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亨《周易古經今注》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古經今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易經》自漢以後被視爲“六經”之首，雖稱難讀，但由于兩千年間易學家的不懈努力，已經基本可通，其中深旨奥義亦足啓迪人生，嘉惠世人。然自辛亥革命後廢除尊孔讀經，經學傳承由此斷裂，此後學人號稱以史學代經學，將前代經師所作之經典詮釋一切推倒，重起爐灶，欲以訓詁學之小識小慧重解經典。而所立之論，表面看似有訓詁學之根據，實則以文字訓詁爲包裝，而作光怪陸離之論。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①就是這樣一部著作。
傳統易學分爲兩大派：即漢儒的象數派和宋儒的義理派。漢儒象數派根據卦象來解釋卦、爻辭，由于本卦的卦象比較單一，往往不足以解釋卦、爻辭的意思，象數學家便發明旁通、飛伏等方法，由一卦變出其他卦，再用新變出之卦的卦象來解釋本卦的卦、爻辭。此類方法就是後人所批評的“象外之象”。其方法不僅繁複，而且甚不合理。因爲你所解釋的是本卦，卻用其他卦的卦象來注解，不足以令人信服。當然也有少數卦的卦、爻辭只需用本卦卦象就可以解釋得很好，而不須借用其他卦的卦象來解釋。但這樣的例子比較少，因而漢儒象數派對《易經》的大部份解釋，顯得牽强附會。
宋儒義理派對于《易經》的解釋，强調以卦名作爲一卦的中心思想，將一卦看作一個整體，他們一般不反對用卦象解釋卦、爻辭，但反對漢儒那種“象外求象”的方法。他們解《易》更看重爻位、正應等關係。以爲自然、社會中有等級、相應等關係，《易經》作爲對自然、社會的反映和模擬，也有同樣的關係，這些關係正是通過《易經》的爻位、正應等方式來體現的。由卦、爻辭與這些爻位、正應等關係相結合，來表達和闡釋種種人間的道理，是義理派易學的基本思路。
入清以後，學界出現一種反宋學思潮，起初只批判宋學中的理學思想，到了清中期以後，學者又開始反對宋儒以義理解經的方法。戴震倡導“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的解經方法，爲學人所推崇。但當時在易學上有成就的學者並未采用此方法來解釋《易經》，如惠棟的《易漢學》、《周易述》；張惠言的《虞氏易禮》等采用的是漢儒象數易學的方法。而真正采取“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的方法來解釋《易經》的，或由現代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開其端。然高亨治學之時，早已不是乾嘉時代，而是一個批判傳統、以顛覆傳統經學爲能事的時代。
高亨治《易》，不講象數，也不講義理，有人說他“開創了我國現代《周易》‘義理派’的研究新方法”，非其實也。如將高亨歸爲易學某一派，不妨稱之爲“現代易學訓詁派”。此派人物非止高亨一人，而高亨實爲此派之宗主。
《周易古經今注》一書既不像漢儒那樣以卦象來解釋卦、爻辭，也不像宋儒那樣用爻位、正應等關係來解釋卦、爻辭，這就大大增加了卦、爻辭的解釋難度。因而高亨采用文字、音韻、訓詁的方法來改字解經。改字解經，一向爲解經之大忌。采用這種方法，似乎某卦叫什麼卦名並不重要；卦爻辭與卦名之間没有了意義的聯繫；爻辭與爻位之間也變得毫無關係，似乎某一爻辭寫在任何爻位上都可以；這就使得爻辭與爻辭之間的聯繫變得鬆散，看不到爻辭之間的內在聯繫，有時甚至使得單條卦、爻辭的文句也變得毫不連貫，只是不同占筮記錄的拼湊而已。因此，由高亨筆下注出的《易經》，不惟毫無義理之可言，簡直就是一堆占卜迷信的垃圾。
近數十年來，向學之士繩繩不絕，有求學《易經》者，欲遠離江湖術士之易學，而求學術界傳統之易學，苦無門徑，而多藉現代學者注《易》之書，然而現代學者系統注《易》之書本來少之又少，高亨素享盛名，其《周易古經今注》遂成學者學《易》入門書的上上之選。加之學《易》者又多有“先入爲主”的心理習性。所以，此書貽誤來學，其過非小。
高亨(1900-1986)，吉林雙陽人。早年曾在清華國學院讀書，師從王國維、梁啓超，長于訓詁考據，一生著述甚多。《周易古經今注》寫成于1940年，即高亨四十一歲之時。1960年代加以重訂。高亨治《周易》，將《易經》與《易傳》分開，改變前人“以傳解經”的舊習，誠爲卓見。但他完全忽視前人解《易》成就，自出胸臆，僅從自己的文字訓詁知識出發，通解《易經》，而所得極少，所失極大。
今不恤冒犯前輩之嫌，特對其書中的若干問題提出商榷意見，以求教于方家。
一、對于卦名的輕忽
高亨易學方法的最大失誤，首在輕忽《易經》之卦名。他認爲，《易經》之初，僅有六十四卦卦形作爲區別，而無卦名之稱。後人依據卦爻辭(高亨稱之爲“筮辭”)而追題卦名。他說：
《周易》六十四卦，卦各有名，先有卦名乎？先有筮辭乎？吾不敢確言也。但古人著書，率不名篇，篇名大都爲後人所追題，如《書》與《詩》皆是也。《周易》之卦名，猶《詩》、《書》之篇名，疑筮辭在先，卦名在後，其初僅有六十四卦形以爲別，而無六十四卦名以爲稱，依筮辭而題卦名，亦後人之所爲也。②
《易經》之初，是先有卦名，還是先有卦爻辭？以現在我們所掌握的資料(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考古文獻)而言，我們都無法證明。高亨的觀點完全建立在一種推論的基礎之上。如依高亨的意見，“其初僅有六十四卦形以爲別”，而無卦名作稱謂，一人與另一人交流，必指一卦形給另一人看，方可溝通意見。若六十四卦爲占筮之用，當筮得某一卦時，也不能向人說筮得某某卦，以其無卦名可供稱述也。顯然，高亨的意見是說不通的。
若言“依筮辭而題卦名，亦後人之所爲”，如《蒙》卦卦、爻辭多言“蒙”字，其卦題名爲“蒙”，自然允當。但同樣的情况，《乾》卦多言“龍”，且“用九”言“群龍無首”，顯指六陽爻而言，其卦何以不題名爲“龍”而題名爲“乾”？《姤》卦爻辭三言“包”字，僅一言“姤”字，其卦何以不題名爲“包”而題名爲“姤”？《漸》卦六爻均出現“鴻漸”字，何以不名其卦其爲“鴻”或“鴻漸”，而名其卦爲“漸”？《噬嗑》卦多言“噬”字，並無“嗑”字，若依前例，題一“噬”字即可，又何必增一“嗑”字？《大壯》卦多言“壯”字，並無“大”字，若依前例，題一“壯”字即可，又何必增一“大”字？而《坤》、《小畜》、《泰》、《大有》、《中孚》等卦中並無卦名之字，何以獨選其字以名卦？等等。像這些問題作者自己也認爲是不能由“依筮辭而題卦名”的理論作出解釋的，但高亨還是勉强立說，標新立异。
高亨又提出，《易經》之卦名，並無意義，他說：
《周易》卦名，疑爲後人追題，原無意義。《十翼》釋卦名，亦多與筮辭不合。如《遯》卦筮辭之“遯”皆爲“豚”，而《序卦》、《雜卦》並訓卦名之“遯”爲“退”。《蹇》卦筮辭之“蹇”皆爲“謇”，而《彖》、《序卦》、《雜卦》並訓爲“難”。《夬》卦筮辭之夬爲赽，而《彖》、《序卦》、《雜卦》並訓卦名之“夬”爲“决”。此皆大違經旨。其例甚多，茲不歷舉。本書不釋卦名，但釋筮辭中與卦名相同之字而已。③
高亨所舉之例，並不能證明他的觀點，而恰成反證。
先看《遯》卦，《周易》原典《遯》卦卦、爻辭皆寫作“遯”，《經典釋文》稱“字又作遯，又作遁，同隱退也。匿迹避時，奉身退隱之謂也。鄭云‘逃去之名’。《序卦》云：遯者退也。”《序卦》、《雜卦》解“遯”爲“退”，本合訓詁。高亨以己意將原典之“遯”改作“豚”，反說《遯》卦筮辭之“遯”皆爲“豚”，外人讀之，以爲其有所本，實則逞臆亂說也。至于說到“經旨”，按傳統的理解，《遯》卦全卦是講隱遯退避，當遯之時，晦迹潜光，以遠小人。因此，將“遯”理解爲“退避”，並不“大違經旨”，而是正合“經旨”。因爲《周易》教人，並不一味强調進取，在特定的政治境遇下，有時隱退反而是更明智的選擇。高亨將本卦所有的“遯”字皆釋爲“豚”，即小豬，全卦皆圍繞此“小豬”說事，不知聖人設此卦有何教誡意義？此高亨一味迷信訓詁之卑陋也。
再看《夬》卦，《周易》原典《夬》卦爻辭皆寫作“夬”，《經典釋文》稱：“古快反。决也。”《彖》、《序卦》、《雜卦》並訓卦名之“夬”爲“决”，本合訓詁。高亨以己意妄改原典“夬”字爲“趹”或“赽”，反說《夬》卦筮辭之夬皆爲“赽”，實則逞臆改經。無本之言，不足爲訓。按傳統的解釋，《夬》卦之經旨有二：一是教人在不同的境遇下都能做出正確的决策；二是在君子决去小人的鬥争中，要克己從義，不要依違不决。高亨將本卦所有的“夬”字皆釋爲“趹”或“赽”，認爲是行疾之貌，猶今語之“快”，不僅此卦名無甚意義，整個《夬》卦亦無任何教誡意義之可言，則聖人何以繫此卦爻辭，豈不是太無聊嗎！
再看《蹇》卦。高亨《周易古經今注》說：“蹇借爲謇。《一切經音義》十引本卦名作‘謇’。又六二云‘王臣蹇蹇，非躬之故’。《楚辭·離騷》王注、《後漢書·楊震傳》李注、《三國志·陳群傳》裴注、《文選·辨亡論》李注並引‘蹇蹇’作‘謇謇’。此本卦‘蹇’字古本有均作‘謇’字者之證。”今按：《楚辭·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王逸注：“謇謇，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文選注》卷五十三《辨亡論上》：“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李善注“謇”字曰：“《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三國志》卷二十二《陳群傳》，裴松之注中引“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這些材料確實可以說明，當時或有《周易》文本將“王臣蹇蹇”寫作“王臣謇謇”，並且將“謇謇”解釋爲“忠貞”或“忠言”的。然而宋初徐鉉校定《說文解字》時已經指出，《周易·蹇卦》“蹇”爲正字，“謇”爲俗字。他說：“‘王臣蹇蹇’。俗作‘謇’，非。”
《後漢書》卷八十四《楊震傳》謂：“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李賢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但同書卷七十三《朱暉傳》謂：“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郤無退思之念。”李賢注：“《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于五，五爲君位，二宜爲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謇與蹇通。”李賢依據卦象對《蹇》卦卦義及對六二爻辭作了精準的解釋。同書卷七十五《袁安傳》謂：“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李賢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業也。”這足以證明李賢所看到的《周易》文本《蹇》卦就寫作“蹇”，偶引“王臣謇蹇”，只是以爲“謇”、“蹇”可通而已。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周易》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最古的《周易》文本，其中《蹇》卦的“蹇”字從“足”而非從“言”，這一新的考古文獻足證高亨妄改經文之非。
高亨還說：
總之，六十四卦卦名，當皆爲後人所追題。大多數卦名，不能代表卦象之意義，僅有若干卦名可以體現其卦筮辭之要旨而已。吾人研究《周易》，不必深究其卦名。而《易·十翼》之作者不明乎此，往往講論卦名，輕下定義，以致陷于紕繆。④
這裏高亨封堵了研究《周易》卦名的途徑。其實，《周易》卦名皆與卦象有關，但高亨完全不講象數，自然不能發現卦象與卦名之間的聯繫，正如他在《述例》第四條中所說：“象數之說不知起于何時，晚周人已常言之。後人推衍，益爲迷離……本書悉擯而弗錄，可云無一語及于象數也。”⑤後世《周易》象數學的確有許多牽强附會的東西，但這不等于《周易》原無象數方面的內容，高亨于象數“悉擯而弗錄”的治學態度，導致他對《周易》卦象缺乏起碼的研究和理解，以致得出“大多數卦名，不能代表卦象之意義”的草率結論。
高亨在《述例》第五條中說：“《周易》某卦爲何繫某種卦辭，某爻爲何繫某種爻辭，某卦之爲休爲咎，其故安在，某爻之爲休爲咎，其故安在，均難得正確之理解。《十翼》所言，似有義例，而不融通。後儒之解，穿鑿附會，名滋人惑。本書于此略而弗論，但釋其筮辭而已。”⑥這是高亨《周易古經今注》一書的要害所在，因爲你不知道“《周易》某卦爲何繫某種卦辭，某爻爲何繫某種爻辭”，那《周易》的卦辭和爻辭豈不是可以亂繫嗎？若《乾》卦的卦辭可以繫于《坤》卦，初爻的爻辭可以繫于上爻，那六十四卦的形式就成了隨人擺放東西的“寄存處”了。“《十翼》所言，似有義例，而不融通”。《易傅》所講的爻位說、相應說等義例，正是解《易》者所當重視者，至于某些卦不符合其例，即不能完全“融通”，也應研究其不能“融通”之故。義例乃解經之指路明燈，不知義例，只靠訓詁解經，不免南轅北轍。此如學外語而不知語法，雖字詞皆識，而不明句意。實則一卦之卦名，正是一卦之要旨，得此要旨，“《周易》某卦爲何繫某種卦辭，某爻爲何繫某種爻辭”即可迎刃而解。先秦《易傳》(《十翼》)中如《彖傳》、《大象傳》、《序卦》、《雜卦》皆釋卦名之意義，雖所釋互有參差，但都認爲卦名自有其意義，至宋儒時，則更明確地指出卦名乃一卦之本質，如郭雍說：“自一卦論之，原始要終，上下不遺，爲一卦之質也。卦名之義，名其質而已。如《乾》之爲‘乾’也，原始要終，知《乾》之質爲健，故名其卦曰‘乾’，至于潜、見、飛、躍，則非質也。六爻之義，剛、柔、動、靜、吉、凶、悔、吝之不同，各從其時與物之异而已，是則潜、見、飛、躍之謂也。此卦爻之義不能一也。”⑦高亨不講一卦之主旨，只講訓詁之末流，是捨大方而趨小道也。在這一點上，晚年的李鏡池倒是頗有所悟，他說：“由于易文簡古，不易解釋，故對卦名和卦、爻辭的聯繫有許多没有看出來，最近寫《周易通義》一書，纔明白卦名和卦、爻辭全有關聯。其中多數，每卦有一個中心思想，卦名是它的標題。”⑧
二、對于卦、爻辭的怪誕解釋
經學本是一門講究傳承、積累的學問，譬如積薪，後來者居上。這就是說，學者對于前人的解經成就，應該給予積極的肯定，並加以繼承，在此基礎上再圖有所發現，有所發明。然而，“五四”以後的學界認爲經學是傳統文化中“一團最濃最重的迷霧”⑨，必要摧陷而廓清之。因而此後出現的解經著作，完全摒棄固有的經學傳統，另闢蹊徑，往往以所謂的民俗學、訓詁學知識重解經典，而所提出之觀念，雖有時不乏新穎之見，但其大多數見解不免光怪陸離、離題萬里。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中就有許多這樣的例子。下舉數例。
(一)解“亢龍”爲“沆澤之龍”
《乾》卦上九爻辭“亢龍有悔”，“亢”之義爲極高、盈滿，《周易》多有戒人驕盈之意。所以《小象傳》說：“盈不可久。”謂上九在最上盈滿之位，盈則難久，所謂“物極必變”。不惟《乾》卦如此，各卦上爻皆含此義，故易家稱上爻爲“亢悔之地”。以是，歷史上易學諸家于“亢”字皆讀本字。而高亨以爲“亢”疑借爲“沆”，意謂大澤。他對“沆澤”作了冗長的考證，最後得出結論說：“亢龍者，爲池澤之龍也。池澤水淺而幅員或小，草多而泥淖或深。龍處其中，爲境所困之象也。人爲境所困，是爲有悔，故曰‘亢龍有悔’。”⑩按爻位之說，由初爻至上爻，本是步步升高，《乾》卦九五爻辭已說“飛龍在天”，不應天位之上更有“沆澤”！高亨不明爻位之說，也不信爻位之說，故有此種解釋。
(二)解“直方”爲“持方舟”
《坤》卦六二爻辭：“直，方，大，無不利。”按傳統的解釋，《坤》卦六二爻辭用來讚美大地之道至善至美的德行。大地之道，被概括爲三個字：“直，方，大。”直，可通于天；方，有法可循，大，無所不載。“不習無不利”，謂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無往而不利。高亨斷句爲“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釋“直”爲“持”，爲操，釋“方”爲“並舟”，“直方”爲“操方舟”。“方舟以渡，不易傾覆，雖甚不習于操舟之術，亦不致有隕越之虞”。(11)
(三)解“包蒙”爲“庖人矇”
《蒙》卦九二爻辭：“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按傳統的解釋，《蒙》卦九二之爻爲治“蒙”之主，面對初爻、三爻、四爻、五爻衆多陰爻，倫類不齊，而皆能包容之。故曰“包蒙”。九二以剛接柔，故曰“納婦”。此卦二至五爻互體有震，震爲長子，故曰“子克家”。高亨以“包蒙吉”之“吉”爲衍文。謂“庖人矇則厨事廢，爲子娶婦，則中饋有主，子亦有室，故曰包蒙，納婦吉，子克家”。(12)
(四)解“見金”爲“見奩金”
《蒙》卦六三爻辭：“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按傳統的解釋，六三陰爻爲蒙昧的“失位”女性，看見有錢的男人，不能自持，而失身于他。這樣的女人還是不娶爲好。在政治上，比喻不以正道進取，趨炎附勢，無操守之可言，引用這種人，對家、對國都没有好處。而高亨將此句斷爲“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他解釋說，筮遇此爻，不可娶女。娶女則但見奩金，而女之夫將有喪身之禍，無所利。高亨所謂之“奩金”，指女方所帶來的嫁妝資產，爲什麼夫婿見到這些“奩金”，就會有“喪身之禍”呢？殊無道理。
(五)解“幹父之蠱”爲匡正其父淫邪之妾
《蠱》卦初六爻辭說：“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按傳統的解釋，“幹”爲“矯正”、“革治”之義。“蠱”，物有蠹弊之謂。除蠹補弊，謂之“幹蠱”。亡父曰“考”。先父所定制度歷久而弊端叢生，子承家道，對蠹弊加于“矯正”、“革治”，可使先父無咎遇之責。高亨釋“蠱”爲女惑男。謂“幹父之蠱”，爲子匡正其父淫邪之妾。《蠱》卦九二爻辭中又有“幹母之蠱，不可貞”的話，高亨則謂子不可干涉其生母閨房之事。就是說，其父淫邪之妾可以匡正之，而自己的生母若有淫邪之行則不能匡正之。這如何又能說“有子，考無咎”呢？(13)
(六)解《咸》卦之“咸”爲以大斧斬物
《咸》卦卦辭：“咸，亨。利貞。取女吉。”按傳統的解釋，此卦爲男女相感之卦。咸，感也。其各爻爻辭中有“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輔、頰、舌”之語，謂男女愛悅相感，由淺而至深。高亨以爲，咸從戊從口。戊爲大斧，口爲物，以戊斬物爲咸。故《咸》卦六“咸”字皆作“斬傷”義。但《咸》九五爻辭：“咸其脢，無悔。”脢是背脊肉，爲什麼被斬背脊肉而無悔？上六爻辭：“咸其輔頰舌。”高亨改“舌”爲“吉”，爲什麼被斬面頰而吉？(14)
(七)解“明夷”作“鳴雉”
《易經》中有《明夷》卦，按傳統的說法，此卦坤上離下，離爲明，坤爲地，明入地下，是謂“明夷”，此卦六五爻辭說：“箕子之明夷，利貞。”是說箕子自晦其明以事商紂王，而內守貞正之道。高亨把“明夷”解釋成“鳴雉”，一種善于鳴叫的野雞，說箕子上山捕獲了一隻“鳴雉”。這種解釋不免太過離譜。(15)
三、對于兩個重要字的解釋
《周易》長期以來一直被看作占筮之書，故而當秦始皇實行“焚書坑儒”政策時，並未被置于焚禁之列。職是之故，《周易》的傳承在歷史上從未中斷。雖然後世儒者因學派不同，所傳之文本及章句或有异同，但在總體上各家《易經》文本有極大的趨同性，而對其中一些關鍵字的理解和解釋，也並未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對于《易經》中出現較多的“亨”字，除在個別語境下作“享祀”解外，在絕大多數的語境下作“亨通”之義解。至高亨則提出《易經》中的所有“亨”字，皆作“享祀”之義解。《易經》中的“孚”字在傳統的易學中皆作“誠信”之義解，而高亨則將大部份之“孚”字或作“俘虜”之義解，或作浮(罰)之義解。由于“亨”、“孚”在《易經》出現的次數頗多，所以影響了對整部《易經》的解釋。茲略述如下：
(一)關于“亨”字的解釋
《易經》中“亨”字甚多，傳統經學多以“亨通”解之。高亨提出，《易經》中所有“亨”字，皆作“享祀”解。據高亨統計，《易經》中有“元亨”字十一條，其中一條是《比》卦卦辭：“吉，原筮，元永貞無咎。”高亨以爲“元”下當有“亨”字，故也算一條。按：此屬增字解經，並無實據。今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竹書《周易·比》卦卦辭：“備筮(16)，元羕貞，亡咎。不寧方逨，後夫凶。”可證先秦古本《周易·比》卦卦辭“元”下並没有“亨”字。是《易經》中實有“元亨”字共十條。高亨解釋，元亨，猶云大享，凡云“元亨”，皆記古人大享之祭，或謂筮遇此卦可以舉行大享之祭。另有“小亨”字兩條，高亨解釋，小亨，猶云小享，凡云“小亨”，乃記古人舉行小享之祭，或謂可以舉行小享之祭。其餘單書一“亨”字者，共三十一條，其中三條繫于爻辭中，二十八條繫于卦辭中。高亨解釋，以上三十一條，亨字皆即享字，乃即古人舉行享祀，或謂可以舉行享祀。
按照高亨的說法，《易經》六十四卦中已經有四十一卦(除去繫于爻辭的三條)即三分之二的卦都被筮人判定可以舉行享祀了。那麼《易經》的整理者爲什麼要保留這樣一些記錄在《易經》中呢？高亨解說：
《周易》中言“亨”(或享)與“元亨”、“小亨”者甚多，以余觀之，皆記當時享祀之事。蓋古人尚迷信，敬鬼神，重祭祀。祭祀必筮(或卜)，得吉而後行之。祭祀之前，筮得某卦爻，既得吉矣；祭祀之後，事實果無不吉矣。筮人從而記錄于當時所遇卦爻之下，即成爲卦爻辭之文句。《周易》中之亨字(或享字)，其來歷蓋皆如此。(17)
古亨字，有亨、享、烹三義。高亨將《易經》中的“亨”字皆作“享祀”解，不免拘于一隅之見。《萃》卦“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卦辭兩言“亨”字，高亨解釋說：“古有王者，筮遇此卦，以舉行享祀，而至于廟，故記之曰亨……更有古人舉行享祀，筮遇此卦，故再記之曰亨。”(18)如果真像高亨所說的那樣，《易經》各卦中的“亨”字是古人享祀得吉的記錄，那無非表示後人當祭祀之時筮遇此卦，可以放心進行享祀活動。那在一卦中標示一次“亨”字已足，何必要標示兩次呢？《易經》文辭本甚簡古，此卦卦辭何以如此繁複？更何况將“亨”皆釋爲“享”，多有扞格不通之處。如《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前言“履虎尾，不咥人”，後接“古人舉行享祀”，前後兩句，意思毫無關係，有似癡人說夢！又如《同人》卦“同人于野，亨”。高亨先釋“同人于野”爲田獵之事，田獵必在其野地。又說：“亨即享字，古人舉行享祀，曾筮遇此卦，故記之曰亨。”(19)既是田獵之事，怎麼又無端扯進享祀！又如，《否》卦初六，“拔茅茹以其匯。貞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凶。亨”；“六三，包羞”。高亨認爲，初六之“亨”當接六二之“包承”，釋爲“享包脀”；六二之“亨”當接六三之“包羞”，釋爲“享包羞”。(20)《大過》卦辭：“棟橈，利有攸往，亨。”高亨認爲，此“亨”字當在下文初六字之下，傳寫之誤。(21)高亨爲了將自己“亨”即“享祀”的意見說得圓通，不惜改經以就己說，凡此之類，乃爲解經之大忌。
(二)關于“孚”字的解釋
《易經》中“孚”字甚多，傳統經學皆作“誠信”解。高亨認爲，《易經》中僅《萃》卦六二爻辭“孚乃利用禴”、《升》卦九二爻辭“孚乃利用禴”、《兌》卦九二爻辭“孚兌吉”、《中孚》卦卦辭“中孚，豚魚吉”四處之“孚”爲“信”之義。其餘“孚”字，或作“俘”解，或作“浮”(“罰”)解。
今舉其釋“孚”爲“俘”之例：《比》卦初六爻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按傳統的解釋，“比”的意思是親近。水與地親密無間，故名此卦爲“比”。此卦六爻中，唯九五爲陽爻，餘皆爲陰爻。衆陰爻多求欲九五親近。初六雖居位最下、最遠，亦求與九五親近。“有孚比之，無咎”，“孚”爲誠信之意。親比之道，原以誠信爲本。“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缶”爲樸素之器，不假文飾。“有孚盈缶”謂樸素之人，誠信充實于內，最終會使外人受到感動，而來找他，給他帶來好運氣。高亨認爲，“孚”即“俘”字，第一句，“有俘”，謂軍隊虜得敵方之人員財物。是“有孚”(通俘)專指一事。第二句，將“比”釋爲輔佐，臣輔其君，無咎。此又指一事。第三句，“有孚盈缶”，謂虜得敵方器物滿于盆中。第四句，“終來有它，吉”，高亨釋“來”作“未”，謂終無意外之患，故吉。爻辭中兩“孚”字既然皆作“俘”字解，卻又岔開作兩事說，那《易經》豈不是語無倫次嗎？(22)
《觀》卦卦辭：“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按傳統解釋，“盥”謂古代宗廟祭祀之始，盥手酌鬯郁于地以降神，其禮簡略，人皆盡其至誠之心、恭肅之意。薦爲獻牲之禮，禮數繁縟，人易生倦怠。《論語》載孔子之言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孚”爲誠信，“顒”爲虔敬。“有孚顒若”形容行盥禮者之虔誠莊嚴。“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喻王者居上臨民，當如宗廟祭祀行盥禮之時，盡其誠敬之心，以爲天下觀法。高亨將“孚”解釋爲“俘”。謂虜獲敵方之人員。顒，大貌。謂其人之大。祭不薦牲，乃因有俘，可殺之以代牲。高亨解《易經》之“孚”(俘)多有此類血腥味者。(23)
《易經》中的“孚”字有時與“心”字直接聯繫，表“誠信”之意甚爲明顯，高亨于此則將“心”字改爲“之”字。如《坎》卦卦辭，高亨釋讀如下：“習(疑衍)坎。有孚(俘)維心(之)。亨(享)。行有尚(賞)。”一個十字的卦辭，竟擬改五字之多！並說：《益》卦九五卦辭“有孚惠心”，“心”字亦“之”字之訛，可以互證。(24)亦彼之錯改，來證此之錯改，其方法亦令人驚愕！
再舉高亨釋“孚”爲“浮”(“罰”)之例：《泰》卦九三爻辭中有“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語，按傳統的解釋，謂不恤一己之利害，盡誠信以輔君，其于食禄則有福益。高亨釋“孚”爲“浮”，再轉爲“罰”。謂筮遇此爻，勿憂其罰，乃在祭祀之時，受飲祭神餘酒之罰也。(25)然既是“祭祀之時受飲祭神餘酒”，怎麼又會稱“罰”呢？
近年傳統文化熱、儒學熱、國學熱大興，其中尤爲人們所熱衷者，乃在《周易》。而港臺新近又流行“八卦”一語，如“八卦新聞”之類，乃將“八卦”看作“亂說”之同義語，隱謂講《周易》者多胡說亂道也。考今之易學，無非兩類：一類爲江湖易學，一類爲學者易學。昔吾曾認爲，胡說亂道者，江湖易學也。學者易學，非胡說亂道者，學《易》當學學者之《易》。今讀高亨《周易古經今注》，豈非另一類之胡說亂道嗎？經學久廢，大道湮厄。吾批評高亨，非批評其一人，乃在批評此種誣經之學風，亦望學人重返經學之正途。此如孟子所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注释：
①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②《周易古經今注》，第24頁。
③《周易古經今注》，第10～11頁。
④《周易古經今注》，第45頁。
⑤同上，第10頁。
⑥同上。
⑦郭雍：《郭氏傳家易說》卷八，四庫全書本。
⑧李鏡池：《周易探源》，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291頁。
⑨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古史辨》第一册，第80頁。
⑩高亨：《周易古經今注》，第164頁。
(11)同上，第167頁。
(12)同上，第174頁。
(13)參見高亨：《周易古經今注》，第215頁。
(14)同上，第249～251頁。
(15)同上，第263～267頁。
(16)以上參見《周易古經今注》，第110～111頁。
(17)《周易古經今注》，第48頁。
(18)同上，第288頁。
(19)同上，第200頁。
(20)參見《周易古經今注》，第196～197頁。
(21)參見《周易古經今注》，第239頁。
(22)同上，第184頁。
(23)同上，第219頁。
(24)同上，第242、281頁。
(25)同上，第193～1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