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迎春[1]2004年在《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若干因素》文中认为21世纪无疑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世纪，世界各国都将更深入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中美经贸关系也不例外。在过去的叁十年里，中美经贸关系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发展也并不顺利。在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各种因素中，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因素；而经济因素中又蕴涵了积极的经济因素和消极的经济因素两个方面。积极经济因素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美经济本身具有的互补性特征、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作用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方面。消极经济因素主要是由于中美两国现存的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在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非经济因素中，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的差异以及两国战略关系和台湾问题最为重要；其次是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影响着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向；最后是美国的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不仅造成了中美贸易的严重失衡，而且阻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中美两国必须共同努力推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改变以往的被动地位，积极主动地解决双方的分歧，推动中美经贸关系不断向深层次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必须正确对待中国的崛起，继续寻求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只有这样，中美经贸关系才能不断的披荆斩棘、破浪前行，创造出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张慧芳[2]2007年在《中美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过去的叁十年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美经济本身具有的互补性特征、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作用下，中美经贸关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这种发展也并不顺利。在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各种因素中，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因素。本文首先从经济方面着手，利用E-G两步法和ECM误差修正模型对收集的指标作协整回归分析，从而确定影响中美贸易的经济影响因素；然后再分析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统计标准、两国战略关系等以及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通过知识产权、配额限制等手段对中国施加限制等。这些因素不仅造成了中美贸易的严重失衡，而且阻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最后本文将针对以上的分析结果提出有利于改善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政策建议及解决方案。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如果能够保持良好稳定的经贸关系，则不仅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为了使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有必要深入研究中美贸易逆差的结构特点、规模、成因、影响等，从而使双方都可以客观看待这一问题，缓和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所在。要指出的是，本文在选取指标时，尽可能地将那些影响中美贸易的经济因素纳入到体系中来，除了其他学者所研究到的汇率、两国的经济水平、价格指数等，还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引入了外商直接投资这个指标，另外对时间序列指标采用的是季度数据，这样可以增加样本容量；其次，在对数据的处理上较为严密，特别是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采用的是定基环比数据，处理方式相当复杂，这些将在正文中体现出来。另外，本文还分别对出口、进口的名义值和实际值作分析，即要作四部分的分析，得出的结果反映了不同方面的经济现象。
雷晓艳[3]2015年在《报道框架、国家形象与新闻生产：《华尔街日报》的涉华报道研究（1979-2013）》文中研究表明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家形象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范畴。过去关于美国媒体的中国形象研究,多侧重于从文本的角度探讨中国形象“是什么”,很少从“框架构成”的视角深入探悉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至于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形象的生成机制,更是凤毛麟角。本文以《华尔街日报》为研究对象,以框架理论和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抽取中美建交35年以来与中国相关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领域相同或相似的主题报道,探讨《华尔街日报》在四大议题上报道框架的差异以及由此建构的中国形象及其生成机制。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和理论基础,介绍中国形象和框架研究的现状,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第一章分析《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经济形象的建构。通过对中美经贸摩擦叁个个案报道框架的考察,发现中国经济形象经历了经济维度的认知、意识形态与国家行为维度的认知以及国家安全维度的认知叁个阶段。在经济维度认知时期,中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还不足以威胁美国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与国家行为维度的认知时期,中美经贸关系被极大地政治化了,非经济因素渗透进了经济交往领域中,中国经济形象开始出现负面观感；在国家安全维度的认知时期,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以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扩大,中国经济被认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之一,中国经济形象的负面感也随之加强。第二章探讨《华尔街日报》的中国政治形象的建构。与经济形象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华尔街日报》在民主、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这叁个观察中国政治形象的维度上,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民主,中国存在对宗教自由的压制情况,中国公民的言论不自由,建构出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形象。随着人权等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逐渐边缘化,美国媒体意识形态对立的色彩越来越淡化,但是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仍在长期存在,中国政治形象的负面性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消除。第叁章考察《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安全形象建构。在美台军售这个观察中国安全形象的维度上,“中国军事威胁论”是《华尔街日报》涉华报道的主基调。有关美台军售问题的五个个案中,中国军事力量增长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地位的威胁、对台湾民主社会的威胁论调交替出现,但美台军售问题始终能在维系中美关系的框架内解决。第四章阐述《华尔街日报》的中国领导人形象建构。国家领导人通常被视为一国外交形象的“名片”。通过对中国四代领导人、四次访美报道的报道框架的梳理,发现中国领导人形象发生了四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邓小平访美时期,中国领导人以“政治权威”、“务实”、“亲民”的形象出现,颠覆了美国人自1949年以来对中国领导人形象的负面看法；第二次发生在江泽民访美时期,中国领导人是“诚恳”、“亲和”的形象,但对人权议题的关注使得中国外交形象的负面因素开始呈现；第叁次发生在胡锦涛访美时期,中国和平崛起,中国领导人是“谨慎”、“务虚”、“个人化色彩降低”的形象；第四次发生在习近平访美时期,中国的领导人是积极、主动、自信,开始寻求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形象,中国外交形象的正面因素增加。第五章是《华尔街日报》中国形象的生成机制分析。运用新闻生产过程影响阶层模式分析了影响中国形象及其报道框架的个人因素、媒介组织层次因素、媒介组织外部因素、社会系统因素。《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形象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本文最后得出结论：一、《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形象是负面主导的多元复杂的综合体。在中美关系不同的议题领域、不同时期,中国形象的内涵及构成也不尽相同。同一个议题在不同的领域,其建构的中国形象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二、《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形象是个体一媒介—社会多重复杂因素互动的产物。
曾军[4]2006年在《中美经济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各国之间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因素在国与国交往中的作用也在增强,对外推行经济外交成为了各国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经济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而由此形成了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经济因素在两国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美经济外交作为中美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其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深入研究中美经济外交,探索中美经济互动规律,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进一步探讨经济因素在中美外交关系中的作用,以经促政,政经结合,做到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相互配合,促进中美关系全面平稳发展。另外,研究中美经济外交,还有助于总结和吸取中美经济外交的经验和教训,促进中美经济关系协调发展。论文全文共六章。第一章是对当代国际关系中经济外交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对经济外交的内涵、形式、理论渊源、活动主体、遵循的原则进行了概括。本章着重分析了经济外交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随着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推行经济外交已成为各国谋求维护和增进本国经济利益和其它战略利益,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加强与别国经济联系以及化解国家间经济争端的主要途径。第二章深入分析了中美经济外交的背景和内在动因。本章指出中国展开对美经济外交的背景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以及将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及美国注重运用经济外交达到其政治目的是其重视开展对华经济外交的背景。中美两国的实力相差悬殊则决定了美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对象国。两国相互的战略利益诉求以及经济外交是增进两国共同经济利益的有效途径是加强两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原因。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依存度不断加大以及中美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这些为深入发展两国经济外交奠定了坚实基础。第叁章和第四章是以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为线索,深度考察在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的中美经济外交轨迹。第叁章主要考察冷战时期的中美经济外交。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政府从解除对华禁运入手,谋求美中政治关系互动。1979
帅建林[5]2010年在《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的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治理问题。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中美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和政策建议等等,国内外研究颇丰。但长期以来,在实践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个案处理和应对。在学术界,专家学者们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现象、特征、成因以及应对措施和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本文认为,应该从更深层次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的治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本治而标自愈”；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目标、路径和终极目的是为防止贸易摩擦和/或为已经发生的贸易摩擦构建富有弹性的协调处理机制,保持摩擦各方静态和动态的经济结构性互补,实现贸易共赢,从而确保中美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关于中美贸易摩擦治理问题,本文实现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和过程治理”并重的思路转变,力争从源头上根本性地、实质性地减少和更有效地治理中美贸易摩擦。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并成就了中美贸易。建立在整体中美关系基础之上的中美贸易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催化剂和稳定器。中美两国巨大的市场及需求一直刺激着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中美贸易牢牢地巩固和强化了中美关系,且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然而,中美贸易关系本身就是中美贸易发展和贸易摩擦的矛盾统一体。中美贸易互动及其增长,产生了摩擦；而其快速互动及其持续增长,更使其摩擦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深沉,从单一摩擦到复合摩擦,从产品摩擦到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这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与现存超强大国之间十分复杂的国家利益摩擦,中美贸易摩擦的裂度和裂变前兆促使我们必须从更高的战略高度、更广的视角、更深邃的思想境界去认识和探索它,并进行战略治理。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升级,从产品器物层面直指国家制度、经济安全等中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层面,引起包括中美国家级元首、政府高层、利益集团、中美学术界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09年、2010年,中美两国政府高层就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的频繁互访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触及两国核心国家利益。中国政府强硬捍卫以人民币汇率价格水平和汇率形成机制等宏观经济体制为特征的国家主权；美国国会和政府痛呼中美贸易摩擦伤及美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实际上,中美两国政府已经多次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国家治理程序,对包括中美贸易摩擦在内的诸多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严肃的、谨慎的、全面的沟通和战略治理。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基础。本文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从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思想维度,探究中美贸易摩擦的历程、特征、成因和根源,分析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的治理战略和策略。从现实主义思想出发,文章探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及根源,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霸权均势战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和谐世界战略,并提出了中国的治理对策。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根源在于中美贸易失衡和中美经济结构失衡；政治根源在于中美国家利益的客观静态差异和冲突,以及两国为捍卫各自国家利益所赋予的国家意志和所采取的不同的国家战略；而,国家利益冲突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固有根源。文章指出,中美国家利益冲突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静态根源”。然而,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经济运动,触及到了中美国家利益,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因此,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国际经济摩擦,它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动态根源”。自2002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直逼人民币汇率等中国宏观经济制度层面,以及美国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等中美两国国家利益。中美为捍卫各自的国家利益所采取的不同的国家战略,又强化和激化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在国家战略上的体现,换句话说,中美贸易的战略摩擦实际上就是两国国家战略的外部冲突,从而必将导致两国长期的战略摩擦、磨合和反复博弈。因此,国家利益的崇高性及其差异的客观存在注定了中美贸易将经历长期的战略磨合期。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旋律。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治理是驾驭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只有中美两国进行复合型相互依存关系下的战略协调,不断求得动态博弈均衡,并及时实施相应治理策略,才可使中美贸易摩擦在可控范围内运行,从而使中美贸易按照战略轨迹安全地、可持续地和良性地发展。根据新自由主义思想,“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理念为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经过30年历练的中美贸易构建了中美贸易市场,并成为中美两国经济的化身；而中美经济与中美政治互为依存,构成当今中美复合相互依存关系。这一复合依存关系制约着中美贸易行为及其摩擦,为双方通过对话和合作方式进行中美贸易摩擦治理奠定了基础和可能。依托新自由主义思想,本文深入解读了复合依存关系下的中美贸易摩擦的运行轨迹和边界,并提出,中美国家利益的合作,即,中美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稳定器,也是进行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根本前提。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启示下,作者提炼了美国对中国所奉行的迁就接触战略,它也正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与此相对,作者进一步提出,内修外练战略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中国战略。影响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因素很多。但是,本文认为,文化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根本影响因素,它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战略和策略的根本约束条件。首先,文化价值观是界定国家利益的根本决定因素。其次,中美文化冲突、价值观差异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深层次,文化摩擦是中美贸易的最隐性摩擦。研究发现,中美贸易的文化摩擦有叁个特征：第一,文化产品摩擦；第二,以非文化产品贸易摩擦为摩擦介质的贸易行为背后的文化价值观摩擦,即,一般产品贸易摩擦所指向的更深层次的文化摩擦；第叁,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是中美文化摩擦的焦点。建构主义认为,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其实就是一种观念的关系。如果国家间能够改变观念,无论权力关系如何,都可能建立新的良好关系。大国的崛起也需要和世界体系建立并反复确认其相互认同的关系,消除观念上的差异,协调与他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中美贸易的文化摩擦治理的根本,是共铸中美文化融合,构建中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具体地,美国霸权与责任同在,美方需矫正视角,调整观念。崛起中的中国也将调整思维,扩大其对崛起行为的认知,与美国共筑互信,构建国家认同。本文把中美贸易摩擦治理问题放在中美复合依存关系、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美自身经济体结构、美国霸权和中国崛起等大背景中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摩擦成因和治理角度,把中美贸易摩擦分为四类,即产品摩擦、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并针对性地提出叁大宏观战略治理思想,即市场战略、非市场战略和混合战略。即,针对产品摩擦和制度摩擦,采取市场战略和混合战略思想；针对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采取非市场战略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体系下,笔者分别提炼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叁大美国战略和叁大中国战略,以及相应的若干治理策略。论文提出并深入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霸权均势战略,迁就接触战略,国家出口战略。并针对这叁大战略,文章提出了与其相对应的中国对策。霸权均势战略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刚性”战略。它既是美国国家总体战略和根本战略,也是对华贸易根本战略；同时,该战略也是在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进行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首要战略。霸权均势战略对中美贸易行为、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治理规定了一个原则性的轨迹。因此,霸权均势战略,既是美国国家战略,也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战略。迁就接触战略似为“柔性”战略。它是作者在深入分析研究美国在中美贸易复合依存关系下对华系列战略之后所归纳、总结和提炼的一项美国对华的国家战略,也是对华重大贸易战略,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国家出口战略,是美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的对外贸易基本战略,也是当下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计划,提高了该战略的实施组织级别,其配套的诸如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等实施方案更透露出美国政府扭转其贸易失衡之动机、心愿和国家行动。与美国叁大战略相对应,文章深入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中国战略,并提出叁大战略：和谐世界战略,内修外练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内修外练战略”由内修战略和外练战略构成。内修战略,指内需主导战略,其战略目标是改变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外练战略,特指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内修外练战略的实质,就是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即扩消费、稳投资、换模式。市场多元化战略是中国长期的一项基本国家战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正在经历战略摩擦时期,中国加强市场多元化战略,建立和完善全球合理市场格局,调整其外贸结构,改变贸易增长模式,必将会有效治理中美贸易摩擦。这叁大战略应该是一个伞状性战略体系,和谐世界战略是统领全局的灵魂。和谐世界战略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和战略理论。中国和谐世界战略,与美国霸权均势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的战略图景,同时,也为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指明了战略方向。同样,文章在中国叁大战略背景下深入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若干具体策略。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把中美贸易摩擦分为四类：产品摩擦、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这更符合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和本质,从而为中美贸易摩擦治理勾画了目标,迈出了治理行动的重要第一步。第二,对贸易摩擦治理进行了科学界定,并赋予该概念合理的内涵,指出了贸易摩擦治理的常态性、全局性、战略性、策略性和防御性。这一首创性定义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目标、任务和使命并为治理行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贸易摩擦治理并非消除摩擦,而是持续的动态协调；贸易摩擦治理不是进行摩擦“末端应对”,而是进行“源头整治”、“源头协调”和“系统调和”。第叁,文化摩擦。论文研究指出,中美文化冲突、价值观差异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深层次,文化摩擦是中美贸易的最隐性摩擦。并指出了中美贸易的文化摩擦的叁个特征。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关键是构建中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第四,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模式：“333”战略模式+若干策略。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较全面系统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治理战略和策略,提出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叁大战略治理思想：市场战略、非市场战略和混合战略思想。在叁大战略治理思想指导下,作者分别提出了美国的叁大战略和中国的叁大战略。美国叁大战略是霸权均势战略、迁就接触战略和国家出口战略。中国的叁大战略是和谐世界战略、内修外练战略和多元化战略。并且,分别在中美叁大战略之下,提出并阐述了了若干治理策略。
任俊生[6]1995年在《试论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因素和发展前景》文中提出试论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因素和发展前景任俊生中美经贸关系对于中国、美国乃至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变化都有着重要影响。那么，如何看待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影响其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本世纪最后５年里它的发展前景如何，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谈谈笔...
关达歌（Toby, Graham）[7]2017年在《澳美同盟：中等国家安全战略的悖论》文中认为中等强国是指拥有较强的实力、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仅次于大国又完全超越小国作用的国家范畴。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忽略中等强国的重要性,尤其在地区层面,而宁愿专注于大国在全球层面的博弈。中等国家理论旨在克服这一缺陷,辨认出一套关于这一国家范畴的特征,以权力、身份和行为叁个标准的框架来定义一国为中等强国,指出其对大国提供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在权力转移中扮演的重要平衡角色。但中等国家理论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军事联盟这一考量。当中等强国在安全上倒向大国时,其就自然而然地牺牲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能力,并难免以联盟中主导伙伴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局势,甚至侵蚀了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一个可界定为给同盟关系及战略依赖政策优先考虑的"传统"中等强国,澳大利亚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中等强国安全利益的研究案例。澳大利亚是一个诞生于战略依赖的国家,澳若干军事联盟的长期历史形成了其战略观念。在安全上依赖于"伟大而强有力的朋友"长期以来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之基石,根深蒂固于国民心理、政策制定者和精英的政治认同之中。然而,即使战略依赖以往是适当的、乃至必要的,外部安全环境发生的很大的变动挑战了战略依赖的逻辑。其中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发展成日益强大、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地区层面的结构,乃至全球层面的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中国明显选择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支撑力量,美国却将这一权力转移看作对自己地区主导地位和影响力的挑战,引起美国采用"亚太再平衡"战略作为回应。中美之间日益紧张关系和摩擦在澳大利亚引发了争议,使得一些领导、战略家、分析家、学者和民众开始质疑战略依赖政策的逻辑。澳大利亚战略依赖政策早就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但其主要经贸伙伴既不是盟国,又不是盟国之盟国,也没有与澳共同的政治体系与价值观,这在澳大利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利用工党20世纪90年代引发的经济改革以及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似乎无法满足的需求,澳中贸易在霍华德领导下开始猛烈地加速。在"9 · 11"事件之后,霍华德历史上首次并单独援引《澳新美安全条约》。与此同时,为符合美国对外政策,霍华德扩张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改变其战略姿态。这引发了一种因果关系凸显在澳大利亚的二元对外政策间,并在后来的21世纪的历任澳大利亚政府的处理下继续恶化:当一个中等强国对其主要经济伙伴有危险感知时,经济依赖与战略担忧有着反比关系并导致抗衡的准备,即促使澳大利亚在安全上进一步倒向美国。澳大利亚力图平衡其两个双边关系,平衡经济繁荣与安全利益。然而,不少学者认为这不稳定的平衡战略是无法持续下去的。也许最危险的是,这二元的对外政策在堪培拉的国家安全战略上造成了悖论,由于在安全上进一步倒向美国,澳大利亚面对来自外部安全环境的严重威胁的可能性就更大。澳大利亚军事联盟历史引起的路径依赖特征、美澳军事联合基地、两军之间的互操作性以及两国国家利益的分歧都使得这一困境更糟糕。最终,美国"例外主义"的演变降低其作为盟友的价值,导致"单边主义"特征出现在其对外政策上,侵蚀了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提倡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而强烈地让美国变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的盟友。
王猛, 何七香[8]2018年在《特朗普经济政策下的中美经贸关系》文中研究指明2017年12月1日,美国减税规模高达1.4万亿美元的税改法案在经过漫长辩论之后以51:49的投票结果在参议院通过,虽然这一税改法案落地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美国国内已是一片欢呼声,也势必深刻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走向。几天之后,12月6日,在巨大的政府负债压力下,特朗普又一次向记者表示,美国政府可能"停摆"。回望美国历史,1981年里根政府推动通过的减税法案《经济复苏税法》曾经使美国政府陷入了
凌金铸[9]2005年在《知识产权因素与中美关系：1989-1996》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中美关系过渡时期的中美知识产权关系和知识产权因素对过渡期中美关系的影响。迄今为止,在国际关系史中,还没有哪一种双边知识产权关系像中美知识产权关系这样复杂,也没有哪一种双边知识产权关系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像中美知识产权关系这样,对中美关系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 本文从两条线进行分析和论述。一条线,分析和论述过渡期中美关系冲突与合作的特征,揭示中美冲突的必然性,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以及中美合作路径的不确定性。另一条线,论述中美知识产权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中美知识产权冲突与合作的历史必然性,分析知识产权因素对过渡期中美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揭示知识产权因素对过渡期中美关系从冲突走向合作的确定性路径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本文通过建立过渡期中美关系的模式和模型,直观地分析和论证知识产权因素对过渡期中美关系的作用。即过渡期中美关系是一种既冲突又合作,在冲突中合作,合作中充满了冲突,冲突与合作可以相互转化的一种的关系模式:冲突与合作。在这个模式中有诸多因素影响和决定着中美关系的走向。其中意识形态因素、台湾因素、经贸因素、安全因素和知识产权因素是影响冲突与合作模型变化的主要变量,而知识产权因素在其中起特别的作用。 本文把所研究的问题放置于复杂多变的历史时空之中和重要的历史转折年代。将中美关系、中美知识产权关系放置于冷战终结、两极格局解体,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中国扩大开放深化改革、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美国对外政策重大调整的背景之下,分析中美关系过渡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对中国最高国家利益——中国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影响,揭示中美知识产权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和中国维护最高国家利益所起的积极作用。 本文把国际竞争力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终点。本文从分析美国国际竞争力呈现下降的趋势和美国为提高国际竞争力调整对外贸易政策而发起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攻势为起点,揭示提高国际竞争力是美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原动力之一。本文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作为研究的终点,分析中国国际竞争力不强的现状、根本原因、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深远影响,揭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是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邓峥云[10]2016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经贸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主要考察从尼克松政府放松对华贸易管制到中美建交前后的中美经贸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及美国国内政治危机的出现,尼克松适时调整了对华政策,试图用经济这一杠杆来获得中国政治上的亲近。而此时中苏冲突不断升级,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压力。因而面对美国抛来的“橄榄枝”,中国顺势调整并着手恢复对美关系。这样,中断了20多年的中美贸易一度急剧的增长。尽管两国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贸易随着两国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起伏,贸易摩擦也时有发生,但在两国政府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民间团体的努力下,贸易往来一直在进行着。通过贸易团体互访及开展各种民间贸易往来,增加了两国彼此的了解,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来处理由于政治因素给贸易带来的影响与限制。尽管当时的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美贸易十分看重。中国不仅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农产品及工业技术产品,还邀请美国商人参加广交会,并努力扩大中国产品的对美出口,在中美贸易最初的急剧增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经济及外交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出于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需求,中国在进口美国农产品的同时,开始大量进口高端的技术产品。尽管此时美国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依然存在,但通过中美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高新技术及产品的引进占据了中国从美进口的绝大部分。随着中美贸易的不断扩大和交流的不断深入,历史遗留的资产问题和美国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关税待遇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瓶颈。此间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谈判十分不顺,甚至几度陷入僵局。谈判因中美关系的改善而提上日程,又因中美关系的欲进又止而徘徊不前,这充分表现了中美政治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与制约。但反过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加强又有助于改善彼此脆弱的政治关系。通过谈判,中美彼此显然真切地了解了对方的立场、态度和所着意之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分歧有多大,而在于是否对彼此尊重和理解,并愿为之做出妥协。这一点,中美双方显然都做到了。到1980年1月两国通过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最终解决了冻结资产问题,美国也最终同意给予中国最惠国关税待遇。是年底,双方在领事公约、民用航空、船运、纺织品、粮食贸易等领域亦达成协议。自此,中美两国贸易进入大发展时期,并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及全球经济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与美国进行经贸往来过程中,中国的有关官员一直努力挣脱意识形态的藩篱,扩大与美国及西方的贸易,并在贸易过程中不断调整中国经济政策中一些不合理的因素。这些细微的调整及开放思想的萌发,为推动中国后来的对外开放事业以及中国的入世谈判做了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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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知识产权因素与中美关系：1989-1996[D]. 凌金铸. 苏州大学. 2005
[1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经贸关系研究[D]. 邓峥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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