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通史上的“西方”概念之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中西论文,概念论文,交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上是一个含混而不确定的名称，它与历史上的中西交通密切相联，这一名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演变过程。要理解中国人的“西方”观念，首先要从追溯中国历史上与这个概念相联的两个地域名称说起，即汉唐时期的“西域”和宋元明时期的“西洋”。探讨历史上从“西域”、“西洋”到“西方”的名称转换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之变迁。 一 “西域”的含义及范围 中原通西域始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所作《史记·大宛列传》详记张骞出使事迹，文中出现了“西域”一词：“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有“匈奴西域王”之称，也使用了该词。可见，“西域”之名在汉武帝时期已使用，其所指并不明确，将“匈奴西域”并联在一起，说明西域为匈奴之地或匈奴统辖之区域。 对“西域”一名的范围明确做出界定的是《汉书·西域传》，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余太山先生认为：“这一关于‘西域’的定义可能形成于西汉开展西域经营之前，亦即上述地区被匈奴统治时期。据《汉书·匈奴传上》，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冒顿单于遗汉书中提到匈奴征服了‘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这‘二十六国’显然是‘三十六国’之误。也就是说，由于冒顿发动的战争，‘三十六国’成了匈奴的势力范围。正是这一范围，被匈奴称为‘西域’。”①余氏这一看法，与我上述对《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匈奴西域”一词解析相一致。即西域最早是指匈奴统治的区域，但西域之名是否为匈奴所命名，还是汉人之称呼，仍有待考证，从语义上说，“西域”初义应指西部化外之域，这应是汉人对西部的指称。 《汉书·西域传》实际所涉范围要大，该传述及当时的中西交通：“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今吐鲁番)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黑海、咸海间)焉。”这就是当时西域的范围。现今论者一般认为，“‘西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②。《汉书·西域传》实际介绍的是广义的“西域”。 随着中西交通范围的拓展，东汉的“西域”范围也随之增大，由于东罗马帝国与东汉通使，欧洲开始进入中国的文献记载。《后汉书·西域传》称：“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岭。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所载范围包括大秦(东罗马帝国)、天竺(印度)、安息(波斯)等国，可见当时“西域”范围之广，远超《汉书·西域传》。“具体而言，将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东岸、北岸也包括在内了。这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描述的‘西域’中范围最大的，以后各史‘西域传’实际描述的范围再也没有越出此传。”③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的情形与西汉似无大改，具体情形为：“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而西域通中亚、印度、地中海诸国的交通情形：“自鄯善逾葱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领，出大宛、康居、奄蔡焉。”④这些路线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丝绸之路，故西域也是与丝绸之路紧密相联的一个历史地理概念。 有关魏晋南北朝正史著作，如《魏书》《南史》《北史》《新唐书》均设《西域传》，多取西域之广义。而《魏略》《晋书》《梁书》及后来的《旧唐书》则改设《西戎传》，其所述范围涵盖此前的西域。唐朝与西域的交通较此前更为发达，中原与西域的关系自然更为密切。其中《旧唐书·西戎传》中“拂菻”一条记“大秦”之事曰：“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⑤《新唐书·西域传》记“拂菻”一条曰：“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⑥显然，随着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的交通日益增多，中国对这一带地区诸国情形的了解越来越清晰。 与西域相联的一个名称是“西天”。印度古称“天竺”，古代中国通称印度为“西天”。其名可能出自有二：一是唐代佛教信徒玄奘前往“天竺”取经，俗称“西天取经”，这是就地理上而言，意指比西域更为遥远的西方。二是在佛教用语中，“西天”意为极乐净土、极乐世界。唐代皇甫曾《锡杖歌送明楚上人归佛川》诗曰：“上人远自西天至，头陀行遍南朝寺。”宋代晁冲之《以承宴墨赠僧法一》诗中有“王侯旧物人今得，更写西天贝叶书”之语。可见，唐宋时期“西天”一词已经流行。 《宋史》未再列《西域传》，而在卷四百九十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之下列“天竺”“于阗”“高昌”“回鹘”“大食”“層檀”“龟兹”“沙州”“拂菻”诸条。可见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元史》亦未再设《西域传》，甚至《外国传》，只是在卷十六《志第十二·地理志三》有“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涉及原辖西域之地区的介绍，这可能是元朝所辖之区域空前之广大，所谓“西域”和“外国”大多在其控制或相关汗国的统治区域内。《明史》在卷三百二十九至卷三百三十二设《西域传》，其所涉范围大致只是狭义上的“西域”了。而在“西域传”之前设有“外国传”，显示出明朝与西域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既不同于“外国”，又与内地有别，但“西域”作为中西交通的特殊区域或必经之地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和价值。 二 “西洋”的最初含义及范围 “西洋”名称的出现相对较晚。如果说，“西域”一词与中西陆路交通紧密相联，那么，“西洋”的名称则是伴随中西海路交通兴起的产物。从“西域”到“西洋”，实为中西交通由陆路转向海路的飞跃。 “西洋”的名称可能最早见于五代。据刘迎胜先生考证，《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蒲有良至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这里的“西洋”大体上指今马来半岛和印尼苏门答腊周围海域⑦。开封为宋代犹太人居住集中之地，开封犹太寺院中曾存四通碑文，其中《重建清真寺记》刻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文称：“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⑧此处“进贡西洋布于宋”一语说明宋代已使用“西洋”一词。元代刘敏中所著《中庵集》之《不阿里神道碑》提到不阿里的远祖从西域的“哈剌哈底”徙居“西洋”，此处“西洋”意指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八尔国。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十余处使用“西洋”一词，如“西洋丝布”“出于西洋之第三港”“后西洋人”“舶往西洋”“舶往西洋者”“用西洋丝布”“舶往西洋”“国居西洋之后”“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亦西洋诸番之马头也”“界西洋之中峰”“西洋亦有路通”等⑨，足见元代“西洋”一词流布之广。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述及真腊国“服饰”时，称“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⑩。周致中的《异域志》在“虎六母思”“西洋国”“黑暗国”条下三次提到“西洋国”或“西洋”(11)。 万明女士对“西洋”一词在元、明两代的演变作了梳理。她认为：“将‘西洋’作为一个区域来整体看待，并将这种称谓固定下来，被人们广泛地接受、采纳和统一应用，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端是在元代，而它的完成是在明初下西洋的时代。”她将明代“西洋”一词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1370年)出现有“西洋琐里”的国名。《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1402年)有“西洋剌泥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剌泥等来朝，贡方物”。随着郑和下西洋，马欢述“往西洋诸番”，费信“历览西洋诸番之国”，而巩珍所著书名《西洋番国志》则将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包括占城、爪哇、旧港乃至榜葛拉国、忽鲁谟斯国、天方国，均列入西洋诸番国，从而扩展了“西洋”的范围(12)。纪录郑和下西洋的著作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1520年)。其中《西洋番国志》所载西洋二十番国为：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剌加、哑噜、苏门答剌、那孤儿、黎代、南浡里、锡兰、小葛兰、柯枝、古里、溜山、祖法儿、阿丹、榜葛剌、忽鲁谟斯、天方(13)。《西洋朝贡典录》对《西洋番国志》的错误有所修正，所载西洋诸国增至二十三个：占城、真腊、爪哇、三佛齐、满剌加、浡泥、苏禄、彭亨、琉球、暹罗、阿鲁、苏门答腊、南浡里、溜山、锡兰山、榜葛剌、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忽鲁谟斯、阿丹、天方(14)。这可以说是欧人来华前中国人的“西洋”范围。张燮所著《东西洋考》(1617年刻印)所载“西洋列国”只有交耻、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范围较《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所述略小。“西洋”一词广泛运用于明代社会，出现了广、狭两义。狭义包括郑和所到的今天的东南亚、印度洋至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广义“是一个象征整合意义的西洋，有了引伸海外诸国、外国之义”(15)。也有学者根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中的“西洋针路”“东洋针路”之说，提出西洋与东洋最初并非地理之概念，而是航线概念，沿南海以东航行所经诸地为东洋，沿南海以西航线航行所经各处为西洋(16)。此说可备一说。 三 近代意义的地理概念——“西方” 不过，明代虽使用“西洋”之名，其所指范围并非限定欧洲，甚至不含欧洲，而是指东南亚、西亚、东非或印度洋周围国家。郑和下西洋中的“西洋”即是指其所经这些地区。接近近代地理概念上的“西方”是伴随欧洲传教士东来而出现的一个地域名词。对欧洲地理最早系统介绍的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职方外纪》，该书卷二介绍了欧洲诸国及其地理(17)。首次正式使用“西方”一词，且直指欧洲者可能是艾儒略的另一部不太为人们所提及的小册子——《西方答问》，此书开宗明义谓：“敝地总名为欧逻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太西、远西、极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距中国计程九万里云。”该书将世界分为五大洲：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即非洲)、亚墨利加(即美洲)、墨瓦腊尼加(即大洋洲)。“自此最西一州，名欧逻巴，亦分多国，各自一统。敝邦在其东南，所谓意大利亚是也。此州去贵邦最远，古未相通，故不载耳。”(18)该著分上、下卷，上卷分国土、路程、海舶、海险、海贼、海奇、登岸、土产、制造、国王、官职、服饰、风俗、五伦、法度、谒馈、交易、饮食、医药、性情、济院、宫室、城池兵备、婚配、守贞、葬礼、丧服、送葬、祭祖，下卷分地图、历法、交蚀、星宿、年月、岁首、年号、西土诸节。其中在“路程”一节介绍了自欧洲来华的航行路线和时间。在“登岸”一节对欧洲与“回回”、天主教与“天竺浮屠”(印度佛教)作了区别。“问：贵邦到敝邦，从何省登岸？曰：极西海舶，不到贵国，只到小西洋而回。西客在小西换舟，到广东香山边，予辈亦乘客舟而至。”“问：有西方人从陕西进，三年一贡。亦有传道之僧从四川、云南而来者，不知与贵邦同否？曰：来自秦中皆回回之类，此与中国相连地，与敝邦相悬绝也。来自四川、云南者，天竺浮屠之类，与天主圣教又悬绝也。”(19) 随后由耶稣会士利类思(P.Louis Buglio)、安文思(P.Gabriel.de.Magalhaens)、南怀仁(P.Ferdinand Verbiest)编写的《西方要纪》，实为《西方答问》的增删本(20)。该书开首即称：“西洋总名为欧罗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大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距中国计程九万里云。”由于该书出自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三位传教士之手，故对西方之介绍带有相当正面的色彩。如“风俗”一节：“西洋风俗，道不拾遗。偶或有遗，得之者则悬垣壁，以便原主复取。”如“法度”一节：“西洋虽以德养民，亦有囹圄刑罚以惩已犯罪而儆未犯者，但不用箠楚耳。定罪必依国法，不敢参以私意。若不依法者，罪反归于有司矣。”如“性情”一节：“尚直重信，不敢用诈欺人，以爱人如己为道，有无相济。又尚志，难于忍辱。交处多情义，一国中少有不得其所者，即他邦之人至，尤不敢慢，更加礼焉。”如“教法”一节：“西方诸国奉教之后，千六百年，大安长治，人心风俗和善相安，家给人足，不争不夺，各乐其业。”(21)由此可见，“西方”作为一个地理名称明确指称欧罗巴洲，是由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艾儒略撰著的《西方答问》和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编写的《西方要纪》两书确定下来的。有趣的是，张潮在将该书收入《昭代丛书》时，为该书作《跋》称：“西洋之可传者有三：一曰机器，一曰历法，一曰天文。三者亦有时相为表里。今观《西方要纪》所载，亦可得其大凡。然必与其国人之能文者相与往复问难，庶足以广见闻而资博识也。”将西洋可资学习者定格在“机器”“历法”“天文”三项，显示张潮对西学的了解尚较肤浅和片面，也反映了时人对西方认识的局限，但与近代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联系起来，它又不失为学习西方的先声。 与“西方”一词同时采用并广为流行的指称“欧罗巴”的同义词还有“泰西”“太西”“极西”“远西”。耶稣会士熊三拔(P.Sabbathin de Ursis)撰说、徐光启笔记、李之藻订正的《泰西水法》(1612年初刻)和耶稣会士邓玉函(Johnn Schreck)译述、毕拱辰润定的《泰西人身说概》(1643年刻)两书的书名即采用了“泰西”这一名词。此词一直到晚清仍然沿用，如晚清介绍西方的重要典籍，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新史揽要》，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mest Faber)撰写的《自西徂东》等书，即采用了“泰西”一名指称欧洲。“极西”“远西”常见于各种介绍西方学术书籍的作者署名前，如《修身西学》《齐家西学》两书作者署名为“极西高一志撰”，《超性学要》作者署名为“极西耶稣会士利类思译义”，《四末真论》作者署名为“远西耶稣会士柏应理撰”，《西方答问》作者署名为“远西艾儒略撰”。 “西洋”“西海”两词继续沿用，但其义由原来的泛指东南亚、西亚、东非一带，逐渐转向专指欧洲，这也许最能反映当时明末以后中西交通的实际。《四库全书》收入南怀仁撰写的《坤舆图说》，卷前介绍：“怀仁西洋人，康熙中官钦天监监正。是书上卷，自坤舆至人物，分十五条，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载海外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分为五大州，而终之以西洋七奇图说。”(22)这里的“西洋”系指称欧洲。“西海”则常见于来华西人撰译的各种书籍署名中，如1614年初刻于北京的《七克》，作者署名“西海耶稣会士庞迪我撰述”。1623年在杭州成书的《性学觕述》，署名“西海后学艾儒略著”。艾儒略所撰《职方外纪》卷二《欧罗巴总说》开首曰：“天下第二大州名曰欧逻巴。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出地八十余度，南北相距四十五度，径一万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岛初度，东至阿比河九十二度，径二万三千里。共七十余国。”(23)这里的“西海”即为大西洋。当时，人们对“洋”与“海”之区别并不甚在意或了解，故“西洋”与“西海”混用是常见的事。 与“西方”相联的还有一些词，如“西学”“西儒”“西医”“西历”“西国”等，几乎同时出现在介绍西方学术、医学、历法、地理的书籍里。最早使用“西学”一词的可能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西学凡》(1623年初刻)。该书开首即称：“极西诸国，总名欧逻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一为文科，谓之勒铎理加；一为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一为医科，谓之默第济纳；一为法科，谓之勒义斯；一为教科，谓之加诺搦斯；一为道科，谓之陡录日亚。”(24)第一次在中文世界系统介绍了西学。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P.Nicolas Trigault)撰述的《西儒耳目资》(1626年刻)较早使用了“西儒”一词。以“西学”命名刊刻、篇幅量较大的书籍当推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P.Alphonse Vagnoni)编撰的《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西学》三书。作为与中学相别的“西学”在明末的少数士大夫中开始传播。 晚清以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渐次扩大到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地理范围也由欧洲扩展到美洲、澳洲。“西方”成为基督教文化圈的代名，并被赋予地理以外其他方面的内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出现所谓东西方冷战，这里的“西方”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包括亚洲的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指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西方”以外。冷战结束以后，虽然苏联解体，取而代之的俄罗斯不为西方或欧共体所接受，俄罗斯仍是与西方并立的另一极，所谓“西方”当然也不包括俄罗斯和其他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独联体国家。 从历史上看，古代西方文明主要是指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所涵盖的区域，它与东方文明国家(包括地处近东、中东、远东的四大文明古国，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相对应，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色彩的加重，西方学者就认为：“西方文明首先可以近似定义为法治国家、民主、精神自由、理性批判、科学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25)它显然带有排斥非“西方”文化或文明的意味。在这种背景下，当西方学者使用“西方”这一名称时，就不仅是一个地理指称，可能还带有某种程度的文化优越感，它与“西方中心主义”有着某种关联。有的西方学者区分了“旧西方”与“新西方”两个概念：“旧西方大约从凯撒开始，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旧西方是指一种欧洲文化秩序：它在哲学上以柏拉图为主导，在宗教上以希伯来圣经的伦理一神教为主导，在法律和社会组织上则以古罗马遗产为主导。拉丁基督教会是它的中心，也是它最持久的机构。现代批判性思维的兴起和启蒙运动深深地影响了旧西方，接着在19世纪，旧西方进入知识和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新西方”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美国领导的西方，“新西方是某种类似于人类顶峰的事物，因为它是以第一批得到彻底解放的人的出现为标志的。这些人知道，他们自己是他们的世界观、知识体系、技术和价值的唯一创造者。他们的世界完全是属人的世俗的世界。他们的政治是自由民主的政治，他们的经济秩序是‘社会市场’或‘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伦理首先是人道主义。”“在艺术和个性方面，西方人特别罗曼蒂克，他们坚持把他们自己看作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他们热爱‘时尚’，表现自我。每个人都想成为他自己，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安排生活。”(26)按照这种区分，古代北京实际对应的是“旧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才真正面临同以美国为首的“新西方”打交道。 梳理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从汉唐时期的“西域”到宋元明时期的“西洋”，最后到明末清初以后出现的“西方”“泰西”，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西方”观之演变是与中西交通密切相连的一个概念，中西交通伸向哪里，“西方”的意含就指向哪里，“西方”可以说是一个流动不居的历史地理概念。“西方”这一名称往往表现的是一种异域、异种情调，即为华夏文明之外的化外之域或非我族类的文化，从文明程度来看，“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从异域文明到强势文明的演变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它既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排拒，又常常通过交流、融会，为华夏文明所吸收。近代欧美的崛起，亦即“西方”的崛起，与华夏文明形成新的对峙，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参照系。作为新兴的强势文明，西方在与大清帝国的军事对决中胜出，其在宗教、科技、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优势地位因此确立。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刺下，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文明结构逐渐解体，中华民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谋求建设一种适合自我生存的新文明，中国在与西方的冲突、交流、融合中开始艰难的社会转型和步入现代化的历程。 ①②余太山撰：《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0页。 ③余太山撰：《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第258页。 ④《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⑤《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拂菻》。 ⑥《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拂菻》。 ⑦刘迎胜：《东洋与西洋的由来》，《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35页。 ⑧《重建清真寺记》，李景文、张礼刚、刘百陆、赵光贵编校：《古代开封犹太人：中文文献辑要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⑨汪大渊著，苏继癫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3、178、187、214、218、240、264、280、318、325、339、352页。 ⑩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6页。 (11)周致中著，陆峻岭校注：《异域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30页。 (12)万明：《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13)参见巩珍著，向达译：《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14)参见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15)万明：《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有关“西洋”概念的探讨，还可参见洪建新：《郑和航海前后东、西洋概念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沈福伟：《郑和时代的东西洋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陈佳荣：《郑和航海时期的东西洋》，《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47页。 (16)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17)参见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7～118页。 (18)(20)(21)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36、829～838、834～837页。 (19)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2册，第740页。有关对艾儒略《西方答问》的研究，参见Mish,John L.:Creating an Image of Europe for China:Aleni's Hisfang Ta-wen Introduction,Translation,and Notes.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XXⅢ(1964)《华裔学志》23卷(1964)。 (22)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4册，第1732页。 (23)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7页。 (24)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1册，第233页。 (25)菲利普·尼摩著，阎雪梅译：《什么是西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26)Don Cupitt:The Meaning of the West,London:SCM Press,2008.pp 1-2.中译文参见唐·库巴特著，王志成、灵海译：《西方的意义》，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