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日经济封锁与反封锁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日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战争中，对敌经济封锁和反封锁是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有利武器。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都实施了经济封锁与反封锁，各阶段策略互有变化，笔者拟对此做一些探讨。
一
日本对中国的封锁，经历了一个由武力到物资，由物资倾销到物资封锁的过程。
“八·一三”事变后，日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于8 月25日发表所谓“遮断航行”宣言，宣布封锁上海至华北沿海。9月5日，日海军部又宣布封锁我国全部海岸。1939年5月26日， 日海军部发言人宣称：“第三国在中国沿海之航行，一律实行封锁。”（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第9—10页。）中国沿海交通断绝。
战争初期，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领土，日商异常兴奋，认为发财致富的大好时机到来，它们以三井、三菱为头领，组织“奥地取引组合”（内地出入商人联合会），在沦陷各地设立所谓“实业百货店”、“物资交换所”和“物资通济处”等机构，专门贩卖日货（注：张群《战地政治经济》，1940年，第51页。）。
随着中国沦陷区域的扩大，日寇在中国建立了五大走私据点：上海、天津、汉口、徐州和广州（注：陈介生《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况》，1940年，第42—43页。）。其余具体的走私据点，据报仅在沿海就有700处以上（注：顾翊群《经济封锁》， 《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三册，国民党中执委训练委员会1941年印行，第419页。）。 日寇勾结奸商，从这些据点大肆向国统区走私日货。内运的日货可分为十类：1.纺织品类：棉纱、布匹、人造丝织品、呢绒等；2.食品类：面粉、米、谷、盐、碱、糖、海味等；3.日用品类：毛巾、牙刷、牙膏、肥皂、火柴、煤油、蜡烛、伞、瓷器、颜料等；4.文化用品类：钢笔、铅笔、油墨、橡皮、纸张等；5.消费品类：香烟、酒、玩具、照相器材、化妆品、滋补品等；6.五金百货类；7.工业用品类：机器零件、胶轮车胎、电器材料、电池、汽油等；8.肥料类；9.药品类；10.毒品类：鸦片、 吗啡、海洛因、红丸，高根等（注：参考陈介生《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况》第43页；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以下简称中统特调处）编《四年之倭寇经济侵略》，1941年，第145页； 《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1943年，第73页；何存厚《本省（福建）走私情况实录》（手稿），1939年；《陇海战区走私调查报告》（油印本），1941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湘桂办事处编《湘桂两省走私调查报告》（复写本），1942年；贸委会广东办事处编《广东省走私调查报告》（手稿），1942年；中统特调处编《甘宁绥三省走私概况》（油印本），1941年。）。日寇倾销的货物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但其中以奢侈消费品为大宗，民生必需品较少，工用和军用品更为罕见。
内运日货大多经过改头换面。为利倾销，日寇把大量货物廉价出售。尤为恶劣的是，日寇对倾销毒品更是不遗余力，贩毒成为日军的一项公共营业。走私商人每推销1两鸦片， 日寇便给数十元“奖励”（注：《闽南的走私问题》（湖南《开明日报》被扣稿件），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编《走私专辑》（中）（油印本）。）。日寇除明目张胆地贩毒以外，还以出售香烟为名，行贩卖毒品之实（注：顾翊群《经济封锁》，《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三册，国民党中执委训练委员会1941年印行，第420页。）。更令人发指的是， 日人还以“帮助”中国人戒毒为幌子，大肆贩卖替代毒品。日东兴公司于1939年2月， 一次就向中国内地贩运进名为“东光剂”的“戒毒剂”（其一半成份为吗啡）1 万公斤，换取铜、铁、铝、钨、桐油等军用物资数千吨（注：钟山译《抗战时期日本以毒品换取中国内地战略物资史料》，《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4期。）。日寇的毒化政策由沦陷区延伸到了国统区。
这一阶段日本封锁中国沿海交通，走私倾销其廉价商品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的贸易往来，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市场，发展其本国工商业，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计划，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经济上成为它的附庸；另一方面，以其大量廉价的过剩商品向中国内地倾销，换取法币，以便向国统区诱购它所急需的战略物资，或把法币集中运往上海，在外汇黑市上套取法币外汇基金，再向英美等国购买军事物资，打击中国抗日力量。
面对日寇的经济掠夺，国民政府决定对敌实施经济封锁。
首先，颁布战时经济封锁法令。1938年1月20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发布《国民经济绝交办法》，规定各地凡“八·一三”以后购买的日货，概予充公没收，作慰劳和救济用品，此后有再购日货或改充他国货者，以通敌论罪（注：千家驹《论经济反封锁》，《理论与实践》创刊号，1939年 4月。）。10月27日，国民政府颁布《查禁敌货条例》，规定敌货一律禁止进口及运销国内（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8年版，第379页。）。1939年6月23日，颁行《战时查获敌货处置及奖励办法》，规定查获的敌货分别予以拍卖、呈缴或焚毁，并规定各项奖励办法（注：浙江省政府及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行署编《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0年，第63—64页。）。8月7日，颁布《防止水陆空私运特别物品进出口办法》，规定海关对于船、车、飞机及其它交通工具所载的特别物品的进出口，应按照禁运法令，分别查禁验放（注：国防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编《现行有关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1年，第4—7页。）。以上法令的颁行，使对敌经济封锁工作有法可依。
其次，健全对敌经济封锁机构。1940年1月， 财政部筹设各战区货运稽查处，分广东、广西，湘鄂、苏皖赣、闽浙、冀鲁豫、晋陕、甘宁绥等八区，由货运稽查处负责查缉私货运入工作。后为统一缉私起见，于1942年1月，将各区货运稽查处裁撤，改由海关接办。同月， 财政部设立缉私处，统一筹办全国缉私事宜。次年6月，改处为署， 下设编练、查缉、值讯、经理、总务、医务等6处，会计、统计2室，另设督察若干员，派赴各省。各省分处或办事处改称缉私处，于各走私要冲据点及各省缉私处驻在地设查缉处，到1942年底共设立129所，设分所404所（注：财政部缉私署编《十年之缉私》，中央信托局1943年版，第11页；童蒙正《关税概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3页。）。
最后，国民政府不但严密地对敌实行经济封锁，还采取积极行动，打击日寇的毒化政策，令各战区所属部队及游击队，深入敌后，铲除罂粟。1942年，各部队在山东境内铲除840余亩，在安徽铲除20 余亩（注：曹骏《禁烟与抗战之关系》，健康日报社1942年版，第4—5页。）。
二
1941年后，日寇更侧重于经济封锁。2月， 日华北派遣军下达“长期战现地战略指导”，规定“在经济对策上要加强对敌经济封锁，制止有利于敌方的经济活动，破坏敌方的经济力量”。6月11日， 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命令日军要“加强对敌封锁，力图消耗敌战斗力”（注：日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标志着日本开始放弃倾销政策， 对国统区厉行经济封锁。
1941年7月，英美相继宣布冻结中日资金， 日利用倾销商品换取法币套购外汇的方法失去效用。在此情势下，它的经济封锁政策更加强化。在华北，日寇配合所谓“治安肃正战”，通过华北“昭和16年度经济封锁并确保资源要领”，在其方针中明确规定：“调整经济封锁机构，发挥日华军队之综合力量，封锁境内山岳地带之匪区，防遏一切利敌物资之流出，以消灭敌人战斗力。”并规定了套购物资的原则，如第17条规定：“努力套购非占领区域之重要国防资源，但如由购买而获得时，则向敌区流出之交换物资，务须不致减低封锁效力。”第18条又规定：“交换物资尽量利用鸦片、化装品、果子酒、人造丝绢等不能增加敌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注：中统特调处编《华北敌伪对我经济封锁概况》（油印本），1942年。）在都市和平原地带，日寇禁止下列物资流出：武器弹药、硫磺、印刷机、金属及其制品、医药品及其它有关军需物资。在山区，除上述物品外，电池、棉花、棉纱、米、麦、杂粮，织布、制丝等机器及印刷颜料也在禁止之列（注：国民党中执委训练委员会编《中国战时经济问题》，1943年，第125页。）。 日寇还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在天津，面粉、大米、小麦、大豆、玉米、香油、花生油、白糖、红糖、咸菜头、煤球、硬煤、烟煤、木炭、劈柴、煤油、火柴、蜡烛、布匹、棉花、鞋袜、肥皂、碱、毛巾、食盐、茶叶等27种日用品都实行配给。每人每天配给面粉1斤（儿童减半）、食盐每月14两， 煤油每户每日4 两（注：中统特调处编《华北敌伪对我经济封锁概况》（油印本），1942年。）。
在华中和东南地区，日伪组织所谓“清乡委员会”，负责经济封锁。日伪确定的禁运物资包括矿苗及金属材料制品、机械、棉、麻、茧、皮毛、漆、空瓶、蛋品、猪鬃、羽毛、肠衣、桐油、茶、煤等（注：刘耀荣《中日经济战》，新建设出版社1941年版，第61页。）。1943年3月11日，汪伪通过“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例”，规定苏、皖、 浙三省及宁沪二特别市，一切物品禁止运往“匪区”。下列物品的移动，需征得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的许可。1.各种汽车及其零件；2.汽车用汽油及石油类；3.各种机械类；4.通信器具、材料（包括零件）及电池；5.金属（包括银元原材料、非铁金属及其制品）；6.医药品（指医疗及工业用者，中药除外）及染料；7.橡皮及其制品；8.棉纱、布及其制品；9.蜡烛（包括原料）；10.火柴；11.糖（注：汪伪物资统制审议总会编《物资统制法规》，1944年，第5—6页。）。9月18日， 日汪通过“扬子江下流清乡地域米粮封锁暂行办法”，规定供给敌方米粮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注：胡菊蓉等编《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78页。）。
在日伪的封锁下，国统区物资供应遇到极大的困难。为应付这种局面，国民政府的对敌经济政策做了大幅度调整。1940年3月18日， 财政部、经济部联合颁布《进出口物品禁运准运项目及办法清表》，规定粮食、棉花、棉纱、棉布、钢铁、五金材料、机械工具、交通通讯电工器材、水泥、汽油、柴油、润滑油、医药及治疗器材、化学原料、农业除虫药剂、食盐、酒精、文化教育用品等，不问其来处，一律照普通货物验明，以奖励进口（注：国防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编《现行有关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1年，第42页。）。同年10月，经济部厘定特许进口物品14类，除上述物品外，增加麻袋，也不问来自何国何地，一律准予进口（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第21—22页。）。1942年5月11日，财、 经两部拟定《战时管理进口出口贸易条例》，较前更为放宽，进口货物，不复以敌友为取舍标准，凡属军需用品、日用必需品及以前禁运的蚕丝、织品、呢料、印刷用纸、普通食物用具等，均予弛禁。但生活奢侈品、毒品和淫秽物品，绝对禁止进口（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藏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309—重192。）。
国民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法令，鼓励商人从敌占区抢运物资。1942年6月，行政院颁布了《战时争取物资办法大纲》， 规定公司行号抢运物资入后方，除汇兑、运输、沿途安全由国家及地方金融机关、运输统制局以及沿途军警予以种种便利外，并由中央信托局承保兵险，主管机关给予奖金（注：吴大明等主编《中国贸易年鉴》，1948年，第29页。）。还制定《奖励商人抢购办法》，规定做到下列之一者，给予奖励：1.所购物资属于经济部指定的抢购种类，有利于国防、军需或后方生产者；2.购运困难、风险很大者；3.在一定期间，购运价值达到规定奖励标准者；4.在一定时期内，购运数量达到规定标准者；5.供给情报，有功于经济作战者（注：《财政年鉴》三编（下），1948年，《物资》第54页。）。
为了切实加强抢运工作，国民政府于1943年4 月成立了货运管理局，掌管争取战时物资事宜，由戴笠负责领导。油类、机器、钢铁、五金、通讯器材、交通器材、化学原料、棉麻、毛织品、米谷粮食等21种物资，风险较大，利润较薄，商民抢运困难，由货运管理局组织抢运，其它物资由商民抢运。抢运最成功的物资为纱布，在长江下游，发动接近宁沪杭三角地带的商民，以土产、药材、桐油、柏油等换取沦陷区的纱布，总值不下20亿元。1944年衡阳之战后，东南各省与后方关系隔绝，货运管理局于10月抢购上海纱布6万匹。商行通济公司的抢购也很得力， 共抢购棉布5万余匹，棉纱600余件，基本解决了东南民众的穿衣问题（注：吴大明等主编《中国贸易年鉴》，1948年，第55—56页。）。
三
日本是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抗战爆发后，日本为支持战争，除加强对沦陷区的物资掠夺外，还千方百计地从国统区套购物资。每当新谷上市，日寇就“重价收购”（注：二史馆藏缉私署档案145—21841 （3），《财政部安徽缉私处代电快邮》（1943年9月24日）。）， 用超过国统区4 倍以上的商价到处收购猪鬃（注：《中原的经济漏洞》（重庆《新蜀报》被扣稿件），《专私专辑》（上）。）。对于硬通货和法币，日寇也着力收买。
总之，日寇极注意吸纳各地物产，除粮食、油、牲畜、木材、炭薪、茶叶、药材、漆、蔗糖、樟脑、筍干、瓷器、苎麻、羽毛等生活必需品、各地特产，金银、法币等硬通货和货币外，钨、锡、锑、汞、铅、硝等特矿产品，铜元、废铜铁、棉花、桐油、猪鬃等战略物资，日寇都竭力诱购，对粮食、桐油、特矿产品更为注重（注：《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3—77页。）。
为了遏制日寇套购物资，国民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令。1938年8 月，修正公布《惩治汉奸条例》，规定凡通谋敌国，供给、贩卖或为敌购办运输军用品、粮食者，供给金钱资敌者，都以汉奸罪论，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第30页。）。10月6日，国民政府颁行《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 凡图利己或第三人，以原料和物品供给敌人者，或意图得利而向敌人泄露企业秘密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第30页。）。10月27日，颁行《禁运资敌物品条例》，规定凡是国内物品足以增加敌人实力者，一律禁止运往敌国或其委任统治地；或已被敌人暴力控制的地区（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8年版，第382页。）。12月13日，发布《禁运资敌物品表》，禁运物品共计80余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供军需使用的物资，如煤、盐、矿产等；一类是可供输出换取外汇的物资，如桐油、皮革、豆类等（注：吴大明等主编《中国贸易年鉴》，1948年，第28页。）。8月19日，颁布《禁运资敌物品区域表》，所有当时我国沦陷各地，均列为禁运资敌地区（注：浙江省政府及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行署编《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0年，第76—78页。）。9月8日，通过《封锁敌区交通办法》，限制人民通过敌区，封锁区（线），严厉取缔禁运资敌物品外逸（注：国防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编《现行有关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1年，第122—124页。）。对敌禁运执行至1942年5月后有所松动，对敌裨益无多的物品可以运出， 以换取物资。
为图统一领导，切实加强对敌物资封锁起见，1940年2月24日， 国防最高委员会饬令成立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擘划全面对敌经济封锁工作。该会严密监视走私资敌行径，在1942年的工作计划中，确定其调查目标包括各地的走私情形，如物品、种类、数量、路线、人物等，以谋对策（注：二史馆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43—292， 《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31年度工作计划》（1942年1月1日）。）。该会还在各地设立分会，为堵截物资外流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国民政府不仅查禁物资资敌，防止敌人套购，还组织人力积极抢购游击区物资，以防被敌利用。农本局负责抢运各种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和棉花。贸易委员会的抢购范围更加广泛，江苏的丝茧，浙江的茶叶、桐油、丝茧、棉花、羊毛、蛋品，福建的茶、纸、水烟、糖，安徽的茶叶、桐油、苎麻、羽毛、猪鬃，江西的桐油、茶叶，湖南的桐油、猪鬃、茶叶，湖北的桐油、羊皮，河南的牛羊皮、桐油、蛋品，都在贸委会的抢购范围之内（注：张群《战地政治经济》，1940年，第75—76页。）。货运管理局的抢购范围则不仅仅局限于农产品，他们抢购豫皖区的交通器材，纱布、颜料、五金，广西区的橡胶、汽车、五金器材，广东区的颜料、橡胶、车胎、化学原料、五金，苏浙皖边区的花纱布、汽油、颜料、日用必需品、机器，福建区的五金、橡胶、汽车、燃料及日用品，湖北的棉花、土纱、 土布等（注： 吴大明等主编《中国贸易年鉴》，1948年，第55页。）。这些抢购行动抢回了大量物资，阻止了敌人的抢购势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统区的生活困难。
四
国民政府的对日经济封锁与反封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抗战前期，由于厉行查禁敌货工作，1938、1939两年国统区自日输入商品价值只占整个国统区进口价值的0.2%，1940、1941两年更下降到不足0.05%，1942年也仅占1.3%。国民政府实行进口不复以敌友为标准的政策后，日本向国统区的输出才逐渐回升，1943、1944两年分别占22.8%、14.4%（注：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191页。）。抗战后期的抢购工作也卓有成效，以货运管理局为例，该局从1943年4月成立，到1945年3月撤销为止，共抢购价值100亿元的物资， 商民抢购数量更数倍于此（注：《财政年鉴》三编（下），1948年，《物资》第54页。）。缉私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缉私署于1942年共缉获走私案件24748件，1943年上半年缉获22870件（注：《十年之缉私》，第23、21页。）。
但是，国民政府的对日本经济封锁和反封锁工作还存在着重大纰漏。抗战前期虽然自日进口值表面上下降，但日货走私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止，据国防最高委员会致军事委员会函称，1939年度敌货输入超过3亿元（注：1940年4月29日《大公报》。）。而时人据可靠情报估计，更不止此数。在抗战前后的二三年内，日寇由平绥路以及黄河各渡口走私到察、绥、晋、陕、甘、宁等西北各省的货物，每年价值约3600万元。从广州湾、北海走私于华南的敌货，仅麻章、遂溪一路，每天就高达40万元，每年计约1.4亿元。此外从陇海路东段，宁沪路、 沪杭路与长江水道分散走私到苏、浙、鲁、皖、湘、赣等省，以及从广州、汕头、厦门分散走运至粤、桂、闽等省的敌货，合计年约2亿元。 综合以上各路敌货走私倾销的总额，每年在4 亿元以上（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第32页。）。抗战后期日寇严禁民用必需品和军需工用品输入国统区，代之以人造丝织品，酒类，特别是其“特别优待之毒品”（注：《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3页。），这些物品体积小，价值大，估计走私总额仍能维持前期的水平。
日寇自国统区套购的物资数量也极为惊人。1939年，在国统区出口的80万箱茶叶中，估计有1／4是走私出去的。桐油出口价值在1937年为8990万元，1938年骤减至3920万元，1939年更进一步下降到3360万元，造成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桐油被日寇套购（注：顾翊群《经济封锁》，《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三册，国民党中执委训练委员会1941年印行，第423页。）。用以换取外汇的重要特矿产品钨、 锡、汞、锑等，据保守估计，八年抗战当中分别被敌套购钨2000 吨、 锡20190吨、汞410吨、锑7417吨，共价值3128万多美元（汞因国际市价不明未计在内）（注：唐凌《抗战时期的特矿走私》，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粮食、棉花、猪鬃等物资流失数量更为巨大， 难以估计。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在经济上困死中国抵抗力量，它封锁中国海岸，大肆贩卖毒品，煽起国统区奸商走私的狂潮，无不从此目的出发。日寇是走私套购的发动源。同时，国民政府自身存在的弱点，也是这种局面难以扭转的重要原因。它虽然颁布了许多对敌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的法令，但往往徒具空文，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不能传达到社会的基层。具体操作上缺乏弹性，在抗战前期，对敌货采取一刀切的政策，一律不准进品，主要是担心敌人售货结款套取外汇，但同时却又顾及英美利益，在上海无谓地维持外汇黑市，拿大量宝贵的外汇填黑市这个无底洞，给日伪以可乘之机。据估计，从1938年6 月至1940年5月，日寇套取的法币外汇在2亿元左右（注：寒芷《战后上海的金融》，香港金融出版社1941年版，第14页。）。巨额的物资和外汇给敌人起了“输血”的作用，延长了日寇负隅顽抗的时间。等到宣布不限有利于抗战的敌伪物资输入，为时已晚，日伪已抢先一步，对国统区实行经济封锁，给后期的抗战造成很大的困难。
大量敌货，特别是奢侈品和毒品渗入国统区，以及大量战略物资从国统区运到沦陷区，与国民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是分不开的。连蒋介石都承认，“凡是在财政、金融、交通、经济各界服务的，一般社会人士，……总以为我们是官僚，是贪污的”（注：蒋介石《抗战建国中交通财政经济金融人员之职责》，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文化驿站部管理处1943年印行，第7页。）。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护私、包私、运私， 甚至亲自参与走私，连为国家柱石的军队也操起走私的营生，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公开的秘密。走私屡禁不止，国府公职人员是难辞其咎的，也必然会使对日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的效力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