交流而言，从理论和经验数据上进行了反驳(Litwalk,1961;Shanas et.al.,1968)，但其有关父母地理距离的中心论点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最近世界银行(1997)有关中国老年人保障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第42页）“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人随着就业而移至新的地方，以家庭为基础的老年人赡养系统将会削弱。毋容非议，社会有义务照顾老年人尤其是工薪者，他们不象农民等个体劳动者，能有一部分财产带来的收入。国家最好在目前预视到这些问题并设计一个系统，以至不会产生危机”。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人口活动将影响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距离，进而影响到传统的家庭赡养格局。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目前父母与子女的居住距离。我们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中选出父母有子女且不和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并分城乡、性别及年龄组列出与最近子女的距离（表1）。表1显示，一般95%的城市老年人与子女同住一个城市；对农村老年人来说，90%左右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一个村子。如果我们将同住子女的情况算在同一个城市或村庄的话，上述比例则大约在98%左右。随着通讯及交通设施的改善，老年人如需生活料理，不论是长期的和日常的，子女从地理上是可依靠的。
当然，未来的老年人保障系统的设计不能仅以当前的状况为依据。我们下面考虑两个影响未来的重要因素，即子女数量和文化水平。子女多应增加老年人与子女居近的机会，文化程度高减少这一机会(Lin and Rogerson,1995)。运用1994年保定市抽样调查（表2）我们发现老年人子女数与子女距离的关系并不显著；即使只有一个子女，他们之间的距离仍然很近，其中95%同住保定市。我们运用logistic回归方程来分析子女数对父母与子女空间距离的影响。如以同一城市而论，在控制了父母的年龄的情况下结果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最近上海、天津二市调查有一定出入(Bian et al.1998)。Bian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子女越多，老年人与子女的距离（用在路上的时间来衡量）就越近。这一结果可能是不同距离单位的运用所造成的细微差别。因为如果就同住同一城市而言，Bian等所用数据中的老年人有95%与子女同住一市，与保定及全国数据及其接近。就受教育程度而言，文化水平越高，与子女(Lin and Rogerson,1995)的距离就越远。尽管这一结论为我国的研究所证实（郭志刚，1996），国内国外有量的差别。国外的所谓远主要指不同城市，而国内所谓的“远”许多是指与子女分居。然而即使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总的来说，老年人与子女的距离是很近的。在美国，一般有75%左右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同一城市(Adams,1968,Lin and Rogerson 1995,Shanas,et al.1968)，并且，一旦老年人生活功能发生障碍，需生活料理，许多人或是改为与子女同住或搬到与子女很近的地方(Rogerson et.al,1997)。因此，我们不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将大规模地造成父母与子女在空间上的隔离。
3 工业发展阶段与家庭纽带的关系
我们试图从概念上澄清的第三方面是工业发展阶段与家庭纽带的关系。前面已说到，工业化并不一定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距离。但我们并不清楚，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是否会带来子女对父母的照料降低，是否靠子女生活料理的大家庭，在功能上不适合工业发展的要求。由于缺乏时间序列和分地区的发展及家庭结构数据，我们不能直接回答此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对老年户居类型的比较，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从东南亚及日本的户居统计看，各国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都有所下降，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与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并没有直接关系（详数据，请参考1997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Phillips 1992）。例如，新加坡、台湾及日本的发展水平都很高，但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都在70%以上，其中新加坡达85%。这些数字与越南，(73.7%)，泰国(71%)，菲律宾(77%)的数据都很接近。我们没有找到完全可比的中国户居统计，但若用1990年人口普查10%汇总数据中老年人(60[+])与两代及以上同住的数据近似代替与子女同住的数据，1990年中国老年人最多不过有74%与子女同住。从功能上，主干家庭并不一定就不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发展。
表3进一步从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的角度来阐述这一问题。同样，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子女在经济方面支持父母比重就低(Bian,1998)。在4个国家及地区中，新加坡老年人依靠子女提供主要经济保障的比例居首，有73%的老年人以子女的支持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与新加坡相比，台湾经济水平稍低（若以人均GNP衡量），但这一比例仅为36%。中国大陆的经济水平远不能和台湾相比，但以退休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比例与台湾却相差不多。若把主要经济来源靠老伴（主要是靠老伴的退休金）与靠退休金合并，则相差无几。可见，户居类型及养老主要经济来源的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而更可能与不同的社会政策和计划相关。新加坡和日本给老年人同居者以多方优惠，如税收和房价补贴等即为一例。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新兴的发达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其实现工业化的时间大大低于以往西方国家发展与发达的时间。结果之一是，人们没有时间去消化并接受一些典型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及家庭机制，这一点对我们设计和推广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有很深刻的意义。在一到两代人时间，一个国家就可能跳过一些西方国家大都经历过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成为新兴发达国家。因为我们并非不接受工业化的思想和手段，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并不一定需要运用西方国家工业发展时的家庭理论，以视与过去决裂。同样，我们也需对西方曾盛行的老年人社会化服务进行反思。在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许多老年学研究者意识到，社会化、职业化的老年人照护需要国家巨额开支。许多老年人护理院不仅耗费国家大量财政，同时也不受老年人欢迎。研究同时表明，以家庭及社区为主的老年人照料系统，不仅节省开支，也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老年人需要料理有不同的方面(Baltes,1996)，一旦给予老年人以适当的照顾，包括精神的、物质的以及对他们生活环境的改善，他们是会有幸福的晚年的。
4 政策分析及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既要保证西方老年人保障体系基本要求，又要反映中国特点，并强调一些能反映中国传统价值的理念。具体地说，一个政治上可行、经济上有效的老年人保障系统应该保证那些为社会作出贡献并达到一定工作年限的老年人有一个安逸的晚年生活；对那些因种种原因不能满足国家规定的工作年限，也要在生活上达到一种基本要求。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一个安逸的晚年生活应包括生活和医疗的保障，且这种保障不应根据老年人家庭情况而定。老年人有无子女，子女是否愿意照顾老年人与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无关。但是，如果老年人有子女，且子女能够并愿意赡养老年人，我们应该在政策上给予方便。基于以上原则和前面的讨论，我们认为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应当包括下面几方面的措施：
对于老年人生活料理及长期护理，应延续目前的政策，强调以家庭为主并建立以社区和家庭为基础的护理网络。经济和社会政策既不要阻碍人口流动，又不要为保持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制造障碍。对此，一些国家如日本和新加坡鼓励两代人就近居住的经验可以借鉴。可能从政策上鼓励两代居住形式有：两代、三代同堂，同户隔门居住，同层隔户居住，就近居住等等。政府可以从住房补贴，减免税收（如减轻医疗保险税额）等各方面予以鼓励。运用这样一系列的方式，老年人与子女互尽义务，既可以通过几代同堂来保持，更重要的是，可通过分居但距离很近的两代居住格局来保持。
当政府为退休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时，政府应从经济上鼓励老年人寻求子女的帮助。如果成人子女能够代替社区服务机构或是护理服务机构职能，受到料理的老年人应能够将政府所能报销的一部分金额转到子女的退休／护理基金上，以此鼓励代际间相互照顾。这样，不仅老年人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子女的服务也有一定的补偿。当然，如果子女不愿意照顾父母，或无能力照顾父母，老年人仍可依靠社区或其它服务。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在目前独生子女补助的基础上，建立独生子女养老金，这种基金可用于某些个别情况下的老年人护理支付（如子女不能同时承担双亲的照顾，子女不在身边等等）。由于家庭养老方式至少需要考虑到两代人，我们从政策上不应视老年人保障问题仅仅为老年人问题，而应从家庭成员整体的角度来考虑。也只有如此，才不会在政策上人为地割裂代际互助关系，不必要地破坏以感情和人性为核心的传统养老方式。
最后，我们进一步强调对西方退休及老年人观念的反思。如前所述，传统社会中，只存在逐渐的脱离生产活动而无退休，经验数据及老年人健康的研究证明，长寿并不意味着病残(Manton,et.al.1993)，实际上，大部分的老年人都能或自己照顾自己并做一些其它工作。国家政策应继续鼓励老年人再就业或做一些其它工作，提倡活到老，参与家庭和社会到老。此外，因为老年人依赖他人照顾的程度是与其周围环境的友好程度有关的。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强调老年人自身对周围环境的调整。如果我们考虑老年人照顾问题，另一种以调整和改变老年人生活环境为核心的老年人服务产业可能会排到很高的地位。如果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是以青壮年为标本设计的，许多地方很容易给老年人带来困难。如果我们房屋及用具的设计考虑到老年人特点，许多需要生活料理的老年人就可能不需要了。东西方社会都珍惜老年人独立生活的能力，西方强调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护理，而我国传统社会在不具备护理条件下，自然强调对环境的调整，以适应自身的生活能力。如果我们重视并发展这一哲学理念，我国的老年人可达到甚至超过西方老年人生活的独立性。这样一种思想也会为产业界殿开一个以帮助老年人适应新生活能力的产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