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人格教育中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的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道德论文,政治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94X(2006)02-0081-05
时下大学生人格教育正受到社会的日益重视，通过各种社会途径传递的要求趋于一致就反映出这种重视程度。大学生的“学习首先不是学知识，而是学做人”正是这种一致性的表征。
大学生人格应该是一个整体，我们在实践中很难细致而又严格地去类分政治人格、道德人格、社会人格等。大学生人格形成又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影响的过程，这种综合系统最起码包括社会环境影响、家庭熏陶以及学校教育等基本要素。进一步来看，仅仅就学校教育中的高校教育而言，其中又包括着复杂的成分。高校的学科分类已越来越多，训练科目也日益多样，这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也不难看到这种教育对人格教育的消极影响，其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高校教育的综合性和整体联系性不强对人格教育整体性和融合性要求的支离。换言之，理论知识可以按学科对学生进行分门别类、按部分地进行教育，但大学生人格教育不能先按部分进行教育，最后再作“总成”。大学生人格教育有其丰富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相互平行，甚至相互冲抵，以致造成人格分裂。在这种过程中，坚持人格培养和人格发展中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的统一，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人格教育的一种重要途径。尤其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管理中所体现的要求，更与大学生人格培养效果直接关联。应该确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与高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及其要求、学生社团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等所构成的共同影响中，对大学生的健康人格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大学生人格培养过程中还应认真处理的一些问题。笔者曾经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要求与训练方式的影响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它们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对学生提出较高的政治要求，希望每个学生都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学生对国家层面、非社会基层层面的政治生活有过多的关注，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政治性评价，尤其是发表有关时政的批评意见；一方面希望学生掌握较多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对学生提供着少量的，不足以全面而充分地认识政治过程的活动信息，或国民性信息；一方面希望学生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另一方面又对学生缺乏必要的政治生活技能的训练；一方面希望学生独立思考，发展全面而自由的个性，另一方面又希望学生能规矩听话，尤其不要在政治方面有什么“创新”或突发奇想的言行，因为创新在这一领域存在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严格标准；一方面学校一贯教导学生要做一个正义、正直、有社会良知、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的公民，另一方面，政治教育中固有的简单说教以及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脱节现象，以及社会中顽固残留着的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又随时感染着学生。[1]
当然，少数大学生在人格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到年轻的大学生身上去寻找问题的根本原因，也不仅仅是教育方式方法所致，而是有其更深刻的体制和社会原因。例如，有人指出，现在社会上的学风很成问题，而学风问题在本质上又是一个社会管理作风问题。管理作风不正影响官风，官风影响学风，官风影响世风。“当前我国思想文化界的现状不容乐观，概括起来可谓是虚假的繁荣，浮躁的学界，泡沫的学术，媚官的学者。”[2] 同样推理，官风也影响着大学生的人格塑造。还有人指出，我国的应试教育对人格塑造的负面影响很大，以致成为“最大内耗”，“形成了一种‘制度性虚伪’，培养了大量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一套作一套的‘两面人’。这不是知识的错误，也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约束强者的制度和法律环境。”[3]
以上问题的存在，虽说是属于极少数的和枝节性的现象，但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生人格培养中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两者之间的分离，或者说是两者关系的不和谐。一方面，我们在人格培养中缺乏有效措施去发展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原则性，使得一些学生将道德仅仅理解为洁身自好的手段，或者仅仅理解为是调整“熟人世界”生活秩序的“私德”，因此，他们缺乏公德意识，个人言行诚如马卡连柯所说的“老实人”，① 但却没有政治原则性和是非感。另一方面，我们在注重大学生的政治方向确立的同时，对大学生应有的道德素养，甚至做人的基本准则等德行方面的要求却不够明确，以至出现了少数有“政治头脑”但道德品质却不佳的学生，甚至出现“多面人”性格特征的人物。
大学生人格培养中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两者不是对立的，那种认为政治不讲道德、道德不要政治的观点是不符合社会事实的。
第二，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因此不能相互替代。认为政治上可靠就是有道德，或者有道德就是合格的政治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两者存在着结合关系，这种结合又是有多种方式的。
国外有学者曾经提出过“组织中政治取向的四种类型”，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格类型分析理论。这种理论在分析政治活动时提出了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有政治意识与技能，还是无政治意识与技能；另一个维度，是关于人们是以一种诚实并符合组织利益的方式行动，还是以一种赌博并寻求从他人身上获取个人利益的方式行动。这两个维度的结合，产生出四种政治活动类型(亦可理解为政治人格类型)。每种类型都有一个动物代表其特征。第一种类型是聪明的个体，他有政治意识与政治判断力，有政治活动技能，并且能诚实行为，代表动物是猫头鹰。这种类型的个体廉洁公正，会在恰当的场合使用政治技巧。第二种类型是善于进行赌博游戏、绝对损人利己的精明个体，他有政治方面的意识、嗅觉和技能，是传统中认为的政客，代表动物是狐狸。第三种类型是进行赌博游戏、自私自利的个体，他既缺乏政治意识和头脑，又缺乏必要的技巧，其代表动物是驴。这种类型的个体在推行政治活动中表现鲁莽，容易被更有政治技巧的人所操纵。第四种类型是一种以正直方式行动但没有政治意识与技巧的人，其代表动物是羊。这种人最容易被有政治意识与技巧的人所操纵，尤其是被狐狸所利用，其结果是使自己轻易遭到“屠杀”。[4] 299-300
由此可见，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是不可分离的。一方面，如果缺乏政治倾向性和原则性，没有必要的政治生活知识及其技能的训练，就可能形成“羊”一类的人物。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基本的德行，只是所谓有“政治头脑”，并且将这种政治完全理解为“投机钻营”、“口是心非”等的话，那就可能形成“狐狸”一类的人物。两者的有效统一的最佳模式是培养“猫头鹰”式的人物。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要防止在一些政治要求的扭曲变形影响下，一些学生可能逐步养成善于揣摩领导者或教师的心理、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不讲真话的不良习气。
在大学生人格培养中如何具体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探讨，如东北师范大学张澍军教授在研究德育哲学中就曾指出：德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对此他提出了“四个回归”的观点，即“德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德育的本质存在由革命时期的‘精英’目标取向为主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德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向建设人本身回归；德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5] 16-19
大学生人格培养中的政治要求是什么？首先，必须认识到，政治的内涵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的。人们需要对政治的边界做出合理又合适的界定，尤其要对政治的变化着的内涵做出现代性理解。应该看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政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所做出的各种努力，是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最大的政治。
其次，现代社会发展的多样化特征，又使得政治与其他社会活动有不同的表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区别。那种在计划经济时代所特有的、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政治统帅一切”的情况正在消解。换言之，在那种时代，我们的社会政治化特征太浓，这是由计划经济的特征所规定的。如哈耶克曾指出的那样：“经济计划所引起的问题——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满足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政府一旦担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不同的个人和集团都要得到应有的地位这一问题，事实上就不可避免成为政治的中心。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6] 90-105
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我们今天在理解政治的内涵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带上计划经济时代那种政治的印记。在理解大学生人格教育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大学生一定要有政治意识和政治头脑，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性和政治原则性。这种政治性不能脱离人的德行。也就是说，大学生的政治人格塑造必须与道德人格塑造相统一，没有道德人格基础的所谓政治性，其基础是不稳固的。尤其要看到，在社会政治文化中出现精英政治文化与平民政治文化的分野的情况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所理解的政治内涵是有区别的，有时甚至有很大的不同。在这样的状况下，主导者所期望的政治训练导向与受导者在实际政治学习中产生的政治取向就会出现不一致。这种政治文化的分野状况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认真关注起基础作用的人的德行培养的同一性，会有助于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中的转化功能之显现。因为哲学中的矛盾双方之所以能转化，是由于矛盾双方存在着同一性，没有同一性就没有转化的可能性。
还要看到，今天的社会活动成分及功能开始分化，如公域、私域和第三域等，在第三域中又有丰富的成分。因此，人们逐渐看到，在今天的社会中，政治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成为代替甚至凌驾一切社会活动之上的“超级”活动，它开始渗透于各种活动之中，成为它们的服务和保障。在这种条件下，过分凸现德育中的传统政治化的特征，与大学生的实际需求也不相契合。在学生看来，他们要关心政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今后并不以从事政治活动或研究政治问题作为终身职业，因此，他们不会为此投入更多的能力与精力。加上各种社会活动给人们所带来的效能感不同，导致人们的注意力也开始分散，不会全部聚焦于政治之上。在这方面，社会要求与大学生的实际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差距。一般而言，社会政治领导者和教育主导者更多关心未来社会从业者(大学生)的政治倾向性，希望大学生有较强的政治素养；在解决了政治倾向性的前提下，才关注能力及其他问题。因为如果能力很强但政治态度不行，那是不够格的。而从大学生个体角度看，他们则更多关心自己的能力发展，即所谓有真本领。他们也关心政治，但更多是具体的政治现象和事件，而较少关心政治倾向、政治范畴等。甚至有一少部分学生存在着保有思想政治方面的“底线”的动机，认为在“底线”之上的思想政治素养之程度差异再大也无法检验，因而缺乏更高的政治成才期望，他们或许以“建设者”的标准要求自己，即便有“接班人”期望，也主要是业务接班人而不是政治接班人期望。因此，大学生人格教育不能满打满算，必须预留一定的弹性要求空间。
张澍军教授曾经将社会思想道德体系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的思想道德体系”，是一定社会中占支配地位并且为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群体思想道德体系。第二种是“一般群体的思想道德体系”，它们会随着“社会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它们便会愈加活跃”，“所谓个人思想道德选择，实际上是人们从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利益关系出发，从而对社会诸种思想道德体系的一种选择性认同、扬弃或者抛弃的态度和评断。”[7] 这里实际上也指出了大学生人格教育中应该注意的两者关系问题，尤其不能忽视“一般群体的思想道德体系”对大学生的实际影响力。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存在着道德依存性，这种道德依存性又与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有关，而人们之间的信任状况存在着一种维度。有人在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正直＞能力＞忠实＞一贯＞开放。[8] 在这种维度中，正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特征。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种道德依存性维度而做出道德选择居首位的判断，但也不能不关注大学德育中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两者的关系对待问题。
换言之，在大学德育中，存在着政治化的德育和生活化的德育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有浓郁的政治化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泛政治化特征，这是由时代特征所决定的。这种德育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听话、可靠、忠实等。但与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关联不紧，况且人们社会生活的内容不仅仅指政治生活，它还包括更丰富的其他内容。这些内容需要人们的道德品质加以支撑。因此我们也需要生活化的德育，这种生活化的德育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正直、有是非感、富于同情心等。它与人们的“生活世界”紧紧相连，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探索“苏格拉底问题”，并且帮助人们从日常生活世界走向非日常生活世界，即从关心与个体生存发展所依存的各种条件、活动向关心社会整体与类的发展所依存的各种条件、活动转化。
也就是说，在与道德依存性的关系上，政治化的德育与生活化的德育是有区别的。由于政治化的德育更关注可靠、忠实，特别是对上级领导者的忠实，它的前提条件比较苛刻，即预设上级会一贯正确无误。但社会经验告诉人们，领导者和政府不可能是全知全能。因此需要每个人的独立思维和判断，并且个人一定要有德行，行事一定要正直、刚正不阿，勇于坚持真理、讲真话，也敢于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而社会化的德育主要侧重于培养与发展人们的如上品质。
其实，就政治化的德育本身而言，应该无可厚非，因为它毕竟主要表现为媒介、途径或工具似的意义，而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受着政治化的价值取向这一因素的制约。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对待“政治化”的价值取向及价值偏好问题。一般说来，政治化的德育的价值取向最起码有三种：第一，关心政治的目的主要在于了解、监督政治活动的方向与政府人员的权利使用状况，以及培养和发展老百姓具有关心与监督的相应能力，因为没有相应的知识和能力，人们期望关心政治也关心不到关键点上。第二，顺从政治安排和依从政治人物。这时，关心政治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相关条件及资格，以便顺利而快捷地切入政治精英活动领域。第三，监督政治活动与顺从政治安排两者相统一，那是一种不即不离相对中值的取向。值得指出的是，在三种基本价值取向中，每种价值取向都会有程度表现上的差异，如强烈表现与微弱表现；也会有不同的情绪体验，如积极体验与消极体验。因此，出于监督目的的社会成员也可能对政治极度关心，并且在这种关心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当然也有人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有人对政治的关心出于一般状况，也有人会随波逐流，但有时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情感体验。在顺从政治的价值取向中，也会存在态度与情感的不同组合状况。这里有着复杂的各种变数。
毫无疑义，大学生人格教育塑造中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各有不同的标准，如何将这些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一个需要在教育训练中不断实践与探索的过程和难题。要警惕原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内涵为语境的“政治正确”、不讲道德的泛政治化倾向，也要防止对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语境的新型价值观体系所采取的淡化政治的倾向。
笔者在这里提出和讨论如上问题，不是隔离两者的关系，而是通过粗浅说明两者的不同功效，达到思考两者更好结合的目标。需要看到的是，在大学生人格教育中，一定要克服原先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空喊口号的毛病。列宁曾经在区分经济方面的政治(或国家建设的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政治的基础之上，批评过那种只会空喊口号的“老式的宣传”。他认为：“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这种老式的宣传毫无用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表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都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谁要是按照旧的意思来理解宣传工作，那他就落后了，就不能对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工作。……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9] 370-371因此，大学生人格教育一定要回归生活，一定要注意落到实处。
注释：
①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安·谢·马卡连柯在他所著的《论共产主义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7月版)中曾多处指出要关注一些最普遍的典型性格的学生，其中就包括“老实人”。马卡连柯认为这种老实人“大家都喜欢他，他什么都做，善于察言观色，任何坏思想都不表现——这就是我们首先应当研究的性格，因为这种‘老实人’总是从我的手边滑过去，以致使我既不能够保证他的思想，也不能保证他的行为。”马卡连柯甚至认为，后来成为害群之马的正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而不是调皮捣蛋的人(参阅该书第52页、第97页)。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马卡连柯当时所面对的学生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工读学校的学生，与我们所面对的学生不同。因此对他的话语的内涵及其语境的理解应该有时代性迁移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