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对“双顺差”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顺差论文,宏观经济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1982年我国具有完整的国际收支记录以来，截至2011年底，在30个年度中，国际收支平衡表同时出现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已达19次，特别是1996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国际收支平衡表两大账户开始出现持续性的顺差，由此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甚至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世界主要国家有效需求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我国的国际收支也未受到太大影响，“双顺差”依然显著。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持续性的“双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从1982年的69.8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年均增速高达23.50％，较同期GDP年均10.24％的增速高出13.26个百分点，从而造成外汇储备的持有远超最优水平，其余额已占据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30％。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持续存在已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产生极大冲击，造成外汇储备资产的持有和运用面临巨大的风险与损失；引致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国内流动性过剩持续，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压力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压缩，国内宏观经济矛盾不断加剧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出台了诸多调节政策和措施，并将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作为在“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但从目前的调节效果来看并不明显。
围绕我国为何会出现持续性“双顺差”这一问题，国内外不同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大量探讨，并在“双顺差”形成的原因方面形成共识，认为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出现的结构性失衡是造成持续性“双顺差”的根源。但是在探讨结构失衡如何引致“双顺差”，以及如何通过结构调整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等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双顺差”是由我国经济结构出现的整体性失衡所引发。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的外延增长快于内涵增长(姜波克，2011)，国内非贸易部门有效需求相对不足(马君潞，2008)。指出这种整体性结构失衡在造成内部经济失衡的同时，致使本币升值与财政支出扩张对经常项目顺差、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调节作用失效，由此引发持续性的“双顺差”(李沂，2012)，主张在对“双顺差”进行调节时，增加政策调节的有效性(高士亮，2009)，应将调节的重点放在改善国内经济结构，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等方面(Devereux & Genberg,2007)，这样才能有利于摆脱本国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实现经济结构的彻底调整，并推动国际收支逐步实现基本平衡(Yingfeng,2009)。二是认为“双顺差”是由宏观经济中某些具体的结构性失衡所引发。指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结构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失衡是引起“双顺差”的重要原因(郭树清，2007)，认为当收入分配结构出现功能性失衡时，本国将难以通过调节汇率、扩大进口或者对外投资等措施来调节国际收支，而仅仅依靠增加政府投资来扩大内需，这从长远来看反而会加大国内生产能力与国内吸收能力的差距，更不利于国际收支失衡的解决(江春，曹隶泉，2010)，主张应通过调整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加速经济市场化进程(余永定，2010)，来不断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易纲，2011)；通过取消出口退税、限制高资源消耗和高污染品出口来调整出口结构，通过降低关税来增加进口、提升国民福利和抑制物价，通过放开资本项目流出管制来平衡资本流入的压力，并给予国民全球分散投资的选择(黄国波，2011)，同时还要加快要素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以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巴曙松，2010；傅勇，2011)。
综上所述，国内外现有文献研究还未能阐明结构性失衡应主要包含哪些层面，这些层面的失衡是否能够对“双顺差”产生显著影响，也未能明确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引发“双顺差”的作用机理。鉴于此，本文利用GDP核算中的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分别从产业结构、消费投资及外贸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三个层面，来探讨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与“双顺差”形成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利用结构调整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提供参考。
二、结构性失衡引致“双顺差”的理论机理
1.理论模型与前提假设。考虑到我国出口创汇部门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与加工业，为了分析方便可假定我国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在外贸出口中所占比重忽略不计，本国经济是由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所构成，其中贸易部门用来代表第二产业，非贸易部门用来代表第一与第三产业，两个部门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主要为劳动、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根据以上假设，可构建以下形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分别代表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数量。考虑到在初始阶段，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存在着劳动力报酬差异，在生产要素能够较为充分流动的条件下，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流动会引起劳动力报酬的相应调整，在长期均衡条件下会使两部门的劳动力报酬差异消除。此外，由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在长期均衡条件下均为r，根据上述条件对相应等式进行变形，可以分别得到两部门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量的表达方程：
说明短期内当贸易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提高时，会带来贸易部门资本边际收益的上升并造成单位工资的减少；而当非贸易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提高时，会带来资本边际收益的下降和单位工资的增加。由于贸易部门代表第二产业，非贸易部门代表第一、第三产业，贸易部门参与市场竞争相对更加充分，因此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会更快，由此导致贸易部门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数量减少，在造成产业内部要素投入结构发生改变的同时，引起贸易部门资本边际收益的提高以及单位工资的减少。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部门所代表的第二产业就会因为存在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而导致资本投入总量的相对增加，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总量则会相对减少，从而引致社会资本向第二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在造成产业结构失衡的同时，使整个社会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也会相应提高，致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倾向于资本，劳动力参与分配所形成的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出现降低，导致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出现失衡，并引起国内消费与投资结构出现失衡。在由收入分配所决定的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的条件下，本国就会通过吸引外资，扩大国内投资，带动出口增加来保持经济增速，从而引起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
3.产业结构失衡可导致产出结构和外贸结构失衡并强化“双顺差”格局。为探讨全要素生产率在部门间的相对变动对产业内部产出结构的影响，可以对方程组(1)进行变形并得到：
在产业结构出现失衡的条件下，本币汇率的低估和对出口部门实行补贴会进一步强化“双顺差”格局。由于在前述假定中，贸易部门的产品以美元定价，非贸易部门的商品以本币定价，根据本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将贸易部门商品价格折算成人民币后，对(5)式两端求汇率e的导数，可以发现其值大于零，表明本币汇率的低估将会造成贸易品出口所占比重的上升，从而引起外贸结构的进一步失衡，同时还会强化第二产业在整个产业中所占权重，促使产业结构发生进一步扭曲。
这一结果表明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将造成贸易品出口所占比重的增加，在加重产业结构扭曲的同时，还会强化出口导向倾向，加剧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格局。
4.结构性失衡引致“双顺差”的作用机理。从理论模型的推导可以看出，结构性失衡与“双顺差”形成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变动会通过影响产业内部要素的投入结构，继而引起产业结构出现失衡；(2)产业结构失衡会引起收入分配结构与消费投资结构的失衡，并最终导致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3)产业结构的失衡还将直接影响三大产业内部出口所占比重的调整和改变，引起产业内部的产出结构发生失衡，进而会加剧“双顺差”的持续；(4)在产业结构出现失衡的情况下，本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强化出口所占权重，加剧产业结构失衡的扭曲程度，同时政府对出口贸易实行补贴或退税将强化出口导向倾向，进一步强化了“双顺差”格局。结构性失衡引发“双顺差”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结构性失衡引发“双顺差”的作用机理示意图
三、结构性失衡对“双顺差”的影响分析
1.结构性失衡的测度与评价。为能有效判断与检验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投资及外贸结构出现失衡以后，对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就需要对三个层次结构性失衡的具体状况进行有效评估。遗憾的是现阶段国内外对于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具体程度还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也未能构建出相应的评价指标对其进行有效评估。因此就需要选择与构建相应的参照指标对三个层面的结构失衡做出客观评价。
(1)对产业结构失衡的整体测度与评价。考虑到在三大产业中，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能够反映出一国产业结构的整体发展状况，若利用我国三大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与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比较，就可以对产业结构的整体失衡程度进行判断和评价。为此，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九个主要市场经济国家1970至2010年三大产业占GDP比重数据，并与我国的数据进行同向对比。各国三大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主要国家三大产业占GDP比重对照图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三大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显著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一是我国第三产业占比过低，正处于市场化的早期阶段。1970年至2010年，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第三产业占比在不断提高，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这些国家第三产业占比的年度平均值已经超过50％，而同期我国第三产业占比的平均值仅为25％，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二是我国第二产业占比过高，正处于较为严重的失衡状态。1970年至2010年，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第二产业占比呈现出加速递减的趋势，目前这些国家第二产业占比的年度平均值已低于30％，而同期我国的平均值却超过45％，明显偏高；三是我国第一产业占比正在优化，相对较为合理。1970年至今，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逐渐降低，年度平均值已低于10％，同期我国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迅速降低，年度平均值已低于20％，目前正加速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上述对比表明，与世界主要国家相对比，我国产业结构还不合理，总体处于失衡状态，突出表现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来推动，客观上引致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强化，从而不断加剧经济的内外失衡。
(2)对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测度与评价。为了对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程度进行测评，可以选择我国1970至2010年基尼系数，并与上述9个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同期数据进行对比。从对比情况来看，我国基尼系数的年度平均值大约为0.35，虽然数值较低但却正在逐年增加，截至2010年已超过0.47，目前已接近或达到0.5，我国基尼系数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而同期9个主要国家基尼系数的年度平均值大约为0.32，而2010年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值平均约为0.3。从基尼系数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收入分配的贫富差别已经悬殊，并远超国际警戒线。另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我国10％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此可以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衡。
图3 我国基尼系数变动趋势图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并根据近年来互联网公布数据整理得到。
(3)对消费投资及外贸结构失衡的测度与评价。利用我国消费、投资、外贸差额在GDP中所占比重数据，分别与上述9个主要国家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一是我国投资占比过高，正处于持续攀升阶段。1970年至2010年，我国投资占比从最初的28％已上升至接近50％的水平，投资占比的年度平均值已超过37％，同期主要国家投资占比大多低于30％，而各国投资占比的年度平均值仅为24.5％；二是我国消费占比过低，正处于加速下降阶段。1970年至2010年，我国消费占比已从最初的73％下降至目前的48％，其年度平均值约为62％，而同期主要国家消费占比大多超过70％，而年度平均值已接近80％；三是我国外贸差额占比偏高，并有逐步上升的趋势。1970年至2010年，我国外贸差额占比从－0.09％上升至2007年8.8％的最高点，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贸差额占比已经回落至4％的水平上，但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目前外贸差额占比的年度平均值接近2％。而同期主要国家外贸差额占比大多低于2％，而年度平均值更是接近于0。我国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消费、投资、外贸差额占比变动的对比如图4所示。
图4 主要国家投资、消费、外贸差额占GDP比重对照图
从上述对比情况来看，以产业占比、基尼系数和消费投资及外贸占比所反映的我国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投资消费及外贸结构的整体变动趋势，相对于世界主要国家均出现了较为显著的背离，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整体已出现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2.结构性失衡对“双顺差”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产业结构失衡可对“双顺差”产生间接影响。在结构性失衡的三个层面当中，产业结构失衡直接影响并决定着收入分配、消费投资及外贸结构失衡的程度，最终会通过后两种结构性失衡的变化制约着“双顺差”的形成与发展。这就说明产业结构失衡对“双顺差”的影响具有间接性。为衡量这种间接影响的显著程度，可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来展开分析。若用
从表1可以看出，三大产业的结构性失衡对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产生的影响效果总体要高于非结构性失衡所造成的影响；三大产业的结构性失衡对经常项目产生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对资本与金融项目所产生的影响，而三大产业的非结构性失衡对资本与金融项目所产生的影响要高于结构性失衡因素的影响；第二产业的结构性失衡与非结构性失衡对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产生的影响相对更加显著。
其次，消费、投资、外贸差额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能够对“双顺差”产生直接冲击。考虑到外贸差额本身就是我国“双顺差”的主要来源，为避免共线性问题的出现，可以在分析中不考虑外贸差额结构对“双顺差”的冲击和影响，而重点研究收入分配结构、消费和投资结构变动的作用效果，为衡量这些结构变动对“双顺差”冲击的显著程度，可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进行分析。由于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自于货物贸易净出口，为增强实证分析的显著性，可选择货物净出口占GDP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R_NX_HW代表，该变量既可以反映外贸结构失衡的程度，又能反映经常项目差额结构的整体变动。考虑到国内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及政府支出对货物贸易净出口影响较大，可选择基尼系数、消费占GDP比重、政府购买支出占GDP比重以及投资占GDP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并分别用JNXS、R_C、C_GOV、R_INV表示。同理，可以选择以R_CAP表示的国际资本净流入占GDP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用来反映资本与金融项目差额结构的变动，选择基尼系数、国内利率、投资占GDP比重、消费占GDP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其中国内利率选用金融机构同业拆借利率，并用R表示。利用上述变量1981～2010年的年度数据，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发现，所有变量都具有单位根，一阶差分后发现，在5％水平上各变量均变为平稳序列，因此可以判定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利用约翰森协整检验发现：在5％显著性水平上，货物贸易占GDP比重与基尼系数、消费占GDP比重、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投资占GDP比重存在协整关系；国际资本净流入占GDP比重与基尼系数、消费占GDP比重，投资占GDP比重以及国内利率之间在长期也存在协整关系。根据约翰森协整检验结果，分别构建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占比结构变动的误差修正模型，并根据误差修正项来得到表示变量间存在关系的协整方程，其形式分别为：
根据协整方程(9)与(10)式，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在长期稳定条件下，代表经常项目顺差变动的货物净出口占比与基尼系数、消费占比重呈现出正向变动关系，而与投资占比、政府购买支出占比呈现反向变动关系，并且代表收入分配结构变动的基尼系数对货物净出口占比的影响权重相对更高，说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要显著高于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所产生的影响，收入分配出现结构性失衡可引起外贸结构出现失衡；二是代表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变动的资本净流入占比与基尼系数、投资占比、消费占比及国内利率均呈现同向变动，但投资与消费占比对资本与金融项目差额的影响权重较小，基尼系数及国内利率的影响权重相对较大，说明在国内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加深时，会导致国际资本净流入的增强，意味着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增加。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依据GDP核算的三种方法，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投资及外贸结构三个层面，分析了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引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作用机理。同时运用状态空间模型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探讨了三种结构性失衡对“双顺差”产生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以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投资及外贸结构所代表的宏观经济整体结构中，产业结构失衡可导致消费投资及外贸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出现失衡，并且是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根源；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消费投资及外贸结构的不合理可强化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为此，就需要对宏观经济的整体结构进行调整，以便从根源上促使国际收支逐步实现平衡。
1.通过调整与优化三大产业内部结构，实现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收入分配结构、消费投资结构和外贸结构的优化，进一步破解结构性难题。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强化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措施实现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通过信息产业和工业的融合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第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构建现代化的生产性服务平台促进工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来促进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2.尽快采用出口—消费均衡发展战略来替代传统的出口导向战略，逐步削减并最终消除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和退税，将结余资金用于补贴和支持医疗、教育、居住等国内重点消费领域，以增强消费信心，提高消费水平。同时，加快引导出口企业通过转型、挖潜和创新来弱化成本增加与利润减少的冲击，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的附加价值，以促进国内消费结构和外贸差额结构的显著改善。
3.借助于国家即将实施的机构改革，加速构建“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运行模式，通过机构和部门的精简，遏制政府主导模式下财政支出规模膨胀，投资驱动依赖严重等制约结构调整的发展弊端，通过强化市场引导来推动国内投资结构的加速调节。
4.对税收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加快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恢复和开征新的税种，增强对国民收入存量部分的调节力度，以此来充实税基和扩大税源。同时，不断降低居民劳动收入的税收负担，将国民收入的调节重心由“增量调节为主”转为“存量调节为主，增量调节为辅”，不断强化国内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切实有效遏制居民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以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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