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率困境：扩大投资下的增长下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困境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5年10月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投资，在2008-2013年短短6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52%上升到2013年的79%，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42%上升到2013年的48%。然而，与此同时实际GDP增长率则呈现了一个显著的趋势性下滑，同2003-2007年相比，2008-2013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下降了2.7个百分点，从11.7%下降到9.0%，这一下降趋势进入2012年后变得更为明显，在固定资产投资率继续大幅攀升的情况下，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实际GDP增长率从2011年的9.3%进一步下降到7.7%，同2003-2007年平均增长率相比下降幅度高达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2014)。投资率大幅上升的同时实际GDP增长率却出现持续的下滑呈现了一种反常的“增长悖论”。我们知道，在经典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在通常的情况下，投资率的上升将伴随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历史上日本和东亚“四小龙”①的经济快速增长期均伴随投资率的显著上升。 本文的目的是运用现代增长理论的增长账户模型(growth accounting model approach)方法对中国实际GDP增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历的趋势性下滑进行系统分析。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自2008年以来呈现的反常情况，我们应用增长账户模型方法研究后提出的解释是：中国自2008年以来在投资率上升的同时经历了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长率的下降，这一下降通过两个渠道带来实际GDP增长的下滑。首先，TFP增长率的下降以一对一的方式转化为实际GDP增长率的下降；其次，TFP增长率的下降加快了产出—资本比的下降，从而降低了投资率上升带来的人均资本增长速度。本文的测算表明，2008-2013年间中国实际GDP增长的下降，几乎完全来自TFP增长的下降，在2008-2013年整个期间中，TFP年度增长率同2003-2007年间相比下降了约3.5个百分点，其中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的TFP增长率同2003-2007年相比下降超过3.5个百分点，已降至负水平。而在2008-2013年整个期间扩大投资带来的同期资本形成率的上升对GDP年度增长率的贡献则不超过1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率的上升对GDP增长的正面作用完全为TFP增长下降的负面作用所抵消。进入2012年后，在固定资产投资率继续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资本形成率已趋于停滞。我们的分析意味着，中国自2012年起开始进入索罗下行通道，即在索罗收敛定律的作用下，当投资率保持不变、TFP增长率停留在非正水平时，劳动生产率(按劳动力衡量的人均收入)将趋于零增长或负增长。此时的增长是不稳定的：一方面，TFP增长率可能会保持在非正区间；另一方面，经济也可能趋于低增长。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会发生这种不稳定的增长？在本文建立的增长账户模型框架内，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基本解释：第一，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导致TFP增长下滑；第二，2008年后的扩大投资进一步加速了TFP增长的下滑。扩大投资促进了投资率的上升，但与此同时扩大投资创造的过剩产能则带来了TFP增长更大幅度的下滑，在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法则的作用下，当依靠人为拉高的投资率趋于停滞甚至下降时，人均资本增长将趋于下降，于是TFP增长的下降将逐渐抵消投资率上升的作用，从而导致GDP增长的持续下滑。由此，我们利用增长账户分析的对偶方法，得到了一个可检验的结论：资本实际收益自2008年以来经历了持续的下滑，并且下滑速度抵消了实际工资的上升速度。 上述解释的两个关键因素是：第一，中国的投资率不太可能再实现持续的大幅上升；第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降到足够低的水平。如果政府采取主动的实质性再平衡和市场化改革，将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去投资”(投资率大幅下降)过程(有管理的硬着陆)，但中国经济将能够脱离索罗下行通道，并由此恢复可持续的显著正增长。反过来，实体经济增长的持续下滑及由扩大投资带来的债务快速增长，将完全有可能将经济推向自发的“硬着陆”。 我们的测算表明，经济处于索罗下行通道中的下滑速度为每年0.5—0.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由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每年将增加不低于30个百分点。这种局面显然是不可能持久的。按照上述测算结果，经济可能会在5年内下滑到接近零增长，由投资形成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超过300%。因此，这是一种难以持续的潜在意义上的帕累托无效的增长轨道。一方面，推行超越市场均衡的扩大投资带来的增长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归零；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大规模的过剩产能、坏债(无法用收入，甚至无法用资产偿还的债务)及污染却不会归零，最终还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依据上述分析，未来5年内调整与改革的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有管理的硬着陆，即类似在1998-2002年间发生过的伴随大规模债务清理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硬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投资率将经历大幅下降，其中资本形成率将下降5—10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率将下降超过35个百分点，经济在最初调整的2—3年会经历大幅的增长下滑及与之相伴的一定规模失业，而在3—5年内基本完成调整和改革后，经济进入可持续的人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4%—5%的增长轨道，直至基本完成劳动力转移，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美国当时人均收入的1/4。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最终将回归到20世纪80年代的依靠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率路线，在这一增长轨道中，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及固定资产投资率)保持在不超过40%的水平上，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快速增长。特别的，从中长期角度看，这样一个有效的增长轨道事实上也可能是一个最快的增长轨道，并且是一个能够与全面协调发展目标(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降低环境污染等广泛的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增长轨道。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运用增长账户模型方法对中国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增长下滑的来源提供解释；第三部分在增长账户模型框架内进一步探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背后的体制和政策因素；第四部分从软着陆与有管理的硬着陆角度考察中国未来增长的可能前景。 二、增长下滑的来源 中国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历的大幅增长下滑不太寻常，历史上日本和韩国在1973年石油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也分别经历过类似下滑，但当时日本和韩国均已基本上完成了劳动力转移，人均收入达到或接近美国当时人均收入的1/2，而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生的趋势性增长下滑，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仍高达40%，人均收入不到美国的1/10。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也仅仅相当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下面我们应用增长账户模型方法为中国在这一期间经历的增长下降的来源提供一个分解解释。 (一)背景 我们从就业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角度对这一下滑趋势作一个概略考察。
表示实际GDP增长率；n表示就业劳动力增长率；
表示劳动生产率(单位就业劳动力创造的实际GDP或实际增加值)的增长率，则实际GDP增长率可分解如下②：
表1提供了中国经济整体实际GDP在2003-2013年间的变动趋势。由表1可知：(1)中国在2008-2013年间整体经济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与2003-2007年间相比下降了2.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高达近25%，其中，就业劳动力增长率下降了0.2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则下降了2.5个百分点，中国在2008-2013年间实际GDP增长的下降几乎完全来自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下降；(2)后一时期经济事实上经历了两次下降。首先，整体经济的实际GDP增长率在2008年已出现了大幅下滑，与2003-2007年间相比下降了2.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近20%；然后，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再次出现进一步的下滑。2012和2013年连续两年整体经济实际GDP增长率下降到7.7%，与2003-2007年间相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高达34%。下面我们利用增长账户模型方法进一步考察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来源。
(二)总量增长账户模型分解 我们利用现代增长理论提供的增长账户模型方法对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来源进行分解。这一方法依据的基本思想是将增长账户与索罗模型结合，利用calibration方法及有关数据得出关于模型相关变量的估计③。特别的，这一方法建立了增长账户分析提供的人均资本增长与索罗模型包含的投资率之间的直接联系。 记Y表示实际GDP，F表示总量生产函数：Y=F(K，L，A)，其中，K表示实际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力；A表示技术进步函数。我们采用基本的科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及劳动扩展型技术进步假设，记
表示变量x的增长率，我们的基本增长账户模型方程可表述如下：
按照增长账户模型方法，我们可以将上述方程中的变量划分为两类：可观察变量和不可观察变量，前者可从常规经济统计中获得，后者则需要利用模型及有关经验研究建立的估计值进行推算。在本文模型中，不可观察变量包括产出—资本比和TFP增长率，其中TFP增长率可以看做是模型的一个外生变量，产出—资本比则是模型的内生变量。 不过TFP增长率的估计也必须服从由模型性质和已知可观察变量值所确定的约束。对不可观察变量，我们采用的方法是：首先对第一个时期的TFP增长率进行估计，并由此导出同时期产出—资本比的估计值，然后比较得出第二个时期TFP增长率的估计值，并类似得出第二个时期产出—资本比的估计值。我们关注的是第二个时期与第一个时期的比较，因此，我们将第一个时期各年份合并为一个时期。我们假定可以利用有关可观察变量的年度平均值构造一个由变量平均值组成的总量函数，由此得到的是关于整个时期TFP增长率和产出—资本比的年度平均值的估计。然后我们比较得出第二个时期TFP增长率和产出—资本比估计值的平均值。在这一比较中，我们利用索罗模型的一个基本性质：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若TFP增长率非负(TFP水平保持不变或上升)，则投资率的上升一定带来人均资本增长率的上升。 我们进一步把本文的可观察变量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可以直接从常规经济统计中获得的，包括实际GDP增长率、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就业劳动力增长率和投资率，对于这些变量我们采用官方统计提供的数据；另一类变量是常规经济统计不一定提供的总量数据，包括资本收入份额和折旧率，对这两类变量相关经验分析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边界估计。 Young(2003)在一项关于中国1978-1998年TFP研究中得到的经济整体的资本收入份额平均为40%(其中非农业部门的资本收入份额平均为54%)。Islam等(2006)在一项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期间TFP的研究中采用的经济整体资本收入份额平均为48%(其中1991-2002年平均也为48%)。考虑到中国过去劳动收入相对GDP增长持续下降的趋势，我们取50%作为一个基准估计值，并假定这一数值对两个样本期都适用。Barro和Sala-i-Martin(1995)与Mankiw等(1992)在有关研究中采用的折旧率基准数值分别为5%和3%，考虑到中国过去11年间的过度投资可能带来的折旧加速，本文采用5.5%，并假定两个样本期的折旧率保持不变。 我们考虑第一个时期TFP平均增长率的确定。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TFP的增长存在大量研究，不过仍缺乏较为完整地涵盖2003-2013年的研究⑤。我们采用主流文献中关于东亚经济体(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战后高增长时期TFP的研究结果作为中国2003-2013年间TFP增长率估计的参照。日本在战后1947-1973年高增长时期的TFP增长率高达4%；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战后1966-1990年高增长时期的TFP增长率分别为1.7%和2.6%；而发达国家TFP的长期趋势增长率为1.4%左右⑥。我们估计依据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中国高增长时期的TFP增长率不太可能达到或超过日本战后高增长时期的水平。这是因为：TFP增长主要依靠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技术创新，中国在2003-2013年间并未观察到可与日本战后高增长时期相比的技术创新的发生。因此，在当前的研究中，我们采用1.4%—4%作为对中国在2003-2007年高增长期间TFP增长率估计的范围。作为一个基准估计，我们采用3.5%作为第一个时期TFP增长率平均值的估计值。这一估计值略低于日本高增长时期的TFP增长率，但仍然显著高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其高增长时期的TFP增长水平⑦。 确定了第一个时期TFP增长率平均值的估计值，我们可以由此得到第一个时期产出—资本比平均值的估计值以及第二个时期的TFP增长率、产出—资本比的估计值。类似地，我们利用增长账户经验研究得到的关于产出—资本比的估计数值建立关于中国产出—资本比估计的参照值。Collins等(1996)的研究表明，中国在1970和1994年的产出—资本比分别为0.67和0.59(韩国相应的数值分别为0.83和0.34；美国相应的数值分别为0.31和0.30)。Young(2003)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产出—资本比在1978-1998年期间甚至略有上升。在1999-2002年期间，中国的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基本上保持不变。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的中国产出—资本比的数值约束范围为0.35—0.60。 我们将第一个时期TFP增长率平均值的估计值3.5%代入前述基本增长账户模型，得到第一个时期人均资本增长率及产出—资本比平均值的估计值：
然后，我们考虑如何估计第二个时期的TFP增长率平均值的估计值。记
分别表示第一个时期及第二个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资本收入份额、人均资本增长率及TFP增长率，并假设两个时期的资本收入份额相等，则两个时期TFP增长率的差满足下列等式：
由于第二个时期投资率显著上升，就业劳动力增长率略有下降，折旧率和资本收入份额保持不变，我们假定第二个时期TFP水平保持不变或上升，则由索罗模型性质必有
，即第二个时期来自人均资本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上升的，但第二个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实际上是下降的，因此TFP的增长一定是下降的，且
，即第二个时期TFP增长率下降的绝对值要大于第二个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绝对值。由于第一个时期的劳动生产率较第二个时期高2.5个百分点，第一个时期TFP增长率的估计值为3.5%，因此，我们取第二个时期TFP的估计值为0，代入第二个时期的“平均”增长方程，得到第二个时期人均资本增长率及产出—资本比平均值的估计值为：
考虑从2012年起经济再次发生下滑，我们分别对2012年和2013年的增长来源进行分解。2012年的有关估计数值利用与2003-2007年进行比较的方法类似得出。而2013年则以2012年的数据为基准估计得到。最终，我们得到2012年和2013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产出—资本比的估计值分别为-1.3%、-0.3%、0.49和0.46。相关计算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第二个时期与第一个时期相比，实际GDP增长的下降几乎完全来自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下降，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则来自TFP增长的下降，投资率上升带来的年度增长贡献平均不超过1个百分点，而TFP年度平均增长率则下降了高达3.5个百分点，到2012年和2013年，TFP增长率已下降到负值。此外，从上述分解我们还可以知道：投资率上升对实际GDP增长的正面影响完全被TFP增长下降的负面作用所抵消。
我们知道，索罗模型的一个基本涵义是：在缺乏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在长期内将趋于零增长。投资率的变动可以影响上述收敛进程的速度，但不会改变这一进程本身。我们称这一性质为索罗收敛定律。由这一定律，特别的，在全要素生产率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投资率趋于停滞或下降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按就业劳动力计算的人均收入)将趋于零增长或负增长。若一个经济的增长轨道进入了上述劳动生产率趋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通道，我们称该经济处于索罗下行通道。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2012年投资率停止增长，TFP处于负增长，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自2012年起已进入了索罗下行通道。 由索罗收敛定律及经验事实我们知道，计划经济或不完全市场经济或迟或早会在全要素生产率趋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驱动下进入索罗下行通道⑧。然而，中国经济在人均收入仅为美国人均收入1/8时即已进入索罗下行通道是不寻常的。通过我们后文的分析可知，中国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行的旨在促进增长的扩大投资政策，有可能加速了增长的下滑。 (三)讨论：实际GDP增长率的估计 本文中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增长速度变缓，因此我们全部采用未经调整的官方数据。若我们采用一种调整方法将降低官方的实际GDP增长率水平，保留官方统计中不同年份间GDP增长率绝对差距，会对依据官方数据分析得到的结果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改变基本的趋势。特别的，参照历史上韩国在高增长期的实际GDP增长率及中国在2003-2007年间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我们推测中国在2003-2007年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7.5%—8.5%，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率水平，其主要来源是较高的投资率。在保留官方增长率差距的条件下，2008-201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相应地降到4.8%—5.8%，其中2012-201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已降到3.5%—4.5%。在同样的TFP假设下，较低的增长率也意味着经济在索罗下行通道中处于较低的增长下滑速度。 在实际GDP增长率存在高估的情况下，若直接采用官方数据及常规的增长账户方法对TFP增长率进行估算，则可能导致TFP增长率的高估。假定实际GDP增长率与实际资本增长率的高估来自相同程度的通货膨胀低估，则由于在TFP增长率计算中计入的是实际资本的加权增长率，其系数为资本收入份额，TFP增长率的高估相当于通货膨胀低估值与资本收入份额的乘积。在本文中，这意味着通货膨胀每低估1个百分点，将导致TFP增长率高估0.5个百分点。本文采用的方法避免了直接采用官方数据可能导致的TFP增长率的高估。 我们知道，由C-D生产函数假设，产出—资本比的变动满足：
，假设资本收入份额等于0.5，则人均资本增长率大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两倍，产出—资本比一定下降。依据前文的分析，假定TFP增长率下降到零或负水平，人均资本增长率为8%—16%，则由产出—资本比例下降引致的增长趋势下滑速度为每年约0.5—0.8个百分点。我们将其作为对中国经济进入索罗下行通道后的趋势性增长下滑速度的一个可供参照的近似估计。正如我们后文的分析表明，扩大投资可以在短期内抑制增长下滑，但在中长期内反而会加速增长下滑，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扩大投资加速了TFP增长率的下滑。 三、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滑的原因 在前文中，我们应用增长账户模型方法对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来源进行分析发现，在经济总体层面上，增长下滑的主要源头是TFP增长的下滑。我们在先前建立的增长账户模型框架内对TFP增长下滑背后的原因作进一步考察。 我们基于体制和政策因素提出一个基本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大幅下滑主要来自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困难和投资扩大。首先，2003-2007年间经济的快速增长来自1998-2002年间推行的市场化改革，进入2003年后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下滑；其次，2008年后大规模推行的扩大投资进一步加速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滑。我们分别从劳动力转移的下降和非农业部门TFP增长的下降两个层面考察经济整体TFP增长下滑背后的政策因素。我们分析结果的一个基本涵义是：中国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一种由经济内在因素引起的趋势性下降，扩大投资短期内可以延缓下滑的进程，但在中长期内会加速这一下滑进程。 (一)劳动力转移的下滑 中国自2008年以来的劳动力转移下滑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总体劳动力供给增长的下降和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年轻劳动力供给)增长的下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供给增长趋于下降是一个正常现象。然而，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这大大加速了人口转型过程，导致中国人口与劳动力增长下降的速度快于正常水平。 当前的问题是，中国在整体人均收入尚处于中低水平、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还远未完成的情况下，已提前进入了本来属于发达国家现象的人口与劳动力“零增长转型期”，即人口与劳动力同时趋于零增长，年龄结构快速老化，年轻人口与年轻劳动力在总人口及总劳动力中的比重趋于下降，这意味着年轻人口与年轻劳动力也将趋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年轻劳动力短缺已发展成为一个普遍和持续的现象。此外，劳动力增长下滑过程明显加快，2012和2013年连续两年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力增长率均下降到了0.4%以下。农村年轻劳动力储备已趋于枯竭。2010年农村16—24岁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同年龄段全部农村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仅为63%，全部人数也仅为35286730人⑨。非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年度增长率从2003-2007年间的4.0%大幅下滑到2008-2013年间的2.9%，其中，2013年第二产业劳动力出现了自2003年以来首次负增长⑩。与此同时，构成非农业劳动力主要来源的农民工数量的增长经历了迅速下滑，由2010年的5.4%下降到2013年的2.4%，其中外出农民工的增长率由5.5%下降到1.7%(11)。 伴随着全国范围内劳动力转移的下滑，传统依靠外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东部发达地区开始经历趋于零水平的人口增长，2013年东部3省份(江苏，浙江和广东)人口增长率分别从2007年的0.9%、1.6%及2.3%大幅下滑到0.2%、0.4%及0.5%(国家统计局，2014)(12)。 在总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年轻劳动力供给)增长趋于下降的情况下，农村地区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业部门转移受到体制和政策的阻碍。例如，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可能起到了阻碍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增长的作用。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城市居民基本公共福利(特别是教育与医疗)的提供与户籍挂钩，大大提升了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在城市定居的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户籍制度产生的额外成本削弱了来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激励。由于工业部门需要的新增劳动力主要是年轻劳动力，在总的年轻劳动力供给趋于短缺的情况下，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城市中服务业更多吸收来自农村的中老年劳动力，新增的年轻劳动力更多地进人工业部门，但现行的户籍制度既阻碍农村的中老年劳动力进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服务业部门，同时也无法为来自农村的年轻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提供适当的激励。 (二)TFP增长的下滑：市场化改革的滞后 我们转向分析现行体制如何影响非农业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关注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主要指2003年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及对民营企业扩大对内开放(市场进入)的困难。 我们先前的增长来源分析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的下降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除劳动力转移的下降外，我们推测另一主要的来源是非农业(特别是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我们分析的目的是建立这一下降与非农业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的联系。我们的解释依据的基本假定是：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在工业内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主要来自重工业，而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又主要来自重工业内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上述分析依据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目前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的重工业领域整体上仍然占主导地位。2011年，国有企业在石油、化学原料、钢铁、有色金属、专用设备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9%、19%、37%、22%、20%及44%(来源于各年国家统计局数据)。 那么，为什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重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会经历趋势性下降？我们利用标准增长账户分析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增加与技术前沿进步的分解方法，建立重工业部门内国有企业TFP增长潜力的一个两阶段演变来解释这一问题。我们依据的一个基本假设是：重工业部门国有企业的效率增加成分的趋势增长率在整个考察期间始终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并且不高于发达国家(美国)TFP的长期趋势增长率。在这种假设下，国有企业要在一段时间内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TFP增长，就只能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先进技术，通过建设面向国内市场的新工厂带来技术前沿的跳跃式进步，但进口替代一旦完成，TFP增长将主要依靠效率增加。由此，TFP增长在进口替代完成后将趋于由效率增加成分决定的低增长。 我们应用先前的假设，两阶段演变解释可表述如下：在第一阶段(2003-2007年)，重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产出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实行面向国内市场的大规模进口替代，这时TFP增长主要来自由发达国家进口带来的技术前沿的跳跃式上升，产出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引进技术建设的新工厂带来的产量增加；进入第二阶段(2008-2013年)后，进口替代潜力趋于枯竭，产出增长显著下降，TFP增长主要来自效率增加，产出增长主要来自老工厂，由于效率增加始终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该阶段TFP的平均增长也趋于一个低水平。 上述解释依据了两个基本背景事实：第一，中国到2007年工业中重工业比重已达到71%(2003年时为65%)，超过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一些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已达到或接近达到世界第一；第二，如表3所示，2008-2013年间与2003-2007年间相比，一些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增长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各年数据可知，2008-2010年各年平均为71%，2011年略微上升到72%，这说明自2008年以来重工业比重增长已趋于停滞。
从表3可以看出，除水泥外，2008-2013年间与2003-2007年间相比，上述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年均增长率下降均接近或超过50%。与此同时，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2008-2013年间工业增加值增长也经历了大幅下滑，年均增长率从2003-2007年间的13.1%下降到8.8%，其中2012和2013年已分别下降到6.4%和6.9%(13)。 (三)TFP增长的下滑：扩大投资的影响 现在我们考察2008-2013年间扩大投资对该期间TFP增长下滑的影响。依据先前建立的增长账户模型分析框架，我们认为，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过剩产能的不断扩大，后者反过来进一步导致资本收益的下降。依据对偶方法对增长账户进行如下解释，在实际工资增长率保持显著正增长的条件下，资本收益增长的下降恰好对应TFP增长的下降。我们首先建立扩大投资的政策定义，然后在增长账户模型框架内考察扩大投资加速TFP增长下滑的渠道。 扩大投资可定义为一套政策，其基本目标是通过推动投资促进实际GDP的增长。扩大投资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投资激励推动投资超过正常市场条件下可支持的均衡水平，其主要政策包括：第一，导致投资成本扭曲的利率管制与财政补贴。第二，投资软约束：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享有投资自主权，但是不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即不会因资不抵债破产，甚至不会因无法用收入偿还到期债务本息而被迫出售资产。第三，通过经济刺激人为创造需求鼓励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和房地产行业。在房地产行业中，两个具有支柱作用的政策是商品房的预售制和私人住房持有环节的零房产税。我们将这一政府主导下的依靠扩大投资来促进增长的路线称之为经济增长的扩大投资路线。 中国的扩大投资政策是一种独特的政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或传统的市场经济中均不存在这样的一种增长政策。第一，不论是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或是实行传统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的是工业主导的发展(增长)战略，投资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第二，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不享有投资自主权，过度投资受到计划纪律(平衡要求和财务纪律)的约束；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投资主体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享有投资自主权，但其投资面临财务硬约束，必须自己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第三，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不存在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投资的体制和政策机制；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增长仅适用短期的目的，并受到严格的制度性制约。 对于扩大投资如何加速了TFP增长的放缓，我们可以利用增长账户的对偶方法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在竞争性市场假设下，基于实际投入增长的TFP增长存在一个基于要素收入增长的对偶解释，即TFP增长可以分解为资本实际报酬(资本边际生产率)与劳动实际报酬(工资)增长率的加权和，其中权数恰好就是资本和劳动收入份额(14)。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近似处于稳态，资本实际报酬增长率很低，TFP增长完全由实际工资增长所决定。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资本低于发达国家，其资本边际生产率(资本实际报酬)处于递减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先前的假定下，资本边际生产率增长率恰等于产出—资本比的增长率，因此，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与在资本快速积累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产出—资本比下降是一致的。不过，在正常情况下，这一下降速度低于实际工资上升的速度，所以TFP增长率保持显著为正。当发展中国家处于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时，与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差别可以高达10倍以上，但产出—资本比相差通常则不到3倍，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即使人均资本经历快速的增长，资本收益下降(或等价的产出—资本比下降)也不足以抵消实际工资增长对TFP增长的正面影响。 我们接下来考虑扩大投资如何加速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从而抵消实际工资上升的影响，甚至导致TFP增长下降到负水平。首先我们注意到，在先前的假设下，劳动边际生产率增长率恰等于产出-劳动比(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意味着实际工资增长率等于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前文考察建立的一些基本事实是：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始终显著为正；且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2008-2013年间同先前相比出现显著下滑。因此，TFP增长在同一时期的下滑，完全来自资本收益更大幅度的下滑，即资本收益持续大幅负增长完全抵消了实际工资持续正增长的影响。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扩大投资提供的激励导致投资过度：投资成本持续高于投资创造的净收益，生产能力的扩张超过真实的可持续的需求增长，导致过剩生产能力持续扩大，后者反过来导致资本收益下降，从而带来TFP增长的下降。当资本收益的下降完全抵消实际工资增长的影响时，TFP增长便下降到负水平。 在上述解释中，扩大投资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是宏观层面上持续严重的投资亏损，即投资成本持续显著地超过投资创造的净收益。在当前背景下，我们可以用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差距来近似地衡量扩大投资造成的宏观层面上的投资亏损，前者可近似看作投资的总支出，后者则可近似看作投资的净收益，在正常情况下，前者不能持续高于后者。然而，自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率与资本形成率分别为36%与38%，两者基本持平；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率与资本形成率分别上升到52%与42%，两者间差距迅速扩大到10个百分点；而到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率与资本形成率分别进一步上升到79%与48%，两者间差距扩大到了3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4)。在2012和2013年，尽管资本形成率已停止上升，但固定资产投资率仍然保持大幅上升，这意味着仅仅就保持现行的投资率(资本形成率)，每年付出的代价是相当于GDP不低于30个百分点的投资亏损。既然上述差距代表无法用投资新创造的收入偿还的债务，这就意味着累积债务占GDP的比重每年将净增加不低于30个百分点。 四、近期增长的前景 本文认为中国经济自2008年以来的增长是不稳定的，并在2012年后进入了索罗下行通道。我们先前的分析提出的基本解释是：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导致TFP增长变缓，扩大投资反而加速了TFP增长的下滑。按照这一解释，政府可能需要引入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大规模“去投资”，即大规模降低投资率)和深化市场化改革(工业部门中现有国有企业改革)，使经济回到TFP持续显著正增长的轨道。我们引入潜在的平稳增长轨道作为考察两种可能的调整改革(再平衡与市场化改革)方案的参照，这两种可能的方案分别为“软着陆”和“有管理的硬着陆”。 (一)潜在增长轨道：平稳增长轨道 我们在先前建立的增长账户模型框架内引入一个平稳增长轨道作为考察中国未来增长前景的参照，这一轨道的基本特征是：在整个增长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保持稳定，这一平稳增长过程将持续到经济基本上完成劳动力转移，在人均收入上达到或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1/4(15)。 我们选择平稳增长轨道的一个基本考虑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继续依靠投资率的持续提高，因此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平稳增长。此外，平稳增长轨道是一个有效的增长轨道。我们考虑的基准数值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5%，其中TFP增长率为2.5%，按照平稳性要求，人均资本增长率应等于TFP增长率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比例，假定资本收入份额降到45%，则人均资本增长率应为4.5%，由此蕴涵的人均资本的增长贡献为2.0%。上述平稳增长轨道对劳动力转移的要求为：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不低于2.5%，其中工业劳动力增长率不低于2%。假定折旧率仍保持在5.5%的水平，投资率降到40%，忽略劳动力增长，则上述平稳增长轨道蕴涵的产出—资本比为0.29。考虑到未来劳动力的增长趋于零，忽略劳动力增长，我们可以将上述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近似地当作经济整体的GDP增长率。从GDP增长率角度看，4.5%的增长率属于中高增长率，低于中国先前的趋势增长率，也低于历史上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增长率。然而，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4.5%的增长率仍然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与历史上东亚“四小龙”的高增长时期的增长率大体处于同一水平(Young，1995)。 与中国2008年以来的增长轨道相比，我们看到，上述潜在增长轨道对应更低的投资率，更高的TFP增长率。上述轨道一个基本的不确定性是：在农村农业年轻劳动力存量大幅下降，城市和农村年轻劳动力均趋于零增长的条件下，工业所需年轻劳动力年增长率达到不低于2%能否实现。 从当前增长轨道过渡到上述有效的平稳增长轨道，将经历两个对当前增长产生反向影响的变动：(1)“去投资”，即投资率将经历大幅下降；(2)全要素生产率将转入显著为正的增长轨道，从而推动经济脱离索罗下行通道。要实现上述过渡，理论上存在两种可能的路径：第一，“软着陆”：通过渐进的调整和改革实现上述过渡，其间经济增长不发生大幅下降；第二，“有管理的硬着陆”：即政府主动采取类似1998-2002年的调整和改革方式，其间经济增长经历大幅下滑及相伴的大规模失业。不论是“软着陆”或是“有管理的硬着陆”，调整的一个关键是“去投资”，即大幅降低投资率，按照我们先前的推算，资本形成率需下降近10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率则需降低近40个百分点。我们分别考察这两种可能的过渡路径。 (二)“软着陆” “软着陆”可定义为在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按照政府的预期目标，2016-2020年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意味着实际GDP年度增长率不低于6.5%)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本质上软着陆仍未脱离我们先前论述的扩大投资的增长路线。“软着陆”看起来是一种理想的前景，特别是它可以避免“硬着陆”带来的调整期内大规模的失业。然而，“软着陆”在实践中很可能很难实现，因为这一方案中包含着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当前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投资失衡，因此，纠正经济失衡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段时间内的“去投资”。但是，在现行的“软着陆”方案中，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恰恰主要依靠扩大投资，即维持或甚至进一步推高投资率，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正如前文分析所表明的，旨在扩大投资的经济刺激短期内可以起到抑制增长下滑的作用，但在中长期内可能反而会加速增长的下滑，因为扩大投资对TFP增长的负面影响将抵消对投资的正面影响。此外，不论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或是从TFP增长的角度来看，6.5%的增长目标完全超越当前可行的增长，试图运用扩大投资来达到这一目标，只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即进一步加速增长下滑并加剧经济失衡。反过来，不论是降低投资率的再平衡或是市场化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过渡期内导致增长下滑和摩擦性失业增加，这是因为在过渡期内调整和改革引起的投资下降对增长的负面作用会大于调整和改革促进TFP增长的正面作用。只有当调整和改革接近完成、受到抑制的增长潜力获得充分释放时，TFP增长的正面作用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由此逐渐进入均衡、有效的增长轨道。 (三)“有管理的硬着陆” 我们先前的分析建立的一个基本结论是：除非经过一个去投资的过程，否则经济难以从当前的下行通道转入到一个均衡、有效、平稳的、不依赖经常性刺激的增长轨道。这一结论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政府主动进行再平衡和深化市场化改革，即有管理的硬着陆。第一，有管理指的是来自政府的主动及在过渡过程中的有计划调控。第二，这是一种“硬着陆”，在调整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将经历短时间内的大幅下滑，并伴随一定程度的失业。与“软着陆”方案相反，“有管理的硬着陆”依赖的是一种可称之为经济增长的生产率路线，生产率提高起到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桥梁作用。 “有管理的硬着陆”并不能看作是一种失败，相反，在经济已经发生失衡以及市场化改革滞后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降低的情况下，“有管理的硬着陆”可能是一种正确的政策反应。事实上，中国在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经历过一次“有管理的硬着陆”，那就是1998-2002年间的清理债务及中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首先，从非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增长大幅下降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硬着陆”：在1998-2002年期间，非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同1992-1997年间相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1999年第二产业就业出现负增长，直到2004年才超过1998年水平(16)。其次，这是一次“有管理的硬着陆”，因为它来自政府主动采取的行动。这次主动调整的背景是1992年后快速的投资增长带来国有企业债务的迅速增长，1995年国有企业债务率(债务占资产比例)已达到85%，1996年整个国企部门出现全面亏损(17)。 依据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经济在2001年开始恢复迅速增长，到2003年进入了新一轮的高增长。可以说，1998-2002年进行的调整与市场化改革，奠定了2003-2007年高增长的基础，但这期间不论调整或改革并不彻底：第一，一些重要领域对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禁入或限入；第二，户籍制度整体上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第三，过度投资机制依然得到保留甚至加强：以年度GDP增长率为核心的政府内指令性计划、利率管制、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投资软约束、城市住房的预售制、私人住房持有环节的零房产税等等。这解释了一旦经济进入高增长，过度投资甚至会在更大规模上重现。 中国当前面临的局面与1997-1998年很相似，但过度投资的规模更大，同时还面临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在资本形成率大幅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的情况下，由产出资本比例下降引致的GDP增长率下降速度为每年下降0.5—0.8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投资亏损，投资亏损的背后是债务的快速积累，未来5年内累积债务占GDP的比重将有可能突破300%，每年到期应偿付的债务本息将有可能突破GDP的1—1.2倍，显然，这样的局面是难以持久的。 依据上述分析，未来5年内调整与改革的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有管理的硬着陆。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将经历大规模的“去投资”，即资本形成率下降近10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率下降近40个百分点及国有企业的改革。经济在调整的最初2—3年会经历大幅的增长下滑及大规模的失业，在3—5年内基本完成调整和改革后进入可持续的4%—5%的增长，直至基本完成劳动力转移，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美国当时人均收入的1/4。如果不主动采取有管理的硬着陆，可能会使市场的自发调整最终造成急剧的硬着陆，或者经济继续沿着索罗下行通道下滑，跌到低于发达国家历史上长期趋势增长率。中国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进行的代价巨大的扩大投资只是从反面验证了已属于现代增长理论的“标准定理”的索罗预言的正确性，那就是经济增长真正的、最终的来源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进步，而不是在同样的技术水平上积累更多的物质资本。问题在于，扩大投资创造出的无效的增长最终将归零，但扩大投资创造出的巨大的过剩产能、坏债和污染却不会归零，最终仍需要我们再付出巨大的代价来消除其后果。 作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史世伟和赵忠秀、长江商学院王一江、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在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有益意见，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①包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②变量x增长率的连续表达式为：
。文中的分解来自连续表达式，在经验研究中则须将增长率理解为离散形式。 ③关于增长账户模型方法对美国长期增长分析的一个应用可参见Jones(2002)的研究。 ④在技术进步为希克斯中性的条件下，二者是严格一致的。 ⑤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期间TFP增长的经验研究综述可参见Islam等(2006)与Tian和Yu(2012)的研究。 ⑥参见Barro和Sala-i-Martin(1995)与Young(1995)的研究。 ⑦本文采用的TFP增长率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包含了人力资本积累，因此我们采用了3.5%这一明显偏高的估计值。 ⑧历史上前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进入了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引致的增长下行通道，到8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下降到接近零增长的水平，详情可参见Gregory和Stuart(1986)的研究。 ⑨具体可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2)中的总体推算数。 ⑩2013年非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增长数据(3.7%)与农民工增长数据(2.4%)显著不一致。由于非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增长主要来自农民工，因此农民工增长总是高于非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提供的农民工增长率数据，2010-2012年，农民工增长率较非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增长率高出1.0—2.8个百分点，特别地，2012年农民工增长率为3.9%，非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增长率则仅为2.2%，较前者低1.7个百分点。然而，2013年农民工增长率大幅下降到2.4%，非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增长率却大幅上升到3.7%，由于总人口和总就业人员增长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而农业就业劳动力则发生与非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增长相匹配的大幅下降，因此，非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增长应当主要是来自农民工的增长，而在农民工增长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非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增长反而出现显著上升，这是一个矛盾。因此，2013年的农民工数据与非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增长数据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11)2010-2013年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 (12)蔡昉和都阳(2011)在文章中称中国自2007年以来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为“刘易斯转折点”(蔡昉和都阳，2011)。其实按照传统的理解，“刘易斯转折点”发生的标志是劳动供给曲线成为正斜率，实际工资开始显著上升。依据这一标志，历史上韩国、中国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越过“刘易斯转折点”，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已开始越过“刘易斯转折点”，中国当前面临的是人口零增长转型期，而非本来意义上的“刘易斯转折点”。 (13)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年年度数据。 (14)关于利用对偶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项研究可参见Islam等(2006)。 (15)关于中国未来潜在增长可参见Cai和Lu(2013)的研究。 (16)关于中国该时期的失业状况研究可参见Giles等(2005)。 (17)关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国有企业绩效(特别是亏损和负债)的研究可参见拉迪(1999，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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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力困境：扩大投资下的增长下滑_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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