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有”战略下国企改革的任务与趋势——对国企三次改革大潮的反思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改革论文,大潮论文,国企论文,趋势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企改革至今，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国企垄断”是事实还是谬误？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国进民退”的争论，热度越来越高，这表明国企改革还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待破解，任重而道远。桁林博士的《“大国有”战略下国企改革的任务与趋势》是从历史的视角对争论的一种解答，值此《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出版，更有了比较和参照系，特别是关于转制和脱困，文中给出了不完全相同的说法，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关注和讨论。
国企改革的成果是什么，怎样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这两项内容决定了国企改革的现在和未来，也就决定了它的历史方位。当前对于这两项内容的解答各异且颇有争议。在历史时空坐标系中考察国企改革的过程及其生存的环境，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国企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本文通过国企三次改革高潮的回顾，反思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进民退”、垄断、国企行政化等问题，并对国企改革的任务和趋势进行分析。
第一次企改高潮的特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最经典的例子是“中策现象”。
第一次企改高潮出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和后期，集中表现在县及县以下国营、集体经济大规模改制，其突出特点是“退国进非”。九十年代前期延续了这股势头，而且纳入了很多国有大型骨干企业。②自此，县及县以下几乎没有了国有经济。这个时期企改的特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最经典的例子是“中策现象”。③
而此前，所有制的基本格局还是“国营企业”一统天下，它控制着几乎所有的资源和产品、生产和消费，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很难展开。④八十年代改革以此为突破点，在流通领域打开了缺口，即放开一部分国有部门控制的资源和价格，实行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的“双轨制”。这样，计划控制的资源在计划外流通就有了“名分”，并源源不断地从国有部门流向私营企业、流向了自由市场。⑤另一手，则是采取沿海开放政策(从1984年开始)，鼓励外包和出口，将需求直接跟外需对接。甚至还鼓励“两头在外”，即只在国内加工，而货源和订单两头都在外，事实上已成了一块“飞地”。这样，外贸部门从生产到销售都独立于国内需求、国内市场和宏观形势的制约，相反地，它还左右了宏观形势。从上述两方面入手，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最终被捅破，同时，促进供给、繁荣市场的目的也达到了。
回顾这个阶段改革，当时有一个重大争论，焦点在于先改什么、后改什么？——以流通领域改革为先、还是以企业改革为先。其中，对国有企业自身的改革，也有个争论，承包制和股份制究竟应采取哪种形式。⑥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国企改革因素太复杂，于是就提出“搁置存量，实行增量改革”。增量改革包括两方面内容，即在国企内部实行承包制，而在国企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
在企业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企改派”和“市场派”。显然，当时的人们更倾向于企业改革，因为所有制是关键嘛，抓住了所有制就等于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环节，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
现在回过头再看时，“市场派”比“企改派”更能取得成效，只要市场关系调整过来，有效供给就会自动增加。所有制改革，如果没有市场化条件，很难迈出第一步，只会纠结于利益分配，结果路越走越窄，而国企改革，是多少年之后才见效果，也是在市场化有了成效之后的事情。而在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宏观紧缩的那些年，国有企业的财务、效益、供给都是表现极差的，国企转制也是经过了剥离不良资产、上市等大动作之后才有起色的。市场化改革，着眼于发展，跳出了利益分配的局限，棋高一着，但也最先遭遇了失败，尤其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之后。这时，“企改派”更是坚决地主张来一场攻坚战，企图毕其功于一役。
至于承包制和股份制之争，当时普遍倾向于采取承包制这种形式，只有少数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承包制在利益、风险和责任上不对称，有很多流弊，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不改等死、改了找死”，就是对国企承包制改革预期的真实写照。最终，承包制淡出，股份制逐渐成为了主流。再后来，国企折股、剥离银行不良资产、上市融资，这三步曲终于使国有企业获得了新生，甚至扭转了对国企改革的预期，改变了历史进程。其中，国企改革最重要的环节是允许国企上市融资，这在国企改革史上是个分水岭，使国企改革有了前期和后期的分别，无疑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第二次企改高潮实现了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转折，政府对国企的支持也由后台(金融)走到了前台(财政)，由间接变成了直接。
第二次企改高潮，出现在九十年代末产业结构调整时期。1998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产业政策明确提出“退二进三、抓大放小、重组改制、下岗分流”，这个时候才真正使得“九五”时期提出的“两个调整、两个根本性转变”落地生根。1998年之后的国企“三年脱困”攻坚目标是真正在啃硬骨头，一批老国企被收购兼并，大量职工分流下岗。⑦当时社会对于这项产业政策的导向，普遍理解为“国退民进”、“退国进非”，一些地方也是这么做的。为此，还发生了著名的“郎顾之争”(2004年)，引起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关注。国务院为此叫停了MBO⑧。2009年的“通钢事件”标志着“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转折，此后“国进”之势有如破竹，“民进”受遏制，再无地方政府胆敢把钢厂卖给私企老板。私企甚至一路落荒而逃。⑨
几乎就在这一刻，国企吹响了重组的集结号。2003年组建国资委，以集团化重组控股国有企业，发挥了主导作用。⑩从2005年开始在以后的6年时间里，国企纷纷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经营方式越来越灵活，而企业的控制权仍然有效地掌握在国资委手中。(11)事后来看，这种“以退为进、有退有进”的策略不但没有减弱国企，反而使其变得更为强大(12)。国企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迅速好转，成为竞争中强势的一方。无论是产业的重要性、集中度还是规模，都是重量级的数一数二的人物，甚至在世界五百强中也越来越多地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前后两个阶段国企判若两人，旧貌变新颜。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面对外需不足所采取的对策是全力扩大内需，重点是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两年内新增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由此，政府对国企的支持也由后台(金融)走到了前台(财政)，由间接变成了直接。国企大举进入钢铁、采矿、汽车、医药、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成为有市场定价权的企业“大鳄”。充实的外汇储备以及“走出去”战略也引导着企业在国际投融资市场上变得更加活跃。(13)由此，国企发展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对比第一、第二次企改的高潮，宏观和微观的特征反差明显：前一个阶段是穷财政，中央财政无力对国企舒困；后一个阶段中央财政的支持助长了国企的垄断地位，从国企老总的任免看政企结合得更紧密了。
对比上述两个阶段，宏观和微观的特征反差是非常显然的。
前一个阶段是穷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非常窘迫，到了“手中无米，叫鸡不灵”的地步(14)。中央为了鼓励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制，按比例分成，或按一个固定基数、固定上收增长率，这样就给地方留下了足够的利益空间，此后，中央财政增长速度始终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中央财政占财政比重逐年减少。一方面是中央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是对应的事权和责任在逐年增大，入不敷出。为此，财政上的透支和赤字在所难免，而且累年扩大，最终宏观出现了危机，以通胀收尾(1986、1988年)。通胀之后紧接着是全面的紧缩(1989-1991年)。
微观危机则表现为企业“三角债”，最终都反映为银行不良资产。自从流通体制改革之后，国有企业所占资源一部分就流向了市场，而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却要在市场上一同竞争，因此就不再占有垄断优势，甚至也没有竞争优势，因此，国企财务状况不甚景气，此时也不能上市融资。一些国有企业甚至到了用银行贷款发工资的地步，下个年度能够继续得到贷款以解燃眉之急才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所欠贷款根本无力偿还。
宏、微观是互相联系的。一方面，此时中央财政困难，无力对国企舒困；另一方面，国企举步维艰，也没有能力缓解中央财政的困难，这两局棋没有形成掎角之势，从而影响了改革的全局。最后的结果是，宏观上全面的紧缩、微观上不得不以政府出面清理“三角债”，清理的结果意味着国有不良资产的灭失。
后一个阶段吸取并克服了这两个教训。克服宏微观“两手软”的主要措施，先是通过分税制(1994年)巩固了中央财政；(15)国有企业这一块，则通过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组建国资委来重组国有集团从而得以壮大。第二个阶段的中央财政和国企两个方面都建立了(具备了)相当的实力。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救市和对民生的投资，进一步助长了国有部门的市场垄断地位。
在国企改革前一个时期，试图将政企分开，最终未获成功；到了第二个时期，不用人为硬掰便自动分离了。纵观后一阶段国企改革的成效，从经济角度看，政企分开得比较彻底。股份化和上市之后，国有企业事实上已经独立，政企不再连体，这就没有必要再提政企分开；(16)但另一方面，国有控股的操控方式此时变得更加灵活有效，其中一项有效措施便是人事任免权，这是国资委行使所有权的重要渠道。国企老总可以平行调动到党政部门或提拔重用，或者反向“空降”，由此有效地控制了国有企业。从这个角度看，政企结合得更紧密了，分开了反而不利于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利于巩固执政能力。现在，从国企培养提拔党政领导干部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这种预期一旦形成，无疑为国有企业提供新的激励机制。(17)
第三次企改高潮“大国有”战略浮出水面，国有企业华丽转身，垄断地位日见巩固，强大之势不可逆转。
1998-2008年是重要转折期。此前，是“外贸+制造业=外汇”的外需型增长方式，外贸空间决定GDP增长空间、国际经济形势决定国内经济形势，(18)外贸部门很有优势，而内需并非重要的因素，为了吸引外资促进外贸，实行了内外有别政策，甚至对内歧视，我们有时称之为对外资、外贸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这个阶段，国有企业的优势也显示不出来，甚至有一个阶段还处在效益危机和私有化预期中。
1998年和2008年两次大的外来冲击，使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第一，迫使总需求的重心由外需转向内需，两次冲击都大规模地扩大内需，这种政策上的转向是非常明确的。2003年之后做出的一系列举动，也是这种趋势性反应。如取消农业税、对农业补贴、建立健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2008年的这次外汇储备危机，从“外汇是金”变成了“外汇泡汤”之后，这种外向型增长方式承受了巨大的美元国债损失。正是迫于这种极端严峻外需形势做出了重大改变，实现了战略重心的转移，即从着眼于与国际接轨和外部需求转向了以国内需求和民生工程。第二，国有企业的地位日渐上升，甚至如日中天。不仅是因为国有企业上市有了新的融资平台，还因为它获得了扩张性财政的巨大投入和订单，再加上它原来占据的垄断地位，使得它如虎添翼，更为强大。
在国有企业华丽转身和重塑中国模式过程中，有三个特点已是既成事实，有目共睹：
(1)垄断地位日见巩固，手中握有上市融资、财政支持、准入门槛三把尚方宝剑。有的讲这是旧体制的复归，有的讲这比旧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计划经济时国有企业捧上的不过是铁饭碗，只能一心一意执行计划指标，没有旁的机会选择，而现行体制则可以脚踩“圈内”、“圈外”两只船。尽管这种行政性质的垄断缺乏效率，但它有再分配的权力，能够分润下游企业的效益、侵占消费者的利益，“赢者通吃”。
(2)国有企业强大之势不可逆转，有政府(行政+财政)作后盾。从上述“外贸+制造业=外汇”的外需型增长方式转向依靠“大国有(包括财政)+社保(包括财政转移)”，以保证未来15-20年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和谐发展，这种增长方式在2003年之后日渐成型，这个基调、走势、格局也大致已定。那么，怎么样定义这样一种模式，你可以讲它是中国模式，但明确区别于上述的外需型增长方式，而是一种“大国有模式”。可见，恪守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是死板的、机械的，而是要与时俱进，随机应变。
(3)搁置主权争议(指国有企业的出资人身份问题)，除了所有权问题，其他都可以改革或改变，没有什么禁区，包括官商分离、职业化、资产委托、退出机制等问题。
显然，如今国企改革所面对问题已不再是效益危机或私有化预期。从目前的国企状况和格局来看，大型国有垄断集团占主导(19)，银企结合，内外双向扩张；行政化是其显著特征，政企之间调动升迁的通道已经打开，官商结合机制及其预期动机等还会进一步改变国企行为模式。对企业来说，能否取得行政垄断地位或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能否取得财政投入或信贷额度的调配，最为关键。对经理人来说，权衡利益和级别的结果，得到行政上的升迁是首先追求的目标。“大国有战略”造成内外有别的事实，也造成“收编入围”的心理预期。于是，有人讲它是旧体制复归，备受垢齿集中于以下几点：一是它的垄断地位，二是它的官商身份，这是新战略需要治理的对象；而要防的是什么？是内部人控制。
既防且治，因而国企改革应是两手，而不是一手。如果只有一手，未来国企改革都会措手不及。
国企改革的任务与趋势：反垄断、去行政化与职业经理人制度。
1.关于垄断问题——反垄断不但是对内促进效率的利器，同时是限制跨国企业垄断国内市场的利器。
普遍认为，有效益一定有效率。其实不然，效率和效益只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是一致的，而在垄断情况下，二者不是一回事：有效益未必是因为有效率，而有效率也未必有效益。皆因为，垄断破坏了有效的市场机制。这跟所有制没有关系而跟垄断性质直接有关。无论国有还是私企，当它做大做强到谁也动不了它的时候，都会有行业垄断的嫌疑。如果此刻它发展得很好，意味着它已经没有了潜在的对手，也就没有了竞争的压力；(20)如果此时它的财务状况很糟，那么，政府“纾困”也是迟早的事。因而，诉诸常理都能判断得出：追求效率不是摆在这类企业的第一位的动机，它也没有这种动力，它的着眼点是在经济利益之外。若由这一类企业主导市场，必然会与“十四大”所确立的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愿望相悖，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
反垄断不但是对内促进效率的利器，同时还是限制跨国企业垄断国内市场的利器。尤其是当世界五百强大多数进入中国或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之后，限制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垄断就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如果讲国民待遇，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方面，而不能是单向的优惠。
当然，垄断分三种类型：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和技术垄断，各有特点，应区别对待。尤其是技术垄断，更要区别对待。如果说市场垄断是不下蛋的(即它有分配的功能而无产出的功能)，技术垄断却是会下金蛋的。因此，各国对于技术专利都是保护有加的，有《专利法》防治侵权行为。还有，企业中存在大量不对外公开的保密技术，既然你要企业鼓励研发和创新，就得允许人家垄断技术并由此获得回报。如果技术创造发明不能享有垄断收益，那么，谁还有积极性投入研发呢？所以，技术垄断在一段时期内都会加以保护，各国都是如此策略。
问题在于，技术垄断与市场垄断是不可分的，技术垄断的载体最终是产品，技术垄断的价值要靠市场垄断来实现。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垄断都是技术垄断，但是，技术垄断一定会有市场垄断的表现。因此二者的界限很难划得清。好在这两种垄断都是有周期的，而且仅靠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可以抑制但不足以扫除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是，有了行政垄断，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它可以永久性地抑制潜在的竞争对手。它不仅自身不下蛋，还要持续地消耗金蛋。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行政垄断都会损害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政企必须分开，必须限制行政垄断，因为它对于市场效率的损害是致命的。
预测未来第三次国企改革的高潮，焦点之一在于怎么样解决国企集团的垄断问题。
各国制定的《反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针对的是市场垄断行为。纵观世界各国，行会垄断早在反封建时就已经革除了，行政垄断更行不通，而我国制定《反垄断法》则需要同时完成这两项历史任务。
真正难办的是既要允许技术垄断存在又要反对市场垄断。技术垄断与市场垄断不可分，技术垄断必然会推动市场垄断，当它的市场份额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造成市场垄断的事实。这个时候怎么办？也不是没有明智的处理办法。由于技术垄断都是有周期的，最好的办法是鼓励潜在的竞争者。这里提供美国高等法院处理微软的案例。美国高等法院因为微软公司的市场垄断行为几次裁决，都是要求公司分解，由此形成了一场拉锯战。最后还是由于技术垄断自行消除，这场官司也就不了了之。
2.政企分与不分——行政化与去行政化问题。
国企上市从根本上解决了政企不分的一大难题，但是，这个时候的政企分开只完成了一半，剩下的还有人事权，怎么分开，怎么配置，如何改革？
一种情形是内部人控制。在国资委没有人事干预前，国企改革基本上处于这种失控状态。(21)俄罗斯之所以最后会走向彻底私有化，就跟内部人控制能力以及内部人的私有化预期这种转向有关。在它的后期，私有化实际上已经整装待发，只等着政治和舆论转向有利于自己的一边。(22)
另一种情形，就是行政化干预的办法。国资委对下属国有企业掌握着资本控制和人事控制这“两杆枪”，人事调动还受组织部管，国资委直接掌控国企高管的人事任免权。行政化无疑是对内部人控制的一种制约，它扭转了国企改革MBO的方向，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是有效的管控办法。譬如，诸多央企高管能够自觉自愿地放弃期权、股权，实属不易，可见国资委号召力非同一般。哪来这么大的号召力，还不是因为手中握有人事任免权吗？现在国企主要就靠这一套行政化体系约束、监督。人们不难发现，现在省属国企高管大都曾有地方主政的履历，而央企高管则不乏来自各大部委或各省的“封疆大吏”。另一方面，国企又充当了“经济官员孵化器”，许多国企高管成为各地党政领导的热门人选。
但是，这套体制是否长期有效？
人们担心的是，只要假以时日，政企不分的老毛病又会重犯，甚至比计划经济还有过之。毫无疑问，这套体制强化了官本位意识，而这种“由官变商”或“经商入官”的身份转换和任职模式造就的“绿色通道”——出则为商，入则为仕——这种新的预期一旦形成，并且适应了这种变化，就会尾大不掉，遗患无穷。(23)这既是造就新国企的效率，也是限制它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官商结合机制及其预期动机将会进一步改变国企的行为模式，带来很多新的弊端。(24)如行政领导干部退居二线之后或明或暗地到国企从业挂职，以提高晚年福利待遇和幸福指数。这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现在的国企，上层管理层相比于同级别的行政待遇要好，而且面向它的行政通道是敞口的；而下层员工相比于民企福利要高，因而，体制内的这部分人口是整个社会中最和谐的部分，由此也就构筑起了体制内的“大宅门”，进入这个“编制”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
说到底，国企均有行政级别，这些国企高管只是“准”职业经理人，本质上还是官员。而官员的任命、升迁抑或贬谪、考核，自成体系。一个部级企业，其管理者必然要从部级产生，市场是不会产生部级干部的，这就意味着，国企高管一定是官场中的佼佼者，但未必是市场中的优胜者。无论是国企本身的行为，还是其经理人的行为，制约它们的实质上都是行政因素而非经济因素。
3.职业化和规范的经理人制度是改革的方向——薪酬激励机制问题。
选择职业经理人，规范经理人市场，有助于同时抑制行政化和内部人控制。(25)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意味着市场化的用人机制与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职业经理人的预期只能是自身的价值及其回报，而不是加官晋爵或企业之外其他非分之想，才可能永远留在经理人市场上好好经营自己。这两点目前的国企改革一个也没有做到。譬如，用人机制市场化意味着取消行政级别，这一点目前办不到；而薪酬这一块，主要争议在于国企高管们的付出是否“对得起这份薪酬”？
后一个问题是这样引出来的：对职业经理人要引入竞争机制，就要有规范的业绩考核办法，可是，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薪酬算高？什么样的薪酬算低？由于是垄断部门，就没有了参照系，也就失去了衡量的标准：内部人(利益相关者)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如果薪酬不能与国际接轨，势必不能吸纳更多的优秀经理人；而外部人则认为，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垄断得来的，成事不在人而在于位。所以，不破除垄断，这套薪酬挂钩的激励制度也是没有效率的。关键之处在于，薪酬高低最后是谁说了算？有人讲，国资委有“限薪令”可以约束天价薪酬。事实上，尽管国资委有权决定国企集团高管的薪酬，但是，它不能限制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根据《公司法》章程，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是由公司董事会决定的。国资委下属136家央企，其中80%都是上市公司，国资委是管不了的。所谓天价薪酬都是从这个层次上产生的。(26)国有股本来就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而在国有股独大的情况下，可不信马由缰开出天价薪酬，让那些高管们如愿以偿吗？可见，所谓的天价薪酬其实跟内部人控制有关。
注释：
①本文曾在2011年5月4日北京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宣讲过，并在2011年9月16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五届高层论坛《国企理论与政策》作为发言的材料，原文三万余字，现限于篇幅要求做了节略。值此《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出版，更有了比较和参照系，特别是关于转制和脱困，本文给出了不完全相同的说法，希望引起大家关注和讨论。
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山东诸城150家市属企业中有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山东诸城市长陈光主持改制，将市属企业150家全部卖掉，致使“陈卖光”一举成名。
③它不再以单个国有企业为兼并对象，而是全地区、全行业整体兼并。从1992年中策公司首次收购大陆国有企业——山西太原橡胶厂开始，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在大陆形成了一股收购兼并的旋风，狂扫国有企业，融资33亿人民币重新组建了35家全部由中策公司绝对控股51%以上的中外合资公司；同年5月收购福建泉州市全部37家国有企业；9月与大连轻工局全行业合资，计102家；后又在杭州、宁波、无锡创办数十家合资控股企业。
④如七十年代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打击“投机倒把”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1982年，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因“雇工”和“剥削”有关部门要治他的罪，邓小平知道后示意要保他，以此表明党对发展私营工商业的决心不变。
⑤当时造成市场价格混乱的一种现象是“倒爷”，就是倒卖计划内钢材之类的配额，计划内的价格和黑市价格之间的差额是惊人的。尽管价格体系如此不合理，但是，私营企业还是由此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
⑥由此，改革派就有了分别，有了不同的称谓，如“吴市场”、“厉股份”、“杨承包”。
⑦199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当时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了40%。许多国企已经到了用银行贷款发工资的地步，所欠贷款根本无力偿还，下个年度能否再贷到款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有鉴于此，当年MBO得以盛行，也是得到政府默许的。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肯定了“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方向。1998-2000年是三年脱困期，2003年则是最后期限。1998-2005年从GDP份额来看，国有控股数量减少了60%，从业人员减少50%。中小国企实现改制达80%以上。然而，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宏观不景气时财政应对国企施救，而不是实行“安乐死”，这无异于使国企雪上加霜，加速破产。这才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中策集团正是利用了国企改革的这个特点，在国企财务状况不好时低价吸纳，在1993年下半年国际资本市场关于“中国奇迹”达到巅峰时吐出(增资)，从而套取巨额利益。
⑧2005年政府出台了至今仍然有效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这条规定从此就禁止了销售额3亿以上的国有企业今后就不能再搞MBO，还有一些其他限制措施，这样才止住了“国退”浪潮。尽管还有很多局外人觊觎国企这块“肥肉”，但是管理层也不愿意把企业卖给利益相关者以外的其他人。
⑨以“小煤窑”为例。曾有一段时间“矿难”频发，每遇矿难事件，中央首先要问责“小煤窑”，以至于山西、重庆、云南等多个省份干脆强令关闭小煤窑。2006年，冯仑的文章《跨越历史的河流》总结了私企生存之道的“乖经”：“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可谓这种形势的绝好反映。
⑩一方面减少了国企数量，另一方面大量注资、大量剥离坏账资产。
(11)从这个时候起，所谓的国有企业也只是部分国有，并不占有全部份额，因而也就名不符实。未来是否还要以这种出身和身份来命名？血统论的确是个问题。现在国资委下属企业四分之三以上都是“国有控股企业”，只保留了党组织和人事任免权，管理模式很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的规范和结构。虽然国资委的权力并不大，但它引入的财团模式使国有资本受益匪浅。加上政策和信贷支持，国企更是如虎添翼。
(12)公开的数据表明，国资委下属的央企数量从198家减少到123家，但资产总额从2002年的7.13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元，年均增长16.74%；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12.63万亿元；实现利润从2405亿元增加到8151亿元；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在美国《财富》杂志2010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上榜的中央企业共有30家。比2009年增加6家，比2003年增加24家，其中中国石化、国家电网和中国石油分别位列第7、第8和第10位。
(13)拟将建立的就有稀土托拉斯和钢铁康采恩。
(14)1988年底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曾采用这样的字眼，可见当时中央财政的窘迫程度。
(15)以后中央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始终高于GDP增长速度。但是地方财政始终不景气，以至于要挖“土地出让金”这股潜力作为二财政。
(16)1998年，大刀阔斧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其中有一项便是“使大多数工业部门与企业脱钩，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从此被打破；按照中央决定，军队、武警、政法机关所办的6408户经营性企业和297户军队保障性企业已移交地方管理，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在改革方向上，国有企业去行政化的方向早有定论。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指导性政策，更是在2001年就已经颁布。原国家经贸委出台了文件，明确规定今后企业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待遇。然而，10年后的今天，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还在“试水”，而且仅限于广州、上海等地“试水”。
(17)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在几次非正式场合都把国企和武装力量相提并论，将二者提高到保障政权的“两个重要基础”的高度。如此说来，国企的存在首先是政治的需要。这有待进一步研究。无独有偶，2007年日本住友宫原贤次造访中国时，盛赞国资委说“国家控股”事关重大，“中国坚持国家控股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这些行业涉及国家和人民最核心、最根本的利益，是维护国家稳定和安全的坚实保障。”日本人的这种说法，在表扬别人的同时是标榜自己。当然，日本主要是财阀控股，没有多少国企，但那种官商紧密勾结甚至连体、交叉持股的态势，已经到了坚不可摧的地步。
(18)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10多年时间里，随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工人融入全球经济、生产出大量廉价产品输往美国，美国通胀率下降了。这个趋势让美国消费者产生富足的感觉，并通过抑制消费价格的上涨，帮助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用低利率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多年来，美国消费者尽享廉价进口商品之利——廉价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汇率保持低估。这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尤其明显地体现于衣服和鞋子。
(19)有些部委是整体改制，如五矿、有色、化工，跟资源、重化工有密切关系；另一些则成了行业协会，主要是轻型加工制造行业，如轻工纺织。
(20)什么叫大到无人企及的地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民企500强的净利总和，不及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两家央企。“2010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在1000亿元以上的共有60家，只有5家民企，而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的只有中石化、国家电网和中石油3家。中石化连续6年位居榜首，前10位全是央企。
(21)像扩大企业自主权、厂长经理负责制、年薪制、减员增效、职工身份置换、末位淘汰制六项国企改革措施都对内部人控制有利。
(22)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曾任苏联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1992年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就顺利地成为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巨头。
(23)联系古代，如果官办、官商能够成功，那么，盐铁政策、洋务运动都不需要检讨了，私企民企哪里还能几度泛沙起尘？
(24)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用经济的办法而不是行政的办法、资本控股而不是行政控制，因此，行政控制根本上是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
(25)中组部、国资委已先后7次组织中央企业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录用了113人。
(26)如格力老总朱江洪8000万元、中海油老总傅成玉9200万元、招商银行老总马蔚华2960万元，还有没曝光的金融、烟草、电信、石油、石化等大国企的高管薪酬，也备受争议。据调查，国企高管人数只占国企职工总数的1.3%，但这些人的薪酬却占到了工资总额的60%。
由于原刊版面所限，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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