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简、帛《老子》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竹简论文,郭店楚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冬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终于在1998年5 月出版了。其中竹简本《老子》（下简称“竹简本”或“简本”），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手迹最真、最为原始的《老子》，与帛书《老子》（下简称“帛本”）、今本《老子》比，它有很大不同。
（1）简本《老子》“现存2046字”（恐有误。 见《郭店楚墓竹简》前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下简称《郭店竹简》）。 不足帛本的百分之四十，它大部分文句与帛本相近相同。但也有数十句至关重要文句的含义不同于帛本。
（2）不分德经、道经，而是长短不同，形制有别的三组竹简。 整理者定名为甲、乙、丙。很可能是一种原始分篇状态。
（3）简本的分章点比帛本多，十之七八标得明明白白。 它能证明今本的分章有对有错，也能核订、校证、补充帛本的分章点，使《老子》分章臻于完善。
（4）简本之章序排列，完全不同于帛本，更不同于今本。简、 帛之排列都是精心安排的。
（5）简本分别见于今本的31个章。但据简本分章符号及文义， 简本约有40个章，有19个章和帛、今本全章内容完全或基本相同；有7 个章只相同一部分，其它不相同部分显然是后来的发展与深化；有10个章被大加改造。而不见于简本的数十个章说明，帛、今本《老子》在继承老子所有的思想基础上，极大地丰富、发展、深化了老子的思想。
竹简本《老子》终于使我们发现：今天所见到的帛书类《老子》原来是太史儋在李耳所著《老子》基础上的“扩建”与部分“改建”。而流行最广的今本《老子》——严遵本、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则又是经过从西汉刘向到唐玄宗、在帛书一类《老子》基础上的校订、统一篇章、统一定名、部分改造后的本子。帛书本也好、今本也罢，目前看来它们的祖本统统都要追溯到楚竹简本《老子》上来了。总之，简、帛、今本是道家思想发展的几个里程碑，各自具有自己时代的特色。简本的面世，有利于解开千古疑团，破译许多悬而难决的疑案，了解许多思想发展的过程，有助于订正帛、今本的错误。所以下面以帛书《老子》（间或也用今本）为参照系数，从七个方面对竹简《老子》进行分析比较。
一、竹简《老子》的分篇及文字的完整与缺损
粗看，竹简《老子》并无分篇与篇次，更无篇名。细想，尽管无篇名，还是有篇次，分先后的，只不过它不是用文字表示，而是用竹简长短、形状不同来表示。长短不同，自然编串竹简的契口间距也不同。下面便是简本《老子》竹简情况表（见下页）
为什么长短不一，形状不一？是否用以标明分篇与篇次之先后上下？看来很有这种可能。整理者很可能就是据此排列并定名为甲、乙、丙的。
《郭店竹简·前言》说：“由于墓葬数次被盗，竹简有缺失，简本《老子》也不例外。”但也有人认为：“竹简《老子》是一部完整的传本”“完整的书”。究竟如何，还须具体分析。
篇 共有每枚平均竹简共约有竹简长度
竹简字数形状字数
(厘米)
甲 39枚 30字两端削成
117032.3
梯形
乙 18枚 28字两端平齐51030.6
丙 14枚 23字两端平齐32226.5
篇
编线条数编线间距说明
(厘米)
甲 2 13
字数包括断简的估计字数,与整理
乙 2 13
者所说的数略小.
丙 2 10.8
简本“甲”篇，简与简之间文字衔接甚好，符合思维逻辑，既便断简，也较易从他本补足缺文。而最后一枚简（见《郭店楚简》6页， 图版第三十九简），有一结束符号“∫”。简的下方还剩有三分之二的空行。因此说甲篇完整，问题不大。
“乙”篇情况不同。首先竹简枚数与字数均比“甲”篇少了一半还多。帛书《老子》上篇（“德”）3041字，下篇（“道”）2426字，下篇为上篇的80%。以此衡量简本，乙篇仅为甲篇的40%多，因而乙篇有缺失可能性极大。而且乙篇断简多于甲篇，有的衔接不那么好，最后一枚竹简（见上书8页，第18简）是断简，无任何完结痕迹。 因此也说乙篇是完整的，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了。
“丙”篇内容显得有些杂乱，最末一页（相当今本64章的一部分）已经出现在“甲”篇，只不过文字不同，显然是有意抄留，以备比较的重文。看来，其他的是否是乙篇缺失的重文附录呢？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总之，“丙”篇不能成篇是比较清楚的。是否正因为如此，古人才特意用短简记载，留以备用呢？“丙”篇还有一点不同于“乙”篇，是篇末有一符号标明终了。因而很难说“丙”篇或完整，或缺失。
由于“甲”文字较完整，“乙”有缺失，“丙”无法断定，所以与其说竹简《老子》是一部完整的书，不如说是一部有所缺损但还不妨害它成为一部独立的书。这样恐怕比较实际。
最后再看篇名。本来整理者已经定名，用不着再说什么了。鉴于有人提出用“上中下”命名，或者像《庄子》那样，分别称之为内外杂篇，这似乎不无道理。甲乙之称会不会有时与帛书《老子》甲乙本混淆了？还有简本甲乙丙，似乎将“甲”“乙”与“丙”同等看待，平起平坐，这岂不有违古意？如果像《庄子》那样定名为内、外、杂篇，其内容数量，似难以相比。如果将“甲”“乙”之称改为上下篇之称，“丙”作为“附录篇”，是否更近古意呢？
看来古籍的分篇，别上下、分先后，大概是由竹简《老子》这种原始状态，逐渐发展而来的。
二、竹简《老子》的分章
简本《老子》分章点，《释文》只标出了12个，其实是28个。大大多于帛书《老子》，太珍贵了。《郭店竹简》里保存着最早的分章、分节、断句的原始记录，它既能弥补帛书《老子》分章点的残缺不足，也有助于纠正校订今本《老子》错误的分章。
竹简《老子》的分章符号都是用“■”这样的小横点表示。有时用“∫”标在章末，也算一种分章点吧？比如“我欲不欲而民自朴”与“功述身退，天之道也”的后面都有“∫”号（见《郭店竹简》5、6页、32、39行），虽然不同于小横点，但它处于两章之最末句后面，无疑也应算分章点。
麻烦的是分章点往往与极个别的断句点相混。简本绝大多数文句后无断句点，但又间或点上几点，并且也与分章点一模一样，这就给辨认带来了麻烦。如首章（相当今本19章）：
绝圣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诈弃伪，民复慈孝■，三言以为辨不足，或令之或乎属，示素保仆，少私湏欲■。（见上书，3页，图版1、2简）
最后一点无疑是分章点，因为它与下文之“江海之为百谷王……”已无直接联系。可能出于这种断句点与分章点相混杂的情况，所以竹简整理者对上述六个点，一个也没有认定为分章点。
简本的分章点释文标明于“甲”篇的9个、“乙”3个、“丙”一个也没有，其实不止。单“甲”篇就有17个（见《郭店竹简》2至6页，图版第2、6、8、14、15、18、20、23、23、24、27、29、32、35、37、39简），“乙”篇6个（上书7、8页，图版第3、4、5、8、13、15简），“丙”篇5个（见上书9—10页，图版3、5、10、12、14简），总共29个，其中包括上面说的那种“∫”号。以上甲、乙、丙，只有不多的几个章应有分章点而没有分章点。要不然就是因为断简，看不出有无，如果不断简，十之八九会有点的。《释文》只标12个，也许是太过慎重的，或者是疏忽了。虽然竹简《老子》不及同墓出土之《缁衣》的分章点百分之百的保留下来（该文后标“二十又三”章，查分章符号果然二十三），但也是大致齐备、所缺不多了。这些分章符号能起以下几种作用：
1.后增之文句为另外之章。
试举两例，其一，相当今本48章的全部内容如下：｛｝号内为简本文句：〔 〕号内为帛本文字。
｛｝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亡为也，亡为则亡不为｛｝，绝学无忧｛｝（《郭店竹墓》7页，图版4简）。〔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除“绝学无忧”句外，这就是《老子》48章的全文。中间分章点无疑说明前半部分为一个章。“绝学无忧”，虽与前文有联系，但已被分章点隔开，因此当为独立之章。后段文字，是帛、今本的增添，显然又是一个章。因此今本之48章为两章无疑。何况文义不相联。“绝学无忧”则是独立的一句一章。
其二，今本《老子》二十章，以“绝学无忧”句为首句，紧接着是“唯之与诃，相去何苦？美与恶，相去几何？入之所畏，亦不可不畏”，简本同今本、帛本。但在“畏”字后有分章符号：“■”，说明此章结束。帛、今本认为意犹未尽，加了句多么不可捉摸之感叹句：“恍呵！其未央哉！”紧接下去就是“众人熙熙、若飨于大牢……”等二十句，与上文毫无关系。这些说明，“绝学无忧”为独立之章外，余下的部分，必为两章。简本的分章点已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今本二十章是由三个章组成的。
2.简本分章点证明今本许多章为多章合成。
其实上面两例也能说明这一点，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今本63章有三个论点，64章有五个论点。它们应该是八个章，而不是两个章。果然，简本第一，64章分处两处，这就证明它不是一个章；第二，简本相当于63章的部分，有分章点，证明并非一个章；第三，帛、今两本皆有增文，增加“图难于易，为大于细”的论点，这当是另外之章；第四，少了“是以”承转文字。这些都说明今本63、64章为多章合并之章，分开之后，文义更清楚。
早在前些年拙文、拙著对帛书的分章点的分析（见《论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台《大陆杂志》87卷三期。《帛书老子释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就是这样看的，现在，进一步为简本所证实。
3.映证帛书《老子》分章点正确，补充其不足。
其一，相当今本46章全文如下：〔〕｛｝“●”“■”分别为帛、简文字与分章符号；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效●〕｛｝罪莫厚乎有欲，咎莫惨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知足为足，此恒足矣■（《郭店竹简》3页6行）｛｝
帛本加了前四句，并且前后标明两个分章点。这说明帛书分章点正确。简本分章点更证明46章不是一个章，而是两个章。岂不补充帛本分章点之不足？
其二，相当于52章的部分，帛本前后中皆有分章点，说明它是两个章。简本只有后面六句，并标有分章符号，它证明帛本分章符号正确无误。
4.能加深对分章与文义的认识。
相当于今本32章的部分，简本释文与分章符号如下：
■道恒亡名，仆唯妻，天地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也，以逾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安。始折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于江海■（《郭店竹简》4页，第18、19、20简）
这三个分章点非常明显，且前后两点之前后还留下几个字的空格。但是整理者只认定了前两个为分章点（见上书113页）， 后面的没有认定。这个章在帛书，没有任何分为两章的痕迹。这里居然清清楚楚分成两章，何故？细审文义，分两章能加重侯王安守无名的文义。后面之章虽然是前章的展开与深入，但玩味文义，的确又是有区别的。侯王安守无名与不安守无名，于“天地降甘露于民”，关系不大。安守无名的侯王，也可能天公不作美，不降甘露而是降灾于民，那些争名好胜不道的侯王，也能碰上甘露遍地，五谷丰登的年节，那时就也会“始折有名”，这时不论什么样的侯王都不要头脑发热，也要“知止”。可见分为两章是有道理的，原始就是两章。它既能加深人们的理解，又能补充帛本分章点的不足，纠正今本错误的分章。关于无名，非常重要，下面还会专门谈到。
5.可疑的分章符号。
相当今本45章的简本释文与分章符号如下：
■大成若缺，其用不蔽■大盈若蛊，其用不穷■大巧若拙■大成若诎■大直若屈■燥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定。（见上书8页14、 15简）
后三句为一章，这是很清楚的。问题前面的六个分章点。简本释文只认定了“大成”前，“若屈”后两个为分章点，自然是将中间四个认作断句符号了。当然，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前面所说的简本首章就有这类断句点。但它是否有可能是分章符号呢？六个点分成五个章，每章论断独立，思想完整，相互关系并不直接，也文通理顺。一句、两句一章的，《论语》《孟子》不乏其例。《马王堆汉墓帛书》也所在多有。“稀言自然”、“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笔者就曾论定为一句一章。所以简本以上六个点，完全可能是六个分章符号。但话得说回来，合前七句为一章，不伤文义，也未尝不可。何况早已约定成俗。不过它充分说明，今本那些不同类文句硬塞在一个章里的章，必是多章合成。一句两句一章的，倒是正常的。
三、竹简《老子》的章序
简本《老子》甲、乙、丙，分别包括今本分章的20、8、5个章，其章序照今本章次排列，那就是：
甲：19、66、46、30、15、37、63、2、32、25、5、16、64、56、57、54、44、40、9。
乙：59、48、20、13、41、52、45、54。
丙：17、18、35、31、64。
其中下面有一横的，只是相当今本该章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从总数来看包括了今本33个章，但由于64章出现于三处，因此只是31个章。
上述排列看似《论语》的章序排列，细推敲则不然，它是有系统、步步深入的。“丙”篇较乱，“乙”篇断简多，且可能有缺失，也不去谈它，细读“甲”篇，推敲其思路，不难看出是层层展开的。之所以要“绝智弃辩”、“绝伪弃诈”，是因为要倡导示素保仆，少私湏欲（19），要做到这一点还得恭敬、谦下，“以身后之”、“以言下之”（66），并且绝不能纵欲，不知足，贪得无厌（46），更不可“以兵强于天下”。万一用兵，取胜就可以了，“弗骄”、“弗伐”、“弗矜”（30）。古代善于“为士”的人，“若冬涉川”，是那么慎之又慎，那样不扰民——“畏四邻”（15），同时还要“慎终如始”，方能“无败事”（64），并且务必安守无私为，勿求名取辱（37）……可见甲篇的章序不是杂乱和随意的，而是精心安排的。
但是，由此得出“今本章次相当杂乱，章与章之间大多缺乏联系”的结论，就未免过分了。尤其是帛本，更不能这样看。帛本虽然容纳了简本所有内容，却对章序完全作了重新安排，调整组织得井然有序，也是精心设计的。比如相当于今本的65章，是理想的人民（“非以明民，将以愚之”），66章是理想的统治者（“身后”、“言下”），67章是理想的国家（“小国寡民”今本妄调为80章）。又如相当于今本的72—79章，如果依照帛书的文字与分章，那可以看出乃是一套处理政治危机的方略（拙著《帛书老子释析》及《帛书老子与老子术》有专章论述）。由于今本调整章次，颠倒篇次，妄改妄增文字，因而有了“相当杂乱”的看法，但它绝对不适用由简本到今本的中间环节——帛书《老子》。
四、异于和优于今本的重要文句
如果说帛书《老子》优于今本《老子》，那是就内容篇幅基本相同的本子而言，不仅指文字的古、真、很少被人妄改与误解，而且也指整本书的结构布局。如果又说，“竹简《老子》优于今本《老子》”那就失之偏颇了。简、帛《老子》是不同时代的作品，内容与结构布局均有极大不同。其相同的部分可以比较先后、深浅、优劣，那不同部分就不好比较了。如果说，帛书《老子》还有取代今本《老子》的可能的话，那么简、帛《老子》谁也不能取代谁。他们是分别代表不同时代的道家作品，会永远共同长存于世。而就文字而言，既有相同部分，也有相异部分。其中有些可以分优劣，而更多的是承认差异，长期共存。下面仅就重要文句的差异，与优于今本的文句，逐一分析于后，“简”“帛”分别代表不同的两本《老子》。
1.由“绝伪弃诈”到“绝仁弃义”
“简”：“绝智弃辨”“绝诈弃伪”。
“帛”：“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两者之不同，不言自明。它生动反映了认识上的渐进性、阶段性。先说“绝仁弃义”：春秋时仁德、仁义的理论尚在形成，它的虚伪性、自利性、欺诈性、市易性，暴露还不够，再说认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而进入战国时代，仁德的虚伪自私性，淋漓尽致，暴露无遗，于是“绝伪弃诈”便推进到“绝仁弃义”。但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仁义，而是反对仁义的诈伪。出发点仍是相同的。再看“绝圣弃智”：在道家看来，“智”是机心的表现，是社会竞争与不宁的酵母。可能早在春秋前就有了“武人不乱、智人不诈、仁人不党”（《国语·晋语六》）的结论，如果说它是为君治国保持社会安宁必须注意的课题，那么在“弃智”方面的认识，对于春秋、战国的道家来说还是一致的，只不过渐渐有人进一步认识到“智”、“辩”、“仁义”，无不与“圣”（无论真圣假圣）有联系。于是由“智”进而到“圣”，这才有了“绝圣弃智”。所以上述简、帛文字无优劣可分。但是“绝诈弃伪”对于“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却是极好的注释。而“弃辩”又有助于理解道家的“言论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这是借用现代语言，古代谓之“安宁之术”的。
2.从“以为辩”“保仆”到“以为文”“抱朴”
在三绝（智、巧、伪）三弃（辩、利、诈）后，简本接下去的文句是：“三言以为辨不足”，即这三点还很难辨别清楚。帛书则是：“此三言也，以为文不足”，即这三点还不足以形诸文字、政令。结论简、帛是：“示素保仆、少私湏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所以简帛各有千秋。帛本改了三字“保”、“仆”、“辨”。
3.加“欲”变了点味
简本之“圣人之在民前，以身后之；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帛本加个“欲”字：“欲上民”、“欲先民”。无心变有心，诚意可疑了。
4.变“教”为“学”
简本在“圣人欲不欲……”之后是“教不教”，帛本则是“学不学”。“教不教”是对下而言，“学不学”是对己而言。文义自然不同。帛本发现“行不言之教”与那“教不教”有矛盾吧，于是改为“学不学”了。
5.“亡为”≠“无为”，“亡事”≠“无事”
简本：“为亡为，事亡事，味亡味，大小之”
帛本“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这里字不多，问题多。第一，“报怨以德”，显然是后来吸收了儒家说教的发展；第二，笔者曾将“大小多少”解释为大事化小，多事化少。简本“大小之”，果然是大事化小之意，而“多少”是后来的发展；第三，最重要的是“亡为”、“亡事”……是否等于“无为”“无事”……看来竹简整理者首先就没有将其等同。对所有“亡”字，并没有注为“无”。这是有道理的，楚帛书之亡、无二字，字形差别甚大，含义不同。那么“亡”作何解呢？从《说文》看，有三种可能：“忘，不识也，从心，从亡，亡亦声。”亡可能是“忘”之同音假借。
“无，亡也，从亡，无声”。因此亡亦通无。
“亡，逃也”。段玉裁注：“会意，谓入于
（绕道而行谓之“”）曲隐蔽之处”。这样，亡就是本字。
“亡”在这里不通“无”，下面我们还要专门谈到。如果亡是忘之借字，那就成了“为忘为，事忘事，味忘味”，似不通。如果是的话，那必然省略了一个私字。即〔国君的〕作为、做事、趣味，是忘记了私为私欲之为之事，忘记了一己趣味之趣味的。如此解释，也说得通，不过是否增字解经？
如果亡是本字，那么“为亡为、事亡事、味亡味”，即〔国君的〕作为、做事、趣味，是隐而不宣的，不被人知道的，免得臣民仿效、迎合（如“楚王好细腰而民多饿死”）、奉承、吹捧，再转化为政治资本，惹事生非。这样，接下去的“大小之”，大事化小，也才文顺理通。
因此在这段文字里，亡为本字的可能性最大。但作为“忘”的借字，也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道家并不反对顺应自然、顺应民心的为与事，反对和否定的是出于私心、私利、私名、沽名钓誉、假公济私的为与事。忘为、忘事，即忘掉私欲之为与事。正如同墓出土的《语从一》所说：“为孝，此非孝也；为弟，此非弟也；不可为也，而不可不为也。为之，此非也；弗为，此非也”（《郭店楚简》，195页）。 所谓“为之非也”，即有私心之为，非也。看来，如果是“忘为”，是否即类似含义。似可聊备一说，具体详下。
6.亡、无、不
无为不等于不为。不用说，这很清楚。但无为等于亡为吗？简本：“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亡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这里，无、亡、不，不是无意间的混用，而是有区别的。这“我”，当然不是指平民百姓、士子小民，他们的无事、亡为、好静竟能使民富、民正、民朴，岂非梦话？毫无疑问这指的是人君、当政者。人君的“事”、“为”、“欲”，常常招来臣民的仿效、迎合、奉承、吹捧、也可能转化为臣下的政治资本。此其一。人君智力、能力、精力、知识有限，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体弱命短，所为所事，极易出错。此其二。其三君王的为与事，往往从私欲私利出发，有的是功名欲望的膨胀，这一来就关系到国泰民安了。所以老子力劝人君勿生事扰民，勿以一己私利害天下，民自然会富、化、正、朴。这就是上述四句的中心思想。所以简本第一句“无事”之“无”，是不生事。第二句“亡为”之“亡”，是隐蔽所为，作为人君，哪能不“为”？为毕竟难免。为了免去臣下吹牛拍马，奉迎讨好，天下不宁，也为了藏拙掩蠢掩错，最好将所“为”所“事”，隐蔽起来，所以要“亡为”“事亡事”。而“不”，《说文》：“不，鸟上翔，不下来也。”所以“我欲不欲”，是否是我的欲望就是私欲已经飞走了？人君的私欲不见了，人民自然会纯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段“为亡为、事亡事、味亡味”，就是说人君无可避免的为、事、欲，是隐蔽不声张的，绕道而行的，没有私欲的。由此看来，帛、今本将“亡”一律改为“无”，是否有伤文义。值得推敲。
7.“志”非“恃”
“为而弗志也”，简帛本同。释文注“志”为“恃”，非也。《说文》对寺、侍、恃，皆注“寺”声，大多以侍、寺作为“恃”之借字，不见以“志”借“恃”。志，慕也，期望也。如志于学，志于道等。同时志通誌。如果志为本字，“为而弗志”即有所施为而不敢有个人期望。如果是“誌”，即有所施为而不敢记为己功，皆通。
8.“亥”非“改”
简本之“独立不亥”之“亥”，乃“垓”之省写。《说文》：“垓，兼垓八极地也，亥声”。因此，“亥”，也是垓的同音假借。所谓“独立不垓”，意为独立长存，无边无际（拙文《帛书老子文义不同的文句》，对此详加分析，见《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辑）。正可校正帛书本“独立不垓”多写一笔之误。释文注“亥”为“改”，这是照今本“独立不改”套的，不当。
9.“王大”非“人大”
帛书之“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证实了唐宋之后将“王亦大”改“人亦大”是错的。简本也是“王亦大”（见上书， 112页），又进一步证实。再也不能坚持“人亦大”了吧。
10.“守中”到“守静”
帛、今本的“致虚，极也，守静，笃也”，简本为“至虚，恒也，守中，笃也”。春秋时儒道相通之处尚多。到了战国时，道家超然物外的态度加强了。
11.“知者”等同于“智之者”吗？
简本之“智之者弗言、言之者弗智”，这种主张显然是“绝智弃辩”的具体化，这里“智”非“知”，“智之者”即聪明的人，它与帛本的“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大有区别。
12.“畔”非“叛变”
简本之“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畔”，释文注“畔”为叛，虽畔通叛，但容易（而且已经）理解为叛变。《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也夫”。此畔即违背礼与道的意思。如果解释为叛变，岂不差矣。因此简本文句意思是：忌讳愈多，人民违背就愈多。帛本为“……而民弥贫”。看来“多忌讳”尚不至于马上愈陷于贫穷，而愈违背的可能性倒是大得多。简优帛。
13.“给人”非“治人”，“早备”非“早服”， “莫知其亘”与“莫知其极”
今本59章的“治人事天莫若啬”之“啬”，历来释为“吝啬”（王弼除外），实在是千古错案。其实，啬通穑，耕耘种收，务农之意也。拙文、拙著曾以大量证据，反复申诉这一点（拙文《老子的重农》，台《中国文化月刊》第174期），现在简本又进一步提供三则证据， 其一是“给人”非“治人”，给予人民也。其二“是以早备”，而不是今本“是以早服”（释文注“备”为“服”，但没有说明理由，看来是框套今本。不当）。《说文》：“备，慎也。”《玉篇》、《字汇》《广韵》都释备为“预也”、“预办也”、“防也”。显然它与“服”之含义相去甚远。其三是“莫知其亘”，而不是今本之“莫知其极”。释文注亘为极，理由是：“从此章用韵看，当以作极为是。”理由薄弱，不足服人。可惜帛本此字掩蚀，无法比较。《说文》：“亘，竟也。从木，恒声。”“莫知其亘”，即莫知其究竟。如此，全章文义更明白了。给予人民，或富足人民，事奉上天，没有什么比务农更为重要的了，务农，就得早作准备，慎重从事，照季节行事。那么才能重积德，重积德才能无所不克，无所不克则邻国难知其究竟，这才是保存国家的根本、长生久视之道呵！如此文义豁然开朗，千古错案得以澄清。而今本之“莫知其极”，是后来的改造，文饰。《说文》：“极，栋也”。栋者，“屋之正梁，居中至高，故谓之极”（吴善述：《广义校订》）。所以，“莫知其极”，就是不知道国之至要何在。这也说得通。
14.学者与求学者不一样
简本的“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帛本则是：“为学者日益，闻（今本为“为”）道者日损。”一字之差，文义大异。为学者即求学者，他怎么能等同学者？简本的文字说明过去解释错了：求学的人见知一天天增多，求道的人情欲一天天减少。学者不仅求学，而且已经有了自己一套观点、主张，这些学者日益增多，你辩我争，从此天下进入多事多扰之秋，遵行道的却日益减少。这不过是“绝智弃辩”思想的发挥。同时简本此章后就有“绝学无忧”赫然四字。帛、今本的愚民政策、较为系统的抑制“智”——士人即知识分子政策，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可见，简胜帛本更胜今本。
15.不含糊的“人，宠辱惊”
简本的“人，宠辱若惊”，帛本今本皆无“人”字，简本在解释一番之后，结论“是谓宠辱惊”，又比帛、今本少了个“若”字。一多一少，份量不同。受宠惊受辱惊，人之常情，跳出这种常情的人极少，因此有“人”优于无“人”，由有“若”到无“若”，也极有分寸。均优于帛本、今本。
16.“明道如
”
此句为简本文句。帛本为“明道如费”。整理者指出：“费，疑当为”，目不明也。果然简本肯定了此说。
17.大器慢成与晚成
简本“大器曼成”、“天象亡形”。帛本后句基本同，前句为“大器免成”。看来曼、免乃慢、晚之同音假借，也是一种省写。原疑“天象”乃“大象”之误，简本如此，当另有解释。慢、晚各有千秋。
18.铦袭非恬淡
在“不得已用兵”之时，帛书甲本提出“铦袭为上”，简本为“铦袭为上”，整理者注“铦袭”曰：“疑读为恬淡”。这是框套今本。不得已用兵，那有什么心思去恬淡？铦，锋利也，袭，轻装突然袭击（“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铦”即“铦袭”。见《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恬袭为上”，即锐利、轻装的突击为最好，这是不得已用兵时的上策。
19.“不忧”与不哑
简本有两节比于赤子的文字“终日乎而不忧”，这比帛本“终日号而不哑”准确些吧？简、帛本的“和曰常”，也比今本“知和曰常”利索准确。
20.不要以误订正
简本在“万物旁作，吾以须（待）其复”后，即是“天道员员”。由于前面谈万物，突然转到天道上来，似不顺。问题在先弄清“员员”。《说文》：“员，物数也。”段玉裁注：“数木曰枚、曰挺；数竹曰简；数丝曰纶、曰总；数物曰员。”“员员”乃极言其多，是上文“万物”的发挥。因此“天道员员”乃“天物员员”之误，天下万物多不胜数。而帛本之“夫物芸芸”即是此句之改造。有人认为“天道员员”优于“夫物芸芸”，岂不以误为正？
可见，简本有的优于帛，今本，如“忘为”；有的无优劣之分；又有的不如帛、今本，不可一概而论。
五、从相同的章看帛书《老子》加强和突出了哪些思想？
简本包含了今本三十一个章的内容，两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文字上的修饰润色与思想内容的深化、发展。上面已经谈到了许多，除此而外，帛书《老子》加强和突出以下几方面：
1.把战争与不知足和纵欲联系起来
简本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惨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似乎适用于所有人。帛本前面添了四句：“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这就意味着不知足与统治阶级随意发动战争有关。许多战争就是出于国君、统治集团的贪欲、不知足。他们的贪欲，使战乱频仍，不要说百姓，连马也不得安宁。如果是让愁于衣食的平民百姓去“常知足”，那并非老子之本意吧？
2.加强了反战的主张
简本的“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帛本干脆去掉“欲”字，语气不同了。并在后面加了两句：“师之所居，楚（荆）棘生之”，挑明其伤农害民的严重性。也说明春秋与战国战争规模和结果不同了（数万人数天的战争与数十万人、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战争），汉之后又加了两句：“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加增几个字，是战国、秦汉至魏晋用血流成河的代价写成的。帛本还加了“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显然反战更明显更强烈。这可不是“风牛马”的文句呵！
3.加强了“无名”的说教
简、帛、今本都有亡为、无为、亡名、无名章，唯独帛书《老子》极大的突出了无名思想。这是时代使帛本作者看得更清楚了，无为必由无名始，求名、争名必然有为，必然生事而多扰，必然违背客观规律。所以，无为先得无名，于是帛本从多方面倡导侯王安守无名。最典型的是改造相当今本37章的简本文字。下面（ ）号内为帛本改造句。
道恒亡为（改为“无名”），侯王若守之，而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亡名（改为“无名”）之朴。（重复一句：“镇之无名之朴”），夫亦将知足（改为“夫将不辱”），知足以束（改为“不辱以静”），万物将自定（改为“天地将自正”）。
此章明明白白是对“侯王”而言的。简帛的两本皆知“无名”与“无为”的联系，但帛本比简本知之更深切。帛书只提“无名”，略去了“亡为”；简本想用“知足”约束侯王，未免苍白无力而且重复。帛本点出勿求名取辱，击中要害。因为侯王、国家之“辱”，往往来自统治者的求荣、求名，再说，这一改又避免了重复。侯王、国家无辱，人民与国家都会平静，相安无事，如此必然“天地（今本改“地”为“下”，正确）将自正”。可见深刻、绝妙的改动。这是第一个重大改动，第二个重大改动则是帛本将此章作为《老子》之结尾章。在先秦、在汉，这意味着序与总结。意味着《老子》一书是向侯王的进言——这是史官的职责。把老子的种种说教归结为侯王安守无名，实在是深刻的历史经验总结呵！
简本之“亡名”，与帛、今本之“无名”，还是有些区别的。亡，这里不能作逃、作隐蔽讲，很可能是“忘”之同音假借。忘乎名，还谈什么求名、求荣、争名、争荣呢？也许境界还高些。
4.突出了对仁义的怀疑和否定
下面｛｝号内为简本文字，其它为帛本发展的文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这是“绝仁弃义”的含蓄说法。从私欲私利出发的“仁义”太多，太令人怀疑了。圣人无地又何曾仁？同时“多闻”（今本妄改为“多言”）还意味着对所谓圣智、百家、言谈之士多嘴多舌的不满。而且把它章的“守中”调入此章，也是颇有用心的。
5.突出了“守静”
前面已经谈到简本之“守中，笃也”，被帛本改为“守静……”。同时在该章之后又加了一段文字：各复其根（曰静、静，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在帛本的作者看来，静是常态，不守静，违背这种常态必然失去明智，妄作凶为，害己误国。
6.反对有事取天下
在上引“学者日益”章之后，帛本加了“将欲取天下，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显然这是告诉“学者”“侯王”们：勿生事、多事，要相安无事，如此才有可能谈取天下，获得天下的拥护，否则就是乱弹琴了。在相当今本29章，又重复了“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
7.帛本的文润及丰满作用不可否定
相当今本之章 简本之文增添润色丰满之文句
63 在“多易必多难”前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20 在“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后面加了“恍呵,甚未央”
45 在“大直如屈”后 加了“大辩如讷,大赢如绌”
44 改“厚藏无多亡” 为“多藏必厚亡”
所以，还不能一概论之“简本胜今本”。帛本、今本的润色增饰不能否定。
六、从不见于简本的论点看老聃思想的发展
以目前的简本比较帛本发展了哪些，显然有些夸大，因为很可能有的是简本原有而缺失了的。但已无法详考，只能就现有而言了。
帛本最明显的增添发展莫过下面几项：
1.一再劝导侯王自称自识（“自名”）自己无德、少德、不善。即“孤、寡、不谷”（39、42。相当今本之章次。下同，只注章次）。
2.“以百姓之心为心”（49）。
3.“上善若水”（8）。
4.明确提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愚民主张，“绝智弃辩”被具体化。
5.因而也幻想“小国寡民”的国家形态（80）。
6.系统地提出一套处理政治危机方略（72—79。但须照帛本分章与文字）。
7.增添知己、知人（33）、知德（81。“善者不多”）论。
8.增添了为言（23、43）、知言（80、70）论。
9.把“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作为君人者之宝，提了出来（67）。
10.增加部分用兵内容（68、69）。
11.发展了致柔（10）、守雌守辱（28）、守谦（15）、 勿自是、勿自我标榜、勿骄、勿吹（22、24），要“光而不耀， 直而不肆”（58）的说教。大大丰富了无名、亡名的说教。
12.发展了权术。如“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欲弱之姑强之”（36）、“以其无私成其私”（7）、 “万乘之主不可离其辎重”（26）、“善行者无辙迹”（27）、“不出户知天下”（47）、善摄生不进入死地（50）、以谦下取小邦，聚大邦（61）、“不尚贤”，不显示引起欲望的东西（3），如此等等，达十个以上章。 竹简《老子》也是谈治术、治道及统治者修养的，并非全无权术，如“绝智弃辩”、“智之者弗言……”以及对智者的六不可，这些也是权术，正是由此发展到帛本的愚民，不尚贤的。所谓“君人南面术”，是小农社会的一种安宁术：统治者自身、统治阶级之间、整个社会的安宁术。它还是有它合理、必然、难以避免的因素。
而帛书《老子》最大的发展还在道与德。简本十九次提到“道”，肯定道高于一切，大于一切，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则是对宇宙生成的描述还比较系统，其他多泛指，如“以道佐人主”、“保此道”、“大道废”。帛本七十六次提到“道”，继承了简本的观点，比较系统提出其他认识。首先是作为认识论的“道可道非恒道”（1）， 道的无所不在“似万物之宗”的描述（4），生成万物的道（42），万物恃之生、 养、畜的道（14、51），道的形状、忽隐忽现、忽明忽暗的描述（14、21），……这些都是简本所没有的。简本有“德”的基本篇，即我亡为、无事、不欲、好静章，其他德的说教比较零碎，层次也不那么高。帛本将“上德不德”作为首章首句提出，这就比简本之首句“绝智弃辩”的品调大为提高。突出德的首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帛、今本增添的“玄德”，即用天地无私之德教化人间有私之德，这是一个极大的飞跃。可惜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能论述得了的，当另辟专文分析。
七、两种《老子》之作者是谁
我们比司马迁、韩非子、庄子都要幸运——我们能够细读他们所没有发现的新资料：《郭店楚墓竹简》。单从《韩非子·解老》、《庄子·知北游》所引“上德不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以及“道可道……”等看，庄、韩只是看到帛本这样的《老子》，而非简本。司马迁更是如此。有了简本这样的新资料，困惑司马迁的，聚诉纷纭千古的疑团，终于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了。好在《史记·老子列传》不长，我们将其抄录于后，然后逐一分析司马迁提出的三个《老子》的作者，也就能弄清简、帛、今本类《老子》的作者是谁了。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衰，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官，官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首先，司马迁对老莱子着笔最少，他的“著书十五篇”就不是“上下篇”，这说明司马氏首先就将老莱子排除在《老子》作者之外了。但是，老莱子的某些思想会被《老子》吸收，这却不应该排除。
其次，司马迁没有敢十分肯定老子究竟是谁，但前面倾向老子即李耳、老聃，而后面又怀疑为太史儋。前面的李耳、老子，与孔子同时并年长于孔子。司马氏一再记述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当时周王室虽衰微，但京师雒邑，仍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有大量珍贵典籍、文物，孔子不可能不到京师求学、问礼于掌管典籍的老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适周在昭公二十年，孔子时年三十。《史记索隐》说，孔子适周在昭公二十四年，孔子时年三十四，而《庄子·天运》说：“孔子年五十一南之沛见老聃。”看来孔子问礼于老子不止一次。而且上引老子对孔子讲的话，孔子对老子的评价，虽不无渲染，但是符合老旨的。史官的职责之一是备咨询，进箴言。博大精深而且身为史官的老聃，不可能不对他长期的观察思虑、资料积累，有所著述。他的著作当类似今天发现的简本《老子》？还是五千余言的帛、今本《老子》？显然只能是前者，不可能是后者。简本的春秋印痕与《老子》早期思想的印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帛、今本《老子》中许多战国时的话，春秋时是不可能说出来的。
由于司马迁根本就没有看到简本这样的《老子》，所以他对五千言《老子》的作者究竟是老聃、还是太史儋，极为困惑，如果是老聃，那么他快二百岁了。可能吗？所以用疑辞“盖”或“曰”，记载这年龄，但马上又觉得不可能，所以立刻转向太史儋了。
周太史见秦献公，《史记》多次记录在案。秦献公是位发奋图强的君王，“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以复故地（《秦本纪》）。太史儋见周之衰，并敏锐地预料到秦将会称霸天下，所以西出见秦献公。《周本纪》说：“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秦本纪》说：“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这两个年号都在公元前374年。距孔子之死，已百零五年了。 《老子列传》误记为“百二十九年”。如果太史儋就是李耳、老聃，快到二百岁高龄的人，能千里迢迢入秦见献公吗？司马迁本人就没有相信。所以马上详记太史儋之族谱。现在有了简本《老子》，可以果断的说：那个为关令尹著书五千言《老子》的，不是李耳，而只能是太史儋。
可见今天流传的《老子》，不论是帛本，还是今本，其作者非太史儋莫属。由此又反证了简本《老子》也只能出于李耳了。由于他是个“隐君子”，当时尚未形成著书立说的风气，所以他的书——类似竹简的《老子》也许基本上是不传于世的，而是存入档案，也许有所流传，范围也很有限。而作为史官的太史儋，掌管典籍，竹简《老子》必然是他掌管和一再诵读玩味的作品。孔子死后百多年的历史，胜过孔子之前上千年的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各种矛盾展现得更为充分，斗争更为激烈和丰富多彩，成败福祸存亡转化得更为明白，于是太史儋在老子原著的基础上，扩充、改造，重新组合篇章，因而带有战国色彩也就是必然的了：绌儒学、绌墨，反战，反对君王的多欲、功名欲、从私心出发的有为；发展了权术；极大地发展了对道的认识，系统了对德的设计，并把它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比较起来，太史儋的《老子》比李耳的《老子》，无论就内容与深度、高度与远度，都要广些、深些、高些、远些。——这是因为太史儋是站在李耳这位巨人的肩上的原故。当时还没有著作权说，而只有托古说教改制之风。别人能假借黄帝、姜太公、管仲……之名，何不也托老子之名呢？何况它本身就是在原著基础上的“扩建”与“改建”。于是太史儋的托名《老子》流传开来，李耳本来的《老子》反而被掩盖了。《老子》的第一作者李耳虽然昭显于世，被历代供奉祭祀，其第二作者太史儋却沉埋于千古之疑团迷雾中。尽管司马迁详记太史儋之族人谱系、官职，说不定还会见过他的八世孙——胶西王的老师解。但是毕竟他没有敢断定太史儋即《老子》之作者。如果《楚墓竹简老子》为司马迁看到的话，那么他对两本《老子》的作者会毫不犹豫地作出果断的结论：帛本、今本《老子》为李耳、太史儋合著，简本《老子》著作权，则只能归诸李耳一人。至于书名，早已有了：楚墓竹简《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其他今本《老子》。何劳再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