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哲懿[1]2016年在《马克思阶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提出目前理论界虽然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研究较多,但综合来看,不难发现,对于马克思阶级理论思想内涵的解读还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学者要么质疑、批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要么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渐行渐远。理论界迫切需要进一步厘清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科学内涵,给予各种错误思潮以有力的回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不断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课题,从而实现学术思想的创新。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深刻内涵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现实,阐释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阶级剥削实际,反思和总结我国在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社会分化现象,深入理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构的重大意义是我们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马克思经典著作为依据,深入挖掘其中关于阶级的原典论述,通过分析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弄清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基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是我们思考的中心内容。马克思阶级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的创立经历了从批判到超越,从超越到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完善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阶级理论从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类阶级社会的兴衰历程,分析了经济关系对阶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使人们对阶级现象有了科学的认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简要的评析。国内外学者结合世界和本国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对马克思阶级理论进行了新的阐释。国内学者大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侧重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文本学分析和实践运用,而国外学者的研究方向则比较宽泛,有大体赞成并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指导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流派,也有质疑、批判,并试图彻底否定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学术观点。国内大多数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持肯定态度,但也有少数学者仅从社会现象出发,没有深入社会结构的内部,不理解阶级关系的经济本质,对马克思阶级理论持消极、反对的态度。国外学者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把握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理论精髓,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本质,同时在方法论上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左。如何理解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思想内涵,以回应国内外学者对它的质疑、批判既具有重要的选题意义也是研究的缘起。第一章论述了马克思阶级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他的全部学说一样,都不是离开社会思想发展的大道凭空杜撰的,是从人类实际的生活过程出发,借鉴先哲思想的精华,理论联系实际,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的。19世纪初欧洲大工业的发展,使生产日益社会化,资本主义的矛盾逐渐显露,这是马克思阶级理论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工人阶级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成长起来,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阶级理论产生的阶级条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法国复辟时期学者以唯心史观为指导,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阶级问题进行了最初的分析和探索,这是马克思阶级理论形成的理论起源。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门看到了阶级问题,但并没有给予科学的回答。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阶级观点的基础上,深入社会结构内部,揭示了人类社会的阶级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第二章系统考察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形成过程。马克思在批判前人阶级观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形成了科学的阶级理论。从实践出发,马克思批判唯心史观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为阶级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超越资产阶级学者对阶级关系的政治形式分析,深入社会结构内部,从经济关系入手揭示了阶级关系的经济本质,破除了资本主义掩盖在政治关系下的虚幻的合法性外衣。依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确立了科学的阶级观。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形成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博士论文时期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这一时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初步认识,也是马克思阶级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初步形成时期。第二个阶段从《哲学的贫困》到《致约·魏德迈》的发表,唯物史观的形成与阶级理论的系统化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第三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深入经济分析,即《资本论》的创作时期。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入手深入分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同时对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策略进行了阐发。第四阶段是马克恩恩格斯晚年对阶级理论的完善与发展,这一时期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发展。社会实践方面,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理论建树方面,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依据新的历史学研究资料对阶级的起源进行了新的科学论证,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永恒论。第三章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主要内容与基本精神的详细阐发。这一章是对第二章内容的系统总结,从起源、过程、归宿三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也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超越前人的地方。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阶级关系的本质。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阶级关系发展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专政是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是阶级关系发展的必然归宿,也是马克思阶级理论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精神的体现。第四章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现实研究。严谨的科学性、彻底的革命性、自觉的实践性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基本特征,它超越了以往一切阶级理论,实现了阶级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在实践上获得了成功。马克思创立阶级理论以后,他的继任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们都结合各自的国情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实际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阶级观点,在实践和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马克思的阶级观点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这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依靠科学理论的指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第五章论述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当代境遇与价值。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出现了马克思当年所不曾遇到的新变化,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被逐步边缘化。马克思阶级理论在当代社会被边缘化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理论界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存在误读,其科学内涵被教条式的理解所遮蔽。恢复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生命力",关键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内涵意蕴作出合乎实际的阐释。正本清源,真正把握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只是为"重返阶级分析"、恢复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可能性。科学的理论只有在回应和解决不断涌现的时代课题时,才能真正体现其对实践的引领作用。事实上,运用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完全可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社会的阶层状况做出科学的分析。总之,当代世界并没有没有走出马克思阶级分析的理论视野,发掘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价值指向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回应了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质疑、批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能化约为某些具体结论,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需要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指引,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际也呼唤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解读。以上这些经验事实和理论分析都一再表明,历史的必然趋势仍然不可抗拒。不管西方社会结构如何变迁,它的不公正和剥削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资本和劳动的对抗关系也是固定的,而国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与之相适应的阶级关系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因而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并没有失去它的解释力和活力。
李晓寒[2]2016年在《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文中研究指明1978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这场变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三十多年来,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经历艰辛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极富价值的改革经验。认真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无论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出发的,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具体议题或特定领域。因此,回顾改革的历史进程也需要一种全面、综合的视角,展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全貌。为此,就必须选取一个研究基点,将三十多年的改革脉络串联起来,生动体现改革进程中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这个基点必须是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属于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能够指导新的实践,包含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观目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从探索改革规律的视角出发,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深入分析党的重大会议记录、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回忆录等一手材料,梳理改革的历史脉络,再现改革的历史进程、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根据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程度,可以把当代中国改革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分别对应本文的前三章。第一章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这是改革的全面探索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此后,改革的探索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全面展开,边试验、边总结,不断把各领域取得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高度,探寻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路径,故称之为全面探索时期。第二章从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改革的全面推进时期。“南方谈话”掀起了第二轮思想解放的热潮,标志着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实践中,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相继确立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领域的改革目标,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各领域改革目标渐次明确的基础上的全面推进,故称之为全面推进时期。第三章从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今,这是改革的全面深化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是指导新时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部署各领域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一次在理论上将各领域的改革目标打通与整合,从理论上解决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实现了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性上新的升华与飞跃,故称之为全面深化阶段。第四章总结了改革的七条基本经验。(一)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必须把握解放思想的特点、本质和功能,针对尚未认清的改革基本理论问题,进一步打破观念禁锢、清除思想障碍。(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三)要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四)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加强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二者统一于能动的实践论。(五)顺应和把握时代潮流,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改革为开放创造内在条件和体制基础,开放对改革产生倒逼机制和示范效应,必须积极谋划、顺势而为。(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平衡点,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七)必须牢牢掌握改革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改革启动的前提,也是保证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梳理改革三十多年来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社会实验,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改革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不止步;只有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推进理论创新,才能确立改革方向、不断深化改革。(2)三十多年的改革总体上走了一条波浪式前进的道路,呈现出一个“整体上行的马鞍形”的发展轨迹。未来,改革仍将伴随短暂的、局部的调整,甚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相结合,表现为回归旧体制的“潜流”,这是改革的必经之路。然而,正如改革的调整不可避免,改革向前推进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必然在过程与方向的辩证统一中曲折前进。
丁氏凤（Dinh, Thi, Phuong）[3]2016年在《中越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分析》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与越南共产党第六届全国大会是两国掀起改革(革新)篇章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中越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新阶段。中越两国经济因保持了30多年稳定高速增长而受到世界的广为赞誉。从世界范围看,能达到这样的经济奇迹的国家寥寥无几。当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危机时,中越两国不仅成功地避免了风险,而且,中国经济总量在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胜过日本达到世界第二。如何解释中越的经济增长呢?按照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抑或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解释,经济增长的成就是资本、劳动力、科技、管理能力等因素互相补充而得出的共同结果。然而,它们的解释也都有着各自的缺陷,甚至有的自相矛盾。例如,新经济自由主义将之归因于市场力量,凯恩斯主义将之归因于政府作用。那么,除了这些因素,还有什么因素有助于经济增长呢?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将有效的产权制度、界定和保护产权制度的国家以及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变迁的三个因素,三者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影响。将意识形态(非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无疑是一大创见,然而,其缺陷是意识形态与国家的关系并不显著。因此,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没能对中越经济案例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从这一立场出发,从新的角度寻求近几十年来影响中越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因素。除了绪论(第一章)与结论,本文包括6章,每一章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二章：基本概念界定。第二章主要明确意识形态概念的来源、内涵、功能等理论基础,并且建立经济增长与意识形态的逻辑联系。另外,还描述西方主要经济增长理论,明晰中越经济增长的概念及经济奇迹。第三章：中越经济“起飞”的历史坐标。本章主要描写上一世纪70-80年代中越的国内外发展背景。中国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损耗了大量物资生产资料与精神文明成果,而越南在美国的统治下遭遇了20多年的领土分割。贫穷、落后、经济与社会发展危机,可用来形容这段时间中越经济的状况。然而,就在这段时间,中国与越南满怀现代化的决心,以积极进取的心态迎接和平与发展、全球化、现代科技革命等世界新趋势。并适应这些趋势,从自己的国情出发,确立了改革开放(革新)的新思维和新道路,成为中越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第四章：中越经济增长与意识形态范式关系分析。这是本论文核心部分之一。本章主要明晰中越作为执政党意志(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范式的转变。当旧的意识形态范式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它就变成一种不合实际的东西。因此,转变意识形态范式是必要的。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越南来说,转变过程主要是：从“两个凡是”、“革命至上”、“阶级斗争为纲”(政治中心)的1日意识形态范式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范式。越南的意识形态范式转变过程包括：从“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到“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及胡志明思想”,从“阶级斗争”到“全面革新”,从“革命至上”到“以建设经济为中心”。新的意识形态范式解开了思想约束,鼓励大胆寻求发展道路,推动中越两国经济不断增长。第五章：中越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意识形态导向。用意识形态来解释中越经济增长时,我们不得不搁置意识形态的一些内容,而专注于构成意识形态范式的党及政府的指导思想中的基本理念。也就是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约束改革全程的意识形态理念。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所有制、分配制等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党及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所有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些意识形态理念进行。正是基于这种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志的新的意识形态范式,改革进程才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创新智慧并焕发出整个民族的改革创新的创造性力量。第六章：中越经济增长的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与苏联东欧不同,中越的改革都是在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稳定成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稳定、改革、发展三者的关系一直是中越两国关注的重点,“以发展为目标、以改革(革新)为动力、以稳定为前提”是中越两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一。将发展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正是“经济中心”理念的表现。改革为动力,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在社会稳定前提下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正是对过去“革命至上”理念的变革。稳定发展正是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意志。第七章：中越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传统动力。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意志,而且包括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后者也构成了支撑中越经济增长的稳定的意识形态要素。具体说来,两国共同儒家文化传统对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巨大。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越南形成了相似的传统价值观：崇尚和谐、注重教育、群体本位、勤劳节俭、重视家庭等观念,不仅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提供了精神凝聚力,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优秀的劳动力资源和不可或缺的资本积累。儒家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本位的价值观,使人们不仅坚信党及政府的意志和战略的人民性,坚持社会本位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而且基于儒家和谐、中庸理念更易于形成对“改革”的事业文化心理认同。坚持走更符合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越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也正是其选择与苏联东欧不同的经济转轨路径并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的意识形态秘诀。总之,离开非物质增长要素即意识形态因素无法为中越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作为党及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范式变迁,是中越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所在。
崔鸿雁[4]2012年在《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中。从西方国家监管制度的变迁看,金融监管经历了自由—管制—放松管制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我国的经济金融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变迁的深刻的经济金融背景。本文旨在对建国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基本过程作一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分析。本文分导论和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诠释金融监管及监管制度的含义,回顾国内外研究状况,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内容框架、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结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和对监管制度、监管行为的根源性探究,把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章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二章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三章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四章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五章深化与再探索(2005至今)：金融制度改革深化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六章是对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实际上也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在对每个阶段监管思想的分析过程中,先从分析当时的监管思想形成的背景入手,进而对监管具体制度建构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分析其中蕴含的思想特征与演变过程,最后对该阶段监管思想进行总体评价。在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既统一思路,又突出各自的特点、突出阶段特征。经济实践的发展与金融业的变革催生了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监管思想,从而推动了制度的形成,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广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这个过程也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脉络中,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以金融监管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的不同层次展开。因而,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时间脉络中呈现出历史的演化特征,而在空间脉络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特征,时间与空间脉络的交错与协同,共同构成了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化的动力。无疑,监管思想的变更来源于市场变革,而各个时期制度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思想的启发、孵化与引导。无疑,制度的变革和思想的创新互相促进、互为动力。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1949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思想变迁,既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理论本土化的思想根源,又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本文以经济思想成长为主线,分析了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思想脉络。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变加以系统地梳理,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能够为探索监管制度继续完善的路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全新的思考视角。
张淑珍[5]2016年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认为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三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三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三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三,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三,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姜国俊[6]2009年在《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而高调地进行。前后相继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就有六次,行政改革在全方位改革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并逐步跃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但是,在行政改革30余年取得不少积极进展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现实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相对滞后的,从应然的高标准来看,行政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的突破性进展,而只是取得了相对滞后的成果。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成为了一个持续推动而又相对滞后的有限改革?这就直接涉及到行政改革的动力学问题,并由此成为本文研究的缘起和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问题。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离不开四个紧密关联的核心问题:谁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改革产生何种影响?分别涉及改革主体、改革动因、改革路径和改革效果四个方面,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就是改革主体。只有牢牢把握改革主体的行为逻辑这条主线,才能清晰地解释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由此,本文将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关键视角放到了作为当代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逻辑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革命党的思维惯性牵引和以党建国的建政逻辑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党-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架构,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国相对自主化的调适性改革过程,但党-国一体化的总体架构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转型期中国特定的政党-国家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和全方位改革的主导者身份,也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鲜明的执政党主导特征,因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行政改革特指为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和最主要人格化代表,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总体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充当了核心动力主体的角色;党的各级政党-政府官僚作为中央政治权威的政治代理人,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次级决策者、局部设计者和主要执行者,充当了执行动力主体的角色。同时,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分别在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起着辅助动力主体、基础动力主体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无疑有特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只有从多元目标导引和多重条件约束的结合入手,才能完整深入地把握其推进行政改革的特定行为。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居于党-国科层体制的顶端,其自身利益与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共容性,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也主要通过中央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体现出来。结合执政党的共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以及其行为的初始条件约束、知识约束、博弈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由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演进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目标函数的渐进理性选择过程。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选择和改革经济体制,基于“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选择和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同时又都会不断受到“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的制约和校正。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共同决定了行政体制的选择和改革。沿着上述思路,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为实现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并从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四个主要动力主体的“上下互动”视角,对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滞后根源、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推进梗阻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分别论述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市场化动力学和民主化动力学。其中,适应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适应性”特征的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带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先导性”价值的改革。本文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动力学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基于内容上的区分,因此,本文虽然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区分,但这种内容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免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而于1978年后逐步启动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行政改革,无论是适应性行政改革还是先导性行政改革,总体上都具有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显著的“压力性”特征,由此可以称之为压力性行政改革,并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文化学术交流者等国际行动者和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等国内行动者的“内外互动”视角,对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具体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全球化动力学。压力性行政改革是本文为了便于表述全球化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内部动力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其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概念区分同样是动力学意义上的,若就内容而言,实际上涵盖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全部内容。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而着力于不断巩固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治逻辑,指出行政改革是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命题乃至关键环节之一,强调执政逻辑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之间既存在一种相互支撑的耦合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冲突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其他目标统一于和服从于“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与此相应,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持续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导向的对外开放和相应的行政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水准和民族复兴的实现程度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断延续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提供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又划定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基本限度。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动因与具体行动者两个层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市场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三重变奏,集中地给中国共产党执掌下的政府自身从结构设置、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可谓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宏观动力学图景;另一方面,党的中央政治权威与其他国内行动者的“上下结合”互动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国际行动者的“内外结合”互动,可谓构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微观动力学图景。贯穿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动力学主线,无疑是作为关键行动者和核心动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治权威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首先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多元目标导引特别是执政逻辑驱驰下,基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渐进理性设计而强力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强制性制VII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央政治权威的主观愿望,至于制度变迁的客观结果,还取决于其他各方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意愿和利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和由此发生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连续性互动中,包括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内的国内各方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方国际行动者的推动和影响。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三元契合、国内外行动者“上下结合”与“内外结合”两相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发生和演进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中,本文实际上用很大的笔墨从各方具体行动者的视角,从认知、利益和体制三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滞后机理。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党-政府官僚在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扮演着执行动力主体和主要阻碍力量的双重角色。政党-政府官僚在行政改革的动力大系统中处于“上下夹击”的中间位置,在行政改革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随官僚的类型或个体差异以及特定阶段行政改革的特定内容对于特定官僚利益的影响变化而变化。政党-政府官僚作为政治代理人,既具有与中央政治权威的部分共容性利益,也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且随着官僚层级的降低,其自身利益与党的长期执政利益乃至国家全局利益之间的共容性利益也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行政改革的基本阶段从“放权让利”演进到“制度创新”,基本主题从结构调整演进到职能转变与行为规范,从总体上说,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的既得不当权力日益受限、既得不当利益日益受损,其行政改革的阻碍角色日益凸显。现实政治实践中,既有不少政党-政府官僚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规制、晋升锦标赛的政治激励机制、财政联邦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众多政党-政府官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和政治晋升博弈中采取了大量的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方向相悖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了行政改革的主要阻碍力量。为了不使行政改革停滞不前和流于形式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全局,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层级委任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手段,力图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确保行政改革的战略贯彻,其中政绩考核和权力监控是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化手段。但是,由于现行政绩考核体制和权力监控体制“自上而下”运作的体制性困境,不仅政党-政府官僚追求政绩最大化的不少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官僚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因而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仍然困难重重,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实际成效仍然不容乐观。由此引申出作为本文结束语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问题。本文的一个政治前提和研究假设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本身是超越了统治者自利性的、以立党兴国和执政为民为己任的政治企业家,从而把“诺斯悖论”的克服问题简化为一个官僚控制的问题。从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来看,如果缺乏横向层面的其他政治权力主体对政府官僚的有效控制,如果缺乏公民“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僚的有效监督,单凭党的中央政治权威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和单向监控,难以有效地激励和监控政党-政府官僚真实的行政行为,从而难以有效地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系即狭义政府从结构、职能到行为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因此,即便从官僚控制的简化视角来看,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到位,仍然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彭池[7]2015年在《傅斯年国家建构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近代意义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问题,近400年来一直为学者及政治家所注目。大体言之,欧美的国家建构学说形成两大流派,一是社会契约派,较多关注“社会”体系；二是国家建构派,则对“国家”体系倾注更多心血,“统治”是其探究的中心点。中国现代学者和政治家有丰富的国家建构思想,但提出系统构架的人不多,而傅斯年是少有的从学术层面阐发国家建构思想体系的学人。傅斯年“国家建构思想”围绕着社会主体结构、中华大民族、国家、文化、政党、经济、国际观等逐一展开,描绘了一幅中国现代国家文明秩序的基本图像,他的“国家建构思想”、国家的功能性制度设计及其建设,在近代学者中显得十分突出,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傅斯年自认一生都推崇社会主义,而他认同的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自由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是他的思想发明。在这一社会结构的思想主体中,他年青时曾传播以平等为标识的苏俄社会主义,中年后赞扬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政策,将英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称之为温和的社会主义。他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与经济平等。他认为斯大林之后的苏俄因逐渐丧失平等与自由,走向了反社会主义,而民国政权更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社会目标。傅斯年自由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带有空想成分,而他的国家观却十分现实。他在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上着力尤深。他的大一统思想和正统观念构成其基本的国家观,在强调中央控制(即威权统治)的同时,也在国家治理上希望分权和制约,并视家族政治和权贵资本为国家之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民族存亡之际,他以历史学家的深度论证“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形成其国家建构思想中的大民族观,深刻地影响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他的民族观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家政纲,并为后来中国特有的民族思想和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理论的基本素材。“国家建构思想”中的国民及其文化是基本的元素,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角之一,傅斯年提出新国民、新文化、新道德、新教育等社会改革(或改造)思想。终其一生,傅斯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社会国家的改造均矢志不渝。他个人在文学、语言文字、民族学、历史学、科学、教育等众多社会文化领域均作出重要贡献。“国家建构思想”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思想。傅斯年长期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他推崇工本主义,支持工业化,精准预测中国工业化的重点地域；肯定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大趋势有清晰的认识；主张经济平等,发展国营经济,鼓励民营经济,铲除“豪门资本”；提出积极而有效的战时经济对策；就业问题的阐论等。他的经济思想在其国家建构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近现代国家关系的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在逐步加剧,任何近现代国家均存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而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国际观常常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性元素之一。傅斯年的国际观在那个时代显得十分突出。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命运与世界局势紧密相关,他对列国的对华态度和政策极为敏感,提出一系列精辟论断,准确预测到中国抗日战争最终转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坚持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傅斯年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他对苏美对峙、苏俄发展趋势、日本战后状态均有精当的论述,其务实和现代的国际观念,成为现代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遗产。与此同时,随着他对苏俄社会的深入了解,以及苏俄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严重侵害,傅斯年对苏俄社会主义展开了严厉批判,其阐论深邃。在“国家建构”的思想界面上,傅斯年是一位标杆性人物,在民国年间的思想家中很难找到这么完整的人物标本。本文对傅斯年与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比较研究还未能展开,理论性的掘进还远远不足,有待未来再论述。我们也期待着有学者关注中国近现代“国家建构思想”这一宏大主题,汇总一百多年来此专题的基本历史文献,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和探索。
朱宗友[8]2010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globalization)问题是一个当今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它已经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进行着。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员,必将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很有必要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对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新的解读。据考证,当代“全球化”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他于1983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市场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中首先使用了“全球化”一词。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一词,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当代全球化进程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必然性,它是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能笼统地讲全球化是福音抑或灾难,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其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基于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现当代全球化的历史背景,而是与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巨大的历史同步性与契合性。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近现代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和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做出的必然的和历史的选择。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欧美国家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基于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华民族获得了解放和独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最初30年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0世纪50-60年代,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60-70年代以来,在这两大阵营中都出现了某些改组和分化,形成了在美苏两极对立条件下的三个世界并存的格局。这种情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美苏两极对立的格局终结,形成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前提下的多极化趋势。然而无论在哪种政治格局下,全球化进程都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了步伐,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深刻把握当代全球化新特征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正是选择了这条道路,才使我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当代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既带来挑战又带来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我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也是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党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可以说是对此进行的积极回应。由此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条道路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还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展现了社会主义无限光明的前景。
朱继东[9]2013年在《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文中研究指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成为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新时期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新时期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不仅“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也借机沉渣泛起，再加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凸显，使我们面对的挑战、考验和冲击前所未有，而意识形态是首当其冲。这一切都对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笔者在已经完成的对2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问题。出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双重需要，本文立足于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采用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双重脉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整理，阐述了意识形态能力的萌芽、发展，力图真实展示意识形态能力的丰富内涵以及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本文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发展脉络、基本内涵、现实考验、建设路径等进行了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有益探索，第一次尝试阐发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并提出一些创新性观点。本文认为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国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或者对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而奋斗的能力。在阐明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意识形态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概念从列宁时期萌芽到毛泽东时代发展，再到新时期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期待，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的同时，也有着苏共亡党、卡扎菲、查韦斯等国内外的不少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并面临着不少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等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迎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春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和人类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是执政能力的核心，是破解当前很多难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真正得到重视，“中国梦”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刘洋[10]2014年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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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D]. 姜国俊. 复旦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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