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巧兰[1]2001年在《冷战后美国对外军事干涉：延续及变化》文中提出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体系的终结，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苏争霸的斗争虽已不复存在，但美国对外军事干涉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从发动海湾战争到轰炸南联盟，美国不惜公然违反和践踏国际法准则，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将军事干涉作为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政策的有效手段频繁使用，甚至悍然攻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制造了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暴行。事实表明，美国军事干涉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国民或受干涉国国民，中国也是其潜在的干涉对象。因此有必要对冷战后美国对外军事干涉作一番研究，找出相关的规律及其可能的指导战略，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论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由第一及第二章组成。第一章首先对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并对美国军事干涉的历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第二章重点介绍了冷战后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的主要个案的基本情况，为正文的分析提供基础。 第二部分（第叁、四章）在第一部分背景介绍的基础上，对冷战后美国对外军事干涉进行了提炼概括，总结了其在过去十几年中所表现出来的延续及变化。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冷战后美国军事干涉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1）干涉动机：积极地通过军事干涉维持现状，阻止出现新的地区 霸主，以维持其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2）在干涉动员时，美国政府惯用的伎俩是夸大欲干涉地区的形势 的严重性及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危害性，并诉诸于 道义因素，为其军事干涉披上道义的外衣； 3）干涉的有限性：美国迄今为止进行的都是有限军事干涉，具体 表现为有限的资源投入和有限的干涉目标； 4）依赖高技术兵器的作用，优先进行空袭，慎用地面力量。 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1）“纯粹”的人道主义已赫然成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美国 历来实施干涉时都诉诸道义的目的，但以前人道主义利 益往往只是附着在其他利益之上； 2）美采取干涉的标准随着对象国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表现为欺软 怕硬、倚强凌弱、亲疏分明； 3）在干涉模式上，美国根据自己的权衡，有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 纠集多国部队，有时则绕开联合国，甚至单独采取行动； 4）媒体在美对外军事干涉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充当“啦啦队长”和鼓 动民众反对政府干涉之间摇摆。 第叁部分（第五章）试图从美国冷战后所实行的霸权战略的角度对其干涉中所表现出来的延续和变化作出解释。霸权就意味着千涉，作为当今世界的事实霸主，美国欲维持其当前的霸主地位，但又受到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既要给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又不想受制于人，始终保持着干涉的主动权。因此，才会出现上述的延续和变化的特点。 第四部分（第六章）对前叁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并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对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的未来及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推测。军事干涉作为美国实现其霸权战略的有效手段，美国在近期的将来不会放弃对其的使用。但是美国军事干涉的效果及前景皆不容乐观。美国将会继续插手中国事务，因此我们必须揭露美国军事干涉的霸权本质，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我国应加强自身军事力量的建设，以实行有效的威慑防御。
张建[2]2017年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认为美国的战略思想家群体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本论文以冷战时期的两组战略思想家,即20世纪40-50年代的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6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与缓和战略—的互动为核心,论述他们战略思想的形成以及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对他们的核心战略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进行分析。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为此制定针对苏联的对外战略。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庞杂,但"遏制"与"缓和"在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也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冷战初期,乔治·凯南首倡"遏制"战略,保罗·尼采推动"全面遏制",虽然凯南和尼采推动的遏制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凯南倡导的遏制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的作用,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更加注重军事的力量,但这无碍战后初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围绕"遏制"展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基辛格主导推行"缓和"战略,布热津斯基继而以"全面缓和"战略来指导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从根本上说,"缓和"战略仍是遏制战略的延续和扩展,缓和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遏制。基辛格注重以合作达致缓和以形成均势,但由于"缓和"政策推行愈加困难,布热津斯基则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地缘"战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考量。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护持美国霸权利益为基础,并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美国中心论",但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的战略思想无疑也是冷战的重要遗产,对认知冷战的源起、发展、深化和终结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目的不在于为战略思想家群体"画像",主旨在于考察比较有代表性的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冷战时期他们在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乔治·凯南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长期对苏联问题的关注以及作为外交官在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任职经历,这使他形成了一套对苏联政策的现实观感和理论依据,这也正是凯南的"苏联战略观"的基础源泉。从凯南的战略思想形成可以看出,战略素养一方面来源于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长期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分析。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不仅成为当时杜鲁门政府的首要对外战略,也为美国对苏战略提供了理论和舆论支持,而且在具体实践上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后期凯南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一方面对他推动的遏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另一方面批评美国政府对遏制战略的执行偏离了他理论设计的初衷,这也反映了凯南顽固的个人性格。保罗·尼采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的生活经历和二战后期在参与处理战争事务过程中的经验,金融行业和参与战争事务为他参与外交决策提供了现实基础。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遏制转向"全面遏制",并从理论框架上提供支撑。保罗·尼采对遏制战略思想的深化是乔治·凯南遏制战略思维的延续,但在遏制战略的实施范围、实施手段、实施方式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和调整,是对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的完善。如果说凯南推动的遏制是局部和选择性的战略,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是具体和全面性的战略。尼采将"苏联威胁观"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以"最坏情况"来渲染威胁的紧迫性,把提升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强硬回击苏联的主要方式来构建美国战略框架招来国内不少批评,但直到冷战结束后尼采才解释NSC68号文件的背景和过程,体现了尼采谨慎和低调的性格。基辛格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对欧洲传统"均势"思想的学术研究,他从欧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挖掘外交哲学思想,并应用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经营和处理上。基辛格推动的"缓和"战略外交实践的基础在于容忍不对称,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在一个领域的不足可以在另一个领域得到补偿。缓和战略在缓和美国与苏联关系、在越南逐步撤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都基本上达到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目的。基辛格良好的学术素养使他在将战略思想应用到外交实践时显现出他对权力与均势的平衡,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宏大问题的把握,这正是"基辛格主义"的要义。但"尼克松-基辛格"的秘密外交方式受到指责,加之国内政党斗争,"缓和"战略导致了国内政治的"紧张"。布热津斯基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基辛格类似,也主要源于他对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分析和继承发展。布热津斯基以地缘战略思想指导美国外交战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布热津斯基先是在外交实践中推行"全面缓和"政策,继而推动地缘战略外交实践,在实现中美建交、加强同苏联竞争、扩大美国在欧亚大陆利益等方面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布热津斯基的思想虽然深邃,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却是其中的不足。本文在梳理冷战时期两组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互动基础上,总结了塑造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主要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教育背景、学术训练、适当平台、个人抱负、局势认知、体制作用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战略思想家与其国家安全战略构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由于战略思想的丰富与外交实践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窠臼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局限。因此,美国不仅需要能从美国视角而且也需要能从世界视野看问题的领袖人物和战略思想家。本文在结论中指出,战略思想家是大国崛起过程和成为世界主导型国家后的重要战略资产。在国家大战略的理论构建、舆论造势、系统设计、方向选择、政策调整等过程中,除了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思想、意志和决策,以核心知识分子为标志的战略思想家群体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其战略思想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应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精致设计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贡献举足轻重,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发展、转变、演进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无论是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还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推动都需要战略型、安全型、发展型的多元战略思想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都需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世界价值的战略思想和具备历史担当的思想大家,在此意义上,美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家们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郑鑫[3]2011年在《冷战后美国“人道主义干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对外政策领域,美国素有干涉主义传统。冷战结束后,随着美苏两极格局体系彻底瓦解,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迅速稳固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新秩序”,美国的对外干涉行为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人道主义”为名,运用经济、军事、文化等手段对外干预的现象不断增多。美国的“人道主义干预”尽管有保护人权方面的内容,但更多地体现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渗透和战略扩张,是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新的表现形式。本文以美国“人道主义干预”为主题,对其原因、方式及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论证,以期深化人们对当今国际政治中对外干预现象的认识。本文从国际背景和国内因素两方面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国际上两极格局体系崩塌、地区冲突不断、人权观念受到重视以及美国实力有增无减、干涉主义传统和国内舆论、国会的推动促进作用。着重就美国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几个案例深入探讨了美国这一政策背后所隐藏的利益关系和霸权主义因素,并对人道主义的干预对象、干预方式和手段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进而揭示其“人道主义干预”的特点。最后结合2011年2月以来的利比亚危机和国际社会的应对,分析美国在这一事变中的政策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新动向。
尹君[4]2015年在《冷战后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的发展、动因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开始进入不断调整时期。从老布什到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经历了战略收缩到战略扩张阶段。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先后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东移”、“亚太再平衡”战略。从奥巴马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最终形成。湄公河流域国家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从不受重视到一跃成为奥巴马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撑。美湄合作从奥巴马第一任期到奥巴马第二任期持续升温,实现了双边、多边并行的格局,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卫生、环境等领域。湄公河流域国家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迭区域,美湄合作必然对中国的国家战略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国家利益、安全威胁认定为理论视角,从双边和多边角度对美湄关系的发展演变进行论述,并对美湄关系的特征、动因、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影响进行分析。总体来说：冷战后美湄关系是随着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变化而变化的,经历了从长期冷淡到骤然升温的过程。双边关系是美湄关系的重点,多边关系正在逐渐成熟。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湄关系经历了从双边到多边的转变,军事合作是首要目标,经济合作是重点。美湄关系推动了地区合作进程,也对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中国的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战略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这些影响是有限的。
魏兆辉[5]2016年在《奥巴马政府军事干预模式探析》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在建国后由孤立主义逐渐转向对外干预政策,于200多年来从事数百次对外干预行动。“布什主义”给美国内政外交带来深远影响。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和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国力下降,美国陷入大战略的困局中。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开始改变美国对外干预模式,提高对外干预门槛,实践中运用保护的责任,奉行“人道主义保护”的新干涉主义,军事指挥上实施幕后领导。这种转变的背后是美国综合国力呈缓慢下降态势,经济复苏乏力,国内政党互相攻讦,国力的相对下降直接导致美国的国际责任感下降,其对外干预的审慎性增加。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美国和其他国家组成联军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支持反对派,直至最终推翻卡扎菲政权。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实行了“幕后领导”干预模式,其对外干预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与此同时,利比亚战争期间,美国国内对于是否干预利比亚局势以及如何干预利比亚危机,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层发生了激烈争论,主张干预派与反对干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最终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却是“幕后领导”干预模式,反映了在美国国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其对外干预模式新转变。
张玉夺[6]2004年在《新干涉主义研究——以美国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干涉主义是指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从外部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或另两个国家间关系的专横干预。这种干预与一般的干预(包括劝告、建议、调解等)不同，它具有强制的形式，是一种不理会受干涉国同意与否的行为，目的是迫使干涉对象做原本不会做的事或是阻止它做本来可能要做的事。这种干涉常常与暴力或暴力威胁相联系。有时，即使表面上与暴力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因为干涉主义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它可能使用的暴力。新干涉主义是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流行的一种以捍卫人道主义和西方“民主”、“人权”、“人类普通的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秩序为目的的思潮和理论。新干涉主义包括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新论调，诸如，“人权高于主权”、“内战非内政”、“主权有限论”、“人权无国界”、“边界不定论”等。新干涉主义思潮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政界人士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中广泛流行。20 世纪 90年代初，首先由西方学者提出新干涉主义的思想，但是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足够重视。科索沃战争的发生，标志着新干涉主义理论的日趋完备，它对国际关系造成了重大影响，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巴尔干和欧洲范围，具有广泛深远的世界性意义。新干涉主义向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西方霸权主义的进攻性和冒险性，给中国和广大第叁世界国家的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此引起了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上获得了全面优势地位，尤其是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十多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实力，利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 147<WP=155>的机会，仰仗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大肆推行新干涉主义政策。特别是美国试图在两极格局解体之后建立单极格局，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冷战结束后的新干涉主义更具有欺骗性、侵略性和危险性。认清新干涉主义的实质与特点，对于坚决反对新干涉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已经掌握的资料中尚无学者完整系统地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基石——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出发去研究新干涉主义的缘起。新干涉主义的产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以整个西方文化为根基、以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为背景、以原有的老干涉主义为基础而产生的。深刻剖析新干涉主义的理论渊源有助于我们深刻掌握新干涉主义的理论实质，为进一步研究和把握新干涉主义的发展走势打下良好的基础。理想主义通过对于完美事物、终极目标和应然状态的设定，一向表现为历史中永不默许的抗拒因素。理想主义认为，力量因素对国际政治有一定影响，但力量因素并不是实现和维护和平的唯一有效的条件。强调国家的政治制度、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和国家间贸易的发展同国际秩序的密切关系，认为通过国家制度、价值观念、道德教育唤醒“人类良知”。具体说来，一方面从美国价值观出发，在全世界追求“人权”，在某些情况下运用经济援助和安全援助、甚至直接的军事干预来促使一些国家的政权发生变化或减轻其国内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另一方面运用“人权外交”作为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和后冷战时代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斗争的工具。虽然在西方学术界现实主义学说已没有市场，但在官方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现实主义思想家习惯于用利益、权力的对抗观念来认证和维护国家利益。从发展历程来说，现实主义可以被划分为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其中结构现实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构现实主义内部还可以划分为防御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另外文化现实主义、政府中心现实主义也是新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不论是哪个版本的现实主义都共有以下假设：强调彼此冲突的集团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力量和大国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一个以无政府状态和利益冲突为特征的世界上，力量和大国关系 148<WP=156>将是国际事务乃至整个政治生活的主要特点。现实主义者视军事力量为政治事务的最终决定力量，同时也重视其他形式的力量比如说经济力量的重要性。现实主义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确保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防止任何国家对美国的挑战。只要出现一个潜在的同等竞争对手，美国就要寻求遏制它，以确保美国作为世界唯一霸主的地位。现实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质。 归纳起来，新干涉主义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理论的欺骗性。维护作为人类普遍价值的人权，确实具有相当的蛊惑性，因为世界上的确大量的存在着侵犯人权的现象。不论是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还是公民权、政治权，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是以维护的人权为目的，相反是以维护人权为借口，以实现自身的利益为真正目的。第二，实施干涉行动的主体的集体性。在维护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时，美国是不惜“单干
刘芹[7]2010年在《二战后美国的联盟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联盟外交,是国与国之间为了构筑有着共同目标的集体防御组织而实施的一种外交手段。二战后,美国通过联盟外交的推行,成功构筑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强大联盟体系,对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及其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得美国的联盟体系面临新一轮的调整和挑战。透视二战后美国联盟体系的确立及其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二战后美国联盟外交的发展历程中明显地体现出了扩张性、意识形态性、灵活务实性和不平等性等特点,而这一发展轨迹及其特点的形成,又归结于美国联盟外交的根本原因,即实现美国在联盟中的盟主地位,进而通过扩张联盟来谋求美国的全球利益。二战后美国联盟外交的推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压缩了苏联社会主义在冷战时期的战略发展空间,增加了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筹码,还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强大的盟国支持使美国敢于挑战联合国的国际权威,进一步显示了美国的全球震慑力,巩固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国联盟外交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也面临着来自盟约、盟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种种限制和挑战。冷战后进入转型时期的美国联盟外交,还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联盟外交还将会通过继续扩大联盟体系的成员和实力,调整、增加联盟体系的功能,逐渐改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联盟结构以及寻求更灵活的联盟方式以应对美国联盟外交可能面临的新威胁。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美国联盟外交中,联盟外交的政治功能将会大大加重,美国愈加重视它的“临时联盟战略”,美国和它的传统盟国也将会以更加平等的地位来设计和主导联盟体系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进程。联盟外交,是研究美国外交的一个新角度。了解二战后美国联盟外交的历史发展、动因、特点、影响、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的趋势,都为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外交战略及其方式、国际社会国家关系的发展及其动向提供了一些依据和参考,同时也引发我们对联盟外交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提高我们对美国联盟体系可能带来的威胁的警惕和防范意识。
董大亮[8]2015年在《冷战时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研究（1947-198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国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机构,也是美国与亚太区域格局长期互动的产物。随着美国从亚太地区边缘国家逐渐成长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力量,美国亚太驻军也随之发展壮大,并在美国争夺地区主导权、构建符合自身利益预期的亚太区域格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美军整合为太平洋司令部,并在其后开始的冷战时期继续承担美国亚太利益捍卫者的角色。本文试图结合二战后冷战局势的变化,阐述太平洋司令部在不同形势下为维护美国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并对其所扮演的多面角色进行总结。本文内容一共包含前言、四章正文和结语五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前言首先追溯太平洋司令部的历史发展,随后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和归纳。在此基础上,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章在全球化视野下考察近代以来美国亚太驻军的成长壮大过程,作为本文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美国向亚太地区扩张的过程,也是亚太地区传统朝贡体系的瓦解、现代国际体系的建立的过程。美国在参与拆解旧秩序的同时,又与其他竞争者就亚太地区主导权发生竞争,最终在二战后成为亚太霸主。这一过程中,美国亚太驻军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演变成太平洋司令部。第二章阐述太平洋司令部在冷战高峰时期的武力干涉活动。成立初期经过一系列调整,太平洋司令部成为亚太地区唯一的联合司令部。在冷战遏制战略指导下,太平洋司令部以全面遏制社会主义阵营、争夺冷战优势为主要战区战略,制定各种作战计划。太平洋司令部先后在朝鲜、台湾海峡和东南亚实施武力干涉,以谋求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优势。第叁章论述太平洋司令部通过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同盟、强化兵力部署等方式来实现塑造安全。太平洋司令部主要通过提供军事援助、与盟国开展协同合作等方式强化安全同盟。同时太平洋司令部不断强化兵力部署,作为谋求战略优势的战略支柱。第四章论述太平洋司令部在冷战缓和时期的活动。冷战高峰时期太平洋司令部试图赢得战略优势但未能得手。随着尼克松政府实施战略收缩,冷战迎来缓和时代。实力削减的太平洋司令部放弃先前的全面遏制政策,不再谋求战略优势,转而寻求战略平衡。这种平衡主要表现在能力与目标的平衡、同盟关系的平衡。结论总结全文,并从多个视角审视太平洋司令部的多重角色。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国亚太安全利益的捍卫者、美国塑造亚太区域格局的工具。当前太平洋司令部对中国奉行“接触并防范”政策,其政策基础是认为中国必将威胁其亚太主导地位。太平洋司令部有利于亚太稳定,亦是不稳定因素。在一个变化的亚太区域格局中,太平洋司令部也有着不确定的未来。
陈柯旭[9]2012年在《美国中亚战略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以地缘政治理论为视角,运用层次分析、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等技术方法,通过全面、系统地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渗透以及在中亚地区与其他大国的互动来剖析冷战后的美国中亚战略实质,并对美国中亚战略的功效和前景做出初步分析,旨在有助于中国清楚地认识美国的中亚战略,并做出恰当的战略应对。要研究美国的中亚战略,首先得确认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维。论文通过研究美国历史上的叁个战略转折时期的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认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大战略的灵魂。正是在地缘政治思维的作用下,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战略都具有权力扩张性。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同样受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所左右,凭借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白宫的新主人们决定继续追逐被冷战中断了的世界霸权梦想。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指导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被确定为排挤俄罗斯、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达到削弱俄、中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能力和奠定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实现孤立伊朗的目标。当美国控制中亚后,它就可以利用中亚的欧亚大陆中心地位将美国在欧亚大陆东、南、西叁面的军事部署全面对接。冷战后,美国根据上述战略目标,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援助等手段对中亚进行渗透,逐步增强它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政治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软硬兼施,上下兼顾的策略致力于向中亚各国输出西方式民主,使中亚国家成为美国领导的“民主大家庭”中的成员。军事方面,美国旨在按照西方模式和标准改造中亚国家。早在1994年美国就通过北约框架下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对中亚国家进行渗透。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还在中亚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在经济领域,美国开始试图通过修建绕过俄罗斯的中亚能源出口管道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进而逐步掌控中亚国家的经济命脉。发现此方案难以在近期奏效后,美国又推出“大中亚计划”。“大中亚计划”可谓是美国为了建立其在中亚的势力以及增强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创举,它希望借促进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南亚国家间的合作来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美国中亚战略的另一重要工具是政府援助。美国的援助实质上是打着道义的旗号,谋取私利的战略工具。美国实施中亚战略,必定对中亚的外部大国造成影响,从而产生互动。对于美国在中亚与大国的互动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他们是美国挤压、遏制的对手,另一类是美国的盟友或想要拉拢的对象。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最为激烈,两者在中亚的势力呈现出你进我退、此起彼伏的状态。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与中亚国家的传统联系和地缘优势有利于它们之间发展关系,美国想在中亚占据绝对优势十分困难。美国对那些被其视为朋友的外部力量则加以利用,尤其是土耳其。美国最初旨在将土耳其培养成为其向中亚地区投射力量的跳板,终因土耳其自身实力不足不能胜任而放弃。总体来说,美国的中亚战略在联合盟友达成目标方面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机制来整合盟友的力量,主要依靠它们在中亚地区谋求基于相同价值观上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默契来相互扶持。不过,美国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中亚地区集盟友之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开始呼吁盟友间加强合作。总体来看,美国的中亚战略给美国、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的其它外部力量都带来了相应影响。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它已从一个无从染指中亚事务的国家变成了对中亚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影响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中亚国家增强独立性,拓宽外交舞台,提升国际地位；另外,美国在中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对中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民主输出活动给中亚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军事合作增强了中亚国家的国防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亚的安全与稳定。消极影响在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动摇了中亚政局的稳定性,给极端势力提供了浑水摸鱼、借机做大的机会；美国与中亚各国合作步调的不一致致使中亚国家相互猜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从而削弱了中亚国家的地区合作意愿；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增添了中亚的紧张气氛。除此之外,美国的中亚战略对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其它大国也有影响。美国的中亚战略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离其所追求的战略日标还相当遥远,究其原因,是以下因素阻碍了美国的中亚战略：第一,中亚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国家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第二,中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大国平衡战略)；第叁,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和不同领域政策目标的冲突；第四,阿富汗反恐问题以及其他大国力量的制约；第五,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当前战略的最深层次制约因素。文章最后认为美国的中亚战略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至多也是根据其全球战略或欧亚战略的需要作出重心上的微调,他可能在某一时期获得并保持在中亚的优势地位,但全面控制中亚的战略目标终难实现。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美国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美国根据这种战略思维所制定出的国家战略不仅目标难以实现,还可能将美国拖入灾难。中国不必对美国在中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咄咄逼人之势做出过度回应,坚持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的地缘政治思维来建构和谐世界,坚持与中亚国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的新安全观,坚持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以此应对美国的遏制。
张吉军[10]2014年在《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外交理念既是外交实践的产物,也是外交实践的指导。外交理念充分体现着一国与他国、一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这种体现反映着主权国家对于国家利益、权力、地位等诸多关系方面的认识与定位,包含着主权国家对其外交动力、外交目的、外交手段等诸多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同时深刻表征着主权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文化传统。外交理念规定了指导国家外交工作的价值原则,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的外交战略及其政策选择,对外交谋划和外交实践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我国而言也是如此。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并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包括"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互利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等,指导着中国外交在捍卫国家利益,伸张国家正义,转变外交模式和提高外交能力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外交理念的视角对中国外交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文本并不太多,而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脉络,帮助我们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更好地面向中国外交的未来。基于此,本文运用文本解读法、历史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外交理念反映着一国在利益关系方面的价值取向,体现了该国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具体的外交理念则主要包括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自身的定位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的诸多思考。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理论依据包括:一、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转变为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过程;二是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从"两大阵营"、"叁个世界"、"多极化"直到"和谐世界"的转变过程。叁是自我认知的判断。从毛泽东时代强调"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充分运用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所取得的各种文明成果,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外交理念关注一国如何处理好下列几个方面关系的重要性:一是为人类社会做贡献与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关系。中国主张将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各国应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制定政策。二是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中国外交新布局。叁是国家外交和党际交往关系。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加强党际联系和交往的原则。四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提出应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工作的新理念,包括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理念,使中国外交具有了崭新的形象。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形成的的思想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两个方面。在外交理念变化发展的原因问题上,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综合加以分析。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在国际方面的原因是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国内方面的原因则包括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进程。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之间相辅相成。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必将发挥更加重要和更富有成效的作用,如国际多极格局与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巩固、战略思维的引领和大国责任的担当等。中国将提出何种对外政策,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提出何种世界观、时代观、利益观等将会考验未来的中国外交,检验中国外交的勇气和创造力。外交理念不仅能够解释某个特定阶段中国实行具体外交政策的原因,而且据此可以对未来中国外交的发展予以研判,因为外交理念是融合了某种价值判断的产物。
参考文献：
[1]. 冷战后美国对外军事干涉：延续及变化[D]. 李巧兰.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001
[2]. 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张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3]. 冷战后美国“人道主义干预”研究[D]. 郑鑫. 青岛大学. 2011
[4]. 冷战后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的发展、动因及影响研究[D]. 尹君. 云南大学. 2015
[5]. 奥巴马政府军事干预模式探析[D]. 魏兆辉. 外交学院. 2016
[6]. 新干涉主义研究——以美国为中心[D]. 张玉夺. 吉林大学. 2004
[7]. 二战后美国的联盟外交研究[D]. 刘芹.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8]. 冷战时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研究（1947-1980）[D]. 董大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9]. 美国中亚战略研究[D]. 陈柯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10]. 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D]. 张吉军. 兰州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