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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3 K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1999）04—0423—07
近160年前发生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这种看法在研究鸦片战争的学人中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一百多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对这场战争及对其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人们的评价并不一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我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评论，在科学认知基础上的评论，总是会得到更多的认同的。鸦片战争史研究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多，本文想就这场战争究竟是不是鸦片战争以及它的基本评价问题，发表一些浅见，请诸位同仁批评。
一、是不是一场鸦片战争
1840年到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中国的历史文献从来都如实地称之为鸦片战争。当时的英国对此也是没有疑问的。但到了后来，英国的某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却力图证明鸦片在当时整个局势中只是一个次要的，而不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因此他们认为称这次战争为鸦片战争是不恰当的。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主要起因于东西方文化冲突，或则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由于东西方法律制度不同而引起的争执，或则把这场战争说成是英国为了要求在“平等”地位上进行正常贸易。总之，力图说明这是先进的西方文化与落后的东方文化的战争。台湾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场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注：柏杨：《中国人史纲》第897页， 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柏杨并不否认这场战争由鸦片而引起，但又说英国并非为鸦片而战，只是“人们乐意把这项肮脏的罪名加到侵略者的头上，所以称它是鸦片战争”。）。
对同一个历史问题有不同的评价，毫不奇怪。因为评论者有不同的利益和追求，所持的价值标准和认识水平也不一致，所反映的时代条件和观察角度也不一致。但只有建立在基本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评价，才能或多或少地站得住，并在不同理论立场的评论者之间有可能互有启迪。而离开基本历史事实的评价，则必然是站不住脚的。
1840年发生的中英战争中，鸦片问题究竟是一个次要因素，还是一个引起战争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呢？
历史是具体的。我们应当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讲话。
首先，从引起这场战争稍远一点的原因来看，英国在18世纪70年代失去北美13州后，便把目光转向东方。在侵占印度的同时及其后，更将贪婪的眼光注视着中国。英国商人向中国推销的商品起初主要是毛织品，然销路极为有限。稍后又主要向中国推销印度棉花。中国自己也生产棉花，英商棉花的销售和利润，需要决定于中国棉花收成的丰歉，故利润幅度极不稳定。当然进口的还有胡椒等小宗商品。英国商人来中国输出商品是为了赚钱的。但中国出口的茶叶、生丝等，价值却远超过进口的毛织品、棉花等。从1760年到1833年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几乎年年出超。如1820至1824年，中国的出超便达329万多两白银[1]（P21）。 英国商人不甘心向中国输入白银，便以鸦片这种能够使人吸食成瘾的毒品来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从19世纪20年代起鸦片便逐步取代棉花成为对华贸易的最大宗货物。到30年代，英商对中国输入的鸦片数量猛增，鸦片已占到英国输华商品总值的2／3。比如1837年7月到1838年6月这一年，中国从英国（包括印度）进口总值为560万英镑，其中鸦片便达340万英镑，占60%。中国向英国出口总值为310万英镑。如果去掉鸦片， 正常商品贸易，中国仍顺差90万英镑。但加上鸦片，中国便由顺差变为逆差，向英国输出价值250万英镑的白银。
据有的学者研究， 自180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政策到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共向中国输入鸦片63.8万箱，为此从中国掠走6亿多银元。仅鸦片战争前十年（1830至1839 年），便向中国输入鸦片34.4万箱，掠走中国3.2亿多银元， 其中英商每年获利约在80%到90%以上（注：参阅刘鉴唐.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的考察[J].南开史学，1984，（1）.以及苏智良.中国毒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可见，鸦片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便是英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所谓英国为贸易而战，不正是为鸦片这种毒品的罪恶贸易而战吗。
其次，保护和推动对华鸦片贸易是当时英国政府的既定政策。
鸦片生意是英国鸦片商人直接做的，但英国鸦片商从中国掠走的数以亿计的银元也极大地充实了英国政府的府库，英国政府因此而积极推行鸦片政策。东印度公司费数十年之力，建立起了一整套向中国推销走私鸦片的制度和政策。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首要工作便是保护和扩大鸦片贸易。当时的零丁洋是鸦片走私的据点，1835年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罗宾逊的办公地点便移住在零丁洋。1836年5 月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明确宣布，驻华商务监督的管辖权扩大到零丁洋一带，从而使商务监督具有保护、管理、指导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充分权力。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布里斯托尔商人在向政府的请愿书中明确提出：“对华鸦片走私是经英国立法机关批准的”。伦敦的“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致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函中也明确提出，对华鸦片贸易“是直接、间接经最高当局批准”（注：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31卷，1840—1885年有关对华鸦片战争及鸦片贸易文件[M].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主编.19 世纪的香港[M].42.）。
积极保护、支持鸦片走私贸易是当时英国政府的既定国策，只要中国政府反对这种鸦片走私贸易，两国间的冲突和战争就不可避免。
最后，鸦片问题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线，正是鸦片走私贸易造成中英双方的尖锐冲突，英国政府也正是主要因为鸦片贸易才决定对华发动战争的。
鸦片战争时的清王朝确实是腐朽、愚昧、落后的。但鸦片这种毒品对其官民人等的毒害，鸦片贸易造成的大量白银外流，他们毕竟也是看到了的。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禁烟令，鸦片贸易从此在中国成为非法的走私贸易。腐败的清朝政府当然不能因为皇帝的一纸诏书就能堵断鸦片的走私贸易，如前所述，到1839年，鸦片商人已经从中国掠走6 亿多银元，仅1830年以后的10年，就掠走3.2亿多银元。1835年以后， 每年走私进入的鸦片超过3万箱。鸦片战争前2年，每年更达4万箱。 潮水般涌来的鸦片，使得数百万人染上毒瘾，受毒害最多的又是“衙门中人”。由于鸦片而大量流出的白银，导致钱贱银贵，府藏空虚，终于震动了清朝廷，使得鸦片问题成为当时清王朝举朝关注的重大而突出的问题。道光皇帝采纳黄爵滋等人的奏议，决定禁烟。
林则徐奉命到广州查办和禁止的是鸦片走私，并不是一般的商品贸易。所以林则徐令鸦片商交出鸦片后，并没有封锁广州海口，只是要求外商具结保证不携带鸦片，正常贸易照常进行。不带鸦片的船只都允许进出。林则徐1839年4月虎门销烟后的6个月中，共有62艘外国商船在保证不携带鸦片的情况下还在正常贸易。只有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英国商人退出广州，并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入黄埔做买卖。曾有印度开来的两艘英国商船愿意具结不带鸦片来做生意，清朝当局是接受的。义律竟率军舰拦击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显然，林则徐销烟后中英间贸易断绝，责任并不在林则徐，而在义律。老谋深算而狡猾的义律深知，除了鸦片，英国赚不到中国白银。林则徐禁烟后，义律用断绝中英间一切贸易的方式，以使双方的矛盾激化和普遍化，从而使他的要求英国政府出兵，用武力推行鸦片贸易的建议得到实行。愚昧的道光皇帝曾要求林则徐中断中英贸易，这是在义律已经断绝中英贸易之后。林则徐准备自十一月一日（1839年12月6日）执行这道旨意，而这时， 英国议会已经通过向中国作战的决议了。
当时的英国政府究竟为了什么对中国出兵？支持鸦片走私的外交大臣巴麦尊是当时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他接到义律的出兵建议后，未经议会讨论便致函义律说，英国政府已决定对中国用兵。鸦片问题不仅是当时清王朝举朝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英国也是引起众议沸腾的重大问题。当时英国一些正义人士还在进行反对鸦片走私贸易的运动。而英国议会在辩论是否向中国派兵时，不同意见双方激烈争论的中心议题，也始终是围绕鸦片贸易是否合乎道德、是否合乎法律而展开的。许多议员“以拒绝为支持一种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而进行战争的理由反对政府的政策”[2]（P284）。 但政府终于为了鸦片交易的巨额收入而仅以5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决议，发动对华战争。
还须注意的是，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决策直接受到鸦片商人及其集团的鼓吹和策动。林则徐销烟后，是年6月， 以鸦片商人为主的在华英商组成代表团回国请愿，要求巴麦尊敦促英国政府立即对华采取武力行动。著名的大鸦片商颠地等曾往巴麦尊私邸座谈对华使用武力问题。另一著名大鸦片商查顿偕其驻伦敦代理人斯密斯多次见巴麦尊，鼓吹出兵中国，并向英国政府提供中国情报，帮助制订军事远征方案，甚至为英国政府准备了战后条款的具体纲目。鸦片战争结束后，巴麦尊致函斯密斯说：“我们之所以能就我国对华军事和外交事务发出详细的训令，并导致圆满的结果，主要是由于您和查顿先生惠予协助和提供情报”[3] （P83）。鸦片商人及其集团帮助策划和直接推动英国政府对华用兵， 更加集中地反映了英国发动的这次战争主要是为鸦片而战。
英国殖民者发动这场战争实际是为鸦片利益所驱动，但在表面上又想显示出文明。当他们战败清朝政府谈判南京条约时，便没有正面触及鸦片问题。这除了英国国内正义舆论的压力，显然还有着更为深沉的考虑。因为鸦片这种毒品交易实在是太不光彩的事业。然南京条约正文虽不触及，他们私下里却竭力迫使清朝政府同意鸦片贸易的公开化。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终于又迫使清政府以条约形式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这才是问题的真正实质。其后的一些英国政客力图把他们说成是为自由贸易而战，希望以符合世界潮流的自由贸易来掩盖谋财害命的鸦片毒品交易。一些史学家又力图突出这场战争的东西文化冲突，以淡化这场战争的邪恶性和反历史前进的性质。但主观愿望毕竟不能掩盖历史的真实。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我在上面简要列举出一些基本历史事实，便正如韦罗璧所说：“有无可抗拒的证据证明，这样命名是公正的”（注：韦罗璧.作为国际问题的鸦片：历届日内瓦会议[M].美国： 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25，90.转引自张振鵾， 鸦片战争与鸦片问题.），即将这场战争命名为鸦片战争是公正的。 因为这样的命名反映了基本的历史真实。也只有从这个基本历史事实出发，才能对鸦片战争以及在这场战争舞台上活动的各种人物作出公正的历史评断。林则徐因为虎门销烟以及抗击英国为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侵略战争，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位民族英雄，并且成为国际反毒斗争的先驱者。而英国政客巴麦尊、义律、朴鼎查的名字则因与鸦片连在一起，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论采取什么意识形态来评论这场战争，事实终归是事实。
二、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影响
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我们可以根据中国近代历史内容的不同因素作参照系，分别作出分析评价。
第一，鸦片战争是英国对华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它使中国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开始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众所周知，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鸦片战争的结果，英国迫使和诱使清朝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条约，割让香港，各种赔款2785万元，并使中国丧失司法、海关、关税等一系列主权，从此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其后，又经过一系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到1895年《马关条约》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形成对中国瓜分的狂潮。1901年的《辛丑条约》则使中国半殖民地国家地位完全确立，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和操纵了中国的政治、财政、金融和贸易。中国由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的沉沦过程，正是由鸦片战争开其端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必然激起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抵制、反抗和斗争，以争取国家独立。这些便构成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重新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研究的侧重点必然会有所不同，对一些历史过程应当作出更加全面的分析。比如，应当区别殖民主义掠夺压迫和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在研究方法上，对于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仅仅一个阶级分析是讲不清楚的；从现代化的角度探索中国近代历史是必要的，等等。但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逐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离开这个基点，是很难对近代中国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取得科学的历史认识的。
第二，鸦片战争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大量泛滥的鸦片烟掠走了中国的巨额财富，毒害和降低了中国的国民素质，阻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这个问题可以从直接结果、间接结果和长远后果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敞开，当时以英国为首的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主要掠夺方式是商品输出，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推销鸦片。鸦片战争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鸦片输入飞快增长，在中国全部进口商品中一直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综合一些资料和研究成果，鸦片战争后，1842年中国消费从印度进入的鸦片28508箱，1847年为33280箱， 1852 年为48600箱，1857年为60358箱，1859年为62822箱，1872至1873 财政年度为85000 箱， 这一年度再加上从其它国家输入的15000箱，合计约有10万箱，而这一年英国通过印度对华出口商品价值总计120万英镑，85000箱鸦片便值105万英镑，鸦片所占比重高达87.5%。到80年代， 对华输进鸦片大体保持在每年10万箱。中英鸦片贸易达到最高峰。直到80年代后期，鸦片的地位才渐为棉制品所超过。其后保持在每年5至6万箱。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和国际正义舆论的压力，英国才逐步减少对华鸦片贸易。到1917年名义上终止了这种罪恶交易。以英国为首的外国殖民者通过走私和推销鸦片从近代中国究竟掠去了多少财富？据研究，从1800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推销鸦片，到1917年中英名义上中止鸦片贸易，外国殖民者共向中国走私、推销的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折合鸦片共702.3万箱，由此从近代中国掠走66.1亿银元[4]。如果再加上1917年后走私入口的鸦片，所掠财富当然就更加惊人。66.1亿银元是个什么概念？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家向近代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总共向中国勒索战争赔款近8亿两白银（约合11亿银元）。后人读史每至此， 常常为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勒索如此巨额战争赔款而扼腕叹息。但比起外国殖民者通过鸦片向中国掠夺的财富来说，这个数目如此巨大的战争赔款，倒反而显得很小了。我们还须知道，19世纪清政府每年国库收入总共才7000万到8000万两白银（约合银元1亿至1.1亿）。到1917年为止，英国为首的外国殖民者通过鸦片从中国掠走的财富，竟等于清朝政府60多年的全部国库收入。当然，这笔财富主要是从中国官员和老百姓身上掠夺走的。近代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为什么到处缺乏资金？鸦片问题便提供了一个震动人心的答案。
其次，在进口洋鸦片烟的刺激下，中国的土产鸦片也急速发展起来。1866年全国土产鸦片5.5万担。1870年是7.7万担。1880年达40万担，为进口鸦片的四倍。我想重点以1906年为例，这一年土产鸦片37.6万担，加上进口洋鸦片5万担，总共42.6万担（每担按百斤计， 大体为鸦片一箱）。按凌青先生推算，鸦片战争前夕每年进口4万箱鸦片，可供850万人吸食一年（注：参阅凌青.鸦片战争前后的禁烟运动和当今世界的扫毒斗争[M].见屈辱与抗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07.与苏智良的测算数字比，这个估计数字或许高了.）。则42.6万箱鸦片，便可供约9200万人吸食一年了。据中国代表团在1909年上海国际鸦片委员会议上说，仅1906年，中国因改种罂粟造成的谷物损失达1.5亿两白银，因吸食鸦片造成的劳动力损失达到4.5亿两白银。 一年如此，100多年的近代中国，因为鸦片而造成的财富损失， 又究竟是多少呢？要知道，自1929至1933年，中国的罂粟种植面积达8000万亩，占当时全国耕地6.1%。中国由此被世人称为“罂粟王国”。 由于鸦片给近代中国造成的财富损失，如果计量史家能够推算出来，这个天文数字显然是令人惊心动魄的。
复次，清王朝时期，向中国推销鸦片主要以英国殖民者为主。民国以后，则以日本为主。而且走私进来的多为烈性毒品。日本大举侵犯中国以后，为灭亡中国，大肆推行毒化政策。强迫被占领区居民大量种植罂粟和购买烟膏。据统计，日占区鸦片产量达2万吨， 吸毒人数有3200万人。实际上二万吨鸦片合40万箱， 按凌青先生测算的数字， 是可供8000万人吸食一年的。
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极度泛滥，尤其是民国以后的继续泛滥，当然难以完全归责于英国殖民者。但这种给近代中国造成极其巨大危害的鸦片毒祸，始作俑者却不能不追溯到英国经由印度对中国的鸦片输入，而鸦片战争则在这个毒害近代中国的罪恶过程中，起到了极不光彩的反动的历史作用。
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多从道义上谴责外国殖民者的鸦片贸易，而对鸦片祸害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则注意得不够。我之所以从这个角度提出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起着反动作用，一方面是指自1800年到1917年以英国为主的外国殖民者以鸦片从中国掠走66.1亿银元的肮脏进程中，鸦片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使中国失去了巨量的物质财富，并因此而使近代中国造成了更加巨大的财富损失；另一方面则指鸦片战争所推动的鸦片这种毒品在中国的极度泛滥，极大地戕害了中国国民的素质。而戕害国民素质，便是阻碍历史的发展。鸦片究竟毒害了多少中国人？苏智良根据李圭《鸦片事略》所载，鸦片吸食者每年消耗的鸦片烟膏以5斤计，推算出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吸毒者在200万人以上。50年代增至300万人以上。到80年代吸毒者约2000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5%，从1929年到1933年，中国吸毒人数不少于8000万人[4]（P197、14）。如果根据凌青先生的测算数字，鸦片战争前的4 万箱鸦片，可供850万人吸食一年，80 年代的鸦片数量已可供一亿多中国人吸食一年，1929年到1933年的吸毒者数量，当更为惊人。鸦片这种毒品对于人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的戕害，是尽人皆知的。人类历史不过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的发展，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一方面表现为人所创造出来的各种结果，如物质生产力，经济政治制度、精神产品等，这一切构成社会历史的环境。历史的另一方面便是作为历史进程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便表现为人的身体和精神素质的发展。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比较重视社会历史环境，提出生产力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准，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对人自身的发展则注意不够。而人自身的发展，即人的身体和精神素质的发展，同样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凡是阻碍、降低人的素质发展的事件，便起着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作用。正是从以鸦片自中国掠夺巨额财富，戕害中国为数极多的国民素质的角度，我认为鸦片战争起到了阻碍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反动作用。以前外国侵略者讥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20世纪的胡适提出打倒中国的五大仇敌，摆在前两位的便是贫穷和疾病。可是近代中国人为什么疾病、贫穷，被讥为东亚病夫？鸦片的极度泛滥，为我们对此提供了一条极值得探寻的线索。鸦片泛滥对中国各阶级、阶层以至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影响，是需要作更加深入探讨的。
第三，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破坏了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小生产经济结构，打破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状态，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外国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充当这个不自觉的历史工具，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鸦片战争本身还没有产生这种直接后果。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实行五口通商，但外国的毛、棉制品受到中国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强烈抵抗，在鸦片战争以后的20年，销量极少增加。鸦片战争导致的直接后果，主要是鸦片的公开而不合法的倾销。这种谋财害命的黑色毒祸，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消极作用，而无任何积极作用可言。为着进一步打开商品销路，外国侵略者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增开更多的通商口岸，直至深入内地的商埠，攫夺更多的关税贸易特权，又培养起一大批买办。在六七十年代以后，洋纱、洋布等洋货在中国的销售量才大大增加，从而逐步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积累、技术条件。
外国资产阶级用他们的面貌改造中国，当然不是要把中国改造成和他们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供他们掠夺剥削的殖民地。外国殖民者在19世纪向中国掠夺的主要方式是商品输出，首先是推销鸦片。他们在19世纪以鸦片等商品从中国掠去数十亿银元，而在中国的投资却极少。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统计，到1994年外国资本在华投资企业共103家，总投资还不到2000万元。 而这些投资中绝大部分是船舶修造和金融贸易以及原料加工，主要是为他们的商品输出服务的。真正用于工业投资的，更少得可怜。由此可见，19世纪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丧失大量国土，丧失大量主权，通过鸦片等商品从中国掠走数十亿银元，而对中国历史现实基础的改造却微乎其微。显然，这一时期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历史发展主要地起着阻碍作用。
1895年《马关条约》后，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经营工矿企业的合法权，在商品输出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资本输出，到1900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增至933家。20世纪以后，列强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 逐步将投资的重心转向交通运输、工矿企业、金融等，使得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外国资产阶级虽然并不想把中国变成和他们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中国人要生存下去，便只有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最早兴办的近代工业，是60年代由清政府中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它的创办主旨无疑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但也有抵制外侮的自强目的。它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但雇佣工人进行机器生产，却毕竟是对中国历史的现实基础进行近代变革的开始。洋务派从70年代开始兴办的以求富为目的的“官办”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矿企业，虽然仍旧由封建官僚把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着和洋商争夺市场，收回利权，具有更为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性质。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都是直接从国外购买机器而兴建起来的，和原先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关系。从70年代开始由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买办以及华侨纯粹出于经济原因投资兴建的民族主义近代工业，也主要是直接运用外国的机器、科学技术、生产管理方式而创办起来的。显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直接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影响。但它产生以后，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阻挠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发展缓慢，力量微弱。1895年到1898年，再度兴起设厂高潮，时间不长，又因外资压迫而低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乘着帝国主义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民族工业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的曲折过程，充分地说明了它的兴起，是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促进的。而它要发展，却必然受到具有各种优势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打击和阻碍。这就是国家不能独立的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本的命运。
外国资本主义自鸦片战争以后对中国的改造，是希望中国变成殖民地，以供其掠夺和剥削。在这个范围内，它们允许中国有一定的适应它们需要的发展。但它们决不希望中国强盛。它们在中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是通过中国人在向它们学习的同时，又经过各种形式的抗争，才得以使它们成为这种历史工具的。
最后，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人，使得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了漫长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过程。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直到精神文化，一步一步深入地学，最后才从西方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中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走上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道路。
鸦片战争的后果之一，是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震惊了先进的中国人，迫使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了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艰难历程。
西方的以历算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知识，在16世纪末的明朝便已随传教士东来而传入中国，并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和重视。明清之际出现了翻译、出版、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书籍的第一次热潮。但当时初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并没有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中国的历史仍旧沿着原来的道路在运转。士大夫们学习西方的历算、水法一类的实学，作为中国儒学的补充，只是怀着一种求知的渴望，还感受不到它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所以康熙末的一纸诏书，便中断了这种中西文化来往。士大夫们钻进了中国的古书堆，官僚吏员们则只知搜刮民脂民膏。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由于闭塞已久，对于国外的情况一无所知，若疑若昧，似有似无，“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5]。 等到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政府失败，割地赔款，中国历史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才惊醒了他们中的开明人士。他们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对“敌情”、“虏势”毫不了解。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初步了解外国现状以后，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林则徐领导编的《四洲志》，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撰的《海国图志》，以及稍后的《海国四说》（梁廷枬）、《康輶纪行》（姚莹）、《瀛环志略》（徐继畲），便成了近代中国人了解和认识世界的最初的窗口。中国人迫切要求了解世界而产生的上述著作，便是鸦片战争在中国思想界激起的最初的反应。
但40年代发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并未引起实际反响。清朝统治集团仍旧冥顽不化。直到20年后，才由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而把他们的呼声付诸实施。洋务派还开设了最初的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大量科技书籍等，从而为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世界创造了条件。但洋务派作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向西方学习的只能是军、工、器艺，以求挽救垂死的封建统治。他们根本不了解世界的大势和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真正原因。就此而言，他们仍旧处在睡梦之中。甲午一战，偌大的清王朝竟失败于小小的岛国但已是资本主义的日本。洋务运动破产了。但影响是存在的。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赔二百兆以后始也”[6]。这个大梦已醒的标志便是维新运动。 之所以说这时大梦已醒，是因为维新派的目标不再是对封建制度的补缀改良，而是要求根本改造中国，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的资本主义中国。正如康有为所说：“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7]（P211）。维新运动是一场范围广泛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 他们建学会，设学堂，各种新式报刊如雨后春笋，猛烈地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鼓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形成举国上下“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壮观，使得人类进化的思想深入人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为多数求生存、求进步的中国人所接受，人们开始从封建专制的禁锢中获得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思想已经深入民心，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大大加快。从此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所考虑的只是以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道路来改造中国的问题了。
辛亥革命以革命手段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创建了中华民国。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但辛亥革命并没有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富强。最后是中国人经过实践的反复比较，从外国传进来的各种主义中，选择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发动广大群众，团结各种力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使得中国真正独立，并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从这个角度看，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震醒了中国人，迫使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寻找各种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国内封建专制统治，最终找到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走上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挽救了中国。外国资本主义在这里也起到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作用。这真是历史的辩证法。
[收稿日期]199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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