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礼单述论：兼说西历的东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历论文,单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4)03-0122-07 明朝末年，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西方传教士在传教中，不仅带来了西方的思想、艺术以及科学，而且还把西洋记录日期的方法——瞻礼单传入中国。经过传教士的训练，基督徒学会了使用瞻礼单，而又因为中西历法存在一定差异，瞻礼单传入中国社会之后，曾因为文化隔膜引起了文化碰撞。本文试就明末以降瞻礼单的传入、制作、功用，以及国人对西历的理解诸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以此窥见中西文化相遇中的一些表现及特点。 一、瞻礼单传入中国大势 瞻礼单(Liturgical calendar or ordo)从字面解释是“日历”或“礼仪日历”，其功能是方便基督徒参与教会礼仪活动。唐朝景教东传，曾把瞻礼单带入中国，最早使用的纪录大约在公元641年[1]421。遗憾的是，由于受文献资料制约，景教以及元代的也里可温如何使用瞻礼单的情况不甚清楚。 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针对中国使用农历(阴阳历的一种)的情况，传教士开始制作瞻礼单，以达到宗教礼仪有序运行之目的。率先在中国教会推行瞻礼单者，是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 据利玛窦本人记载：1603年4月20日，耶稣会神父前往韶州附近的靖村传教，弥撒结束后，神父给教友们留下一张瞻礼单[2]。利玛窦此举的意义不仅在于训练教友熟悉天主教节期、规范教会礼仪，同时是把西洋记载日期的方法传入中国的草根阶层。 西洋公历起源于古代罗马，罗马统帅盖厄斯·儒略·凯撒在其希腊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索西琴尼的帮助下制订一部历法，并于公元前46年1月1日实施，此历法称之为儒略历(julian calendar)。随着时间的推移，儒略历逐渐产生了误差，1582年，罗马教廷进行历法改革，新颁布的历法称之为格里历①。耶稣会神父带给靖村教友的瞻礼单应该是改革后的新历法，这是一种更加精确的计算日期的历法。 瞻礼单在教会礼仪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很快成为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信仰天主的中国人与普通的中国人在使用年历中也逐渐产生差异，比如：“皇历在汉人平民中被用作通书。晚明基督徒中则介绍一份全年的瞻礼日单，敦促无法前往教堂的人自行在家礼拜。”[1]456 随着天主教的传播，清初基督徒使用瞻礼单的情况已非常普遍，当时在“较大的村庄与较大的居住地点，圣事是经常施行的。圣仪，如圣像、圣水、圣牌，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友也领一份教会的日历(the christians also received a church calendar)。”[3] 虔诚的基督徒将瞻礼单视为礼仪生活的指南，反之，冷淡的教友若想疏离教会，常常以没有瞻礼单为借口，耶稣会士冯秉正②的著作中就提到这类事情：有教友小时候进教，长大后老人离世，不再进堂，其理由是不知道瞻礼之日。冯回答说：“要知道瞻礼的日期最容易，堂中领一张瞻礼单就知道了。”[4] 清中叶朝廷禁教，地方官查禁天主教的奏文中涉及瞻礼单，如贵州巡抚图思德奏折云：“县属界连川省地名毛田，有居民蒋登庸家崇奉天主邪教，每日念经礼拜情事，随即会同该讯千总张曜同诣蒋登庸家，将该犯拿获，并起出刊板新色书三本……又刊乾隆三十七年瞻拜日期单一纸，系四川涪州之蒋应聘同彭水县之李二携来送看传教。”③此奏文典型地反映了清中期瞻礼单在偏僻乡间流传的情况，官衙查获之物不仅有新书，而且还有瞻礼单，说明禁教时期，天主教仍在部分地区秘密活动。 禁教时期，北京成为瞻礼单发送的中心，并有瞻礼单流向关外，如奉天信徒张八相等在被捕后，供称“每年在京西天主堂有瞻礼单一项寄来……”④由此可见，虽然朝廷严禁天主教传播，教会仍在秘密印制瞻礼单，且成功地传送到偏僻的东北。 由于清中期教会活动处于秘密状态，瞻礼单一度成为联络教友的标记。1873年，福建兴化教友一行30人到浙江温州玉环坎门做铜器生意，他们发现了一间理发店竟张贴着瞻礼单，原来店主人也是基督徒。在理发店老板的热心帮助下，福建教友在距离坎门约15里地的青塘背找到一座小教堂。[5]透过此事可以发现，非常时期，瞻礼单不仅在礼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还“穿针引线”，成为联络教友纽带。 近代以后，天主教的生存环境逐渐宽松，基督徒可以放心使用瞻礼单。在圣言会管理的教区(河南、山东南部以及甘肃等地)，主教每年都要给教友送瞻礼单，并附一封信，信函内容是一篇讲道[6]；在圣母圣心会管辖的教区(内蒙古等地)，瞻礼单成为教友家庭的象征，他们“在家中陈列圣像、受难苦像及瞻礼日单。圣母圣心、耶稣圣心的红色，蓝色圣像，红纸上的黄色十字架，以及天主教的瞻礼日单各自取代了‘偶像’。”[1]450 人们信奉的对象不同，其行为模式(behavior model)也有很大的差异。基督徒根据信仰生活的需要，在家庭中营造一种信仰氛围，其中瞻礼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瞻礼单与十字架、圣像组合，通过礼仪转化为文化符号，传递和释放信仰的内涵与意义。 二、传教士制作瞻礼单 为了使教会礼仪正常有序进行，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伊始就重视瞻礼单的制作，进而将教会礼仪规范化、制度化。 最早的一本瞻礼单肇始于利玛窦，其后由金尼阁定稿的《推历年瞻礼法》(一卷，1625年西安刻本)，关于此书编纂的基本情况，费赖之作了详细说明： 中国原有历本是以阴历为主的授时历，但带有很浓的迷信内容，如某日为吉日，某日为凶日等。对基督徒而言，更需要另一种历本，以预告周年瞻礼，教会规定的斋期等，同时既标志欧洲普遍使用的阳历，也标中国习惯使用的阴历。利玛窦等人曾着手编制此种日历⑤，而由金尼阁最后完成。当时印发的这类新历本，有中文的，后又有拉丁文的，不知何故还有叙利亚文的。中国教友极欢迎此新日历，作为日常应用历本[7]134-135。 由利玛窦开启，最终由金尼阁完成的“新历”，既有西历的内容，也迎合中国人习俗加入了农历日期，这种中西“混搭式”的日历，对于方便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天主教礼仪年中部分节日是移动的，因而每年的瞻礼单都需要重新制定，因此，编制瞻礼单的工作成为教会的日常事务。在金尼阁完成《推历年瞻礼法》之后，柏应理神父又编撰了《天主圣教永瞻礼单》，这是“供中国教友常年使用的瞻礼日历，共三卷：第一部分论原理；第二部第三部分，关于耶稣、圣母以及圣人圣女们瞻礼日的说明。”[7]352为了让新历更好地发挥效用，柏应理在其著作中对其编纂宗旨进行了阐释： 此单专为人领洗，即取本日圣人名而刻，欲人记忆灵魂之生日，感谢天主赐我领洗之恩日。又有人家恭敬为主保者，亦可任意加功也。其称日永者，依每年正单上瞻礼之日，后遂推副单上圣人瞻礼之日，一年可推，则千百年永如是也。但外尚有活动九瞻礼，必须先看春分，算复活节瞻礼。如春分在上半月，则望后主日便是；若春分在下半月，则又移于后月望后主日便是。耶稣复活，复活前二日是耶稣受难，此二日大斋，受难前一日，是建立圣体大礼，前主日是圣枝礼仪，圣枝前四十日是圣灰礼仪，即四十日大斋首日，至复活瞻礼开斋。复活后第四十日是耶稣升天，升天后十日是圣神降临。复活后一二日，即降临后一二日，俱副瞻礼。降临后主日是天主圣三，圣三后四日是耶稣圣体。若四季大斋，春季在圣灰后七日，即瞻礼四六七日，夏季在圣神降临后，瞻礼四六七日，秋季在圣架之荣后，瞻礼四六七日，冬季在圣女路济亚后，瞻礼四六七日。其瞻礼日该前一日守大斋者，另有号记。斋日若遇主日，则移前一日。其主日，当依时宪历载二十八宿内，房虚昴星四曜日是也。主日前二日，皆持小斋。凡瞻礼斋期有号记者，确宜遵守，知此，则每年瞻礼单，可以推算矣。[8] 柏应理编纂的《天主圣教永瞻礼单》较之前辈有了进步，其用通俗的语言讲述瞻礼单的使用以及节日、守斋日的推算方法，对于基督徒掌握教会礼仪年的基本规律及特征具有重要的价值。 伴随着教务发展，不断有传教士加入编制瞻礼单的工作之中，康熙年间在江南一带传教的鲁日满神父，也曾参与印制、发行新年历——瞻礼单工作。新“年历”一般在圣诞节前印制，主要在江南一带流通。关于鲁日满制作瞻礼单一事，高华士在研究鲁日满的账本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 账本有两处提到制作新年历。第一次是1675年12月，可能是在古塘地区(账本页148：“刻新年历的部分费用：0.070两”)。而当时鲁日满的《问世编》在苏州刻印。第二次提到新年历是1676年1月，地点是在苏州(页140：“买制作年历的纸：0.040两”)。两处都清楚表明，所制作的是一种“新”的年历，前一次是制作木版的准备阶段，后一次是购买纸张进行印刷分发的阶段。上述两条帐目的日期(1675年12月和1676年1月)可以证明两处所指是同一份年历，也就是即将到来的康熙十五年，始于1676年2月14日。但是，既然这份年历是官方颁行，鲁日满何以再制木版刻行，这一点很难解释。自清代始，私人书店和刻书坊在江南省非常活跃，常常通过二渠道(所谓的“书坊”)发行这种年历。因此我认为鲁日满所刻年历当指天主教礼仪年或称“瞻礼单”，上面列有教会节日，分发给每一位教友使用。这份年历日期从圣诞节开始，这也与账本材料吻合：12月份圣诞节前刻印(帐本页146)，而在次年的1月份偿付用纸费用。这种年历在江南省流通甚广……[9]299-300 高华士通过对鲁日满账本分析，确定清朝初期教会使用瞻礼单已经非常普遍，这种新年历不仅对于规范信徒的宗教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为中国社会了解西洋历法开启了一扇窗户。 明清之际瞻礼单的制作者多为耶稣会士，如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鲁日满等。清中叶禁教时期，奉天信徒张八相等在被捕后供称“每年在京西天主堂有瞻礼单一项寄来”等语，说明供职钦天监的传教士承担了制作瞻礼单的工作，此事亦有档案映证：乾隆二十年秋，“有随州人袁胡子即袁花青自京回楚，道经桐柏县，向刘天相、冯明山等告以天主教劝人为善，不可背悔，将身带乾隆四年监正戴姓给天主教会长谕单给刘天相阅看抄写，并给洋佛图像等物。刘天相等被惑，遂复习教。”[10]“监正戴姓”为时任钦天监正的耶稣会士戴进贤，他利用工作之便，将编制好的瞻礼单交给信徒，然后转送各地教会。有意味的是，信徒又把瞻礼单称之为“谕单”，谕者，告也，瞻礼单等同于“谕单”，是因为这种年历对于基督徒来说，具有告明按期进入礼仪生活之功能；而编制瞻礼单对于深谙天文历法的欧洲传教士来说，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 禁教时期，如果得不到教会制作的瞻礼单，信徒就无法度宗教生活。在追求醇正的信仰生活，而又无法得到瞻礼单时，虔诚的基督徒会想方设法自己解决难题。遣使会神父就曾发现一份由被逐往伊犁的基督徒制作的记忆式瞻礼日单，计算从圣母取洁日起，圣母圣洁日在公历的2月2日，包括了天主教庆节之间的日数。[1]456 近代以后，更多的传教修会进入中国内陆，为了工作方便，一些新修会直接借用老修会的瞻礼单，如母圣心会就直接使用巴黎外方传教会印行的日历[1]456，以腾出时间开展其他传教事工。 瞻礼单的形式初为手抄，以后有木刻版、铅印版。随着瞻礼单制作逐渐规范，教会出版机构开始大量印制这种特殊的“日历”。光绪31年(1905年)，四川教会在重庆建立书局，书局除发行经书及期刊，还承印瞻礼单[11]。晚清以后教会媒体承担印制瞻礼单的任务，标志着这种“新日历”需求量日益增大以及教务发展等多种信息。 三、瞻礼单的功能 (一)划分礼仪空间 天主教礼仪复杂而规整，除了主日弥撒、圣事，其节日是礼仪年的高峰。天主教的节日时间有的是固定的，如圣诞节；有的则不固定，如复活节(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此外，天主教还有林林种种的圣人敬礼，需要在特定的日子追思纪念。因此，制作规范、明晰的瞻礼单，保证每一个教友家庭拥有瞻礼单，才能确保节日礼仪的有序进行。 利玛窦在韶州靖村的传教经验，就是将编制的瞻礼单分发给乡村教友。这种做法不仅把天主教的完整礼仪引入乡村社会，而且还让生活在晚明时代的农民认识到中国传统“农历”之外的另一种计算日期的方法——“公历”。 瞻礼单在礼仪中的主要功能是将时间分割为不同的文化时段，每一个独立时段包括丰富的信仰内涵，以帮助信徒对教会礼仪的理解。例如，恭敬圣母是天主教礼仪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会规定：“教化皇定于一年之中以一月为恭敬圣母之月，恩设大赦以深劝勉，经大司牧刊定瞻礼单，颁行众教友，以示一体共遵。”[12] 天主教对圣母的恭敬，不仅认定圣母是天主之母，而且还是人类救赎工程的参与者，能为信徒代祷，因而纪念圣母的节日非常重要，瞻礼单对此进行明晰的条分，对于礼仪的圆满实施，发挥了重要的功效。 天主教的礼仪多为公共形式，其中包含对终极目标的追求，恰如比利时学者钟鸣旦所言： 基督宗教由植根于地方而表现出的主要特征之一即是建立了“施行有效礼仪的社群”。我对此概念的定义是群众聚焦在一起及组织一个团体，其生活节奏是围绕某些礼仪进行(如弥撒、瞻礼、告解等)。这些礼仪奠基于信仰和教义，循着礼仪年而进行。这些礼仪“有效”：一者因为通过礼仪建立一个团体，二者因为团体中的成员认为这些礼仪颇具意义，带来得救[13]。 划分礼仪空间，瞻礼单是关键，它好似一个坚固的钢架，支撑着整个礼仪年的正常运转。正因为如此，天主教传入伊始，传教士们就十分重视瞻礼单的功用，训练信徒认识瞻礼单，学会使用瞻礼单，进而让教会运作进入有序的轨道。 (二)规范宗教生活 天主教的守斋分为大斋和小斋，大斋在受难日，一天只吃一顿饱饭；小斋在每周五，禁食热血动物，以纪念耶稣于星期五受难而死。中国的农历没有星期的概念，因此基督徒完成守斋，必须依靠瞻礼单。 明清时期的中国教会，对信徒守斋十分重视，文献记曰： 斋为克己苦修之一端，能赎罪，能去邪，故瞻礼单斋期，不可不守[14]。 瞻礼斋期，每年有刊印之表，但每月如总课之期，主保课期，主保天神圣人瞻礼日，举行炼灵弥撒，并安所之日，皆印表所未及者。须于每月之未主日，即将次月之瞻礼斋期开单实贴大堂，以便众人按期而至，不致遗忘。[15] 根据教会的要求，传教士需要向信徒讲授守斋的日期、守斋的神学意义，而为了提高守斋的质量，进而达到纯洁信仰之目的，必须让教友们学会使用瞻礼单，并理解瞻礼单在守斋中的地位与作用。耶稣会士卫方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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