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邓小平文选论文,第三卷论文,深刻认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对于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党和人已已经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历史性的评价。这就是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
在1982年至1992年《历史决议》发表后的10年里，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始终在回顾和总结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对于10年“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和教训，他更是反复思索，每每进行分析、比较。可以说，邓小平同志一直没有忘记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尤其是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来教育、启迪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
通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以下简称《文选》），会不难发现，“以史论今”，“以史鉴今”，是贯穿本卷《文选》的一大特点。其中，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著者提及之多，举例之详，由此阐发论点之精辟、深邃，都不能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关于“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实践的由来，《文选》指出：“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1〕；并强调，所谓“左”的错误的最主要表现， 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2〕。
10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加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得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遇到了最严重的挫折，国家和人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文选》中，著者多处用“灾难”和“内战”来比喻“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这是建国以来的一次“最大的波折”；“10年浩劫”，使“中国吃了苦头”〔3〕。
对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文选》还提出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如：“‘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耽误了10年人才的培养”〔4〕。“‘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10年时间”，加上建国后其他时期所犯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20年的建设时间”。“这是非常可惜的”〔5〕。字里行间，流露出著者无比痛惜之情。
政治经济学认为：一切节省，归结起来都是劳动时间〔6〕的节省。反之，一切浪费，归结起来也就是劳动时间的浪费。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最大损失和破坏，正是各项事业在时间上的耽误和浪费。尤其这20年，正值“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其发展速度“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7〕。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只有从世界发展的大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体会邓小平同志思想的深度和力度。
以上《文选》反复论述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表现及其后果等，决非是就历史而讲历史，而完全是为了“鉴往知今”，“鉴往知来”，意在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必要性和稳定性。
“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8〕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痛苦过程之后，面对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促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并反思过去沉重的历史，“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考虑改革开放，这“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9〕。
1984年3月， 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提问时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10〕。然而，正是在此人生逆境中，邓小平同志集中思索的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耽误太多，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11〕。
之后，在谈到改革开放的问题时，邓小平同志又多次将此问题同“文化大革命”进行联系、比较，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10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12〕
“20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政策不行”，“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13〕。
“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4〕
和亲自主持起草《历史决议》一样，在继续指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性质及其严重后果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十分注意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多次指出：“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15〕强调，不能丢掉和否定毛泽东，尤其“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16〕
这就表明，在对待重大历史问题和对毛泽东的分析、评价方面，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和胸怀大局的，并不为来自国内外的某些干扰或变化所左右、所动摇。这也是我们在总结和反思“文化大革命”历史时应时时注意并引为榜样的。
二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事实已经表明，这种“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结果，必然要把人们的主要精力牵扯到大量人为的“阶级斗争”中去，而不可能全力以赴地、有效地解决一个贫穷落后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正如《文选》多次指出的，建国以后，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重大缺点，也是导致我们吃的一个大亏，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17〕。这种“左”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18〕。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1974年、1975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19〕
在此，邓小平同志以无可辩驳的科学观点和理论逻辑，有力回击了“四人帮”的谬论，为党和人民当时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2 0〕。同时，这一史实也正说明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率先作出的深层次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加上耳闻目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现实，才使邓小平同志愈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文选》中，著者还列举1975年全面整顿的情况，进一步说明他与“四人帮”斗争的实质，就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是一种“拨乱反正”，并将其归结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工作改革的先声〔21〕。这就更加证明，邓小平同志不仅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的问题上已有定识，还把这一认识付诸实践，成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初尝试。
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领导全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同志不只一次地下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些振聋发聩的著名论断，并时时伴以批判“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谬论，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他过去认识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是他经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理论同实际的结合之后，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深化。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上的飞跃，必然带来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飞跃。正如《文选》所言，“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22〕“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23〕
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如前所述，实现这个“转折”的“启动点”，形成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党和人民与“四人帮”的斗争。回顾历史，“四人帮”所宣扬的一套极端理论，不仅没有维护住他们标榜的“社会主义”，反而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值得长久反思的“课题”。
就在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时候，针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邓小平同志又再三提醒全党：要一心一意、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要管 100年”〔24〕。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告诉人们，不可随意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再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去。如果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25〕。这正是他鉴于长期历史教训而得出的斩钉截铁的结论。
应该指出，在反复强调必须从根本上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并时时注意防止重犯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并没有忽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文选》多处提到：纠正“左”不能过头，不能把纠“左”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随时警惕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警惕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要坚持两手抓，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应注意抓好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到“两手”都要硬〔26〕。实践证明，以上内容，都是构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面，它们同样关系党的基本路线的稳定和持久，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兴衰与成败。
三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从根本指导思想上离开了“搞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任务，一切工作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形成“路线斗争”无时不有，政治运动无止无休的普遍的社会现象。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此起彼伏的政治动荡及其所带来的难以驾驭的局势，始终笼罩着“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尝到了甜头。同时，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力量大大增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党的政治路线对头外，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10多年来整个国家的政局基本上是安定的、稳定的，没有发生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全局性的、旷日持久的政治动荡。
在保持政局长期稳定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一直给予密切关注。《文选》中，他时时提及、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几乎随处可见著者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作出的深刻总结和反思。
首先，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大环境，以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他说：“我多次讲过，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20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27〕另一方面，他更注重保持国内稳定的政局，强调这是确保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指出：“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28〕
《文选》里，著者一再使用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中国发展的“最关键问题”、“中国的最高利益”等语，表明保持稳定的极端重要性、迫切性，并将此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的首要“标准”〔29〕。著者还以坚决的口吻提出：“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30〕；并表示，在自己退下来以后，对其他事情可不过问，“但是动乱我要管”〔31〕。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如此非同一般地重视稳定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在提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问题时，又说，“中国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32〕
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国客人时， 曾就这个问题讲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33〕
这里，邓小平同志以历史比照现实，由中国引出世界，用极其简明、朴实的语言，道出一旦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的不堪设想的结局，可谓入情入理，语重心长，表现出一位世界政治家的高瞻远瞩。
如何才能防止和避免在中国发生大的动荡，保证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呢？《文选》主要提出了三点：
首先，在中国必须巩固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强调：对于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又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10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34〕
第二，要继续否定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肃清其遗留下来的各种影响。《文选》指出，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在中国再搞“四大”，这“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又说，“‘文化大革命’10年，青年一代中毒相当深，有些大学生闹事就是同这种遗毒有关”。总之，“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35〕
第三，要用历史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要引导青年一代进行反思。针对80年代末学生闹事等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对青年学生教育、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为此，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包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反思就是一个最大的教育，比读什么书都重要”。要向青年们讲清“无法无天”做法的恶果和是非利害。“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要让青年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36〕
此外，从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为在中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文选》还总结出两条经验：一是“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关键在人”，在于能否解决好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领导班子，特别是党中央核心班子的问题。“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37〕。二是“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人民生活中的体现。“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38〕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一段伤痛的历史。然而，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勇于正视过去留下的“伤口”，且能够自觉做到时时认识和反思其中的教益。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是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了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科学总结，进而统一了全党认识，为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原则，一次次回击敌对势力的蓄意污蔑和诽谤，维护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形象，稳定了党心、民心。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39〕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切实把“文化大革命”变为一笔“财富”，用历史的进步，来补偿过去失误所造成的波折和灾难。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36、137页。
〔2〕同上书，第269页。
〔3〕同上书，第94、269页。
〔4〕同上书，第205、9页。
〔5〕同上书，第253、283、266页。
〔6〕这里的“劳动时间”，泛指一切社会生产、科学研究及其他体力、脑力劳动过程所需要的时间。
〔7〕同上书，第299页。仅以日本为例，从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它几乎集中了全世界半个世纪以来研制成功的重大先进技术，仅进口专利及推广费用，计耗去约60亿美元（据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调查资料）。
〔8〕同上书，第283页。
〔9〕同上书，第157、368页。
〔10〕同上书，第54页。
〔11〕同上书，第223页。
〔12〕同上书，第265页。
〔13〕同上书，第266页。
〔14〕同上书，第272页。
〔15〕同上书，第272页。
〔16〕同上书，第284页。
〔17〕同上书，第141页。
〔18〕同上书，第134页。
〔19〕同上书，第171—172页。
〔20〕1975年10月，由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即指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争取时间，加倍努力，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21〕同上书，第81、255页。
〔22〕同上书，第269页。
〔23〕同上书，第141页。
〔24〕同上书，第57、64、129、380页。
〔25〕同上书，第29、299、370页。
〔26〕以上论点，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1、344、378、379页。
〔27〕同上书，第50页。
〔28〕同上书，第208、124页。
〔29〕同上书，第213页。
〔30〕同上书，第212页。
〔31〕同上书，第325页。
〔32〕同上书，第216、284、124页。
〔33〕同上书，第360—361页。
〔34〕同上书，第252、196—197页。
〔35〕同上书，第123—124、153、242—243页。
〔36〕同上书，第198、318、199页。
〔37〕同上书，第380、365页。
〔38〕同上书，第355页。
〔39〕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3年10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149页。
标签：邓小平文选论文;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文革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文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