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解读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11)02-0001-07
2010年10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十二五”规划的开局阶段。在全球金融危机硝烟尚未消散之际，审视中国经济现状，特别是同危机重叠的近两年的发展状况，基于与周边新近崛起的印度的“龙象之争”而进行中印经济比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危机本身对中国提出的新命题，解读“十二五”规划，关注“十二五”期间可能面临的挑战，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一、中国经济现状
（一）GDP总量与工业增加值
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步入了衰退的低谷，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当年的GDP总量在全球排名第三，略次于日本（见图1）。2010年中国经济强劲复苏，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34亿美元，而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为1.29亿美元，中国经济在总量上首次超越日本[1]。按照二季度数据换算的中国GDP年增长率为10.3%，而日本仅为0.4%，如能保持这一势头，则2010年全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几无悬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相关报告。
图1 世界主要经济体2009年的GDP总量
2010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3%，增速同比加快了7.6个百分点[2]。实际上，中国的工业企业从2009年就已经开始复苏。图2显示了中国工业生产在这轮经济危机中的强劲V型反转。
（二）进出口贸易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商务部预计2010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将达到2.9万亿美元，增长30%左右[3]。但由于出口放缓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动进口值的增加，全年对外贸易顺差额将收窄，预计将下降至1800亿美元[4]。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由2008年的10%和2009年的5.7%[5]，预计降至2010年的大约3%。但贸易顺差的减少并没有延缓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步伐，截止2010年9月底，官方宣布的中国外汇储备为2.65亿美元[6]，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3.75%。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加大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促使中国政府通过调节经济结构、加息等手段回收流动性，截止2010年底，中国央行已两次加息，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削减通胀预期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2 2008-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变化
图3显示了1990-2009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从中可见，过去20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中国都始终保持了20%左右的增速，但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2008-2009年间却出现了大幅度下滑。200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率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2.21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13.9%，其中，出口1.2亿美元，下降16%；进口1.01亿美元，下降11.2%[7]。海关数据显示，2010年前十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其中，出口1.3亿美元，增长33%；进口1.12亿美元，增长41%[8]。从数据看，增长的幅度让人振奋，但考虑到2009年同期基数较低，因此更多的还是恢复性增长。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出口商品的构成中，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稳步回升，一定程度上对目前的产业升级政策提出了考验。
（三）财政收入
根据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预测，相比于2009年的6.8万亿，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预计将超过8万亿人民币[9]。由于中国财政收入的六成以上是企业所缴税负，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预示着在这轮经济危机中，中国企业所受的冲击小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企业，并率先在2010年走出了低谷。作为新兴的一个消费热点，汽车销量在2010年出现了井喷行情，截止到10月底，2010年的汽车销量已超过上年全年销量，预计全年汽车产销量将超过1800万辆，同比增长高达35%[10]。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产销国，这得益于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举措，如汽车信贷和购置税的优惠、汽车下乡、汽车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以及国内汽车自主品牌的崛起等。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3 1990-2009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2009年全国钢产量已占世界钢产量的48%，大大超过了美日两国钢产量的总和，2010年预计全国粗钢产量将达到6.25亿吨，同比增长10.2%[11]。受到国家经济政策与人民币升值等的影响，尽管中国的钢铁出口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很难达到2007年的历史高水平。一增一压间，国内钢铁企业将面临着较大的库存压力，而如何在经济结构转型期消化这些库存，是摆在中国钢铁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四）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
图4显示了1990-2009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变化情况。从中可见，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出现了近20年来罕见的负增长。虽然如此，但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在2009年下降了将近40%，而中国仅下降了2.6%，成为全球吸收外资规模第二大国家的事实，则反映了中国投资环境的日益完善和对外商投资吸引力的增强，也驳斥了部分媒体及机构有关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观点。截止到2010年7月底，中国已经累计吸收外资1.05亿美元，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年实际利用外资总规模有可能会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1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
图4 1990-2009年间中国实际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情况
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中国也坚持“走出去”的方针，与FDI相对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这几年也稳步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排名已从2008年的第12位跃升到2010年的第6位[13]。图5显示了1990-200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
图5 1990-200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情况
二、中印经济比较
论及中国经济现状，有必要就中国周边新近崛起的印度着以浓墨。2003-2008年，印度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仅次于中国。作为同中国一道吸引世界目光的发展中大国，印度的经济腾飞同中国的经济奇迹被形象的称为“龙象之争”。图6-8对比了中国和印度近10年来一些关键的经济指标，从中可以看到两国众多的相似点。
中印两国地缘接近，人口多达2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5。作为目前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亦竞争亦合作的两国关系逐渐引得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印度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频率加大，在重大国际性事件上都可以看到印度这一南亚大国活跃的身影。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时隔5年之后再次重启对印度的访问也表明了中国对发展两国关系重要性的认识。表1对中印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表现进行了简单对比，从中可见，即使是金融危机期间，印度仍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预计2010年的增长率将达到9%[1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相关报告，其中2010、2011年数据为估算值。
图6 龙象之争：中印GDP增长率的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相关报告，其中2010、2011年数据为估算值。
图7 龙象之争，中印国际贸易平衡的对比
数据来源：两国财经媒体报道。
图8 龙象之争：中印股市主要指数的对比
从长远看，中国未来30年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美国，不是欧盟，更不是日本，而是印度。这是因为，欧、美、日已经是发展水平很高的经济体，它们不可能有中印两国那样极大的发展空间。而印度的经济发展空间将会在10年之内超越中国。与中国相比，印度有更大的人口红利，且印度经济发展以内需为主，进出口贸易为辅，不像中国的发展需要过度依赖能源和原材料，并大量的破坏自然环境。
三、“十二五”规划解读
《建议》奠定了始于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的主要基调，通读《建议》全文，“十二五”规划的轮廓清晰可见：“十二五”期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而“十二五”期间的总体目标应是：淡化对GDP高数值的追求，转而强调GDP的内在质量，经相关指标测算，预计“十二五”期间年均GDP增长7.5%[15]；经过五年发展，到“十二五”期末，把中国建成世界最大贸易国、世界第三对外投资国、工业生产最大国；名义GDP全球第二，为美国的50%，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则接近美国同期水平。
《建议》的主体内容包括12个方面，以下逐一作以简要解读：
1.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十二五”时期，中国需要进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全面建设，并由此进入快速发展轨道，这是中国的机会。然而，此间亦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失衡、收入差距悬殊、创新能力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过于薄弱、城乡发展不协调、就业压力增大、社会矛盾多等。因此，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保障民生、公共服务与共同富裕，即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居民收入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步；提供城乡居民满意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减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从而要求中国在追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往投资拉动型经济除了存在效率低下、滋生寻租行为等问题外，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也影响到了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体现“包容性”增长和科学发展的实质和内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论是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持，还是从国家非经济层面的多元发展考虑，都将是中国在“十二五”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关于“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以消费需求为主的内需，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现，也是对减少投资驱动的补充。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会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甚至付出停滞的代价，为了在结构调整的同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需要在两者之间设立缓冲区。在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巨大的前提下，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的不二之选。内需的形成需要国民购买力和购买意愿的双重结合，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进城镇化进程，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与创业机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政府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的支出比重，从而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发挥消费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对投资的替代作用。
3.关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加快新农村建设，同以往解决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一道，本质上是对“三农”问题在解决思路上的新探索。无论是发展现代农业、鼓励非农产业和县域经济，还是引导农民转移就业、稳定农民对土地承包的预期、提倡适度规模经营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一条基本的逻辑主线是在增加单位务农人口占有耕地面积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进而增加单个农民的收入水平，由此产生的农业剩余人口则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非农转移就业、小城镇吸收等方式进行消化。农民问题的解决打开了“三农”问题复杂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接下来则应通过发展现代农业解决农业问题，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解决农村问题，可以说，“十二五”规划在涉农领域的新思维体现了创新性和实用性的融合，对新时期“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4.关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发展现代产业的重点在于提升制造业的结构、品种、配套、品牌建设和培育战略新兴产业。这里需要引入对政府引导产业政策效率的讨论。理论上，市场可以自发调动资源配置，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将是市场微观主体追逐的热点，而那些战略新兴产业，如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由于研发投入过大，转换为具体效益的时间间隔过长，同时知识产权在保护力度缺失条件下存在外部性问题，因此企业对培育核心竞争力、发展现代产业是持回避态度的。这就需要政府起到引领作用，加强在产业政策制定、产业创新激励等方面铺垫性工作的展开，从而推动“十二五”期间产业结构和体系的升级，培养和提高在关键产业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5.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区域政策的解读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发展战略，二是城镇化管理的加强。区域发展战略实质上还是对既有区域支持政策的再次强调，反映了政府政策的连续性，但也折射出政策执行效果对目标的弱实现，已有的政策需要重复予以关注。同时，政府区域战略存在全面开花、平均着力的问题，战略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资源的集中性使用，多区域发展对资源功能的摊薄现象将不可避免会出现，并影响最终的效果。城镇化管理是城镇化建设的延伸，体现了政府规划的系统化和精细化。管理效果的体现既需要管理功能的完善和法规条文的约束，更需要执行层面的具体化，这就引出了对资金支持来源的探讨，如何在已有城市财税、金融政策的框架内对中小城镇予以资金扶持，将是“十二五”期间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难题。
6.关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不仅是在中国，对资源环境的重视和保护是全世界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之所以具备世界范围的认同，原因一方面在于近年来气候异常等生态灾难在全球的频繁出现，另一方面在于环境保护在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方面相对于经济层面的活动较为隐蔽。从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到后续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与坎昆气候峰会对其的延续和补充，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已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十七届五中全会把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世界形势的科学判断，同时也是在对国内经济建设要素禀赋具备更充分认识基础上，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两者关系的一个新的思考：一个共识是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中，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成本的忽视，经济增长率远高于经济效率的提升水平。要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在对现有资源的存储量进行科学判定的同时，需要合理评估未来可能面临的资源瓶颈，并做出相应的资源利用规划。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契机，很难想象继续依赖投资驱动的经济体能够同生态环境和谐共生。
7.关于“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概念的提出，是在传统产业效率产出递减的语境下对国家未来经济引擎的重新思考和艰难决断。一直以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可以说，具备简单模仿和重复性特征的传统产业是对中国现实的一个低度适应，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难题。“十二五”规划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要更多的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中国经济，既有出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科技和人力资源基础的考虑，同时也是对这一次金融危机所提供契机的一个把握：世界范围内对他国的进口需求在金融海啸下急剧萎缩，而中国的出口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领域，在受到冲击的同时果断采取壮士断腕的措施，就可以避免在未来进行经济活动创新时受到更多的掣肘，实现劳力资本向智力资本的转变。
8.关于“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建设的重点在于调整收入分配和健全社保体系，从根本上看，仍然是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补充。消费驱动经济需要国民消费意愿的提升，而目前的制约因素主要在于国民收入的不均衡分配，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有增加势头。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实质功能缺失，国民需要通过储蓄计划未来消费，这也限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通过调整收入和健全社保，可以从根本上激发国民的消费热情，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此外需要关注的是，《建议》中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全局性、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一个方案，社会保障的阳光对农村居民的照耀，既体现了政府履行对其国民无差别对待的义务，同时也契合了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居民消费开发潜力远大于农村居民的大背景下，“十二五”期间中国消费经济的火车头是否可能出现在广袤的农村，是值得人们期待的一个美好愿景。
9.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相对于物质层面，在提升精神境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方面的功效是巨大的。从哲学意义上说，物质和精神从来都是互为因果、相伴相生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发展文化产业，既可以通过两者的互动实现共同进步，同时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把精神层面文化活动的存在物化到文化产业这一经济活动，也在促进文化自身发展的同时，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10.关于“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的重点在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如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要素市场和社会事业体制领域。这些领域改革的完善和推进，围绕的中心仍然是经济建设。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无论其前置定语具有何种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对自由经济的推崇是不可置换的。现有的经济制度和配套的各项体制，已经使中国经济驶上了正确的轨道，但在行驶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修正路径坐标。“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性质巩固的成功与否，改革攻坚的落实至关重要。
11.关于“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两条腿走路，也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可以说，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在国内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提出的新的建议，即通过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以开放促进发展、推动改革。同时，在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必将促进国内的技术创新，也契合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概念的提出，而“十二五”规划《建议》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12.关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二五’规划而奋斗”。团结奋斗既是总结，是倡议，也是战斗的冲锋号，过去的五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悲喜，在磨炼全体国民心性、检验执政党领导能力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和意志。任何一个国民经济规划能否成功实施，具体的条文是一方面，实施的细节则是另一方面。接下来的五年，中国需要的是众志成城、目标一致地朝着既定的规划努力。“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愿景是美好的，而我们更愿意相信，它的实际执行效果也是理想的。
四、“十二五”期间的挑战和建议
通过对“十二五”规划《建议》的逐条解读可以发现，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包容性”增长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让全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其围绕着的两个共同主题。
无论是直接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的政策引导，还是间接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现代产业、推进城镇化等培育消费需求，营造消费环境，根本的出发点还在于通过消费支持中国“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发展。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世界其他国家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经验研究也证明了消费相比于投资对经济的发展更具有效率。中共中央集体对这一认识的接受和采纳表明其对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警醒，并愿意改变这一状况。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会受到地方各级执行部门的抵制：投资驱动经济不仅符合传统计划经济的地方政府运作模式，而且无需经过严密的市场分析，见效快，无须承担决策失误风险，所以一直以来是地方经济决策部门的最爱。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官员试错机制的存在以及大量的寻租空间诱惑，也将使这一任务增加更多不确定性。2010年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实际上就深层次地反映了这一问题，中央在调控的决心方面毋庸置疑，但经过地方政府的虚与委蛇，政策的执行效果便大打折扣。
由此可以看出，“十二五”规划能否顺利实施，解决中央和地方微妙的博弈关系是关键，其中，理顺两者的利益分配则是核心环节。为此，建议“十二五”规划中凡涉及中央和地方的条款，需在一个双方利益改进或是无一方利益受损（即帕累托改进）的框架内进行讨论，目的是营造一个保证规划能具体实施到位的良好氛围。只有当地方政府对规划的实施报以真诚的支持时，那些美好的愿景才能真正落实，这也才是大家一致愿意看到的结果。
另外，经济增长的成果必须由全国人民共同享有，才能在2020年之前建设“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因此，经济增长必须做到“又好又快”，也就是说，人民收入，尤其是农民和城市普通工人收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目前高收入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同时，GDP增长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存度要不断下降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收稿日期］2010-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