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写作和飞翔——论林白的写作经验及意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味论文,经验论文,林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当代文化构成真正尖锐的挑战的人，经常是一些若隐若现的角色。在整体性力量如此强大的时代，只有那些始终保持着个人姿态的人们，那些始终反思警醒被同化和异化的人们，或者天生就是出走、游离，没有愿望，没有历史的合目的论的人们，他（她）们才有可能另辟一条歪歪曲曲的道路。这是他者的道路，没有归宿的道路。现时代的文学多么希望这样的出走，没有目的的出走啊。
真想不到，在当代少数几个出走的人里，就有林白如此娇弱的身影。确实很难想象，她那么弱小，有点神经质，还有点老实巴交，但却是很有决断。“多米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辉煌的逃离之地，这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她就死里逃生，复苏过来。”这是《一个人的战争》接近结尾处的一句话，多米像是林白的自况，她就是这样渴望逃离，从南方到南方，从南方到北方，又从北方到南方。最近我又接到她的一个电话，我被告知，她又要到南方某个酷热城市停留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这是逃离，还是又一个暂时的归宿？
在我的记忆中，林白似乎总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到这里，每次开口说话，她似乎都要作出一种努力，而后语速很快，有点杂乱。她的声音低沉略带沙哑，有一种磁性。这么有特色的声音，为什么不能让它从容地说呢？为什么不能多说呢？她是写作的人，她不说话。她更信赖文字，她倒像德里达的同道。我目睹过一次她在重要场合的言说，那是一九九六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现场，每个人都要发言。林白很困难地开口了，但快速的语音却断断续续，几乎是一句一句地跳跃出来的。她几乎没有信心再说下去，在座的好心的同行们再三宽慰她，她总算把话说完了，大家也舒了一口气。
说话和书写在林白就是这样颠倒的，这真令人惊异。那么多的人擅长说话，滔滔不绝，他们不用书写，他们在掌控书写。可是书写的人不能说话，说话意味着一种公开场所，一种权力和资格，一种规则和建制规划的场域，很多人在这样的场域中如鱼得水。但林白不能，这样的场域她无法介入，她长期对这样的场域怀有恐惧，她只能逃离。很多年前，她设想用生命和身体投身于这个场域的某个环节，她需要依靠。但这个场域结果也是宿命式地向她关闭，把她关在里面，她确实有一种幸福和宁静。于是，她依然不能说，她只能说，“说吧，房间”，她把说的任务推给了房间。她只在房间说，也就是说，她以写作为生。
这就是林白，她是一个写作的人。很多年前，有人问海德格尔如何评价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海氏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他出生，存在，思考，然后死去。哲人的一生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德里达却对海氏的这个回答赞叹不已，真是纯粹啊！林白如此单薄的女子，当然不能与亚氏相提并论，但她作为一个写作者真正有一种纯粹性，她不说，但她写作，存在，然后离去。她现在离北京不算太遥远，但也不近。一个真正写作的人，是始终离去的人。
生活尽头的内心独自
女性作家经常被塑造为身体写作的行家里手，林白当然也不例外，她的作品经常作为身体写作的代表符号。想想《一个人的战争》的开篇，多米躲在蚊帐里用手在动作，这在九十年代初期显然是过分的举动。这个动作太富有象征意义，一个封闭的蚊帐，封闭中又透明。只能借助黑暗，它是暴露与躲避的双重诉求。一顶虚无缥缈的蚊帐，林白自以为遮蔽了她的动作，但是，在小说的开头，谁都看到，看得很清楚，这是身体的动作。但是林白确实不是拿身体当做旗帜的人，对于她来说，身体只是通向心灵的一条道路，并且是必经之路。通过与世界分离，林白在自我的行动中体验她的内心，不断地自言自语，把她的最内在的个人感受表达出来。这个在现实中无话可说的人，却在文学写作中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她要说的是她的内心感受，是女性的内心感受。自言自语，内心独白，这就是她最初的说话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林白也许是最直接插入女性意识深处的人。她把女性的经验推到极端，从来没有人（至少是很少有人）把女性的隐秘的世界揭示得如此彻底，如此复杂微妙，如此不可思议。我无法推断这里面融合了作者多少个人的真实体验，但有一点是不难发现的，作者给予这些女人以精湛的理解和真挚的同情，融入自己的形象。正是对自我的反复读解和透彻审视，才拓展到那个更为宽泛的女性的“自我”。这些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作者的内心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真实的女性独白，是一次女性的自我迷恋，是女性话语期待已久的表达。
很显然，林白要顽强地制作一个无限伸越的神奇怪异的女性世界。什么是女性的现实？如果要林白来回答的话，那肯定是一个不可知的神秘的边缘区域。林白笔下的女性大都带着异域气息，她们怪模怪样，却隐含着无穷意味。她们像一些影子，像纸做的人，她们出现而后消失。林白那些叙事，看上去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那些关于她的家乡的故事，也是关于女性的最后家园的叙事，既极具真实感，又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那种幻想成分。也许对于林白来说，那种幻想的女性世界才是惟一真实的世界，而她的真实的关于“元女性”存在的现实，则又充满着诡秘的不可知的幻想特征。
一九九○年林白的《子弹穿过苹果》以其异域色彩和尖锐的女性意识而引人注目。这个似乎是恋父的故事在叙述中却透示着异域文化的神秘意味。那个终身煮蓖麻油的父亲偏执而古怪，他寻颜料的爱好显得毫无道理，生存的不可言喻乃是所有异域文化的根本特征。那个马来女人蓼神出鬼没，她像一个精灵四处游荡，却已迷恋上煮颜料的父亲。父亲与蓼若即若离的，关系与“我”和老木这对“现代”青年的情爱相混合，这二者似乎迥然相异却又有某种关联，它们是为一种习惯的叙述模式所支配，还是与随意跳跃的叙述视点所关联，或是为一种巧妙的隐喻结构所支撑？《子弹穿过苹果》，一如它的题名，在异域生活状态与现代都市情爱纠葛的散乱关联中，表达了某种不可理喻的宿命意念和奇怪的女性文化谱系。那种随意跳跃的主观视点重在表达独特的女性情感记忆，它们是一种感觉之流，纯粹的女性话语之流。也许这篇小说还可以读出“寻根”的流风余韵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抹去女性的文化记忆和表达方式。
林白的小说习惯采用“回忆”的视点，它并不仅仅引发怀旧情调，同时使她的叙事带有明显的自传特征和神奇的异域色彩。那些往事，那些回忆的片断，都指向特殊的文化意味，散发着热带丛林的诡秘气息。林白的女主人公们无一例外地来自南方边陲地带，她们有着特殊的性情、心理和行为方式。因为异域文化的前提，那些多少有些古怪或反常的女性，也变得不难理解，她们超然于汉文化的正统禁忌之上而别具魅力。《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回廊之椅》和《瓶中之水》是林白颇受好评的作品。这些故事多少有些离经叛道，其令人惊异之处，可能在于它们隐含着“同性恋”意味。林白着眼的那些微妙的女性关系因为附加这样一个系数而具有惊心动魄的效果，令人望而却步或想人非非。林白的叙述细致而清丽，女性相互吸引、逃离的那些环节委婉有致。女性的世界如此暖昧，而欲望不可抗拒，这使得她们之间的关系美妙却危机四伏。林白的女性以从未有过的绝对姿态呈现于我们文化的祭坛之上，她们具有益惑人心的力量和引人入胜的效果。
一九九三年，我在“钟山看好”栏目写过关于林白的文字，这似乎是一篇颇有争议的东西，争议的症结好像是在文学之外的某种巨大的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仅仅一年的功夫，林白以她接二连三的动作，以她优雅而又不失尖锐的姿势，向文坛的中心地带冲撞而去，使那个巨大的背景和网络系统也变得黯然失色。就连我也感到惊奇，这个娇弱的女性哪里来的能量？林白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一九九四年，《一个人的战争》以及《青苔》等作品使这个女性变得容光焕发而不可阻挡。
《一个人的战争》的令人惊异之处在于，它如此彻底地讲述了一个女人的内心生活，那种渴望和欲求，那些绝望和祈祷。一个逃避生活的女人，又是如此挚爱生活，因为只有她才是如此倔强，几乎是不顾一切地回到内心生活深处。这是一个纯粹的女人的故事，那些非常个人化的女性经验，从那些狭窄的历史缝隙之间涌溢而出，它们怪模怪样而又朴实率直。小说叙事以它彻底的方式，直接从童年经验开始，那些最原初的心理欲念，现在像一个绿苹果悬挂在多米的蚊帐里。多米五岁就初尝禁果，这使她过早地与周围环境区别开来。对幼年孤独感的表达与那些极端的个人心理体验相渗透，小小的多米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自我认同，开始她漫长的拒绝和逃避之旅。那顶蚊帐是同谋，是多米幼年的天堂，也是多米成年后的地狱。不得不承认，林白的叙事一开始就抓住这些超乎寻常的经验，抓住这些富有象征性和贯穿始终的代码，它们潜伏于叙事的最初的角落，使整个故事具有无法分隔的内在力量。多年之后，在轰轰烈烈的大学校园，多米依然躲在她的蚊帐里，透过蚊帐的网点看她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她一如既往沉浸在她的故事里，漠然地看着她们在她的蚊帐之外来来去去。
多米是一个内心有力量的女孩（尽管她一再自我表白说她内心没有力量），这就像本世纪初易卜生所说的那样，谁最孤独谁就最有力量。多米不怕孤独，不害怕被孤立，躲进她的内心，就像躲进那顶白色的蚊帐一样，那是她回归自我的乐园。我说过这部小说是一次彻底的倾诉，它无须回避，它没有什么需要掩饰，这是一次类似卡夫卡所说的自我埋葬式的写作，彻底的倾诉就是彻底的埋葬。幼年的快乐与孤独，十九岁时的辉煌与惨败，多米总是执拗而怪模怪样地走着自己的路。“她拿着手电筒走在漆黑的乡道上……”这是多米在农村生活岁月的象征性的描述。这个不肯深入群众的孤僻之子，居然也想入非非要出人头地。看来那时的多米并未六根清净，她还是期望获得社会的认同。多米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总是在孤僻／虚荣之间徘徊。林白能把多米的孤独感刻画得起伏跌宕，就在于她并没有一味沉入内心世界而无以自拔。多米在孤苦零丁的岁月中很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念头，她打着电筒走在漆黑的乡道上，想到了“奋斗”，她甚至异想天开要写“电影”或“诗”。这个被群体遗弃的人，寄望于用笔和纸一步登天。十九岁的多米聪明，出类拔萃，她当然也渴望成功。改稿的喜悦还没有来得及品尝，这个年轻的文抄公不得不咽下身败名裂的苦果，多米迅速退缩进她的封闭世界。作为一次对内心生活的全面梳理，林白没有回避记忆中的那些暗礁，那些在生活的尽头滋长起来的希望，那些无法正视的挫折，那些绵延不尽的悲哀，它们尘封于内心生活的深处，那是你的无法逾越的存在，那是你的绝对的存在。我说过这是一个纯粹的女人的故事，只有纯粹的女性写作才会正视这种存在，才会彻底倾诉这种存在。
当然，这还是一个绝对的女性故事。它如此偏执地去发掘反常规的女性经验，那些被贬抑、被排斥的女性意识，从女性生活的尽头，从文明的死角脱颖而出，令人惊奇而又惶惑不安。林白的小说在当今文坛给人以兴奋，又颇有非议，大约与她独辟蹊径去揭示那些怪异的女性经验不无关系。她的一系列小说，诸如《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子弹穿过苹果》、《瓶中之水》等等，都对一些怪异的边缘性的女性经验加以发掘，它们展示了一个女性的奇观世界。《一个人的战争》在这方面则是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如此深邃地沉醉于自我的经验世界，它是如此绝对地埋葬自己，以至于它无所顾忌地倾诉了全部的内心生活。结果，这次返回内心的倾诉，不得不变成一次超道德的写作。它对男权制度确立的那些禁忌观念，对那些由来以久的女性形象，给予了尖锐的反叛。多米三岁就没有父亲，无父的感觉在她的心里很可能是一片抹不去的阴影。小说没有提到渴望父爱，但不难感觉到多米内心的祈求，她的逃避，她的片面的自我认同，在这里可以找到最初的线索。小说的结尾处多米以她奇特的婚姻形式填补了最初的缺失。
残雪曾经表现过女性封闭的世界，在残雪那里，女性以她极端自虐的方式表示对男性的断然拒绝，那是一个绝对封闭的女性世界，以至于残雪的小说里只有一些关于女性的片断感觉，一些始终在能指层面上滑动的话语碎片。显然，林白的叙事重新开启了女性封存已久的那些心理角落，它以女性自慰的方式敞开女性的多元性。没有人像林白那样关注女性的自我认同，女性相互之间的吸引、欣赏，女性的那种绝对的、遗世孤立的美感。北诺，美丽而奇特的女人。美丽的女人，一个多么有诱惑力的说法。现在，美丽的女人满街都是，她们穿着超短裙呼啸而去，她们已经不是女人，她们是尤物、玩偶、伴侣、情妇……她们什么都是，就是不是现实化的女人。北诺，林白经常痴迷的一些女人，那是一些绝对的女人，她们在生命的某个阶段不期而至，然后又倏然消失，使我们看不清生命的真相。南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她显然是因为过分自以为是而对所有男性嗤之以鼻，不管在个人的经验世界里，她有无真实存在的理由，在小说中，她像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概念，一个妇女解放的前驱。
显然，瘦小乖戾的多米被揭示得更充分，她逃避南丹不过是逃避最内在的自我。这个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内心力量的人，她其实在顽强抵制和压制她的内在力量。多米对姚琼身体的迷恋，与南丹的若即若离，这些都被叙述得详尽而动人。渴望与压抑，使这个有点反常的年轻女人，在生活的尽头观望、徘徊、游走。多米意识到生活是如何被扭曲，是如何被推到了极限。那些与男性交往的经验，虚假，不真实，它由一些骗局和滑稽的粗暴构成。大学生涯中的那个施暴的男孩，那个叫矢村的花花公子，以及后来伤心欲绝的恋爱，那个被超级理想化的电影导演，这些经历都使多米重复体验生活的虚妄性。在林白的故事中女性总是经受莫名的屈辱，她们是如此容易遭受伤害，而男性触角（权力、欲望和幸福的诺言）又是如此轻易地打开女性的自我封闭之门，多米在她的青春年华像条惊慌失措的鱼在永远陌生的异地他乡游走。这一切都以犀利而流畅的倾述涌溢而出，林白的叙述自由挥洒，极为明快的语言句式，随意且充满锐气，奔放而优雅从容，干脆利落却不失隽永醇厚。
也许人们会对林白如此详尽倾诉内心生活而感到疑惑不安，或者不以为然。然而，她彻底地表现了一个女人的生活，多米从我们庞大的写作制度体系中滑脱出来，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她在幼年时期就按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可扼制的内在力量去追求更彻底、更自由的人生。很多年中，她封存于自己的内心，她被环境随意摆布，各种失败纷至沓来，然而，她不能接受社会给予她的限制和压迫，甚至不能接受社会给她安排的角色，她怀抱着那些绝对的女性观念，那种超乎寻常的女性的感觉方式，她倔强地在生活的尽头行走。“她的身上散发着寂静的气息，她的长发飘扬，翻卷着另一个世界的图案。”这就是多米，一个已经逝去的灵魂。一部成功的长篇就是一次自我埋葬，林白埋葬了多米，她当然埋葬了自己。
无法跨越的现实对话
事实上，林白一直对她生存于其中的现实困惑不解，她始终在努力与之对话，她想去探寻她生活其中的世界到底在哪里与她产生错位。一九九五年林白发表《致命的飞翔》，与其说这是林白最后的冲刺，不如说是一次致命的写作。“北诺曾经在我的青春期一闪而过”，那些压抑在记忆最底层的印象，只在生活最孤寂的时刻偶而呈现。也许这正是林白写作的特点。那些最奇怪的生活片断往往是她写作的起点，它们是最真切的个人记忆，又是最虚妄的幻想。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由一些忧伤而动人的埸景构成，它们包裹着锐利和极端狂妄的女性冲动。在这一意义上，林白的个人记忆又是放任自流毫无节制的女性妄想，一种致命的飞翔，而对细节和具象的关注，使她的叙事具有特殊的质感。她的长篇小说《守望空心岁月》，则是对这个时代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和她们的窒息而又空洞的岁月作一次彻底的清理，她的叙述锐利而惊人，打开女性自我记忆的深处，她审视那些令人绝望的时刻，一些不断被歪曲的生活事实，它们毫无保留地呈现于男权的祭坛之上。这个看上去极为文弱的人，何以有如许勇气，这是令人惊异的。
不管如何，在九十年代文学的集体想象关系解体之后，文学不得不面对个人的存在经验写作，当代小说应该说是处在某种绝境，它不得不以走极端的方式走出穷途末路。制造生活奇观，发掘那些被掩盖的精神死角，甚至精心策划一些欲望化的观赏场景，这都是当代小说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如此看来，对于《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等林白诸多作品存在的诸多偏颇，特别是它对女性经验的极端发挥，多少有些诱惑式的写作姿态，也就不得不宽仁为怀；同时对它完全返回到内心经验去的写作方式又不得不有所疑虑。埋葬了自己的林白，她如何复活呢？在生活的边界上，在艺术的边缘，在女性记忆的尽头，林白还将呈现何物？
一如既往地写作，倾诉，顽强地表达内心生活，这就是林白。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林白努力去审视她与现实的关系。继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之后，林白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说吧，房间》（《花城》，一九九七年第三期）。这部小说表达了林白向现实说话的愿望，急迫，带着神经质式的尖锐，如此彻底不留余地地表达了女性对九十年代中后期生活现实的激进批判。
在当今的小说中，关于女性的生活现实在大多数情形下，女性依然是按照两种传统类型来塑造的。她们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荡妇妖女。事实上，这是男性的白日梦和欲望化目光生产的对象。在时下关于城市生活现实的小说叙事中，男性的欲望化目光统治了小说的叙述视点，女性看上去像是这个妖娆绚丽的商业社会和权力事务封地四处开放的罂粟花，它们芳香四溢足以使任何阅读者进入白日梦的温柔之乡。在另一些关于女性自怨自艾的叙事中，女性的生活又限定在一些狭小的心理空间，精致、尖利但虚无缥缈（就这点而言，林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之不无牵连）。但这一次，《说吧，房间》，相当全面地呈现了女性生存被挤压的现实，女性的境遇，她们无望的超越幻想，这些都被相当有力地以偏执的女性视点给予重新书写。
这部小说的名字显得非常奇特：“说吧，房间”。“说吧”，谁说？是“房间”吗？“房间”能说吗？又是“谁”在怂恿“房间”诉说呢？林白，这个一直不说的人，不向现实说话的人，几乎患了现实失语症的人，她除了请“房间”代言，还能请谁说呢？还有谁对她说，为她说呢？“房间”既是拟人化的修辞，又是一种象征。很显然，“房间”看上去像是叙述人的自我比拟，而“说吧”，一种来自外部的怂恿、鼓励，使得“房间”的倾诉像是一次被迫的陈情，“说吧，房间”，你有那么多的压抑，那么多的不平和不幸。“说吧”，是一次吁请，一次暗示和抚慰。“房间”作为叙述主体，一种物质的生活象征，一种把精神性的主体转化为物质（物理）存在的尝试，使得这个叙述主体具有超乎寻常的存在的倔强性。房间又是女性的象征，一种关于女性子宫的隐喻——一种绝对的、女性本源的存在。因而，“房间”的倾诉，又是女性的绝对本我的自言自语。
“房间”可能是林白最乐于选择的自我象喻，“房间”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物，它的本质在于与世隔绝，它的内在性就在于它的封闭性。房间本质上是孤独的、沉默的，特别是那些简陋的、狭小或贫困的房间，它们以孤零零的存在选择它们的本质。像林白所有的其他故事一样，这篇小说的故事也是围绕主人公被社会排斥、拒绝以及主人公退回个人的内心生活来展开的，而房间则是这种内心生活展开的理想空间。但林白的小说叙事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内心独自，她的显著特点在于，她总是能把内心生活与变动现实构成一种对话情境。林白在叙事上采用的策略就在于，她把自传式的叙述人与一个任意在外部世界漂流的女性形象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她的小说叙事在自我／她者之间，构成一种不断转换的双重结构。
在讨论这篇小说的时候，无须去重述它的故事，故事也许非常单纯，一个弱小的女性被单位优化组合下来，四处谋职而心灰意冷。与之相对的故事是另一个关于女性不断到外部世界闯荡的故事。但她们共同的遭遇则是无力面对变动的现实社会，正像隔绝于世的房间，除了怂恿房间：“说吧”，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抚慰呢？
林白的叙述人总是先验地被社会排斥，她们被社会伤害，担心再被伤害，而企图远离社会。她们也念念不忘社会加给她们的伤害，乐于去咀嚼、回味或者夸大这种伤害。这种伤害构成了她们逃避、不满和拒绝社会的借口，这使她们顾影自怜变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被解聘的老黑（“我”）站在单位的院子里，“感到阳光无比炫目，光芒携带着那种我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重量整个压下来，整个院子都布满了这种异样的阳光……”受到排斥的老黑只有从社会中退却，回到她的“房间”——一个坐落在“赤尾村”的居所。这是林白自传体的叙述人最适合的生存境遇，她的叙述从这里出发，开始了内心生活的不断呈现。当然，我们说退回房间的叙述，不仅仅是小说叙事指涉的物理“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它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内心体验。退回“房间”的叙述人给我们呈现了封闭的女性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生存空间，狭小、混乱不堪，里面住着两个不走运的女人，一个失去了工作，另一个可能从来就没有正经的工作，经历过失恋之后再承受病痛的折磨。解聘、人工流产、离婚、上环，等等，与炒米粉、猪油和青蒜，以及杂乱的梳子、美容霜、胸罩和三角短裤等等，构成了房间内的基本内容。但事实上，关于房间内的叙事并不多，这里面很生动地写到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这是典型的女权主义者的视点，在遭受男性社会排斥之后，只有女性才能相依为命。但这也不是“房间”倾诉的主导内容。重要的是房间内有两位落魄的女人，现在，叙述人从自我的内心体验，观看到另一个女人，通过对她的观看，去观看女人在外部世界的命运。实际上，叙述人老黑与南红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她们不断地经历着分离、交叉、重叠与置换的变异。她们从内心体验，从现实与幻想的二极状态，来表现女性无望超越的现实境遇。
被解聘的老黑回顾自己的生活历史，特别是回顾婚后的生活，平庸、嘈杂、机械而呆板，被一大堆粗陋单调的物质生活所填满。老黑有过短暂的一个人生活的自由时光，那时老黑迷恋上写作，这使她逃避社会及其可怕的关系网络。在八十年代那些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岁月，老黑却把那些美好的时光丢到废纸篓里，她热衷于写作。这是她逃避社会躲闪社会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写作是什么？就是纯粹的个人幻想，个人白日梦，当这种写作毫无希望被社会承认，或者毫无可能被社会理解时，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个人幻想。老黑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出对书写的迷恋，她的职业当然与之相关，但更重要的这是她的自我体验的根本方式，书写和阅读使她回到自我的精神领地。但老黑的生活迅速被异化。这个迷恋写作的人，自从建立家庭之后，她的生活就立即世俗化了。
“家庭”，这个在传统小说中作为温馨的避风港湾的处所，在林白的叙事中主要是以牢笼的形式出现。而在《说吧，房间》里，对家的厌倦被更加充分地强调：“现在当我想到婚后几年的忙乱生活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高密度的无限重叠的图景，我看到无限多的锅碗瓢盆、案板水龙头、面条鸡蛋西红柿、衣服床单洗衣机以及更多的别的什么重叠在一起，它们毫无规则密不透风地堆积，就像一件刻意反艺术过于前卫的装置作品，又像一幅以这片堆积为素材的前卫油画，它的构图跟装置作品完全一样……”当然，这是一堆毫无审美价值的灰色图案，直到多年后，老黑回想起来还感到窒息。老黑的生存——按照老黑的自我感觉——就如同皮影一样子扁没有重量，没有真实的生命。在单位那个迷宫一般的建筑物里，老黑像一只忙碌的蚂蚁，又像一只虫子一样跳来跳去。老黑的婚姻生活同样平淡乏味，只有在周末的时候，闵文起神情暖昧地拿出一盒毛片，按照男性欲望进行的性爱活动无疑总是以失败告终。老黑经历着女人生活的各个阶段，说不上特别不幸，它们虽然有些困苦艰难，但这里面并没有大灾大难，只是平淡无奇的现实，普通的中国女人曾经和正在经历着的了无生气的现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可忍受的，也许人们还可自得其乐。然而，艺术正是在人们麻木不仁的地方，打开一扇窗户，告诉人们真相。不过林白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恰恰相反，她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存在主义者。萨特式的人选择自我的自由本质那种幻想在这里被击得粉碎。人是被任意选择的，特别是在一个男权强权的社会里，女性被注定了被选择。在另一方面，林白的叙事还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反动，存在没有敞开性，存在被塞满就是被塞满。海德格尔从梵高画的农夫的破旧的鞋的洞口的开启中，看到存在的开启性，从那里洞悉到生存倔强的永恒。然而，在林白的叙事中，超越不过是彻底失败的华丽的替代品。就像南红对老黑的超越一样，超越性的南红终究走向穷途末路。而她的那些回到内心生活的书写，与其说是存在自身的敞开性，不如说是对紧闭的存在之门的无止境的叩问。
与胆怯、封闭、现实甚至有些墨守成规的老黑截然不同，南红是个别出心裁的女子，沉迷于幻想，不切实际，追赶时髦，喜欢挑战。按照叙述人的理解：“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这些不谐调的因素像她的衣服一样古怪地纠缠在一起……”对于她来说，改变生活现存的形式就是超越的胜利。奇装异服，胡作非为的生日Party，惊呼，夸张的热情，露骨的个性表达，收集照片，写诗等等，这些都构成了韦南红的生存超越意向。她甚至在大学时代就想入非非要去南非。她在大学毕业后轻易就丢掉铁饭碗，只身闯荡南方沿海开放城市，进入推销伪劣假冒项链、宝石戒指的行业，这个年轻女人在南方突然发达的城市里充满了对超越现实的幻想，在数名男人之间周旋。总之这是一个寻求冒险与刺激的女人。南红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女人幻想的故事，也是关于幻想的女人的故事。结果如何呢？多年之后，她来到北京与老黑重逢，尽管她的风格依然，但口头禅却是两句话：“真的很坎坷”，“好沧桑呵”。在北京赤尾村那个杂乱的房间里，韦南红头上的虱子已经遮蔽了昔日额头上的光圈，只有弄巧成拙的秃头还可见当年奇装异服的风采。
韦南红与老黑殊途同归，她们最后的遭际表明了女性无可超越的生存困境。在小说叙事上，可以看出林白力图运用双重结构去表现两个女性不同的性格和选择，以及由此反射出的女性内在生活的复杂性。
如果把自传体式的叙述人老黑理解为“实在的”角色的话，那么，可以把南红理解为一个幻想的符号。当老黑从单位回到赤尾村，走进这个混乱不堪的房间时，她除了对自己现在的命运——此在的存在加以思索，她还看到另一个女人与她共命运，这个女人出现在这个房间里的另一侧。从总体而言，南红是老黑的反面。那个退回到内心生活深处的女性相对的在外面世界游荡的不安分的女性，二者的拼合，使得林白的小说叙事具有双重视点：回到内心与观看外部世界的双重线索。对老黑的叙述只有退回房间，退回内心，而对后者的叙述则构成外部世界光怪陆离的图景。因此，在内心／社会，排斥／退避，自我／他者，独白／叙述……等等双重关联构成的叙事结构，使得林白的叙事具有一种持续的张力。就某些具体叙事环节而言，南红走向社会遭遇的各种经历，与老黑不断地退回内心生活构成一种对比关系。正如前面指出过的那样，南红可以理解为老黑的另一个自我，一个对现实的老黑超越的幻想的自我。通过南红的生活轨迹，小说叙事引入了现实，引入了女人进入外部社会现实的种种方式。两种类型的女人表现出女人生活根本不同的侧面，但是叙述上，幻想与现实不仅仅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呈两极形式分化，同时在叙述中互为支撑点相互置换。幻想式的南红走向现实社会，走向实际物质生活实践，推销伪劣产品，寻找成就感，追逐金钱，随时与男人寻欢作乐。而现实的老黑则不断在对自我的体验中走进幻想的天地。在南红热烈地投身社会的同时，老黑却在平静地写作。这使林白的叙述，从外部现实及时转到内心生活，这些对自我孤寂生活的体验和表现，构成了小说中纯静而有内在性的一面，而林白不时从这里阐发的一些形而上感受，对那些外部社会现实的生活实践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关于这种双重结构，内与外的置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小说叙述学的问题，篇幅所限这里难以展开详尽的讨论，简要地说，这种叙事方法构成了这部小说对女性内心生活领悟，同时也从这里可见林白极有个性的叙事特征。
总而言之，不管是老黑被动地接受一切现实，还是竭尽全力寻求超越幻想的韦南红，她们的结果都不过证明女人超越现实的失败。女人承受着太多的社会压力，她们依靠个人的独立性难于在社会找到恰当的立足点，而社会对那些弱小的女性经常是漠然视之。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女性未必不能抓住机会获得成功，但更多的处于弱势的女性却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保障。林白的《说吧，房间》触及到下岗妇女的问题，她显然没有从现实关切这一角度去表现这一中国九十年代末面临的巨大的社会主题，而是在更为普遍的女性生存现实这一问题上去表达她的批判态度。她的揭露是有力的，解聘、离异、单身以及经济的困窘和孤立无助，这些处于弱势的妇女的生存经验，在这里得到一次最为彻底的表现。新时期的中国小说表现妇女命运的可谓多矣，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表现女性的人性愿望为始，女性主题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有了非常强劲的变化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说，女性主题依然是依附于男性关切的视点。张辛欣和残雪率先表达了男女对立的主题，这使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可能形成。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包括林白在内），主要是局限于女性内省意识和内心生活的表达，在处理她们与社会的连接关系方面，还少有小说作出有效探索。《说吧，房间》虽然带着林白一如既往的那种风格和表现倾向，把女性的生活首先限定在女性狭窄的天地里，但她依然通过双重的叙事结构找到女性与社会的冲突关节。从女性的纯粹自我意识，到女性之间姐妹情谊，女性受到社会的挤压，女性的生存感受到女性固有的母爱，以及相当偏激的女性对男性的态度等等，可以看出《说吧，房间》对女性生活进行的彻底改写。女性生存的现实，她们的内心感受和幻想，不再是按照男性的欲望来塑造和评价的，而是女性现实境遇的直接倾诉。尽管林白的叙述带有相当强的主观色彩，她的自传体式的叙述总是融入了相当强烈的个人体验，它们虽然不太注重表现现实的实际过程，但女性主义话语在这里相当有力地给现实重新编目。
也许林白多少有些过于固执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立场，她把女性受压迫的直接压力归咎于她们周边的男性，这些男性没有一个是值得信赖的。林白在构造女性被挤压的现实时，同时漫画般地抨击了男性社会。阴险、怯懦、惟利是图、功利实用、不敢承担责任……等等。老黑不仅在精神上抵制男性，在肉体上也抗拒男性，丈夫（闵文起）的身体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种异己的东西，被厌恶的重量。而南红随意坠入情网，那些短暂的浪漫和快乐与无穷的肉体痛楚相比较，显得微不足道。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指责林白过于夸大了男性的拙劣，但在男女对立这一意义上，林白试图表现的女性主义意识显得比较单薄。应该看到社会历史背后更强大的权力结构，男性无疑是男权社会的同谋，但男权社会本身对男性也构成压迫。小说当然不可能进入理性的阐述和过多的议论，但可以通过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去揭示男权制度化体系的内在症结。从比较直接表面的男女对立，进入更加复杂的历史地形图的表现。当然，这有相当的难度。
穿过历史空场的飞翔
事实上，林白一直试图与现实对话，从最初顽固地讲述内心生活开始，林白也在向现实迈进。女人之间的故事转向了女人在现实中的故事，神秘的女性，被更现实化的受压迫和遭排斥的女性的形象所替换。但在这样的转变中，林白始终保持着她的叙事风格，不管如何现实化，林白的叙述始终洋溢着表达的热情，一种倾诉式的语感执拗而自由地穿过现实，反复追问着现实的本质。确实，有一段时期，林白为自己的现实遭遇所困扰，个人化的情绪，个人对现实的真实态度直接流露在她大量的写作中，她的叙述几乎不能包裹住她对现实的激愤。一种女性主义式的性别抗议，只是因为她对语言的过分钟爱才没有直接捅出来。《说吧，房间》无可否认具有特殊意义，那是林白最紧密的面对现实的写作，无可非议，也无可置疑地显示出女性主义话语的那种活力。然而，林白的叙述始终具有超越性，这是她的叙述最有价值的地方，这不只是她随时玩弄的女性神秘主义，更重要的是她的叙述携带的那种语言的质量，它能有力地穿过现实。但《说吧，房间》还是在—定程度上把现实当做一堵墙，她的写作没有完全穿透过去。
直到《万物花开》，林白的闪光又一次呈现出来了。这也是面对现实的写作，但她的那种超越性被把握得精彩绝伦。从总体上来说，林白的作品都是对九十年代的表达，她的那种阴柔而明媚的风格，带着奇异的超越性，是对九十年代的历史的一种穿行，这个穿行如此生动地把历史置放在话语之下，它把历史撕开一道口子，那是无人的空地。真正的胆略表现在走进无人场域，更大的胆略表现在把历史变成无人的空场，只有话语穿行于其上。依靠那种语言的灵动，经过那些女性的宿命论，经过那些神秘的不可知的神奇，林白的叙事话语获得了穿行力量。但总是一度跌落在个人的现实困境中，林白在命运中的挣扎影响了她的超越性。但《万物花开》表现出了她更强的穿透力，她可以写作实在的历史，但有能力把它打碎，她可以穿行于历史场景中。历史再次变成，而且更轻松自如地变成了空场。如此沉重的历史它就变成了空场，她让历史飞了起来，因为她在历史中飞翔，在历史空场中飞翔，又一次离去。
确实，《万物花开》又是一部怪异之作，读后凉气逼人，寒光闪闪。这就是林白，永不妥协，始终背叛。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外号叫大头的农村少年，顶替同伴的杀人罪名，被判了刑。小说就从他到监狱服刑开始，描写监狱里的残酷迫害场景。但整部小说并没有描写监狱生活，也没有详细叙述他与同伴如何犯法的故事，那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小说主要是在描写一种生活，通过这个脑子里长瘤的家伙的独特眼光，去打开中国贫困乡村中的生活面目，触摸那些随处可见的生活死结。林白过去并不写乡村生活，她的小说大多以城市小知识女性为主角，写她们的生存境遇，在爱欲的失败中挣扎与反抗，那些故事和人物都被林白处理得怪模怪样的。现在，林白把目光投向中国乡村，她无意于把乡村神奇化和浪漫化，也不重复那些苦难兮兮的生活状况。她要表现的，是那种奇异怪诞，无序却滚滚向前的乡村生活。贫困、情欲、权力、性别压迫，这是长瘤子的大头所不能理解的深意，但他的视角却可以呈示出荒诞无稽，却自然而然的生活事相。一方面是生活的奇异性，另一方面是这个长瘤子的大头的视角，这就是林白玩的诡计：万物花开——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特异性，都有它的纯粹自然存在的方式和生长的权力。神奇怪异的才是自然的，自然的就是神奇怪异的。这可能就是万物花开包含的自然人本主义的思想。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林白展现出乡村生活在贫困荒诞中透示出的勃勃生机。林白对正常平常的生活事相没有兴趣，她热衷于把握那些奇奇怪怪的现象。这个脑子里长了五六个瘤子的主人公大头，他并没有被死亡吓倒，对于一个知道不久就要死去的少年来说，他的生活并没有被阴影压垮，而是充满了生活的热情，他几乎是怀着期待迎接死亡来临。“有时候我在坡上碰到百六九放牛，我问他，百六九爷，我家的三万块钱早花完了，我怎么还不死？百六九说，快了快了，要不了多久……”（见该书第22页）。这就是林白式的幽默，冷酷中又有一种对生命挚爱的温情。这是对死的探究，更是对生的希冀。但这一切都隐匿在生活自然流动的表面之下。那些致命的瘤子，却像神奇的精灵一样寄居在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头脑里，它们总是导引着生活美妙与快乐的情景。“我的瘤子最喜欢油菜花，在盛开的季节，我的瘤子就会飞出我的身体，在油菜花的上空盘旋，这时我的眼睛里一片金黄，就好像我自己也是一朵油菜花。”（同上，第22页）
小说写到牛、猪等动物，写到杀猪的二皮叔，赚了大钱的王大钱、细胖还有那些“跳开放”的女孩们，这些动物、人以及相关的事物都被赋予一种邪性，它们违背常情常理，怪诞不经却又倔强地以它们的方式挑战生存的自然法则。林白总是在每一个描写场景，给予它们的存在以一种姿态，一种不服从既定法则的自由状态。万物花开，既是一个万物通则，又是每一事物的不同特性。正如每一种花都要开放但又都不相同一样。当然，这部小说隐约透示出当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那种意味、林白的本土化笔法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
当然，自然的法则并不能涵盖一切，也难以成为文学全部的哲学根基。林白的对乡土中国书写，依然可以看到当下中国作家越来越自觉的面对“苦难”一类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从本质上来说，林白写了一个乡村少年极其不幸的命运和他快乐而自在的生活，这是事实的现象与本质的绝对矛盾，被林白敏锐地捕捉到了。也许林白就是要用快乐而挥洒自如的笔调写出最绝望悲惨的生活事相，这是残酷的快乐，也是快乐的残酷。它决定了事物、存在、命运是如此邪性，你不能抗拒它，但是，你可以与它共舞。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还煞有介事地附有“妇女闲聊实录”，这到底是真的闲聊实录，还是林白有意去捕捉原生态的事物事相而设的圈套？她要找到妇女讲述的更彻底的真实？
不用说，林白的作品总是有一股邪性流宕其中，像一条蛇，孤傲而绝对地滑行。这使我想起“东方邪女”这个称呼，这虽然说不上是褒奖，但也绝不是贬义。“邪”当然不是什么好词，在我们的词汇学中，这个词长期处于贬抑状态。“邪不压正”可以看出邪所表征的事物的边缘化和异化的命运。不用说，“东邪”这个说法立即让人想到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影片中那个永不屈服的东邪，说不上是什么反面人物，作为一个侠客杀手，他的内心也有一种温情。他只是在记忆与错过之间找不到未来的出路。“东邪”只是来自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符号，一个人物的名字，原来的邪性已经为王家卫的后现代独白所冲淡。但林白的作品却总是有一种邪性，一种奇妙的邪性，它总是给人以一种刺痛和惊异。
然而，在今天，全部文学写作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不走“邪道”几乎没有出路。事实上，文学史失去创新活力，固步自封，就因为大家都挤在正道上，大家都想着那里平坦舒适，铺着红地毯，可以上天堂。看看文学史上那些富有挑战性的创新，哪个不是带着“邪性”？早年的福楼拜，波德莱尔，后来的伍尔芙，乔伊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邪”表明个人另辟蹊径的内在活力，是个人抵制“正”的平庸化之利器。
本文试图建构一个林白写作的历史学是失败的，她的历史就是文本，就是文字本身，那是缄默的黑色的精灵，是反历史性的。事实上，林白小说的艺术最重要的体现在她的语言和叙述语感上，那是始终隐蔽的先锋派的感性语言学词典。她能摆脱一切束缚，让自己飞翔起来。林白不是一个艺术上的革命家，但她却有着偏离主流的天牲。她是凭着天性反叛，凭着天性走向歪斜的不归路。在电影《东邪西毒》中，西毒说：“翻过了那座山头，仍是一样的沙漠。”东邪走向沙漠，命运之路没有尽头，反常规的文学行为也同样如此。在“邪性”的书写之外，依然是不可抗拒的复归。但是林白一直在行走，在写作，在飞翔，穿过整个九十年代的历史空场，她的语言如同天女散花般飞扬。在语言中飞翔的人是幸福的，即使她选择离去。
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