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德申小说创作及其与一种文化精神之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论吕德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0)01-0045-11
吕德申的小说创作，近年通过京津地区文艺刊物的考察研究，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①其中见诸刊物的论文，讨论1946-1948年间平津“新写作”青年作家群体时说：1946-1948年间，沈从文、朱光潜等人，以“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发掘文坛新人，团结了一批具有文学坚守精神的作者，推动了平津“新写作”作家群的形成。“这一批作家中，李瑛、柯原、汪曾祺、吴小如、吕德申、袁可嘉等人，都是在1946年后，在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直接关怀下成长起来的。”②当时“直接在沈从文、朱光潜的关怀下走上文坛，或者倾心于沈、朱等人的文学主张的部分青年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如汪曾祺、郑敏、袁可嘉、穆旦、李瑛、毕基初、金隄、吕德申、盛澄华、吴小如、王忠、萧望卿、邢楚均、王道乾等等，构成‘新写作’的新生力量”③。遗憾的是，上述学术论文及后来出版的专著中，除了作家群体中提及吕德申名字之外，涉及其小说创作的具体言说，却付阙如。
一、西南联大时期的生命探索：从《孤独的老人》到《老祖母》
吕德申自1941年9月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至1945年8月毕业。在大学学习期间，由于个人才情，兴趣爱好，师从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等老师，吕德申在他们课堂教育与文学创作的熏陶下，开始了小说“习作”的尝试。1942年12月6日重庆《大公报·战线》第950期发表小说《孩子》时，吕德申还是刚刚步入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随即他在《世界学生》月刊发表了短篇小说《花斑鱼》、《兄弟之间》，受到了任课老师兼该刊文艺栏主编杨振声的赞许。④大学刚毕业，他在《世界文艺季刊》上发表小说《孤独的老人》。1946年6月，他又于郑振铎、李健吾在上海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艺复兴》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老祖母》。这几篇连续发表的作品，构成了年青校园作家吕德申小说创作引人瞩目的起点。
这五篇小说，均以浙东山区乡村小镇生活为题材，写了新异多彩的地方风情，村镇各色人物的神态面貌，从乡野孩童的天真欢乐(《花斑鱼》)，农民因贫困观念陈旧所致扭曲人性的“典妻”而导致的悲剧(《孩子》)，因兄长与弟妻苟合造成手足兄弟间的恩怨惨杀(《兄弟之间》)。从贫困酿成的人性悲剧，年青人的梦想追寻、失落怅惘，到老年人晚景的孤独多舛、寂寞悲哀，围绕下层乡民的人生命运国，展开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浙东乡土的人生图景。而其中最能显露其艺术才情与生活熟稔的，是他在《孤独的老人》、《老祖母》等小说中对于老年生命自外在精神到内心世界的探索。
《孤独的老人》仅2800余字，是一篇“习作”式的“速写”。故事的背景，是小说里讲到的作者故乡——“我外婆家里”所在的“浙东缙云壶镇”。故事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叙述的主人公，是生活在这个小镇上的“一个孤人，——一个好人”，名字叫“官全公公”。小说写了他的孤独、寂寞、内心的凄凉，在冬天一个下大雪的晚上无声无息地死亡。他太太死去已近三十年了。他把全副心力用在两个孩子的抚养上。这是他全部的生命希望所在。然而当孩子长大后，美梦破灭了：儿子与父亲为一件小事吵嘴而当兵出走，一去十几年杳无音信；女儿爱上了过路卖生丝的年青客人，“背叛了父亲”也跑了，也已快近十年。这里或许在暗示：连绵战事、经济冲击，带给一个乡村老人的，只能是个人生命的咀嚼孤独。他与唯一的一个“朋友”——一条黑色毛的狗寂寞相伴。最愉快的时光，是每当夏晚乘凉时分，“他兴奋的动着一头已经花白的短发，谈论他们少年时代的经验，长毛的故事……”也许是年纪大了，夜里太冷，老年人经不起，就这样在一个冬天雪夜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他一贫如洗，死后留下的别无他物，只有他屋子里的一件已是“又旧又破了”的棉被。
小说描绘了作者熟悉的乡土生活场景与人物神态的细微变化。如老人夜里兴奋地讲起那些铭刻于记忆深处的往时旧事，随后笔锋一转，进入一幅自己少年记忆中的场景：
大家都非常了解老人，在这种时候，他们总都竭力避免谈到关于老人的儿子和女儿的事情，不去挑动他苦痛的记忆。但是我记得有一回，旁边有谁忽然插进来问道：
“官全公公，你的儿子女儿呢，难道这些年了，就一个字的信息都没有吗？”
一阵难堪的沉默。我注意到老人神情的突然的变化，一时就像一个皮球漏了气般的萎瘪下去。大家都回过头去看是谁发问。原来是我一位年轻的表嫂，她是马上发觉自己的冒失，坐在那里十分不安，双手只弄芭蕉扇。
“唉！”好像一片落叶的声音，大家心头都一凉；老人不再说话了。
叮，老人用火刀敲击火石，发出一粒火花，他那阴沉的面容在火光中显现了一下；纸煤条着了，于是他点上一筒烟，便默默的抽起来，发出吱吱的声音。烟火一亮一暗，老人的面孔也一亮一暗。
从老人忆及旧时往事的兴奋神情，到被触动苦痛记忆后的难堪沉默，其神情的突变，近似“一片落叶的声音”的无言叹息，敲击火石点烟，默默抽烟时火光中一亮一暗的面孔……内在精神与外在形象，均如一幅淡淡的油画一般，生动鲜活地呈现于人们的面前。
这篇小说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作者所选择描写的是他熟悉的浙江缙云壶镇的乡土生活，可说是属于沈从文“湘西”乡土写作追求影响下一种新拓思路的延伸。二是作者所倾情关注的不是以当时流行的审视现实社会的理性眼光，对农村普遍存在的贫富差异、农民历经苦难压迫奋起抗争的描写，而是从远僻乡村社会普通个体生命存在的思考，进行乡土生活在外界冲击下产生的或一类普通的“孤独的老人”精神世界的探索。
延续“孤独的老人”这一探索思路，继续进行开掘，结出的一个更为丰满的果实，是作者于近一年后发表于1946年7月第1卷第6期《文艺复兴》杂志上的《老祖母》。⑤这个约7400余字的颇具艺术分量的“登堂入室”之作，是吕德申小说创作道路更为坚实的拓进，也成为显示他小说创作才华的一个辉煌坐标。《老祖母》实为一篇应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佳作。
在小说《老祖母》里，作者在颇费匠心的复杂构思中，讲述了浙东乡村一个普通农家生老病死的故事。正面出场对话的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正在“送走”“最后的一个亲人”——儿媳，自己年已八十一岁的“老祖母”；另一个是为办送丧事前来临时帮忙的年青女人，老祖母一个远房孙媳妇小凤。小说里的其他人物、故事，都是在这两个人物时断时续的谈话之间，分别以人物自身诉说、回忆，作者补叙、描写等形式，巧妙穿插中娓娓道出来的。
小说一开头，作者就以读了令人震撼的文字，描写了老祖母苍老的身影和孤独的灵魂：
黄昏时，老祖母独个人坐在门前一把红漆剥落已久的小交椅上，一个头低垂至胸前，时时抬起，不时模模糊糊的吐出一句话来：
“都去了，大家都去了！……”
老祖母已是过八十的人。一张嘴巴老是瘪着，因为牙齿差不多已落光；她瘦削的脸皮上已有好些老年人脸上常见的那些一块块的黑色的斑块；两鬓上披散着几根美丽的，银丝般的白发；因为头发少了，脑后发髻也只是那么很小了的一个；衣襟上什么时候都别一条蓝布手巾，因为年来泪多了，时时需要去揩它，没有手巾是不成的。
“都去了，大家都管自去了，就留下我！……”声音极微弱极微弱，除了她自己，别人就不大能够听得见。当她说话时，她的嘴唇时时掣动得很厉害。
与《孤独的老人》里称呼“官全公公”为“孤人”一样，这篇小说里描写了另一个“孤人”：六十岁的媳妇突然生病死后，全家仅剩下的这位孤苦零丁的“老祖母”，此时她“只有一个感觉，此后她完全是‘孤人’了”。不同的是，《老祖母》里书写的，不仅仅是一个乡村普通劳动妇女成为“孤人”时的沉哀深痛，更主要是写出了这位农村妇女由年青出嫁至沦为“孤人”的几十年里所经历的辛苦悲惨的一生。小说将老祖母和几辈妇女的不幸遭遇，与中国农村劳动妇女承受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联系起来思考，隐隐提出了中国农村劳动妇女个人生命存在状态的悲剧性这个超越于“贫穷”、“孤独”之上的更富深层蕴含的精神话题。
从小说所叙述的“老祖母”的生存境况来看，这并非一个十分贫寒之家。她住的院子里，“前面是个大天井”，“照墙”之下砌有“一个花坛”，“旁边的厢房里是厨房”。媳妇死后埋葬的“所谓墓地”，是在自家的“一块棉花地里”。小说作为与屋内老祖母同远房孙媳小凤对话的沉闷死寂反衬，还有意用简约几笔写了村里收工时的这样一幅情景：“这时候墙外一些年轻人经过，他们由田里回来，赤双脚，上面自然糊满了烂泥巴，裤脚管高高卷到膝盖以上，肩上一把锄头，一路上唱着山歌，快活的回家去。”可见，作者并非着意书写农村贫穷与农民困苦。他着意思考的是乡村劳动妇女个人“生命”中一代又一代轮回上演的那些沉重悲剧。
“老祖母”这位孤独的老人，如小说里说的，确然是“苦了一生！”她刚到这个家不久，公公病了一场后就疯了。婆婆是乡下地方常见的那种“自己做了婆婆便变了一个人”的妇人。与疯人为妻的婆婆，精神上也“更多增加了一分不正常”。因为整日伺候关在木笼里的“疯子”公公，“老祖母”作为儿媳，不但要忍受“疯人”精神错乱而有时对自己的非礼，还得承受来自惯于虐待自己的婆婆的打骂折磨。以致婆婆死前，良心发现，向媳妇哭着说道：“媳妇，我亏待了你，亏待了你，我折磨得你太苦了……”，表示忏悔与道歉。这样，一个家庭的千斤重担，就“差不多完全压在她的身上”了。“老祖母”作为一个婆婆，她没有怨哎与诉苦，因为她认为：“诉苦”是小媳妇的事情，她自己不是小媳妇；同时她有个“希望”，她已经有一个儿子了，这儿子就是她将来的保证。因此她能在埋怨自己“命硬”的迷信中，默默承受着悲苦的命运。可是，儿子在一次时疫中染疾，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媳妇很早就守了寡，与她一起艰难守护支撑着这个家。丈夫七十岁时，一次耕地时摔倒，又匆匆离开了自己。“老祖母”唯一寄予希望的孙子，却于去年秋天，因为向她要钱，想同人合伙做生意，去远处贩卖什么，老祖母不同意，祖孙吵了一架，一气便离家走了。“老祖母”自己年迈体衰，靠着已经六十岁的媳妇，一个人承担起家里的一切活儿。如今这媳妇又突然染病死去了。空荡荡的家里，就剩下了她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极端的悲苦中，向别人，也向自己，不断发出这样撕裂人心的慨叹：“都去了，大家都管自去了，就留下我！……”这种无法摆脱的悲苦感与孤独感，几乎成为“老祖母”这个时候全部的内心挣扎与生命体验了。
小说的描写，明显有意淡化了家里男人们的“意义”。他们被写成或是变疯，或是病逝，或是累死，或是出走，都没有能力最后撑持起这个家。以此有意凸显这个家里三代妇女所经历的艰辛生活和悲苦命运：一代是，一辈子活活给木笼里的“疯子”做妻子的半疯的“婆婆”；一代是，一生与丧失亲人的孤寂悲痛厮守的“老祖母”；另一代是，劳累并守寡了一生，死前连唯一可寄希望的儿子也没能归来见上一眼的“儿媳”。她们三代妇女的辛劳生活，她们的悲苦命运，她们的精神痛伤，为作者以小说进行“孤独的老人”的生命探索，提供了一个割不断的悲哀链条。小说带给读者的是一份无法释怀的沉重。
那么，苦命的儿媳和这个一息尚存的“老祖母”全然离去之后，承袭她们的另外一些女人，掮起家庭重负的那些更年青的女性后来者们，又会是怎样的呢？小说末尾作者巧妙地描写了这样颇值深味的一幅图景，给人们作出了回答：
老祖母仿佛梦呓中醒过来，张开眼睛，转过头去，看身边那个远房的孙媳妇，正好这时候年青女人也在对她看，——两人一时间都仿佛从对方的眼睛中读出了什么，而且完全了解，如两个最好的朋友一样的了解了。
院子里另一头一个门槛上站出来一个小女孩子，一只手扶在门框上，对着这边年青女人压着声音喊：
“姑姑，小弟饥了哭了，你来喂奶！”
于是老祖母又一个人留在那里了。在黄昏中。
“老祖母”与“年青女人”之间，在相互对望的眼中“读出了什么”——这样“如两个最好的朋友一样的”“完全了解”的眼神，所传递的是什么样的精神信息呢？我的理解是，作者想暗示给人们的，就是如同这些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辛劳的妇女们于人类生命延续中无法摆脱的人生的艰难，几代妇女的超负荷承担带给她们自身生命的艰辛苦痛，将会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永远不止。事实正是在按照这样逻辑如常的进行：无法逃避的漫漫“黄昏中”，那个年青女人小凤，在待哺饥儿的啼哭叫声中，不是又接着开始承担起“老祖母”的艰辛人生了吗？
二、复员返京后的小说创作：“生命”思考的延续与拓展
1945年8月，吕德申毕业留校读杨振声先生的研究生。一年后，他随西南联大师生复员，返回北京大学继续读研究生，并任助教。在1946年至1948年间，他除完成自己关于六朝游仙诗研究的论文外，仍然以不倦的热情，继续小说创作，曾先后于杨振声、沈从文、冯至、朱光潜等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益世报·文学周刊》、《世界文艺季刊》等文艺副刊和杂志上，陆续发表了《黄昏》、《山羊胡子的公公》、《元宵节后》、《太医》、《母子》、《小学校教师》、《一生》、《夏天》、《侏儒》等九篇短篇小说。⑥
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吕德申仍然相信沈从文提出的“理想的文学”信念：希望能够开展一个“新的文学运动”，以一种“综合过去人类的抒情幻想与梦，加以现世成分重新处理”，并“综合过去人类求生的经验，以及人类对于人的认识，为未来有所安排”的文学作品，以此建立起年轻一代“对重造社会重造国家应有的野心”。⑦吕德申加入了沈从文、杨振声、朱光潜等主持的文学副刊文学作者群，实践他们“带着更年青的一群形成一种健康风气”⑧的愿望，沿着自己《孤独的老人》、《老祖母》等已经开辟的熟悉题材领域与小说探索思路，继续进行关于人的生命思考的多向开掘和艺术表现的尝试。
思考“孤独的老人”的人生命运，仍然是吕德申此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山羊胡子的公公》一篇，写稚气孩子眼中所见的一位浙东乡镇生活里孤独的驼背老人。他“原是一个极快乐的老头，见到我们小孩子就说笑话，逗我们玩”。后来，不知为什么，老人突然来家，又匆匆去了。他走后，祖父才吩咐道：“以后××公公来了，不许再闹！”原来，邮差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他那个当兵的儿子，半个月前，在一次战争中阵亡了。以后，他再来“我”家里，不像以前那样爱与孩子们开玩笑，而是变得默默无语。只是来家里与祖父见面，一起晒太阳，许久一直不说一句话。“只那么枯坐着，看看天，咳嗽咳嗽，狠狠的抽两袋烟。”他走后，祖父“仍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坐着，脸色阴沉。刚才山羊胡子的公公坐过的位置空在那里，地下多了一点烟灰，一点浓稠的黄痰”。后来的一天晚上，忽然死去，“事前没有一点病痛，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灵牌上，只有他“生”的时辰，没有他“卒”的时辰。他活了八十一岁。另一个短篇《太医》，写离山区家乡不远的小镇里，一个药店小学徒眼中的老太医。他是“一个和气而忧郁的老人”。“身材小小的，走路时背部略略有点弓，仿佛有个抽象的重量压着他，瘦削的脸上一双忧郁而迟钝的眼睛。他在街上或者路上走，永远是低着头。”他在这个药店里做一个颇为清闲的坐堂医生。他老是在店里那张桌子里边坐着，独自默默地抽烟，或者站起来在店堂里一个人寂寞地来去地踱，过后又回到位置上坐下。他一生医救了很多大人小孩的病痛，最后自己却逃不脱孤寂死亡的命运。作者笔下描写的这位小镇孤独寂寞的老“太医”，下雪天里他头上飘动着一缕鲜亮的“那顶大红帽”的“意象”，非常精彩，读了以后，让人永远难忘：
到冬天，他穿很多的衣服；他的衣服大多不好，不过很干净就是了。他有一顶大红的风帽，——这当然是说它原来是大红的，我见到它时，它已经是很灰暗的了。每到冬天，他就把它戴上，它的后幅一直披到他的背后(这顶大红帽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也许已经破了烂了，不能再戴到头上，而被拆去成为破布变成小孩子的鞋底了吧)。我不能忘记那光景：到下雪天，他打把油纸伞从一条小巷子里出来，走到我们店里，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仍然打着油纸伞，由那条小巷子回去，在一片雪光中，那么一点红。红的是他的那顶大红风帽。
作者十分善于描写寂寞孤独的老人。一个个孤独老人，他们的神态、举止、外貌、线条、色彩，都以简洁而有力的笔，描绘出来，很自然，有余味。笔涉老人形象却并非故事中心的，是另一篇小说《母子》。它以这样的开篇，描绘了乡下来的一位“卖雪梨膏糖”的老头：
“雪梨膏糖啊！”
这时候，一个卖雪梨膏糖的老头，微弓着背，挑着副小担子，正从一人家屋子里出来。戴一顶小箬帽，小衫扣子散开，胸前肋骨凸起，一根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正是大暑天，虽已是下午两点钟光景，天气还是热得很。他慢慢的走，起先只抵着头，等到已走完那条巷子，待要转入大街时，才抬起头来两边望望，——街路上静悄悄的。于是他吐了一口痰在路上，便叫出一声：“雪梨膏糖啊！”并且摇起手里的小鼓来。
这位老人，和小镇上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家里稍有点亲眷关系，他每回来做生意，总要经过来转转。这次大暑天里，他仍像从前一样，照例来给孩子送点糖。但他没有料到，这个刚刚七岁大的孩子，却于当天早上突然发病死去了。老人依旧把往常照例要送的一点“雪梨膏糖”留下，安慰了妇人几句才走。小说主要是在妇人关于自己幸福与悲苦“命运”交织的回忆中，进入了往事的沉思：她丈夫高等师范毕业以后，在本城一个中学里教书。美满的日子像一条小溪流般平静过去。老祖父在一个晚上，事先不见什么病痛，便悄然去世了。老祖母从此一直在吃斋念佛中度日。一年之后，患肺病的丈夫辞去教职，清住在家，经济情形渐趋不成，家境也一天天暗淡下去。秋天妇人生了个男孩，算是给她自己和这个家带来了一点欢乐。可是一年多后，丈夫终于因病死去。儿子的健康成长、上学读书，成了她赖以生存下去唯一可继续做着的“荒唐的梦”。儿子的突然死去，让她完全陷入了绝望。“一个梦，真是一个骗人的梦，如今什么都完了！”在极度痛苦中，她茫然自问：“命吗？真是命吗？”又茫然望着四周，似乎在找寻一个解答。小说颇带象征性的结尾，描写了这位当下尚还年青而未来也是另一位“老祖母”的妇人，生命赖以存在的支撑全被命运“掏空”之后精神的彻底崩散：
大门外有人挑水过去，她听见水浪到地上的声音，已经是快晚饭的时候了。
她把没有完工的工作收起，针就别在上面。她站起身来。桌上碗里那块雪梨膏糖，因为做料子的糯米不太白，显得有点杂质，色泽略有点黄，天气热，已经稍稍有点溶化开了。她呆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奇怪起来，心中竟是那么空虚，似乎其中什么都没有了；又似乎身体只剩下一副空壳，里面东西已全被掏空，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一阵眼花，好像人马上就要到下去，摊下去，她赶紧攀住门缘。——呵，雪梨膏糖整个都溶化了；满出碗来了；流到桌子上了；呵，淹没了整个房间了。……
这里描写的，这位正给家里“老祖母”缝制七十大寿穿的旧式大襟衣裳的没有名字的“妇人”，实际上自己就是又一位将来的“老祖母”。她在接连丧夫失子的痛苦回忆中，咀嚼的正是小说《孤独的老人》、《老祖母》中诉说的人生美好“希望”一一被痛苦失望泯灭之后的深重悲哀。小说《母子》里演绎的，仍然是现在和将来的或一社会的“母亲”们的生命所无法摆脱的人生悲剧。整个溶化了的“雪梨膏糖”淹没房间的象征性结尾，似乎暗示了这人生悲哀如何弥漫一切的沉重。吕德申另外的几个短篇，虽然表面看去不全然是与“孤人”、“老祖母”类似的题材，但也都从各个侧面，思考人的命运，揭示了人生孤独寂寞的悲剧，以及这样的生命悲剧，带给别人无法抚平的苦痛的心灵折磨。如他最早于19岁时发表的那篇处女作《孩子》里，写一个因自家贫困无告被“典妻”来到富裕人家的年青女人兰花，受到很多善待，不久怀了身孕，却于一个清晨里，带着腹中的婴儿，悄悄投河自尽了。这表面看似农民贫穷悲哀的习见故事，却隐藏着一个普通乡村妇女为了维护自身“生命尊严”发生的令人震怵的悲剧。《侏儒》写乡村小镇的许多民众和孩子，对于一个普通的“畸人”——一位身为侏儒的初级小学教师“矮子金水”，不加尊重，讥笑嘲辱。“矮子金水”渴望如正常人一样获得爱的权利，一个过路难民死去后遗下的孤女，与其成婚，短暂喜悦后，她突然逃走了。一场空喜之后，人去梦醒，他自己突然变得灰心憔悴，低头蹒跚。弱者生命被骗的悲剧，催生了麻木者们的良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再看见有人，或在街上，或在铺子里，和他开嘲弄的玩笑；就是小孩在路上遇见他，也默默站到一边，望着他走过去，不再像过去似的一边说：“金水先生！”一边模仿他那鸭子似蹒跚走路的样子了。通过畸人“矮子金水”的描写，小说传达的是对于人的“生命”本身这样一种理想的渴望：被扭曲了的人性的美、同情的高尚品德，应该在一种普遍的大关爱大悲悯中得到唤醒。⑨另一篇情节极为简单小说《小学校老师》，写人在生命自省中对于自己尊敬者之廉价同情怜悯的拒绝。小说里写“我”童年的一位小乡镇小学教图画和手工的老师诸葛先生，自丧妻后，就避居偏僻乡野小学的“荒园”内，独自舔吮着人生悲怆的伤口，将可爱年幼的女儿带大，把以心血栽培的学生一批批送走。最后他在学校“荒园”里病倒了，孤独中度着与寂寞相守的岁月。离开家乡十余年的“我”，归来之后，一心想去学校“荒园”里看望这位用生命培育自己的老师。最后，当他从上图画课时“停课”的孩子口中，得知诸葛老师因“生病了”不能来上课的回答后，却突然放弃了特别想去见老师一面的愿望。小说结尾，如此突兀而令人惑然，更令人回味：“我走了。我没有进‘校园’去。我怎样形容我回家路上的心情呢！我在这天日记上写道：‘没有见到诸葛先生，他病了！’”这篇情节异常简单的小说，写的是作者回乡的一次亲身经历。不同于一般乡人生老病死故事的书写，它隐含了作者留给读者更沉重更辽远的人生思考。末尾一句突兀的叙述，是尾声，也是回答。这里包括了作者自己对于“孤人”生命痛苦的同情这一情感本身是如何苍白无力，所作出的一种自省的否定性的思考。吕德申这些关于“孤独的老人”及其精神延伸的系列小说，探讨人的“生命”存在状态与生命死亡等诸问题，构成了一种似乎超越个体生命悲哀喜悦本身的思考，蕴含着作者渴望拥有的高尚人生情怀：对于社会各种复杂力量挤压下这些生命悲剧所以如此绵延发生而且沿袭不止的更深症结所在之质疑和追想。
三、探索小说艺术之路：与一种理想文学精神之间的联系
文学流派或群体研究一个往往难以避免的现象，是作家在被划分为某个时期某一群体时容易忽略了文学现象生成发展过程的延续性和复杂性。吕德申的名字进入研究的叙事话语后也未能幸免于这样的命运。如论说1946-1948年间沈从文、朱光潜等人发掘文坛新人，团结一批具有文学坚守精神的作者，推动了平津“新写作”作家群的形成，吕德申与汪曾祺、穆旦、郑敏、袁可嘉、邢楚均等人一起，被笼统视为“都是在1946年后，在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直接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自此时起构成了“‘新写作’的新生力量。”实际情况远比这样的理论抽象复杂得多。汪曾祺、萧望卿、邢楚均、穆旦、郑敏、袁可嘉、王忠、刘北汜、金隄等人，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青年小说家和诗人群体了。早吕德申两年入西南联大的汪曾祺，自1940年起，先后发表了《灯下》、《唤车》、《戴车匠》、《绿猫》、《鸡鸭名家》、《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等多篇小说，影响甚大，于1949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沈从文在1941年初的一封信里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萧乾太太王树藏，写小说或者也有前途。刊物少，不够运用，否则一面学，一面写，两年内必有一批生力军露面。”⑩杨振声也极力称赞汪曾祺的小说，“文笔幽深而清新，长于描写心理及烘染空气，近于诗”(11)。穆旦于战前清华大学读书时，已开始在《清华周刊》、《文学》等发表《野兽》、《古墙》等诗。1940年于西南联大毕业任助教。他经1938年的长沙跋涉至西南联大的1942年，进入诗歌创作高潮期，先后发表了《三千里步行》、《合唱二章》、《防空洞里的抒情诗》、《蛇的诱惑》、《还原作用》、《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控诉》、《赞美》、《诗八章》、《出发》、《幻想底乘客》、《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等极富现代性探索、艺术已相当成熟的诗篇。1945年由昆明文聚社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探险队》，1947年又出版了《穆旦诗集(1939-1945)》。1946-1947年他一直在沈阳任军中《新报》总编辑。1947年后虽仍偶有诗作发表于京津《大公报·文艺》等文艺副刊，却与沈从文等“关怀下成长”的京津“新写作”群的产生，谈不上多少因缘关系了。郑敏的《诗集1942-1947》中许多艺术成熟的名篇，也多发表于在西南联大学习时期。穆旦、郑敏、杜运燮当时就已被誉称为“西南联大三诗人”。至于吕德申，自1941年11月入大学后三个月开始发表小说《孩子》起，经二年级时写的《花斑鱼》、《兄弟之间》、《孤独的老人》，到标志他艺术高峰性制作的《老祖母》这五篇小说，都写于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且在京津“新写作”出现前都已发表。即使1946年发表的几篇小说，也多作于复员返归北平前后。其他如邢楚均、金隄等人，在联大读书或任教期间也已发过一些作品。1944年金隄还与英籍外语教师白英一起，参与沈从文英译小说集《中国大地》的翻译工作。
这些文学现象发生的原生实况，说明将汪曾祺、穆旦、郑敏、吕德申等西南联大青年作家笼统划入“都是在1946年后在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直接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平津“新写作”群中，是缺乏历史严密性的一种理论抽象。而且，将他们列入“新写作”群体的文章里也说，曾发表过汪曾祺《复仇》，吕德申《老祖母》，萧望卿《乌鸦》，穆旦、郑敏诗作等的《文艺复兴》、《中国新诗》，实际上“并不是‘新写作’文学思潮的阵地”(12)。
吕德申的小说创作，除了自身天分之外，在1941年秋入西南联大学时起，就得到了杨振声、沈从文、朱自清等老师指导的文学教育熏陶，接受了他们创作思想的影响，并与他们倡导的求新的文学创作思路，独立的文化精神，葆有或隐或显的精神联系。主要表现为：
一种现代文学创作脉息的相通。自从吕德申1941年9月考取西南联大，11月开始入学就读时起，杨振声、沈从文、朱自清、李广田等人就是影响并鼓励他进行小说创作最直接的文学老师。据载，沈从文当时为联大文学院国文系各年级所开设的课程中，一直包含有“国文读本”、“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现代中国文学”等。(13)不难看出，当时西南联大国文系的教育，是怎样地重视学生的文学范文阅读和文学创作实践的训练了。除课堂讲授与实践的培养，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等老师都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动笔写作能力的创作实践训练。(14)沈从文一直热心于对学生文艺作品创作能力的培养。他1941年曾说过：“不过我从学校教这一行经验看来，又觉得如果年纪轻的同学，如承受‘永远学习’这个观点来从事写作，目的远，理想大，不因小小成功自满，也不因一时无出路灰心，结果总比较能持久，比较有成就，所以初步学习劝他们写杂记，写日记，总之大量的写，来学习控制这支笔，运用这支笔，在联大一年级国文班上还不许他们写理论文章，只许作抒情叙事文字，这种试验似乎对多数无什么用，对少数存心要写作的朋友还有些用处。”(15)沈从文还经常亲自推荐自己学生的“习作”成果，到许多报纸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去发表。(16)1942年10月杨振声在西南联大出版的《世界学生》月刊“特僻”并由他主编的“文艺栏”开篇辞里，也这样说：
文艺的接触，不独能帮助我们了解旁人，而且更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在今日的国际形势与交通方便的情形之下，莫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而生存的。我们必在整个的世界中认识自己的国家，同样地也必在整个的世界文艺中认识自己的文艺。我们必在整个的人类创造力中找到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文艺的目标。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决定在本月刊中添设文艺栏。也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决定采取稿件的标准。我们欢迎前进的文艺理论，也欢迎表现时代的创作；我们欢迎批评或整理关于中国新旧文艺的著作，也欢迎批评或整理关于世界新旧文艺的著作。更为了这个月刊是供献给青年的，我们尤注意青年作家的作品。(17)
这段非常重要的话，杨振声在1945年8月该刊改为《世界文艺季刊》的《编者前言》里，又再次全文重引。这里所表达的那种“在整个世界文艺中认识自己的文艺”的世界性的文学创造眼光，那种重视青年文学创作力量培养的颇富远见卓识的文学思想，影响与激励着包含吕德申在内的许多联大文学青年。这使吕德申进入文学创作一开始，就与这种努力传承文艺复兴以来高尚的人文精神，如何“放开眼光到世界的场面”，“敢于以现代人的语言表示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以自己的努力“逐渐接近一个较高的理想”的现代性文学脉息，葆有着一种深刻的精神联系。
这种文学精神的深刻影响与内在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种执着理想文学境界的追寻。沈从文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所体现的对于美与高尚道德的追求，给予吕德申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你为什么要写作？”对于这个问题，沈从文早在1930年代就曾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18)1941年5月2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的一次题为《短篇小说》重要讲演中，谈及小说的责任时说，小说可做的事，“如像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爱憎取予，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生命各种形式，扩大到本人生活经验以外，为任何书籍所无从道及。)或积极的提示人，一个人不仅能够平安生存为已足，尚许可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普通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他说：“在将来，一个文学作者若具有一种崇高人生理想，这理想希望它在读者生命中保有一种势力，将依然是件极其容易事情。用‘小说’来代替‘经典’，这种大胆看法，目前虽好像有点荒唐，却近于将来的事实。”(19)沈从文后来又如是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从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的情操。”“人生应当还有个较高尚的标准……希望能从更年青一代中去实现那个标准。因为不问别的如何，美就是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和美的一种象征。”一位小说作者，应该努力去追求“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这其间“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愚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20)。
吕德申的全部小说创作，自《孩子》至《侏儒》，以浙东乡镇生活中普通各样人物的生死悲喜故事进入叙述书写的视野，超越于直接逼近现实生活或苦难或抗争的精神审视，进入人本体的生命存在意义的追寻探究，人的生命价值的思索守卫，通过各种生命形态的故事，诉说着“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愚儒的“思想”，有的是追求“善和美的一种象征”，是“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
一种故事与诗性叙事结合的探索。当时西南联大国文系拥有的开放的文学视野和自由的创造环境，为吕德申小说创作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氛围与机遇。杨振声此时期发表的大力提倡“今日的文艺”的文章里说：一个作家，应该“以全副力量来捕捉那个最适当的字句或那最适当的线条与颜色，也就是那最适当的表现”，“忠实于他自己的经验，贴近他自己的感觉”，“恰如其分的让那材料自己发展他的语言与形式”，以实现文艺创作的“清新”。(21)沈从文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创作尝试中，特别应该广泛阅读和吸收各样文学名家创作的经验，在“对比借鉴”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子。(22)在写作实践教学中，他又给学生充分发挥想象的自由，训练写作的基本功。(23)与此同时，他更强调朴实与诗意结合的叙事风格，努力做到讲述故事的巧妙和叙事文字的诗情恰当统一。他在习作举例课中说：“尤以记言记行，用俭朴文字，如白描法绘画人生。一点一角的人生，笔下明丽而不纤细，温暖而不粗俗，风格独具，应推废名。”还说周作人也称废名作品“有田园风，得自然真趣”。“文情相生”，“不黏不滞，不碍于物，不为自己所表现‘事’或表现工具‘字’所拘束，谓为新的散文一种新格式”。(24)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的一次关于“短篇小说”的讲演中，沈从文还特别强调诗情介入的意义：短篇小说的写作，“个人以为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小说放在末一位。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在例外。由于诗的认识，将使一个小说作者对于文字性能具有特殊敏感，因之产生选择语言文字的耐心。对于人性的智愚贤否，义利取舍形式之不同，也必同样具有特殊敏感，因之能从一般平凡哀乐得失景象上，触着所谓‘人生’。尤其是诗人的那点人生感慨，如果成为一个作者的写作动力时，作品的深刻性就必然因之而增加”(25)。同时他又要求这种诗意必须服从摹写人物对话时的“朴素”和“真实”，不能为哲理和诗意丧失了艺术的真美。(26)
另有，吕德申的短篇小说深受这些文学创作思想的影响启迪，注意叙述故事的多样、灵活和生动，人物对话的简洁与朴实，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一点一角的人生”。他的小说善于娓娓动听的讲故事，如杨振声赞许的，“文笔明畅而精练”，“最能叙事”，能以“亲切流利”的文字，“于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列入一个故事世界中”。人物的素描，心境的开掘，场景与人物命运的刻画，“明丽而不纤细，温暖而不粗俗”，于稚嫩新鲜、淡泊素朴中隐含着淡淡的诗意，有一种介于小说叙事与抒情散文之间的流畅美。值得一提的趣事，是《孤独的老人》、《母子》在《世界文艺季刊》上发表时，均被主编杨振声或于目录中置于“散文”栏里，或在目录所列小说题目后面加上(散文)字样；个中缘故，我想不会是小说家杨振声文体意识的模糊，而很可能是有意传达自己从这些作品里感到的别一番散文美认知的信息吧。
吕德申的小说创作，至1948年2月发表《侏儒》后未再继续。是文艺政治气候突变的压力，是服从学术工作需要的兴趣转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如今斯人已去，不得而知了。他一生很低调，很少与人谈起自己小说创作的经历。因指导学生写论文的需要，前些年我曾与先生偶然谈及这个话题，他只是淡淡地说，沈先生曾同他说过，你这个人，太老实了，不调皮，不俏皮。这大概就是说他不太适合写小说的意思吧。先生自知年轻时的那些小说，生活境界尚不够阔大，精神开掘不够深，艺术多样化探索也不够充分。由于精力转移，留下的遗憾，无须叹息。吕德申曾用青春生命努力作出的，已是值得我们永远珍存的。这就够了！
注释：
①如段美乔：《论1946-1948年平津文坛“新写作”的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论1946-1948年平津文坛的“新写作”》，《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以上二文后融入博士论文，以《投岩麝退香——论1946-1948年间平津地区“新写作”文学思潮》为书名，2008年在台湾出版。另见雷世文：《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三十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②段美乔：《论1946-1948年平津文坛“新写作”的形成》。
③段美乔：《投岩麝退香——论1946-1948年间平津地区“新写作”文学思潮》导言，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页。
④当时主持《世界学生》月刊文艺栏的杨振声先生说：“《唤车》作者汪曾祺君，《花斑鱼》作者吕德申君，都是西南联大国文系同学。汪君文笔幽深而清新，长于描写心理及烘染空气，近于诗。吕君文笔明畅而精练，最能叙事。”(1943年3月25日《世界学生》月刊第2卷第3期《编后记》)后来又说：“《兄弟之间》的作者吕德申先生曾在本刊发表过一篇《花斑鱼》，文字亲切流利，于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列入一个故事世界中，那么朴素，而又那么有力。”(1943年9月25日《世界学生》月刊第2卷第6期《编者小言》)
⑤《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主编，1945年8月1日创刊于上海。该期除巴金等“抗战八年死难作家纪念”专栏文章外，发表作品有：沙汀《苏大个子》、臧克家《小虫》、吕德申《老祖母》、王忠《鬼神世界》、青苗《黎沙》、钱钟书《围城》(长篇连载)、穆旦《诗四首》、杜丹乡《愤怒的抒情诗》、李林《伊达》、卞之琳译《紫罗兰姑娘》、靳以《散文三试》、萧望卿《乌鸦》、李广田《引力》(长篇连载)、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所附作者索引中，“吕德申”误排为“吕德甲”。
⑥经李一华老师和我的搜寻，除前述5个短篇外，吕德申后来另有9篇小说发表，篇目如次：《黄昏》载1946年10月12日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10期，《山羊胡子的公公》载1946年11月3日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12期，《元宵节后》载1946年11月10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4期，《太医》载1946年11月17日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14期，《母子》载1946年11月南京《世界文艺季刊》第1卷第4期，《夏天》载1947年2月2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16期，《小学校教师》载1947年11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57期，《一生》载1947年12月7日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69期，《侏儒》载1948年2月7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77期。
⑦沈从文：《新烛虚》，载1946年9月22日《经世日报·文艺》第6期。
⑧沈从文1946年末复黄灵信，引自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⑨据李一华老师告诉我，在吕先生过去所写的材料里，还提到过40年代自己还曾在魏荒弩主编的《枫叶文丛》上发表过一篇小说，题目叫《畸人》。经查，小说应发表在1943年7月27日《枫林文艺》第2期。
⑩沈从文1941年2月3日复施蛰存信，引自《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
(11)见1943年3月25日《世界学生》月刊第2卷第3期《编后记》。
(12)段美乔：《投岩麝退香——论1946-1948年间平津地区“新写作”文学思潮》，第53页。
(13)吕德申入学后，沈从文1941-1942年度为文学院开设课程有：与周定一合开的《国文壹G》(读本)，一年级必修课；独自开设《各体文习作(一)》，文学和语言专业二年级必修课；《中国小说》，文学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创作实习》，文学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以后三个年度除增有《现代中国文学》、讲授内容有所更新外，原设课程大体没有变化。(参见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汪曾祺回忆说：“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14)如朱自清说：“不过有‘创作’做目标，学生对于写作的兴趣好得多；他们觉得写作是有所为的，不只是机械的练习”(《论教本与写作》，1941年《国文月刊》第1卷第10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月刊社编)杨振声也说：“大一国文的目的，不应单是帮助学生读古书，更重要的是养成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有善用文字的能力。……大学一年间的习作，训练得当的话，多少可以使学生确切的表现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确切，不就是科学文字的标准与美的文学的基础吗？”大学文选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懂得“从这些作品发展开来，便是修辞立诚的门径，便是创造中国文学的新途，也便是中国文学走上世界文学的大路。”欧洲“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是敢于承认现代，敢于承认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敢于以现代人的语言表示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让我们放开眼光到世界文学的场面；以现代人的资格，用现代人的语言写现代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学共同的立场上创造现代的文明。”(《新文学在大学里——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序》，《国文月刊》第28、29、30期合刊)
(15)沈从文1941年8月16日致彭桂萼信，曾以《谈到写作》为题发表于云南缅宁警钟社创办之1941年10月出版的《警钟》第6期，转引自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第241页。
(16)汪曾祺回忆说：“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见《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17)杨振声：《几句关于文艺栏的话》，1942年10月25日《世界学生》月刊第1卷第10期。
(18)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1934年12月1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28期。
(19)沈从文：《短篇小说》，1942年4月16日《国文月刊》第18期。此文为沈从文1941年5月2日在西南联大文学会所作讲演的讲稿。
(20)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1945年12月8、10日天津《大公报》。
(21)杨振声：《今日的文艺》，1946年11月3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4期。
(22)汪曾祺回忆说：“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23)汪曾祺回忆说：“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24)沈从文：《习作举例·三 由冰心到废名》，1940年10月16日《国文月刊》第1卷第3期。
(25)沈从文：《短篇小说》，1942年4月16日《国文月刊》第18期。据1941年5月2日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讲演记录稿整理，此为吕德申虽未及亲自听讲，却肯定是认真阅读了的。
(26)如汪曾祺回忆说：“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