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边缘旅游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边缘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弗里德曼（Friedman）认为，在若干区域之间会因为多种原因个别区域率先发展起来而成为“核心”，其他区域则因发展缓慢而成为“边缘”[1]。迪皮伊（Dupuis）指出，随着全球一体化、经济重组及交通条件的改善，边缘地区变得更加可进入、更具吸引力，边缘地区日益被整合进来，它表明新的蓝图的出现，即新的全球生产和消费模式[2]。边缘地区的原野性和未被破坏自然环境符合了旅游者对“绿色旅游”（green tourism）、“生态旅游”（ecotourism），“冒险旅游”（adventure tourism）等“基于自然的旅游”（nature-based tourism）的需求，边缘作为游客休闲的地方，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众多旅游学者从理论角度对旅游流向边缘的扩散行为给予了格外关注，包括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修诺特（Thurot）、普洛格（Plog）、特纳和艾斯（Turner，Ash）、希尔和伦德格伦（Hill，Lundgren）、霍维克和海贝格（H
ivik，Heiberg）、戈曼森（Gormsen）、皮尔斯（Pearce）等[3－9]。普瓦里埃（Poirier）、霍尔和蒂斯坦尔（Hohl，Tisdell）认为，在旅游日益全球化和传统农业、渔业、手工业日益衰退的背景下，发展旅游作为经济多样化的替代机会，往往成为边缘边区改变落后现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期望依托[10，11]。
边缘旅游如何发展逐渐获得关注。1987年通过的《单一欧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旨在通过行动，加强欧洲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凝聚，缩小地区差异。1992年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认可了旅游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中的作用。欧洲共同体委员会（CEC）对欧盟内部边缘地区提供结构性的基金和政策，鼓励边缘地区发展旅游[12，13]。1997年，在丹麦的博恩霍尔姆（Bornholm）召开的边缘旅游会议，对世界边缘旅游进行了回顾，探讨了新的政策、规划和管理方向[14]。
旅游发展是否能缩小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区域差异值得深思和具体分析。最初旅游被潜在认为是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工具，但案例研究表明，虽然一些边缘地区被开发为旅游目的地，但更大的城市中心区在旅游产生的投资和收益中获取更大利益[15]。阿格（EI-Agraa）、亚明和斯瑞弗特（Amin，Thrift）研究发现，伦敦、巴黎、柏林等核心地区在欧洲一体化的有机效应下将持续受益，而贫穷地区将持续受到损害[16]。奥黑尔（O'hare）认为，旅游流的空间集中性使得边缘往往较少受益，发展旅游只会加剧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经济差距[17]。但科瑞科沃（Krakover）通过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以色列发现，边缘区较之核心区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份额[15]。
旅游发展对边缘造成的影响同样值得深思和具体分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表现出强烈的“依赖”，包括客源依赖、资本依赖等，特别是飞地（enclave）发展模式。事实上，旅游被理解为后工业社会的新型殖民方式，愉快边缘体现了对发展中国家海岸、沙滩、资源、女性的剥夺。哈里根（Harrigan）则形容为“伪装下的裨益”[18]，芬尼和沃尔森（Finney，Walson）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糖果”[19]，韦弗（Weaver）形容其为“殖民旅游模式”[20]。巨大的空间差异，即旅游空间和非旅游空间的“二分”体系形成，韦弗描述为“黄金海岸和当地内部”[20]，奥珀曼（Oppermann）描述为“正式和非正式”旅游空间[21]。
本文通过对国外边缘旅游概念、发展主题、存在问题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优化措施等进行综述分析，以期对我国旅游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旅游发展有所启示。
2 研究进展
2.1 边缘
从地理上考虑，汪希尔（Wanhill）认为边缘远离核心区，由于迅捷的交通及全球化的影响，核心区之间相互交流更为密切，边缘地区往往被绕过和忽略[16]。罗宾斯（Robbins）将边缘定义为“远离主要客源地，最不容易进入的、偏远的地区”[22]。欧盟将欧盟内部的边缘界定为环大西洋弧带，从苏格兰西部的外赫布里底群岛到葡萄牙，西部沿着地中海地区，北部沿着东欧边界地区然后穿越到人口稀少的瑞典和芬兰[16]。
针对边缘的特征，汪希尔认为边缘地区往往人口稀疏，人均GDP低，经济控制能力差，经济结构以第一产业或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比重偏低[16]。而霍尔和蒂斯坦尔则强调了边缘地区的高失业率、低游客造访率、低房价等特征[11]。布朗和浩（Brown，Hall）在强调边缘地处偏远、收入水平低等特征以外，同时指出边缘地区往往具有极端的气候，政治相对不稳定[23]。浩和博伊德（Hall，Boyd）的观点更具全面性：（1）边缘地区地处偏远；（2）对重大的决定缺少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受到核心区更多的干涉；（3）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流向核心地区；（4）创新动力不足，信息流动性差；（5）往往具有高品位、高舒适性的自然环境[24]。
总体而言，边缘区一方面具有远离核心区、人口稀疏、经济落后（以农业或渔业为主）等不利条件，但同时往往具有原野性和未被破坏的自然环境。
2.2 边缘旅游
旅游研究中，往往将主要旅游客源产生地定义为核心，将核心外部区域定义为边缘。核心地区往往工业发达、人口集中；边缘地区处于从属地位，兴建大量接待设施满足来自核心地区游客的游憩需求[6]。韦弗将边缘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如南沙哈拉地区、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等[25，26]。希尔和伦德格伦认为，经济发达、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高的中纬度国家构成国际旅游体系的核心，而热带岛屿国家等则构成边缘[6]。霍维克和海贝格界定更为明确，欧洲、北美、日本构成核心，其余区域构成边缘[7]。由于边缘地区提供原始自然环境，满足游客游憩需求，特纳和艾斯（Turner，Ash）在他们的《金色游牧部落：国际旅游和愉快边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愉快边缘”概念（pleasure periphery）。该概念指的是“旅游者摆脱日常束缚，到边缘寻求愉快，离开工业核心区具有向南指向的少许小时飞行时间的环带”，并认为地中海地区构成欧洲的边缘，而加勒比海地区则是北美的边缘[5，27]。
本文从两个层面界定边缘旅游。就核心地区而言，边缘旅游指的是核心地区旅游流向边缘地区进行扩散，体验其原野性和未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就边缘地区而言，边缘旅游指的是边缘地区通过发展旅游寻求经济发展，兴建大量的旅游设施以满足来自核心地区的旅游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边缘旅游具有尺度效应，本文主要关注世界层面、大区域尺度中的边缘旅游发展及其效应、模式、经验。
2.3 边缘旅游发展和研究的两大主题
韦弗归纳总结出南沙哈拉地区旅游发展以及对应学术研究的两大主题，该两大主题折射出第三世界旅游文献的研究趋势[25]：
2.3.1 应用依赖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
第一主题应用依赖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强调将非洲视作“愉快边缘”的大众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此类研究多数基于案例探讨大规模的旅游扩散，强调先期开发的旅游目的地应该联合抵制大众旅游。西弗基（Shivji）拒绝将大众旅游视作坦桑尼亚的替代机会，认为其同“非洲社会主义”不相融洽，并使得非洲日益滋生对核心地区的依赖[25]。并非所有的文献均采用严格意义上的依赖视角，但仍会出现“外部控制”、“旅游垄断文化”、“季节性干旱／浸泡周期”、“主客紧张”等类似的主题。20世纪70年代初伯利兹黑人领袖埃文·海德说“旅游业是淫荡的（whorism）”，反映了来自核心地区的客人造访边缘地区，与当地主人之间的冲突问题[28]。
总体而言，非洲地区旅游发展的第一主题又可细分为两种基本地理类型。
第一类型为“3S”类型。“3S”类型边缘地区多涉及未规划的海滨地区带状发展模式以及被隔离的、贫困的当地社区等，集聚大规模来自欧洲的“3S”（sea、sand and sun）游客，交通方式主要是航空。空间布局线形或带状发展，详见图1左侧部分。同类的模式常见世界其他“3S”旅游区域，如韦弗、科马斯和托马斯（Kermath，Thomos）针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研究，芬尼和沃尔森、布里顿（Britton）针对太平洋地区的研究[4，19，20，29，]。
第二类型为“南非类型”。“南非类型”区域集群则包括由于空间临近性而位于南非白人核心区经济环带的外部区域。莱索托（Lesotho）、斯威士兰（Swaziland）、博茨瓦纳（Botswana）等提供赌博、休闲、性旅游等来迎合南非白人顾客群体，交通方式主要是公路，这些地区旅游产业空间模式多为节点状，要么位于主要的城市核心区，要么位于毗邻南非的乡村区域，详见图1右侧部分。
图1 核心边缘模式下非洲旅游发展的两种基本地理类型
注：依据参考文献[25]绘制。
2.3.2 提倡“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发展
第二主题指的是替代性旅游，包括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边缘地区通过建立大量的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公园等来发展旅游，以替代传统性的农业、渔业和手工业，改变落后状况。
韦弗针对多巴哥和巴布达的研究，指出加勒比海地区弱小的群岛欠发达国家旅游发展表现为第一主题中的“3S”类型[26]；而韦弗针对纳米比亚的研究显示，当地旅游发展既存在第一主题中的“3S”类型，又存在以生态旅游为主的替代性旅游发展[25]。
2.4 边缘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
边缘旅游发展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迥异于核心地区旅游的发展，边缘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有其独特的特征，处理不好将极大地影响本质脆弱的边缘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传统的农业、渔业以及手工业等正面临衰退，另一方面，旅游全球化趋势在增强，边缘地区日益被纳入全球旅游体系中。米克莱顿（Mykletun）指出，边缘地区发展旅游成为不二选择，并往往表现为资源依赖型：（1）海滩；（2）自然环境；（3）风景如画的渔村；（4）农场[30]。爱德华和费尔南德斯（Edward，Fernandes）进一步指出，边缘的优势是和平、宁静、具有吸引力的景观，美食及提供低生态影响力的活动，比如散步、游泳和观光[31]。但旅游作为边缘改变落后现状的替代方法，本身具有脆弱性，相对核心地区而言更容易受制于时尚的改变、经济的波动和政策、政治的变革等。如果旅游工程常被认为具有危险性，那么这种危险性在边缘地区将会被放大[12]。如威尔士旅游局总结认为：小农场主及其乡村景观的结构、文化和生活方式前景将极为惨淡，大量公共资金的投入仅换回较少回报[16]。
米克莱顿（Mykletun）认为，边缘旅游发展是“新殖民主义”，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表现出强烈的依赖，旅游发展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如社会干扰和衰退、文化独立性丧失、环境污染等，制约其可持续发展[30]。汪希尔基于欧洲的视角认为：（1）边缘旅游发展过多依赖自然环境和原野性，面临环境污染问题；（2）市场机会有限，较之核心地区更容易出现波动，而天气状况更加剧旅游的季节性影响；（3）地处偏远使其可达性差，迎合旅游市场需求趋势能力差；（4）基础设施有限，使得旅游者出发前购买旅行必需品，滞留边缘地的花费少；（5）缺少技术、资金、组织结构、信息资源等，企业家和商务结构（组织）的决策和运作效率低；（6）无规划指引，无统计信息数据；（7）旅游人才往外迁移，特别是年轻人和有能力的人；（8）边缘社区过于保守，家庭和社会关系影响了商务运作、经济结构和政治决策，不能充分利用全球发展带来的机遇，产品的营销常常通过中小型旅游企业[12，16]。总之，边缘旅游发展面临重重困难问题。
2.4.1 旅游对边缘的经济影响
促进经济发展成为边缘旅游发展的主要目标。但比安奇（Bianchi）认为，当地和区域政府对发展过程会失去控制，受到上一级别的政府或核心地区的控制。边缘往往以发展“优质旅游”（quality tourism）的名义，建奢侈的接待设施，发展游艇旅游、乡村旅游等，加强了外部对资源的控制，从而造成对外部资本、旅游运营商、区域资本强势联盟、土地拥有者和一系列政治派系等的依赖，损害了当地劳动力、当地社区、小的投资商的利益以及边缘地区的生态环境[2]。芬内尔（Fennell）赞同布里顿（Britton）等人提出的观点，即大都会对旅游行业的统治现象[28]。但仍需指出的是，旅游并非边缘发展的唯一途径，纳尔什和马丁（Narsh，Martin）以苏格兰东北地区为例，详细探讨了边缘旅游发展面临的众多问题，由于当地致力于发展石油产业，私人资本对旅游产业关注不足、旅游产品质量差等[32]。
人口数量限制了边缘地区的旅游发展。汪希尔认为，人口稀疏对边缘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问题[16]。穆伊克和图若克（Muica，Turnock）通过研究罗马尼亚的乡村区域玛玛穆尔（Mamamure），指出旅游业同传统的采矿业一样，面临青年劳动力往外移民导致的压力[33]。爱德华和费尔南德斯（Edward，Fernandes）通过研究葡萄牙北部的乡村省份阿尔特·米尼奥（Alto Minho）的移民得到类似的结论[31]。凯勒（Keller）明确指出，缺少人力和专家是成立当地控制的旅游产业的主要障碍[34]。
边缘旅游发展同样面临市场进入的问题，强烈受制于客源市场的变化[30]。核心地区具有广阔的可进入市场，在个别市场波动的时候有缓冲余地。在旅游淡季可通过加强促销吸引不同的细分市场，如商务、会议、会展等，从而应对季节性带来的问题。而日益分割的市场却使得边缘地区往往仅存在“利基”（Niche）生存空间[12，16]。霍维克和海贝格则认为，由于核心地区在旅游决策上具有极大的随机性，边缘地区相互之间将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分割来自核心的旅游流[7]。
中小型企业获得额外关注。汪希尔对中小型企业的角色进行了界定，包括其低水平资本投资、管理技术差、动力机制差、市场化运作水平低等，都将影响其市场竞争力，并限制边缘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16]。布哈里斯（Buhalis）通过研究希腊岛屿同样关注了中小型企业的角色，得出中小型企业虽然给边缘地区带来就业，但从整个欧洲的经验看，却极不利于边缘地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12]。
霍尔和蒂斯坦尔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旅游对边缘的经济影响：（1）从旅游是不安全的产业，受外部客源地的工资水平、旅游偏好、国内和国际的政策等影响；（2）旅游者在边缘区旅游花费偏少，旅游者仅对当地的食物、汽油以及其他的速食品存在需求，更多的物质需要进口；（3）旅游设施的运营成本偏高，高交通成本使得供给价格非常高、电费收取高、地方政府收费高等；（4）旅游市场分割小，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难度高；（5）距离太遥远，旅游者也许不会造访；（6）由于本地缺少必要的技术和有经验的员工，当地旅游产业也许更多地雇佣外部的人力；（7）自然资源的限制，受季节性影响；（8）旅游花费和收益为外部地区所享有等[11]。
2.4.2 旅游对边缘的社会影响
旅游者与居民的相互作用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汪希尔认为，居民与旅游者的生活方式差异越大，越少与旅游者接触，旅游者的适应时间将会越长[12，16]。斯诺和考利兹（Snow，College）通过研究巴拿马案例指出，发展旅游给本土印第安文化带来复苏活力，至于旅游发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本土社区可通过制定清晰的规划和加强本地居民的教育来解决[35]。弗洛格菲尔德特（Flognfeldt）则通过研究短程逗留游客与挪威南部山地社区之间的主客互动，发现当旅游者穿越地区或者通过一日游的形式，神秘性驱散，游客并未在当地花费多少[12]。弗洛格菲尔德特的观点暗示，游客逗留时间长短（length of stay）将制约主客互动的结果。
旅游发展给当地居民是否带来利益及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同样是社会影响的重要内容。斯诺和考利兹（Snow，College）指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旅游作为发展中国家少有的经济增长机会，能造福于最贫困的本土居民，但针对“游客花费怎样能更有效的帮助当地居民，游客对当地具有哪些破坏性”理解不足[35]，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苏黎世（Zurick）[36]。霍尔和蒂斯坦尔认为，开发者如忽视当地居民，发展旅游则可能不会被接受，而一旦真正发展旅游，外部的强势群体则会侵害当地群体的利益[11]。墨菲和安德森（Murphy，Andressen）研究发现，高级别政府设计并期望边缘区居民更多地参与并支持旅游发展举措，但实际上边缘区居民对旅游产业和其未来发展持有不同的意见[37]，类似的观点同样见于埃尔南德斯（Hernandez）针对波多黎各的研究[38]。加勒比海地区旅游业发展模式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旅游业必须考虑平衡行业的规划开发与当地居民需求之间的关系[28]。爱德华和费尔南德斯（Edward，Fernandes）研究发现另外一种现象，即传统乡村区域引入新的旅游设施后，虽然当地居民的生活在改善，但却未从本质上提高国际或国内游客数量[31]。
2.4.3 旅游对边缘的环境影响
边缘地区的旅游产品强烈依赖其当地自然环境，当绿色旅游成为时尚时，边缘地区的原真性环境对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12]。但边缘为了发展旅游获取短期经济效益，却使其未受破坏的自然环境受到威胁甚至带来极大的破坏。韦弗针对纳米比亚的研究显示，即使其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潜力，环境退化则只会持久和恶化边缘与核心的差距[25]。麦克莱伦（McLellan）研究了苏格兰西北地区野生动物旅游，认为需加强核查，控制平衡，以确保可持续发展[12]。
汪希尔通过对比研究北欧和南欧的旅游地发展生命周期，总结认为，尽管北欧受寒冷气候导致的旅游季节性影响旅游发展走向停滞，但却通过积极的产品多样化措施并严格加强环境保护而走向复苏；南欧却在旅游发展成熟阶段未充分重视环境保护，走大众旅游形式的大规模扩张道路，对公共海岸资源造成了巨大破坏[16]。
2.5 边缘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从政治的角度，凯勒（Keller）指出，要想避免“核心——边缘冲突”，需要边缘区加强对决策的控制，产业的发展应控制在当地资源可开发尺度范围内[34]。比安奇（Bianchi）以加纳利（Canary）岛为案例，更为明确地指出边缘地区追寻可持续发展，仅通过物理限制或产品重组是不行的，应从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背景下考虑特定区域差异[2]。应从政策上、资金上加大对边缘地区的扶持，如欧共体为缩小经济差异，加强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凝聚，对边缘旅游发展提供结构性的基金，制定若干优化政策等[12，13，16]。
从经济的角度，麦克莱伦（Mykletun）认为边缘地区应加强客源定位，应从地理、社会—人口、心理、行为四个层次上进行市场分割，加强客源的定位[30]。汪希尔认为，边缘地区应引入旗舰店，鼓励私人进行长期投资，利用公共财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当地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实行旅游产品多样化措施等[16]。布朗和浩则指出，边缘地区需要引入外来者的新思维和商业投资[23]。希顿（Seaton）以欧洲边缘地区书镇（book town）发展模式为例认为，边缘地区发展旅游应充分考虑游客动机，独特的乡村吸引物——书镇激发游客前来购书，就已跟进住宿设施的建设。除非气候舒适地，一味依赖田园生活特色大力发展接待设施，而不考虑游客的动机，旅游效益将低下。边缘旅游地应促销明晰的、单一的、独特的、差异化的形象以增强其识别性。希顿延伸设想，是否其他的主题零售等可转移至外围乡村地区[39]？
从社会的角度，韦弗认为旅游的长期增长迫切需要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以及黑人群体的广泛参与等，将边缘地区整合到整个旅游产业中，并通过鼓励性的投资政策、基于社区导向的旅游发展合作以及通过立法将野生动植物资源所有权赋予外围社区群体[25]。尼夫斯（Kneafsey）则探讨了欧洲乡村边缘地区“旅游、地方认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将乡村资源和本土知识商品化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历史沉淀与新的社会关系在地方内部或地方之间交织形成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结构导致了不同的定价[40]。
从环境的角度，应加强土地利用分区，设限制区、缓冲区等[11，16]。韦弗认为，纳米比亚无论在实践上还是政策上明显向高潜力、表面上看起来良性的生态旅游产业靠拢[25]。迪皮伊指出，应加强针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以便协调旅游者同自然保护之间的关系[41]。
汪希尔总结了欧洲边缘旅游发展的成熟经验：（1）有效规划和管理资源；（2）加强市场研究，分析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加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3）加强公共财政和私人领域的合作[12]。霍尔和蒂斯坦尔通过研究澳大利亚边缘旅游地约克角半岛则认为：（1）边缘地区应努力减少巨大的经济溢出；（2）加强社群的教育，训练足够的熟练劳动力；（3）应加强针对国际旅游者和退休者的促销力度，特别是在淡季；（4）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关系紧张时，应减少旅游行为的强度，加强规划和管理，以减少冲突；（5）对旅游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应加强监控，敏感区应严格保护；（6）要想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应努力提高旅游者旅游体验，保护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给当地社群带来利益，避免“粗放式”旅游发展和仅具有短期效应的经济行为；（7）加强区域或私人管理机构的管理，针对出现的负面影响予以处罚；（8）加强土地利用规划，使当地社群参与进来；（9）加强客流时空管制，多样化旅游行为，确保合理旅游环境容量；（10）设立自然保护区[11]。
3 讨论
3.1 世界旅游体系：中国的边缘角色和发达国家的核心角色
在世界旅游体系中，中国处于边缘角色，表现为对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客源依赖和资本依赖。据世界旅游组织（UNWTO）统计，2007年中国国际入游达5470万人次，占同时期国际总入境旅游人次的6.1％、亚太地区的29.7％[42]。中国在享受旅游全球化机遇和利益的同时，应加强风险规避机制建设。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将国际旅游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的同时，对国际旅游的依赖持续增强，可持续发展存在一定危险[43]。正如UNWTO统计显示的那样，中国国际入境旅游人次2004～2006年的增长速度由26.7％逐年下滑至12.1％、6.6％，虽然2007年有所复苏达9.6％[41]。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受到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健康威胁、石油上涨、汇率波动、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性等诸多要素的影响[42]。
相对于世界旅游体系的核心——发达国家而言，处于“边缘”角色的中国，如何应对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和实践内容。但是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存在以下三大特征和问题：（1）工业发展成本高，严厉的环保政策以及宏观经济结构的产业调整，使得产业要素发生转移，旅游业的“较少污染虽有待争议”，外壳具有极大吸引力。（2）自上而下的国家旅游产业导向，省、市、县等不同层次政府纷纷致力于旅游业发展。但旅游业发展现实情况是对外资依赖极为严重，旅游收入的相当一大部分没有滞留于本地。（3）旅游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落后地区往往想以旅游为主导，实现从零到经济发展的突破。甚至众多旅游资源极其贫乏的地区，也想通过发展旅游改变落后现状。
总而言之，我国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对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存在理解上的不足，旅游往往被视作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发展旅游是否能缩小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值得探讨。旅游动辄十几亿元、几十亿元乃至几百亿元的大项目，更需要谨慎，需成立由旅游、经济、社会、环境等不同方向的专家委员会予以严格的审视和评估，更需要分析旅游项目牵扯到的当地社区的观点和利益等。需要集成生态环境保护、社区参与和地方认同、优质旅游体验等不同视角，进行多目标规划和经营管理。
3.2 中国旅游体系：中西部的边缘角色与东部的核心角色
在中国旅游体系中，核心—边缘模式正在生成，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构成“边缘的边缘”，不但在发展国际旅游的同时被绕过和忽略掉（除西安、昆明、拉萨等少数地区被纳入国际旅游线路中），而且在发展国内旅游的同时，又表现为对来自东部核心地区的客源依赖和资本依赖。我国中、西部等“边缘的边缘”地区需要加强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主导控制地位，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利用分区，制定中、长期的旅游发展规划。在提供优质旅游产品和优质旅游体验的同时，加强社区参与，确保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认同，并享受带来的收益。更需要加强市场的明确定位，并制定明确、具体、鲜明的旅游形象以增强其识别性。
2007年，国家旅游局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表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应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由数量扩张向素质提升转变，由满足人们旅游的基本需求向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转变”。200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旅游业是战略性产业，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因此，如何提高地方在国际和国内等不同层次上的旅游竞争力，建立由地方自己控制的旅游产业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值得借鉴国外边缘旅游发展的案例、经验和相关的研究成果。至少在目前国内旅游设施建设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需时刻谨记霍斯珀斯（Hospers）的提醒：“从短时期看来，旅游能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但从长期看来，旅游也许会破坏环境，破坏当地的社会和文化”[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