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全球化进程中凸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的全球化研究 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占据着尤为重要地位。一些论者使用“社会主义的全球化”概 念，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而社会主义被看作是现实全球化进程之外的替代方案 。更多的论者则逐渐超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参看俞可平： 《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载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来自各大 洲的经验和反应》，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页)。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应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是全球化的产物，社会主义具有世界 性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全球 化的前景是社会主义。而在全球化时代扬弃资本主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社会主义必须 取得一种新的形态。
一、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而终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也体现
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重要动力，而社会主义对于全球化进程也产生了 巨大影响。当代的全球化，不仅处处体现着资本主义的痕迹，而且显示着社会主义的力 量。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加速发展壮大的进程。全球化始 于资本主义而终于社会主义。
首先，作为当代全球化重要动力的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变革，是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 起、发展壮大分不开的。社会主义运动事实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理性发展的约束机制。
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既表现为对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抗，同时也是对一 种文明和文化形式的反抗。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运动于资本主义而言，是一种否定性的 力量。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持久存在，客观上成为了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 改善的动力。莱斯特·瑟罗在总结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特点时说：“外部的军事威胁、 内部的社会动乱和可以替代的不同意识形态都是被用来作为否定现存社会既得利益的理 由。它们也是让资本主义生存和兴旺的原因。”“如果资本主义没有遭到威胁，这些事 情就都不会发生。”(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4页)。正是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迫使资本主义进行改良逐步建立起现代 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换来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说 ，没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社 会主义运动，还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都是如此。
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不足于与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资本主义失去了 对手从而也失去了控制。马克思当年批判的曼彻斯特式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的形式 下复活，其贪婪、自私、惟利是图的本质一览无遗。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演越烈， 到贫富差距、南北差距的不断扩大，我们都能看到失去了控制的资本主义东奔西走的影 子。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社会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理性发展事实上的约束机制。
其次，资本主义虽然视社会主义为对立面，但是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改良了的资本 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常常构成了资本主义改良的参照体。
早在1929年资本主义爆发大危机时，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弗·曼·泰勒就发表了《社会 主义国家生产指南》一文，借鉴苏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提出“指导性计划”的新概念 。而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其有效性很大部分来自于兼容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制 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逐渐失灵，资本主义又一次进行制度创新，新自由 主义之“新”，表现在它与苏东国家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 与西、北欧国家根据福利国家意识形态建立的社会制度的竞争中，充分发挥了其制度的 兼容性而取得了竞争的暂时优势。
第三，从资本主义改良的结果上看，资本主义在制度竞争中取得的暂时优势及其全球 性扩张，全球化所造成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世界性生产体系、金融体系、知识体系和 管理体系，都不过是在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准备越来越充分的客观物质条件。 不仅发展中国家，而且发达国家也将向社会主义推进。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离社会主 义是越来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了。
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企业组织制度的变化、企业管理体制的 调整、分配制度的改善等等方面，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择要而言，今天的资本主义仍 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但是它与马克思时代的私有制有着很大的区别。从所有制看， 股份制在经历了资本家联合、家族控股公司等发展阶段后，已经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 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其他像结构基金、社会中介 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也都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所有制 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资本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对 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大大加强，国际性经济组织对世界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进行规范和调节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尽管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方面出现的新变化说成是马克思当年设想的 “社会所有制”还为时尚早，但是其中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则是确定无疑的。早在 资本主义的占有形式从个人业主制、合伙业主制发展到股份制的时候，马克思就指出： 股份制使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 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 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6页)。恩格斯也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 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 支配着和垄断着这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 了无计划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至于分配制度的改善，其意义就更明显了。日益完备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累 进的所得税，显现了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第二次分配。这些都是对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私 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某种侵犯。《共产党宣言》指出世界各民族走向共产主义的 道路是多样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消灭继承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百 分之60—90%的累进遗产税。这样的结果表明：“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 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当然，股份制的出现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实现，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行也不 是说劳资矛盾已经克服。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
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 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520页)于此而言，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 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而这正不断地否定和扬弃着资本主义私有制， 但是以消极的方式。这就为社会主义以积极方式扬弃资本主义提供了可能性。
最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消极扬弃已越来越接近它的极限，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秩序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已越来越全面、深刻而 且尖锐。以社会主义的积极方式扬弃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也前所未有地增强了。
全球化虽然使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中心”地区 暂时缓解，但从长远看来，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曾 经经历了1948—1951年、1957—1958年、1969—1971年、1974—1975年和1980—1983年 等五次较大的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速，经济危机并没有因此而退场 。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消除的表现。在 这场危机中，曾经创造过“奇迹”的日本经济随“泡沫经济”的破灭而一蹶不振，至今 仍未复苏。即使是充当全球化时代经济领头羊的美国，较长时期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已 经被遏制。小布什政府自上台以来，处心积虑发动伊拉克战争，原因尽管多种多样，而 试图以“战争景气”摆脱经济下滑趋势，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就是在美国这样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较为完备的国家，社会政治(民主)危机也频繁发生。在这里，制约资 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既有浅表层次的经济运行的周期问题，也有深层次的根本问题；既 有旧矛盾的新发展，也有全球化带来的新危机。
就旧矛盾的新发展而言，各民族国家计划和调控国民经济的愿望和能力与跨国公司突 破民族国家的边界、造成全球经济的无计划和少调节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 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 世界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不同国家之间、跨国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正是资 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现形式。这些矛盾的存在是世界经济起伏不定、动荡甚至发生危 机的深层原因。而社会分化和贫富对立，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大大加深了 。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就业密集程度降低，从而产生了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工人。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在极力推动全球化进程中，为了追求出口而降低产品成本，造成工人实际 收入的相对下降，两极分化更加扩大；为了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而增加资本输出，许多跨 国公司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导致国内出现就业危机，并且限制了民族国家实行 独立劳动市场政策的能力，造成福利国家的危机。而且，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言，这 种贫富分化还是世界性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与 “边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深了。
就全球化带来的新危机而言，全球化使全球资本力量急剧上升，而无论是资本数量的 膨胀，还是资本自由流动能力的提高，都隐含了极大的风险。由于各国开放程度的扩大 以及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国家对资本的约束能力大打折扣，资本和市场力量日益强大 。战后在福利国家体制中形成的劳资关系、国家与市场关系失去平衡，开始向不利于劳 动者的方向偏移，国家管理经济的机制和规避风险的能力也相形见绌。全球化，是流动 的时代，也是风险的时代。风险社会的形成，表明资本主义不能克服和超越全球化造成 的新危机。
全球化进程中带来的诸多全球性问题，如消除饥饿和贫困问题，反恐怖主义问题，反 吸食、贩卖毒品问题，防治艾滋病问题，防止环境生态恶化，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缩 小贫富差距、南北差距，实现人类共同富裕和发展问题，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 护世界持久和平问题等等，同样不可能依赖资本主义得以解决。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和 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比如贫富差距的扩大，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 的政策设计。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就是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邻为壑的结果。甚至像恐怖主义，它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服从同 一逻辑。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承认的政治，就只有强权政治和恐怖政治。毫无疑问，解 决上述全球性问题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之外。
二、社会主义的回应与创新
从上可见，全球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冲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框架。但是，我们不 能仅仅满足于指出社会主义是全球化的前景。“仅仅坐观局势，或依赖某一历史的必然 性，这将是过分自满之举，而指望一切都将在别处随时发生，又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保罗·史密斯：《一个世界：全球性与总体性》，载王逢振主编：《全球化症候》，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如此说来，因为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 而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超越，这是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但是，如果不 以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为契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寻求社会主义自身的突破和超 越，而仅仅停留在道德价值理想层面论述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那么这将是社会历史发 展问题上的空想论。在这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在于，社会主义理想的科 学性是以实现手段、道路、途径的有效性来保证的。在得出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而将终 于社会主义的结论之后，我们还要来讨论这种前景的现实性。
在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会卷土重来吗?》的文章中，弗朗西斯·福山，这位当代“历史 终结论”的提出者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由政府控制经济的主要部分并对财 富进行再分配，以产生社会平等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种 制度在下一代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接近为零。但是，为了弱者和边缘群体的利益而遏制富 人力量的平等主义政治冲动依然很强烈，并且已经开始卷土重来了。”(弗朗西斯·福 山：《社会主义会卷土重来吗?》，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6期)。福山的 极端自由主义立场是我们要加以反对的，但即使是他也还是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对资 本主义世界秩序不满的根源依然存在，并且日益强大。”福山进而认为，1999年在世贸 组织西雅图会议上、2000年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会议上的反全球化运动是 社会主义的未来方向。这种认识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在福山之外，当代西方一些左翼 论者较多地倾向于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改造现存社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理念和基本价 值的运动，而不是一种替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这些看法也不乏可商之处。但是福山 以及西方左翼理论家的论述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全球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将被社 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命运，但它开辟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冲突和较量的新战场，在全球 化时代扬弃资本主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社会主义必须取得一种新的形态。
在当代世界，各种型号的社会主义都面对着全球化的挑战，都生活在全球化世界中， 但它们对全球化作出的反应，制定的全球化战略却有所不同。从结果上看，面对全球化 这把锋利的“双刃剑”，善驭之则自强，不善驭之则自伤。大体说来，在西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似乎越来越陷入困境。伴随着当代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一种旨 在解决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包括绿党、生态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在内的新社会 运动在最近20多年来迅速发展起来，并取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影响。而社会民主主义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度陷入低谷后，努力寻求变革，形成了诸如英国的“第三 条道路”，德国的“新中派”，法国的“现代社会主义”等思潮和运动，并于90年代中 期实现了复兴。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在1989—1991年间发生剧变 ，而中国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欧洲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建立的。在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 这些共产党积极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 ，取得过重要的成就，特别是在70年代中期曾经兴起过“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 从“欧共”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来看，无论是它提出“独特民主道路”的新颖革命理论， 还是提出“独特民主社会”的新目标模式，都体现出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理想 的追求和坚持，以及对苏联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超越努力。但是，这一运动在70年代 中期兴起后便在80年代初遭受重大挫折，并且一撅不振。此后，它越来越难以与社会民 主党划清界线了。
欧洲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失利，表明了其全球化战略所存在的缺陷。20世纪90年代 以来，欧洲共产党还在进行探索。如法共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方式、战略策略 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幅度的变革。它宣称党不再是阶级的党，而是实行“共同计划”的党 ；党要改变“自上而下”的传统组织和活动方式，建立“自下而上”的新方式；放弃民 主集中制，主张党内实行“可控制的多元化”，主张按“专题”设立支部，等等。这些 变革，使共产党与社会党的界线进一步模糊，而恰恰缺少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 的鲜明方案。因此，法共并没有走出低谷。在2001年上半年的市政选举中，法共一下子 失去了12个城市的执政地位。2002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共与社会党、绿党等左派政 党结成联盟，但仍然失利。
相比之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第三条道路”，努力于超越新右派——新自由主 义与老左派——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从而体现出其对全球化的一种积极回应。
具体地说，一方面，“第三条道路”的出现，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范式即“凯 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为基础，提倡充分就业，扩展社会公正，谋求资本与劳动之间的 一种‘福特主义式平衡’，那样的日子又一去不复返了”(库泼鲁斯、康德尔：《社会 民主主义的复兴与变革》，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2期)，虽然它强调必须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另一方面，虽然它放弃提出全盘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而 与新自由主义妥协，但是它同时强调：“第三条道路不是新自由主义”(吉登斯：《左 派瘫换之后》，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中央编译出 版社2000年版，第63页)。“第三条道路”的这种特征，在其政治、经济、社会、外交 等纲领中都得到体现。在经济上，它承认福利国家体制已经陷入困境，国家干预主义已 不敷用。全球化并不只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自我发明，它构成了对福利国家体制“确实 存在”的挑战。同时它又不同意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强调全球化不能以牺牲社会 公正、造成南北分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而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全球化所导致的 社会劳动危机，也表明自由放任主义同样是行不通的。由此，“第三条道路”致力于在 经济活动中把国家干预与市场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在政府与市场、社会理性调节与经 济自发力量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在政治上，它在接受了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的同时，摈弃了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它与新社会运动结成联盟，以 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针对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民主危机，它主张重新塑造民主国 家。新民主国家建立的基础，“第三条道路”理论家吉登斯指出，“首先是下解权力， 不仅向下而且也向上：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同上书， 第65页)。对于新民主国家来说，关键是“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在公共事务中实现更 大程度的透明，实验非正统的民主参与形式，如全民公决和直接民主。在社会政策上， “第三条道路”主张建设一个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与新自由主义 对市民社会的完全信任不同，“第三条道路”力求避免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 ，提出“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以建立一种“国家、市场以及市民社会结合在一 起的新关系”，进而实现以“社会投资国家”对“福利国家”的替代。在全球秩序上， 区别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区别于建立在如何对付战争的自由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条道路”认为，人们已经不再生活在两极世界中，因此国家已 没有敌人，国家所面对的只是各种危险”(参看王学东、陈林等：《九十年代西欧社会 民主主义的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由于经济是国际性的，环境 是国际性的，犯罪也是国际性的，所以必须奉行积极的国际主义，把外交政策置于国际 合作的基础上。
评价“第三条道路”的上述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纲领，我们首先要把它们置于当 代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无视形势变化，仅仅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相比较 ，或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政策相比较，得出诸如“社会民主主义已经终结”、“ 布莱尔赢了，工党失败了”之类的结论，是过于简单的做法。“第三条道路”在20世纪 90年代中期应运而生，并且获得很大的成功，本身也证明它较为恰当地应对了全球化的 挑战。当然，它“向中间靠拢”的立场，使它的左翼色彩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右翼政党 也在同样经历一个“向中间靠拢”的过程。西方政治的“中间化”特征使之具有钟摆式 的不确定性。最近一二年间，社会民主党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中相继失去执 政地位表明，宣告“第三条道路”已大获全胜还为时尚早。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社会民 主党的左翼色彩会不会逐渐消失?在这点上，我们同意王长江教授的分析(王长江：《世 纪之交欧洲社会党的变革》，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一方面，上述 趋向是实际存在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由此而 来的种种实际矛盾依然存在，不同政治势力的政治角逐和较量依然存在，这就使得社会 党作为“左翼政党”仍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和空间。
由此，社会民主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回应与创新努力必然是开放性的。德国社会民 主党著名理论家托玛斯·迈尔富有启发性地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模式，取决于在 六个维度上制定行动纲领，它们是：“在社会经济维度上，社会民主党必须继续(尽管 要通过新的途径)维护政治责任对市场逻辑的优先地位，维护社会基本保障和就业；在 生态维度上，它必须以对生态负责的增长的代表登场并且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生效；在 参与性民主维度上它必须充当直接的社会的民主的代言人和推动者而获得信任；在文化 和人权维度上，它必须把人权和民主的普遍性与对各种不同文化自我保护要求的文化宽 容结合起来；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维度上它必须成为一种日益发展的民主和责任的全球化 政策的推动力；在平等和自由的维度上，它必须证明自己是有差别的平等政策的代言人 。”(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58 页)
三、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社会主义
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全球化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吸取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 良好机遇，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较资本主义国 家而言都处于劣势，因而由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化，无疑给社会主义的发 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在这里，我们愿意强调，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既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下一步继续抓住全球化机遇 、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根本思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是基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而构建的。严格说 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纳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视野。在马 恩的晚年，他们都曾关注过东方，并提出了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跳跃资本主义“卡夫丁峡 谷”的著名设想。但是，这一设想只是对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设想， 而且他们又同时为这一设想提出了严格的限定条件。从历史上看，这一设想也未能实现 。俄国还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在发达的西方而恰恰在落后 的东方率先发生了，率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东方国家在革命前也没有因世界交往普遍 发展而成为发达国家。
列宁通过论述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客观 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在这里，列宁 首先肯定了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所蕴含合理前提；社会主义需要一 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设若列宁无视这一合理前提，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而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但另一方面，列宁高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地方在于，他不是 民粹主义者，但并不因此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 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文化水平的道路。 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 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 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那么，怎样把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 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对此，列宁的探索有一个过程。从实行“战 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改行新经济政策，列宁越来越致力于解决这样的问题，即如何把 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超越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前途，与吸收世界资本主义业已创造 的一切“肯定成果”结合起来，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的漫长历程中，如何保证 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不被淡化、丢弃。这实际上提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 义的问题。
中国革命是在比俄国还要落后的物质基础上发生的，因此同样存在着如何把超越资本 主义社会形态、超越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前途，与吸收世界资本主义业已创造的一切“ 肯定成果”结合起来的任务。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取代者，又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在今天，社会主义必须摒弃 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决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内容，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反映人类文 明进步的一切成果，以及业已显现的诸多社会主义因素，必须予以认真学习、借鉴和吸 纳，并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成为发展、壮大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有益成分。
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社会主义要取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优势，不借 助世界市场的力量已被历史证明是不能成功的。资本主义曾经因为发挥其制度的兼容性 而取得了竞争的暂时优势，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也必须增强制度的兼容性，通过包括意 识形态在内的制度创新，来争取在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中的有利地位，赢得相对于资本 主义的生产力优势。全球化正提供着这样的一个舞台。它既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 渡创造着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条件，也为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真正 走向马克思所说的“全球的全面生产”、“普遍的世界交往”创造着越来越充分的条件 ，特别是它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全球化的后来者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
应该看到，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改革开放为时代特征的新时期发展到今天，其制 度变革的边际效用已经递减，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它对潜在生产力的释放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促进已经接近极限，必须用新的更加开放的政策和步骤来推进新一轮的改革 。基于此，目前，“开放的重要性已大于改革。”(李晓：《开放的重要性大于改革》 ，载《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4月27日)或者说，以开放促改革，应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思路。这表明了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紧迫性和现实性。
当然，我们绝不能低估加入全球化浪潮的成本或难度。这里的难度和风险，来自于我 们在谋求发展过程中由于实力不平等而往往成为受剥削和被转嫁矛盾、危机的对象，来 自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市场与全球金融的制约，来自于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安全 可能受到国际共同体的干预，来自于“西方中心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政治意识形 态的冲击等等。对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认识到全球化是历史客观进程的必然结果， 不是浪漫主义的立场所能抗拒的；我们更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全球化过程中，“利 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参看《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394页)。
必须指出，全球化进程突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建立正和博奕关系、实现双赢 局面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现实基础。但与此 同时，无论是保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在经济建设的漫长历程中不被淡化、丢弃，还是倡 导、追求一种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我们都需要高扬社会主义价值和价值观。
从起源上看，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提出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 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连续性，首先在于社会主义是一种人文价值理想。它显示了社会主义 者超越资本主义现存秩序、创造人类新文明的努力。如此而观，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又有 着一个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反对把社会主义价值观纳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大任 务。落实这一任务意味着，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布为历史发展最终端的地方，社会主 义者仅视之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而已，社会还要向前进展到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社会。
以此来省察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失落已经是一种 很大的危险。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以抽象价值理想原则反抗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失败以后 ，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竭力认同现存世界秩序。它们或者收起 了社会主义的旗帜，或者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仅仅降低成了《人权宣言》的一个附录 。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充分吸收世界资本主义业已创造的一切积 极成果；在与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中，谁获得发展，谁就拥有未来。社会主义的未来 也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性、超越性，社会主义运动如果失去了理想性、超越性，它为 社会主义概念提供的可能性也就接近了终点。
标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第三条道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