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欧洲深层思想文化背景究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文化背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曾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①“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②列宁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对他提出的三大直接理论来源的注脚和补充，源头从19世纪的“三大来源”一直上溯至两千多年前，意指希腊时代。在列宁之前，普列汉诺夫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基础，早在古希腊就由德谟克利特奠定了。”③遥远的古希腊如梦如幻，德谟克利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这又何以可能呢？答案是需要寻觅的。
一、远征东方的发现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马克思是如何遥契希腊的呢？谈到古希腊，我们必须拨开欧洲中心主义所造成的层层迷雾，走出已有知识结构的局限，真实地看到作为人类主流文化成果的希腊哲学本来并不是近代欧洲文明的正宗源头。
关于欧洲文明发展史，一般分成四个阶段：希腊时期、罗马时期、中世纪和欧洲近代(延伸到现代)。跟中国历史不一样，欧洲历史的这几个阶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原因在于这几个阶段在文化上完全由不同的民族所开创，而且是以极端的军事占领手段达到阶段性的转换，往往表现为后者对前者在文化性质上的断裂性变更。例如，罗马的建立标志着希腊文化的湮埋，而日耳曼人的崛起，又是建立在蛮族对罗马文明摧毁的基础之上。④所谓“中世纪”、“近代”，其实只是日耳曼人的“中世纪”和日耳曼人的“近代”，而不是希腊人与罗马人的“中世纪”和“近代”。区别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以基督教为象征性符号的日耳曼人文明，是欧洲的继发性文明，也是欧洲近代文明竖立其上的直接基石。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欧洲历史，实际上仅指日耳曼人的欧洲、日耳曼人的历史，即基督教文明的历史，其中当然不包括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和古代罗马，尤其不包括古希腊。
希腊文化被重新发现并与欧洲人建立精神上的联系，乃是“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事。
公元9世纪，欧洲日耳曼人建立的西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查理曼帝国)解体，随后，由罗马教皇加冕的“罗马人的皇帝”的桂冠开始转移到东法兰克王国头上，欧洲从此进入了所谓前“神圣罗马帝国”的时期。事实上，在这个帝国的境内，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各自为政的独立的诸侯王国即封建领主，直至这个帝国到19世纪消亡，它都不曾真正统一过，“罗马皇帝”实际上只是个虚衔而已。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为蛮族的日耳曼各部落横扫欧洲大陆以后，由于文化上的劣势使日耳曼人在精神上只能皈依罗马，当其时，古代希腊的文明在他们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然而，日耳曼人从罗马人那里也仅仅继承了一个基督教(包括拉丁文字版本的《圣经》)罢了，由基督教的罗马教廷所授予的“罗马人的皇帝”的头衔成为他们传承罗马衣钵的唯一合法身份，实际上，这个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亦非帝国”。⑤
公元11世纪，西欧基督教徒朝拜的圣城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徒手里，欧洲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以夺回圣城为名义，在罗马教皇的授权下，开始了长达200年(1096—1291)共计八次的东征，由于东征的军队每人都要佩带十字架，所以又称为“十字军东征”。如今的西欧，对“十字军”远征的评价不一，然而，其野蛮、血腥、杀戮、毁灭，以及造成东西方民族和宗教的千年对立，这应该是公认的。不过，“十字军”东征所引发的、原初料想不到的副产品的文化意义，却远远大于它的军事和宗教战争的意义，它超出了“十字军”东征本来对小亚细亚、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掠夺和占领的目的，推动了西欧文明的发展和近代西方文化形态的形成，其影响十分深远。正如法国学者高戈斯·泰特(Georges Tate)在他的著作的扉页上所写的那样：“很久很久以前，欧洲和亚洲、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占人类的一半，互不往来，直到十字军东征，这两个世界才开始打量对方，用凶狠的目光。”那时，“在东边的是伊斯兰教和拜占庭的国家，有古老灿烂的文明。西方是基督教的版图，屡遭入侵，经济衰落，刚刚脱离野蛮状态”。⑥事实的确如此，当时欧洲大陆的日耳曼诸王国还没有真正开化，缺少面向平民的学校，文化只见于修道院，甚至连封建领主们都普遍不识字，如著名的“罗马皇帝”查理曼大帝就是连自己名字都不会签署的一个文盲。而今，我们到欧洲旅游，看到一些宏大的砖石建筑，以为这是欧洲人的传统。其实，那时日耳曼人普遍住在小木屋里，连城堡也是木制的。他们没有货币流通，没有超过一万人以上的城市，农民既贫困又受封建领主奴役，“野蛮粗暴是此时社会的特征”。⑦然而，正是由于十字军远征，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开化了他们的头脑，把欧洲推向了文明的路口。
当时的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两河流域，有着从古巴比伦、古埃及到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积淀的数千年文明，经济繁荣，文化先进，人口多达数十万的大城市(如君士坦丁堡9世纪时就有50万居民)也不罕见，由于综合了东方和罗马的各种建筑风格，城墙巍峨雄伟，王宫、教堂和寺庙富丽堂皇，图书馆、高等学校分布其间。商业发达，与印度和中国的国际贸易形成了若干商旅中心，君士坦丁堡是丝绸之路的西部端点，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这一切，使十字军的战士大开眼界，他们在东罗马的土地上不仅看到了在西欧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也看到了在西欧从来没有见过的乡村，还有那炫人眼目的艺术品和闻所未闻保留完好的希腊、罗马时代的图书作品。尤其是第一次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对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各族人民进行烧杀掠夺之后，他们把这些文化瑰宝带回了欧洲。除此之外，他们还带回了伊斯兰世界先进的数学、医学、建筑术、航海术以及来自于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原创于印度的“阿拉伯数字”。十字军东征为文艺复兴——希腊哲学的复兴揭开了序幕。
那些原来保存在东罗马帝国各图书馆中用阿拉伯文、希腊文书写的希腊哲学典籍，不仅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的文化资源，还带来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变革，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自然科学的狂飙突进直至欧洲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由于全盘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和蛮族入侵，希腊典籍早在公元467年西罗马灭亡之前便在西欧的土地上开始湮埋绝灭，阿拉伯人不仅保留了这些典籍，而且对其加以注疏诠释，他们作为注疏家，为近代欧洲文明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罗素所说，唯有阿拉伯人而不是基督教徒，“才是只有在东罗马帝国保存下来的那些希腊传统的直接继承人”。⑧恩格斯也指出过：“在罗曼语族各民族那里，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一种开朗的自由思想，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⑨恩格斯在这里把希腊哲学的重新发现与18世纪的唯物主义联系起来，从而把18世纪的唯物主义追溯到12—15世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理性主义思潮的复兴，这种复兴还伴随着对东方文化的大发现，⑩从而汇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远的活水源头。
二、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
美国学者哈斯金斯不承认十字军东征是“拉丁文艺复兴”的起因，理由是：“因为在第一次东征前复兴已经开始。”但他并不否认十字军东征是“希腊哲学复兴”的起因，承认“12世纪文艺复兴的源泉还有阿拉伯”。(11)正是十字军远征使西欧结识了阿拉伯文化，如果否认了十字军远征在客观上的这种历史作用，那么，所谓的“12世纪文艺复兴的源泉还有阿拉伯”也就无从谈起，哈斯金斯的结论也就陷入了自相矛盾。可见，希腊哲学的复兴得力于阿拉伯民族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哈斯金斯还说：“在12世纪之前，基督教的欧洲与阿拉伯世界的知识交往是罕见而微不足道的。这些交往几乎完全属于十字军时代，但并不归功于十字军本人。”(12)在这个时代，阿拉伯的炼金术(化学)、医学、动物学、农业、建筑学、天文学、数学都传到了西方，“早在12世纪初，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有了拉丁文的全译本，并且明显地译自阿拉伯文”。(13)“阿拉伯数字也引进到西欧……学术界的阿拉伯数字学家分成了两派……代数学现在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直到16世纪没有再取得明显的发展。”(14)“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开始通过阿拉伯作家渗透到西方。它与托勒密、与柏拉图的《蒂迈欧篇》的冲突使这个时代的人们困惑……”(15)哈斯金斯指出，阿拉伯人由于“没有自己的土生土长的哲学和科学”，他们在7世纪的征服战争中，便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加入自己的理解，还吸收了更遥远的东方民族的文化”。(16)此处所说的“更遥远的东方民族”即是指的印度和中国，如中国的罗盘针和印度的“0”概念，等等。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在西欧被蛮族的入侵而断灭了，但却被保存在阿拉伯人的文库里。哈斯金斯撰写《12世纪的文艺复兴》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揭示12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日耳曼和诺曼诸民族对复兴罗马拉丁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但他却不得不承认：“12世纪文艺复兴不仅是阿拉伯文化的复兴，而且是希腊文化的复兴。”(17)
12世纪文艺复兴的闪光点，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科学被全面发现，同时也是中世纪时期柏拉图学说复兴的重要阶段”。(18)这是一个希腊哲学开始全面复兴的时期，在这个复兴的过程中，阿拉伯学者和阿拉伯化了的犹太学者如阿威罗伊、迈蒙尼德斯等人成了欧洲第一批传播和教授希腊思想的导师。但由于当时欧洲人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文化和文字仅仅是教会和教士手中的专利，因而，希腊哲学并没有对欧洲的知识阶层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只是在基督教的神学领域结出了果实，这以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为代表。应该说，在阿奎那之前，西欧人对希腊哲学几乎是全然无知的，如果说知道一点，那也只是“零零星星的”，(19)而且仅限于那些屈指可数的教会学者们。
托马斯·阿奎那最重要的贡献是恢复了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尽管它与神学结合起来，使其成为“经院哲学”，但这种哲学毕竟是以理性主义的逻辑论证方式开启了宗教哲学一个新纪元，成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想先驱。然而，哈斯金斯似乎对阿奎那经院哲学的历史功绩评价不是太高，他说，早在阿奎那之前，意大利就已经有安瑟姆那样的经院哲学家了。安瑟姆(1033－1109年)是比阿奎那早一个世纪的人物，也是第一位经院哲学家，但是，安瑟姆的经院哲学的内容恰恰证明在11世纪至12世纪时，亚里士多德对欧洲人还是十分陌生的，安瑟姆“本体论”哲学的主要来源仍然是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理论和渗透其中的柏拉图主义。而希腊哲学的复兴恰恰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被发现为标志的，正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哲学奠立为基督教哲学的根基，这也是经院哲学的标志性代表人物是阿奎那而非安瑟姆的原因之所在。安瑟姆之前的基督教哲学家们，根本就不知道亚里士多德其人，他们不可能有充分的理论工具建立起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那种典型的“经院哲学”的理论体系。
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哈斯金斯明确承认道：“对于古代世界的这两位著名哲学家，中世纪所推崇的是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20)此处的“中世纪”，实际上仅仅指12世纪至15世纪这一历史阶段，12世纪是一个“转折点”，因为，“12世纪及随后的几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科学被全部发现”。(21)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超过并重于柏拉图，因为阿拉伯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对任何时代的读者来说都是同样的清晰或同样的模糊”，而“柏拉图是在为雅典人写作，他在寓意风格上的天才与希腊的语言和宗教紧密融合在一起”。(22)那时，欧洲唯一流行的柏拉图的著作只有一本对话集《蒂迈欧篇》，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名下的著作几乎涉及了哲学和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领域，“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自然而然地被人们阐述、评论和注释，因此，‘教科书之父’很容易地变成了‘评注者的祖父’。不仅如此，他的著作连带着阿拉伯人的批注一起传入西欧，其中有他们的阐释，也有他们的重要哲学家的吹捧。在那样一个缺少权威的时代，他构成了知识的大部分，并且是较高层次的那部分，很容易超越所有其他人。难怪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成为‘哲学家之王’，即‘著名哲学家中的大师’”。(23)到了13世纪下半叶，能够搜集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几乎全部被欧洲的教会学者所接受，他们所要做的工作仅是“忙于把译自阿拉伯文的译本与直接译自希腊文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24)直到16世纪，这是一个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全面复兴，亚里士多德在欧洲宗教知识界如日中天的时代。
三、从希腊到德国
如果说12世纪的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13世纪之后使亚里士多德风靡欧陆，那么，15世纪的文艺复兴则打破了经院哲学僵硬的哲学体系和思维模式，使人们从亚里士多德转向了柏拉图，从而对伟大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到来做好必要的精神准备。此时的学者们要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进行必要的独立思考的选择，正如罗素所说：“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于这两个人的直接的真正认识，摆脱新柏拉图派和阿拉伯注释家的评注。更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运动鼓励这种习惯：把知识活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而不是旨在保存某个前定的正统学说的遁世冥想。”(25)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尤其他的逻辑和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对16世纪至17世纪的学者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如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曾被时人称为在世的“亚里士多德”。不过，真正称得上近代欧洲哲学的鼻祖的人应该是笛卡尔。笛卡尔不仅有着高超的哲学思维能力，而且有着杰出的科学素养，他也的确受益于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譬如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新天文学以及伽利略的物理学)的启迪。当然，他也继承了经院哲学的一些论证方式，但决不就此止步，而是“另起炉灶，努力缔造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未曾有的事，是科学的进展带来的新自信心的标志”。(26)笛卡尔对欧洲近代哲学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可以说，在他身后，无论是英国的经验主义还是欧陆的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笛卡尔主义的继承者。
按照当代法国学者德里达的说法，笛卡尔主义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即以本体论为中心的基础主义，它是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近代变种。这种哲学本体论在18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一般说来，欧洲大陆哲学——从笛卡尔到康德，在关于人类认识的本性方面的许多概念得自数学，同时，他们又认为数学是一种不涉及经验的知识，因此，“大陆哲学也像柏拉图派哲学一样，贬低知觉的地位，过分强调纯思维的作用”。(27)然而，英国经验主义却恰恰相反，他们很少受数学影响，但却过于拘泥于感觉和经验。不过，这两种哲学流派到了康德那里却得到了整合。康德整合这两种哲学流派的进路主要是通过对以莱布尼茨—沃尔夫为代表的唯理论启蒙哲学的批判和解构进而吸收英国的经验主义而切入的，他曾经说过，正是休谟哲学使他从唯理论的“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在康德那里，本体论不再是神学和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本原，而是关于人、人的理性和人的本质的理论，其三大“理性批判”的意义就在于建立了以人性中的知、情、意为基础的哲学人类学，从而完成了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
自此而止，马克思主义着胎的孕床真正形成了。
恩格斯把康德所开创的新哲学，与后来的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称为德国的“古典哲学”，德文的“古典”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lassicus，它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是经典，对追随者堪称楷模和典范。其次，它是古典，对后来者堪称鼻祖和坟典。恩格斯在使用这一词汇时，这两层意思似乎都有，尤其对德国近代哲学发展的高峰——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的同时给予了极高的赞美，马克思更是一再地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思想大师的学生。然而，把“古典”用在18世纪的康德身上，似乎有点不妥，没有人否认，德国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应该是莱布尼茨，康德只是莱布尼茨的三传弟子。不过，莱布尼茨的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沃尔夫开始用德国的民族语言尝试着写哲学著作，而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则全是用德文完成的。再者，莱布尼茨的启蒙哲学并没有摆脱经院主义的影响，而康德的启蒙主义以“哥白尼革命”加以标榜，足以说明康德哲学具有无神论和反宗教的趋向。由此看来，恩格斯把德国的“古典哲学”从康德算起，是富含深意的。
但黑格尔认为，只有希腊哲学才能称得上是古典的。“谈到古典理想在历史上的实现，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应该在古希腊人那里去寻找。”(28)同时，黑格尔又暗示他的哲学就是源自希腊的古典，他本人就是希腊哲学的传人。如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29)黑格尔的这些话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遥远的希腊都不是欧洲人、尤其不是德国人的家园。黑格尔在这里指的是“精神家园”。然而，日耳曼的精神家园也只是罗马、拉丁文和基督教，似乎跟希腊也不沾边。黑格尔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而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而且，“它又通过昔时的普遍教会传来，这个教会本身也是导源于罗马的，就在今天它还保持着罗马人的语言”。正因为如此，欧洲人“回到自己的家中，享受自己的家园，也就转向了希腊人”。(30)
数百年以来，日耳曼人都以罗马的传人自居，到了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又续上了希腊这个古代的远邻，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就是说，本来不是自己正宗源头的希腊哲学，自黑格尔始，成了德国哲学的“正宗”源头。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19世纪德国的柏林大学、耶拿大学、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系中，希腊哲学是怎样的一种如日中天的情境。我们也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什么要写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了。希腊哲学是德国人的精神家园，黑格尔哲学就是黑格尔学派的精神家园。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分子，马克思即使在杀了黑格尔的回马枪之后，也没有撼动黑格尔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马克思虽然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逻辑的泛神论”，但他从来没有掩饰过他的思想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并公开宣称他本人就是黑格尔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31)恩格斯也明确指出过：“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32)恩格斯在他的《费尔巴哈论》结束语的最后一句话以誓言的口吻写道：“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由此足见，马克思主义是远承古希腊以降至近代西欧正统哲学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创新者。
四、不容忽视的中国因素
所谓“西欧正统哲学”包含三个历史阶段和意义层次：第一，罗马的传统，这是自蛮族入侵之后西罗马灭亡至公元10世纪日耳曼人对拉丁罗马文化的傍依和复兴。第二，自十字军远征于公元12世纪至16世纪，对希腊理性哲学的发掘和复兴。第三，17世纪至19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和近代哲学的崛起，最终，由德国古典哲学融会和整合了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两大传统，成为现代哲学发展的新的胚基和生长点。从历史顺序来看，是希腊、罗马和近代欧洲三个不同的文化分期，但从欧洲思想文化发展的逻辑来看，却是先罗马后希腊，接续而来的就是近现代。
上述这些文化思想和哲学发展的史实即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深远和深厚的欧洲文化背景。马克思主义就像浩瀚的大海，它的源头就像是长江和黄河。然而，无论是罗马、希腊和欧洲的近代，其文化汇聚的来源事实上远比这些更要深远、深厚、深刻而复杂。尤其近代欧洲哲学，在间接吮吸希腊文化的乳汁时，也吸收了东方古老民族的哲学智慧和思想营养。实际上，近代欧洲哲学的形成主要就是两个来源，其一是希腊哲学的发现，其二就是中国哲学的输入，(33)而这些，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土壤。
历史上，文化交流的途径伴随着人流、物资流和信息流，其中，物资流与信息流中包含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人流是文化流的载体，因而对文化的交流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古代造成人流的主要原因是自然人口的迁徙和因商业贸易与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动。自然迁徙多因自然环境的改变使人群出于生存的需要而进行的缓慢、长期和隐性的人口流动，而战争往往引发突然、急剧和显性的人口流动。在东西方的交流史中，有以下几次重大的人口流动促成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依时间顺序是：
(1)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中亚及印度河流域，同时，也促进了印度、波斯、埃及和希腊文化的融合。
(2)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进一步加速了原希腊文化国家内部以及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之间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3)公元1世纪北匈奴被汉朝战败开始西迁，三百年后出现在欧洲多瑙河流域，成为公元5世纪西罗马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4)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至8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大帝国，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重要桥梁。
(5)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西欧拉丁化的日耳曼人组织的十字军远征，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中意义重大，它把欧洲带到了近代文明的十字路口，并因此揭开了欧洲复兴罗马、希腊文化的序幕，中国的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也在此时传到了欧洲。
(6)公元13世纪蒙古人先后对西亚和欧洲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远征，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这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世界历史的影响巨大且深远。
(7)公元15世纪，源自中国西北部和中亚地区的一支突厥(土耳其)人经过漫长岁月的辗转西迁及与当地民族同化，最终灭亡了东罗马，建立了奥斯曼帝国。这个帝国的主体民族本身就具有东西方合璧的体格特征和文化特征，并且从10世纪左右接受了伊斯兰教。
(8)由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控制了传统的欧洲通往东方的陆上商路，15世纪末，葡萄牙人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打通了从欧洲直抵印度和中国的新海上航线，标志着大航海时代引发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实质性接触的新纪元的真正开始。
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对流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对于近代西方文化的形成来说，其意义在于它不仅接续了罗马、希腊，吸收了阿拉伯和中东各民族以及印度的文化，而且也在于它历史性地结识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和哲学。几乎在罗马教皇试图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同时，中国的儒家经典就“倒逼”入欧洲各主要国家。这些书籍的西文版本在欧洲的流传促进了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对中国思想的研究，“中国热”随之在欧洲兴起，“中国学”(Sinology)也正式登堂入室成为欧洲的显学。基于这种文化传播的背景，当时的欧洲顶尖级的学者，无论其对中国的看法如何，都无法回避中国这个话题，多多少少都要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发表一些看法，从培根到莱布尼茨，从康德到歌德，无一例外——因为这是当时欧洲学术界的一种时尚。
到了18世纪，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不断涌现，影响所致逐渐超过中国经典原著本身。中国哲学在德国的传播尤其值得重视。莱布尼茨在1687年12月9日写给白晋的信中就明确提到了白晋给他的卦图与《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的卦图有别，并评价翻译的《四书》说：“这部著作并非由孔子亲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将其言论加以收集、编辑而成。这位哲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这说明莱布尼茨在看到白晋寄给他的卦图之前已经看到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的卦图了。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如莱布尼茨在去世的那一年曾就他与“伏羲卦图”的事再“解释一下”，有意无意之间提到了德国汉学家安德列·弥勒于1678年出版的《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中国史》，这本书中也载有“伏羲卦图”，它是由对欧洲思想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13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所述“伏羲卦图”谈起的。这表明莱布尼茨极有可能在1678－1679年就已经知道了伏羲八卦和64卦的卦象划法(即所谓的“二进制”)。莱布尼茨逝世之后，他的大弟子沃尔夫仍然是个中国迷，他在1721年发表了一篇给他带来了厄运的《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的著名演讲，此后，他又发表了《在一个哲学王治理下人民的真正幸福》的演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高度赞扬。莱布尼茨之后，沃尔夫的哲学统治德国思想界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直到康德哲学的问世，才真正结束了这种唯理论的独断论在德国思想界的霸主地位。然而，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对德国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且不用说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就是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再传嫡派弟子，而且自从莱布尼茨推崇朱熹哲学以来，朱熹的理学思想的一些成分就潜移默化地、或隐或显地出现在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哲学理念之中。实际上，18世纪以来，朱熹的著作不断地被译成英、德、法文在欧洲流传，如1714年，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就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在欧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着的19世纪，朱熹哲学持续在欧洲流行，如1836－1837年，E.C.布里奇曼将朱熹的《小学》译为英文，继而将《朱子全书》中关于宇宙、天地、日月等章节译成英文。1874年，托马斯·麦克克拉齐将《朱子全书》第49章关于“理”与“气”章节译为英文。1876年乔冶·封·德·卡布兰茨翻译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及朱熹的注。1879年威廉姆·格鲁伯选择了朱熹关于“理”与“气”的章节和朱熹的《通书》注译为德文。
针对从16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在欧洲的传播，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写道：“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34)这种“中国热”的余风流韵一直吹至马克思的时代，甚至吹及到马克思的家庭内。如马克思就给他的大女儿小燕妮起了两个与中国相关的绰号，一曰“中国皇帝”，二曰“高贵的中国人”。(35)他的小女儿爱琳娜在家里也被戏称为“中国皇太子古古”。(36)可见，马克思对中国文化是不陌生的，当我们读到马克思曾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37)时，我们更相信这一点。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说：“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38)不管李约瑟出于何种动机、有何种证据说这些话，但他至少讲出了这样一种事实：中国人与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上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综上而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就在于它不仅是在西欧正统文化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而且是吸收了人类主要文明成果尤其是东西方轴心时期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成果即犹太—基督教文明、希腊文明和东方文明的集大成者，从而不得不信服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正确论断，也不得不叹服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意义”的深刻阐述。
注释：
①②《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299页。
③［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页。
④公元前323年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开始分裂成几个独立的王国，至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完全征服了希腊，将其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公元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宣布解放基督教，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定基督教为国教。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为东西两部，公元476年西罗马在蛮族的侵略下亡国，从而标志着欧洲古代的终结，欧洲从此开始进入了蛮族日耳曼人军事割据的时代，即以日耳曼民族为主体的欧洲的封建时代。至9世纪和10世纪，经历了查里曼和“神圣罗马”两个在名义上保留了“罗马人的皇帝”而实质上却是日耳曼人创立的帝国。罗马教廷上升为欧洲的最高精神殿堂，基督教成为日耳曼民族的统治型文化和精神支柱，史称“中世纪”。中世纪一直持续到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为止。也有史家把这一时期界定为从西罗马亡国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公元476—1640)，长达1164年。紧接着，便开启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序幕。
⑤［英］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7页。
⑥⑦［法］高戈斯·泰特：《十字军东征——以耶路撒冷为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8年，第15、28页。
⑧(25)(26)(27)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45,pp.283,500,557,546.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0页。
⑩欧洲人传统上把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统统称为东方，分近东、中东和远东。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Charles Homer Haskins.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pp.278,282,311,312,313,281-282,301,342,342,342,342,342,343,346.
(28)［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8－169页。
(29)［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7页。
(30)［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页。
(33)欧洲近代哲学形成于17世纪。《剑桥17世纪哲学史》(The Edinburgh Building,Cambridge CB2 2RU,United Kingdom 40 West 20th Stree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第一章《17世纪欧洲哲学的来龙去脉》(The Context of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分三节阐述欧洲近代哲学产生的背景，第一节是“制度背景”(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第二节是“知识背景”(The intellectual setting)，第三节是“欧洲对非欧洲文化——中国的哲学回应”(European philosophical responses to non-European culture:China)，从而把中国哲学在欧洲的传播作为欧洲近代哲学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34)［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1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8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
(38)［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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