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追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论战论文,梁实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0)03-0087-05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期：一批批完整接受过祖国传统文化侵淫并有幸浮槎异国的莘莘学子学成归来，他们经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荡涤，通过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自我选择与塑造，各自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文坛上。本文要探讨的两位学界巨子——鲁迅与梁实秋，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造就出的典型代表。虽然两人均堪称为文坛圭臬，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位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一位却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诚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如果抛开政见上的分歧，他人是无可对此进行评判的。然而需要提出的是，一个人一旦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会就会竭尽全力地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就此而言，30年代那场持续了8年之久的关于文学与解释的论战之所以会发生在上述两位人物之间，究其原因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长期以来，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争论总被人以“论战”谓之。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双方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阶级集团，各自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所有这些无疑会使对立面的态度自然而然地严正乃至敌对起来；其次，争论虽然涉及到了翻译的方方面面，但矛盾的起因却并非发轫于翻译问题，而是肇始于普遍的人性和文学的阶级性等与政治有关的敏感问题；其三，争论双方分别为“语丝”和“新月”两大派别之执牛耳者，一个年轻气盛，一个嫉恶如仇，又都以文字犀利、笔调老辣而著称，这就难免使争论一开始便充满了火药味。凡此等等，都赋予了这场论战极其浓烈的政治思想斗争的色彩。鉴于鲁、梁翻译论战背景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对它的起因、发生和发展进行较为详细的追述。
1926年3月，梁实秋刚从哈佛大学学成归来，就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注：1926年写于美国纽约，首发于1926年3月25、27、29、31日北京《晨报副镌》。1927年6月收于《浪漫的与古典的》一书，新月书店出版。）一文。在“情感的推崇”一节中，作者这样写道：
普遍的同情并不因此而止，由社会而推及于全世界，于是有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被损害民族的文学”，“非战文学”，应运而来。报章杂志上时常有许多翻译和诗文，不但那外国作者的姓名我们不大熟悉，即其国籍我们也不常听说。
我们知道，从1900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到1921年《现代小说译丛》的问世，鲁迅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欧洲一些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因此可以肯定地认为，梁氏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针对鲁迅而发难的。对于梁实秋的这些观点，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注：《革命时代的文学》是鲁迅于1927年6月12日在广州黄浦军官学校所作的讲演，记录稿初发于黄浦军校出版的《黄浦生活》周刊第4期，收《而已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为鲁迅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所作的讲演。记录稿初发于1928年1月29、30日上海《新闻报·学海》第182、183期，收《集外集》。）两篇讲演中分别进行了辩难，只是在措辞上显得比较温和。是年6月，梁实秋又发表了《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文中对鲁迅进行了尖酸的讽刺，称他为“杂文家”、“北京文艺界”、“语丝派的首领”，并进一步评论道：“鲁迅先生的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除此别无可称。”对于这种无端的不恭，鲁迅在《略谈香港》、《通信》、《革“首领”》和《我和〈语丝〉的始终》四篇文章中都有所提及，字里行间可见其愤慨之情，只是表面上态度依然是不愠不怒。紧接着，梁实秋又推出了《评〈华盖集续编〉》一文，并再次提及所谓北京文艺界的门户之争，而且措辞愈发尖利，称“鲁迅先生的文字，极讽刺之能事，人的思想是深刻而毒辣，他的文笔是老练而含蓄”等等。尽管如此，鲁迅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力，尽量克制着自己不与对方发生直接冲突。
至此我们不禁会提出疑问：在鲁迅的战斗原则中，“一个都不宽恕”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而为什么却会对梁实秋如此一再忍让？其实，假如透过这一战斗原则的实质，我们即可以很容易地从中找到答案：鲁迅所谓的“不宽恕”，指的是在原则问题不让步妥协，不以背离真理为代价而进行荐人的情感交易。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想必鲁迅先生一定知道，梁实秋终究比自己晚来人间22年，只不过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他的不恭也许只是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争强斗胜心理的表现罢了，因此还是抱着忍让观望的态度。
然而，假如当时的鲁迅果真如此度势的话，那么他便是看错梁实秋了。1927年10月，梁实秋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复刊于《复旦月刊》（注：本文初发表于1926年12月15日北京《晨报副镌》。）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作者与鲁迅背道而驰的政治见解。于是鲁迅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愤激起来，遂撰写了《卢梭与胃口》一文，首次以揶揄的口吻点名“梁实秋教授”，并对其观点逐项进行辩难。至此，两人的正面交锋正式开始，在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双方共有10余篇辩论文章见诸于报刊，其文辞激烈，如笔底风雷，墨海波澜，论、辩、讥、讽、骂，五招俱全，至1929年9月梁实秋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时，双方交战正值酣畅之际，因而由此引发的翻译论战自然也就充满了刀光剑影。
与《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同刊发表的还有《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针对这两篇文章，鲁迅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进行辩驳。他首先质问梁实秋是否对《文艺与批评》一书“硬着头皮读下去”了，接着指出梁氏并不能够代表“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他读不懂的译文，不见得别人也读不懂。在本文第三、四部分，作者又对梁实秋的关于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如此“实乃出于必然”。从表面上看，作为翻译标准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鲁迅的文章似有借题发挥之嫌。的确，诚如梁实秋所言，鲁迅的文章的确给人一种“枝枝节节的咬文嚼字的说俏皮话”的感觉。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理论大家，鲁迅断不会仅仅以“枝枝节节”的“俏皮话”去对付梁实秋极为尖酸刻薄的讽刺与挖苦。事实上，假如我们把文章的整个脉络仔细分析一番的话，便不难看出鲁迅先生在这里运用了更加技高一筹的谋略，只不过是梁实秋自己未能或不愿意看到罢了。尽管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一文中声称：“这两篇文章的本身，都是各自独立的，毫无关系的。前一篇的主旨，是说明文学并无阶级的区别，后一篇的大意，是指出鲁迅先生的几种翻译作品之令人难懂。”然而在把鲁迅的“硬译”贬为“死译”后，他又接着指出：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字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然而通过仔细分析，便不难看出，这里的“风格”一词是具有双关语义的：明指鲁迅的译文语言风格，暗示鲁迅选为翻译对象的作品的风格，即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两本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书籍。鲁迅敏锐地听出这种弦外之音，义正辞严地指出：我以前的翻译也和现在一样，都是逐句甚至是逐字翻译的，而梁实秋居然能看懂，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译本，梁实秋先生却看不懂了。言外之意，梁实秋将自己的两篇文章同时刊出是别有用心的，其居心就是假借批判“硬译”来贬低甚至攻击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尽管梁实秋一再声称看不出鲁迅先生的“真意所在”，或者说，即使鲁迅所言有令人不懂的借题发挥之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就在《答鲁迅先生》一文里，他竟把“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注：自由运动的同盟，又称中国自由运动的同盟，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1930年2月由鲁迅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一字不落地公诸于众，这种变相的通风报信的行为则将他自己的“真意所在”暴露无遗了。
如果从时间上进行划分的话，这场翻译论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1929年9月《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发表，到1930年3月《答鲁迅先生》的刊出，这半年多的时间，可以认为是论战的第一个时期。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论战至此还远没有结束，只不过是翻译问题退到次要的位置，论战暂时转向了其他方面罢了。事实上，在其后围绕文学的阶级性、普遍的人性以及批评的态度等展开的争论中，关于翻译的论战仍然是断断续续，一直没有完全停止下来。就在1930年5月10日，《新月》月刊第3卷第3期上刊登了梁实秋的《所谓“文艺政策”者》一文，文中对鲁迅翻译的《文艺政策》（注：即《苏俄的文艺政策》，也即1924年俄共中央《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1925年1月《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和1925年7月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第一次大会的决议《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书作了如下评价：
鲁迅先生的译文还是“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鲁迅先生的译文难解，……一半是“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一半是“因为中国文本来的缺点”。其译文所以难解，还有更大的原因，那便是读者之不肯“硬着头皮”读耳！
之后，他又举出了《文艺政策》中的三段译文，并连称译笔玄奥，晦涩难懂。在其后发表的《鲁迅先生与牛》一文中，梁实秋又一次提到了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鲁迅先生近来的翻译‘晦涩，甚而至于难懂之处也真多’，所以真不愧为‘硬译’，我已经举过三个例子，随时还可以多举几例。”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向鲁迅提出了挑战，指出鲁迅至今仍没有就他以前提到的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时隔一年多，鲁迅的《三闲集》出版，其中收录了《鲁迅译著书目》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郑重指出自己“确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于是，刚刚平静下来的梁实秋又被鲁迅先生的上述评论给惹恼了，他随即写了《鲁迅的新著》一文给予回敬：“讲到翻译一节，我曾说起鲁迅硬译之不当，并连次举了许多具体的例证，说明译文之硬得不通。”接着，梁实秋再一次表示对鲁迅的答复极不为满，并且不无揶揄地说道：“谈谈翻译，只就事论事罢了，而二心集很大一部分对于翻译问题发了不少的意气，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此后不久，鲁、梁翻译论战便又一次高潮迭起。
这次论战高潮的导火线是鲁迅与瞿秋白的“关于翻译的两封通信”（注：鲁迅的回信初发表于1932年6月《文学月报》第1卷第1号，发表时题为《论翻译》，副标题为《答J.K.论翻译》。J.K.即瞿秋白，他给鲁迅的信曾以《论翻译》为题，发表于1931年12月11、25日《十字街头》第1、2期。两封通信后以《关于翻译的通信》为题收于《二心集》。）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给鲁迅去了一封长达七千余言的书信，信中高度赞扬了鲁迅所译苏联法捷耶夫《毁灭》的认真精神，批评了那些“20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人”，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瞿秋白给予《毁灭》的高度赞扬，鲁迅深受感动，于同年12月28日写了一封同样长度的回信，信中与瞿秋白就翻译问题进行了若干方面的讨论，讨论涉及到翻译的标准、翻译和汉语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当时，鲁迅想必认为两人之间的讨论十分有益于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就把瞿秋白的来信刊登于12月11日的《十字街头》，又把自己的复信发表在次年6月的《文学月报》上。
我们知道，在这两封通信中，鲁迅和瞿秋白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梁实秋及其弟子赵景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又加之通信中两人对汉民族语言的活力进行了错误的贬斥等不妥之处，被激怒的梁实秋当然不会放过这次绝好的反击机会。在《通讯一则》一文中，梁实秋假借与人探讨翻译为名，从七个方面对鲁迅发难，指出在从事翻译时，“译不出来的时候不要硬译”，“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句法词法之类”，“不以改良国文和翻译搅成一团”等等，所言可谓是招招弹不虚发，矛头直接指向鲁迅。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继续对鲁迅发起猛攻。例如他在《论翻译的一封信》中指出：鲁迅的翻译，不仅有硬译，而且还有误译，原因是鲁迅所依据的只不过是那些不可靠的重译本；鲁迅先生的译文所以“令人看不懂者，是译文有毛病之故，和中国文有缺点那件事是没有关系的”；鲁迅“以自己所不能懂的文字要读者‘硬着头皮’读懂，这就是‘硬译’的本色”。文章结束时，他又指出了坏的翻译所具有的三个条件：（一）与原文意思不符；（二）未能达出的“原文强悍的语气”；（三）令人看不懂。并进而指出，三条有其一，便不是好的翻译，若三者具备，便是最坏的翻译，言外之意，实指鲁迅先生的译文可谓是三条兼备了。在《欧化文》中，梁实秋指出：有人所谓的欧化文，就是里面充满了“地底”、“地的”等文字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白话文，欧化文的起因是与生吞活剥的“硬译”有关的，而鲁迅先生就是硬译的大师。他继而又指出，“硬译”对时下译坛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结果是“无译不硬，一似硬译”现象成为时髦的风尚。他还认为，“中文是如此之圆滑含浑”，鲁迅先生既然有自己创作的杰作，就“不能为翻译的便利而改变中文文法，无论是哪一国文字，都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就事论事，我们必须承认，梁实秋的这些观点的确是不无道理的，而对梁氏滴水不漏的辩驳，鲁迅先生不知是有意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还是无法给对方以有力的还击，总之，在这一回合中，他仍是令人不解地采取了迂回的策略。比如在《关于翻译》和《只当他是玩笑》（上）两篇文章中，只旁敲侧击地指出：“批评家”不能只大肆攻击别人的翻译，他们也应该身体力行，自己亲自译些东西来，“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介绍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那“他一定还能给我们更好的箴规”；“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由此可见，鲁迅此时依然坚持
自己的“硬译”观点。作为局外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他的这种“硬译”观点，或者说，正是由于他要容忍着翻译中出现“多少的不顺”，才屡屡遭来梁实秋充满敌意的笔伐，才使自己在历次论战中似乎总是处于被动还击的地位。就此看来，鲁迅在这场论战中持迂回暧昧的态度的确有些令人捉摸不透。
同第一回合的论战一样，这次论战高潮也于1934年后进入了僵持阶段。这以后，两人又继继续续对以前的老问题进行过论争，其间亦不乏犀利和不恭的言辞。1936年10月19日，由于鲁迅先生的溘然长逝，这场拉锯战式的论战终于划上了句号。
尽管这场持续了八年之久的文坛恩怨结束了，然而，时至今日，鲁、梁论战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论题仍不失其自身的价值。就翻译而论，两人在论战过程中对翻译标准及翻译与民族语言发展等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其影响可谓深远，意义已跨越了时空因素。从30年代以来，关于直、意译这一翻译标准的大讨论应该说都是这场论争的深入和继续。今天，直、意译问题又被赋予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内涵，直译还是意译，科学性还是艺术性，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对建立现代翻译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外，长期以来，欧化与归化现象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每每谈及于此，论者多会援引鲁迅先生那些经典性的阐述，事实上，诸如“削鼻剜眼”、“异国情调”等早已成为国内译界的行话。
另一方面，同每次翻译争论一样，这次论战对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它也给我们留下了某些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中最令人深思的就是如何摆正对待翻译批评的态度问题。我们认为，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和梁实秋均表现出了超越理性的批评态度，就两人的身份和风格而言，如果说唇枪舌剑无可指责的话，那么极尽讽刺挖苦乃至恶意中伤之能事则似乎有失妥贴。众所周知，在“批评”一词中，“批”和“评”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也就是说，作为批评者，他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挑剔毛病上，还必须看到批评对象的可取之处，即使是指出问题，也应该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不能一味地用尖酸刻薄的言辞伤害对方，若有悖于此，则只能增加批评的非理性成分，从而不利于冷静地解决问题。鲁、梁论战之所以会频频升级到白热化程度，两人之所以会成为不共戴天的“忘年敌手”，其原因即在于此。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下其他类似的现象，在这一时期，曾发生过多起有关翻译的讨论或争论，如茅盾与郑振铎、陈西滢与曾虚白、巴金与王力、张友松与徐志摩等。他们之间都为翻译进行过讨论或争论，即使鲁迅本人也与瞿秋白、穆木天、林语堂等人有过这方面的交手，然而只有鲁迅与梁实秋两人最终成了译坛论敌，或者是仇敌。究其原因，除性格与风格方面的因素外，这里当然还必须提及另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即鲁、梁翻译论战是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第一次翻译论战的高潮，实际上就是伴随着政治斗争而产生的。然而，同样需要提及的是，到了后期，当论战的内容基本上只涉及到纯学术问题时，两人就应该清楚地后退一步，以理智的态度将长期困扰两人乃至整个学界的问题给人们一个满意的说法。从纯学术方面展开论战，如此才会有利于翻译批评的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199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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