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广昊[1]2009年在《我国官方出口信用机构转型的路径分析和业务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我国政策性银行中唯一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担负着贯彻国家外经贸政策和服务国家经济外交意图的政策性职能。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进出口银行同其他政策性银行一样,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如何在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健康发展,如何在贯彻国家经济意图,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和提高自身经营收益及竞争力之间实现平衡与协调。早在200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即提出“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逐步开始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国家开发银行已经于2008年末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完全转型为商业性金融机构。2009年11月,国务院对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初步的批复,明确中国进出口银行继续履行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为本国产品出口和国家对外经济合作提供金融支持。至此,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改革正式提上了日程。然而,这仅仅为中国进出口银行未来的转型与发展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原则,具体的转型路径和业务框架还基本处于空白之中。近年来,基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外经贸领域的新变化,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业务和内部流程上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基本的转型思路,即发展成为国际经济合作银行。这个思路与国家对中国进出口银行未来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初步的收效,但是对于转型的路径和业务的规划尚缺乏一种框架性的探讨和系统性的分析。对于政策性银行的改革与转型问题,此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不少的论述,但多集中在对于政策性金融本身的宏观把握,针对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论述则相对较少,而以某一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对象,探讨其转型或者业务创新的论着就更不多见。从理论方面看,目前现有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探寻政策性金融产生的土壤和发挥的作用,即制度的产生机理；第二,从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资源学说的角度,研究政策性银行存在的问题、市场化行为、立法监管等多层面,完善了政策性金融的理论体系；第叁,基于比较分析的视点,对国外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由于这些研究的提出均是在国家确定政策性银行转型改革之前,因此对于转型也多立足于方向性的探讨,而缺乏路径上的刻画。从实践方面讲,中国进出口银行要按照国家提出的改革原则,适应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新要求,在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领域内继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虽然改革的大方向已经由国家确定,但如何发挥中国进出口银行自身的优势,最大限度的规避其劣势,与商业银行实现差别竞争,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发挥自身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特别需要基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和职能的要求,综合多种因素对业务创新的框架或模式展开深入和系统的探讨。通过这种探讨,才能够为转型后业务模式的选择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因此,对于该方面问题的研究拥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职能互动演变为起点,结合对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借鉴国内外相关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创新发展搭建一个相应的框架,以求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转型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文章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制度安排出发,由其面临的制度失衡局面对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转型路径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的结论对未来的业务发展框架进行初步的规划。本文从结构上分为5个主要板块。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对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对文章的框架结构、分析方法等进行了概括与归纳。第二章是探讨中国进出口银行转型的制度起点,即通过梳理中国进出口银行建立的历史进程,对建立之初的制度框架进行界定。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建立基于中国金融渐进性转轨的改革过程,即政府基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而区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以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叁项作为最主要内容。其中,发展出口贸易是对外开放政策的最根本内容。因此,中国进出口银行建立之始的定位就是服务于发展出口贸易这个大原则,主要的业务指向是为出口企业和出口行业提供金融支持,并且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出口类信贷为我国外贸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构成了中国进出口银行最初制度均衡状态下的最基本内容。第叁章探寻的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现有制度框架的失衡过程。本部分从制度供求两方面分析这个失衡的过程。制度均衡的打破主要源自制度需求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个角度来阐述。外部环境方面,中国经济原有的发展方式造成的困局和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相应的转变。内部环境方面,中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与发展遭遇了体制性的瓶颈,经营状况和职能的发挥不匹配,需要寻找更为合适的发展空间。因此实施战略转型和业务创新,主动推动制度变迁是顺应内外部条件转化的可行之举。在本部分中,通过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经营业绩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结论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目前的资金配置效率和经营收益都处于政策性银行中较低的水平,其原因则是业务范围相对狭窄,现有业务限制过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有效途径则是率先进行自我转型,拓展业务领域。第四章是对中国进出口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和战略转型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且对于转型的路径进行分析。本章中,首先对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银行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银行效率是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既反映银行对其资源配置的有效程度,又是衡量银行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银行效率测度主要包括叁个方面：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其中,规模效率是反映银行经营规模与其成本(或收益)之间关系的指标,它衡量银行处于最佳规模时能使成本减少(或收益增加)多少；范围效率指银行产品多元化和地域扩张所带来的效率,它衡量银行多元化经营对成本(或收益)的影响；X效率是除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之外的所有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总和,它衡量银行控制成本和使利润最大化的管理能力的差异。由于X效率主要是对于银行内部管理能力的衡量,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范围,因此实证中不考虑X效率。在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同其他商业银行进行对比分析之后,得出结论为中国进出口银行均存在着显着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战略转型与业务多元化既是必要的,更是可行的。在本章后续内容中,梳理了国际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转型经验,总结了国家开发银行的转型模式,为中国进出口银行具体的转型和业务规划提供了经验借鉴。根据中国进出口银行现阶段业务转型的初步成效,总结提出了日后进一步转型的基本原则与方向。第五章是具体业务框架的规划,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和重点内容。本章首先对运用管理学中的SWOT分析方法和BOSTON矩阵等分析工具,对中国、进出口银行的竞争优劣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进出口银行未来国际经济合作银行的定位,从继续发扬传统业务优势和加速利用多种金融工具两个角度对进出口银行未来的业务发展进行了规划。在继续发扬信贷业务优势的方面,提出通过巩固现有创新型业务,综合运用资产证券化、产业投资基金、信托等多种金融工具,将投行业务与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结合起来,拓宽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金来源,为规模扩展奠定基础。在业务创新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其他商业银行在信贷业务方面的创新经验,通过对原有的信贷工具进行创新,增加产品品种,扩展中国进出口银行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充分发挥自己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优势,为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遇到的新问题提供一揽子融资解决方案,发挥各项融资产品的组合优势,增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整体竞争力。而在充分利用多种金融工具建立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方面,则主要为将来有可能进行的金融业务方面搭建业务框架,论证了政策性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类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创新型融资担保业务等领域的基本框架平台,并且提出在搭建上述业务平台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信托机制隔离风险,拓展资金募集和运用的范围,从而能够成功实现向国际经济合作银行的转型。通过以上部分的分析和论述,对于中国进出口银行国际经济合作银行的定位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对转型的路径进行了基本的刻画,同时为中国进出口银行成为综合性金融服务供应商的目标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业务模式,为中国进出口银行业务发展和战略转型的实践提供了参考依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借助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对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转型进行了制度方面的刻画,从制度供求失衡的角度对转型需求进行了解析；第二,以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对象,对其竞争优劣势,经营业绩,银行效率等进行了定性定量两方面的解析,论证了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叁,结合中国进出口银行现阶段的业务实践,从传统业务领域和创新业务领域两个方面为中国进出口银行未来的业务发展搭建了基本的平台,为其将来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参照。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由于数据获得的困难,在对中国进出口银行相关经营业绩和银行效率的定量分析中,相关的结论数据显得粗糙,结论的论证过程不够充分,这在将来需要继续在数据获取和数据加工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以促进论证的精细化；第二,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对于转型路径的抽象程度不够,仍过多的停留在描述性的分析范式中,如果将来对理论的研究更为深入的话,应当尝试运用更为抽象化的模型,对路径变迁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罗琳[2]2013年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路径分析》文中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叁十年余来的增长,中国的富裕阶层人数激增。据相关研究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高净值①人群的数量已经超过100万人,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200万人。②庞大的高净值人群使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所的私人银行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面对国际商业银行的竞争和国家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使得国内商业银行深感从传统业务赚取利润的压力,而私人银行良好的产业链形式和巨大的利润空间将会成为银行发展的新重点。私人银行从诞生之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我国商业银行正式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才短短六年,2007年,中国银行在国内首次开设私人银行部,提供私人银行服务,随后,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农业银行等相继成立私人银行部,进入2013年,北京银行成立私人银行中心,城市商业银行也开始加入私人银行市场的竞争当中,目前,我国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中资商业银行已达到18家。面对私人银行庞大的市场,中资商业银行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却遭受到了重重挫折,在发展中出现了动力不足和路径不清晰的问题。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无法满足私人银行客户的需求,一方面由于分业经营的限制不能提供全面的资产管理业务,不能根据客户的要求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仍然将私人银行业务停留在贵宾理财层面,对于开拓和留住私人银行客户是非常不利的,另一方面,在私人银行市场竞争当中,由于高素质专业人才的缺乏,客户的需求没有被充分了解,而且产品设计的创新能力不够,多样化的需求未被满足。私人银行业务在国外发展已较为成熟,借鉴其发展经验是在我国开展业务的捷径,但是我国的经济文化背景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在组织模式选择,服务模式上都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需要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的路径,这就出现了路径不清晰的问题。因此,针对私人银行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及路径选择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私人银行业务表现出了极大关注,一致认为随着富裕阶层的扩大和银行转型的迫切需要,我国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时机已成熟。针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研究的重点着重于以下方面：瑞士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印度、香港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市场的私人银行发展经验；阻碍国内私人银行发展的政策法规等外部因素；银行内部发展的不足之处(人才、产品和服务、组织模式、服务模式等)；发展的建议和对策。由于私人银行业务的私密性,研究大多缺乏数据支撑,仅从理论层面作分析与阐述,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建议较难应用到银行实际操作层面。实际上,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面对私人银行业务发展,“怎样才能提供私人银行业务的所有产品和服务?中国高净值人士的需求是怎样的?怎样满足高净值人士个性化的需求?选择什么样的组织模式有利于发展?未来中国私人银行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需要学术研究去慢慢解决的问题。本文正是从试图解决银行发展私人银行问题出发,首先针对私人银行业务作了简单的阐述,阐述私人银行应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再在对比贵宾理财服务与私人银行业务的基础上分析私人银行的特征,其次,选取瑞士、美国、新加坡和香港为代表,分析其私人银行发展的文化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银行自身方面的经验以借鉴,然后,运用SCP分析方法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方面分析,同时分析了中国高净值人士的特征与偏好,根据客户细分相关理论提出客户细分方案。最后,提出中资私人银行发展要走集团化和专业化的道路。本文的结构大致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这章阐述了文章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私人银行概述部分,首先根据国内外对私人银行概念的界定,定义其为“商业银行成立专业服务团队一对一地为特定客户一高净值客户提供的以财富管理为核心的专业性、私密性和个性化的一揽子高端金融服务。”然后,总结阐述私人银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包括：零售银行服务、资产管理服务、高端咨询服务、税收规划服务、信托服务、保险服务、遗产咨询和规划、不动产咨询管理服务、保管服务、离岸服务和其他服务。最后,就国内贵宾理财服务与私人银行作了对比,分析私人银行的六大特点,其核心特量身定制的金融服务。第叁章,国际经验部分,本文重点分析了传统私人银行模式代表——瑞士、现代私人银行模式代表——美国、新兴私人银行市场——新加坡和中国的私人银行市场——香港,总结其发展经验中核心的部分。第四章,中国私人银行现状分析部分,从两个角度分别进行阐述,第一是基于SCP范式的现状分析,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叁个角度分析,第二是中国富裕阶层的特征分析,从基本信息和偏好着手,提出了一个客户细分标准。第五章,路径选择部分,在现状分析和客户细分的分析基础上,再根据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指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须走集团化和专业化的道路。集团化是指中资私人银行应趋向于一体化发展,扩充银行业务范围,形成跨区域跨业务的金融集团,在组织模式选择上可先选择大零售银行制,再往事业部制过渡,注重零售银行与私人银行之间的协同效应。专业化是指在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时,须在客户细分、人才‘储备、产品研发、后台支持中心等方面达到专业化,更好更快地满足私人银行客户。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一是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创新地采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进行现状分析,SCP范式是分析产业效率的有效工具,能很好地与私人银行业务相契合并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做出具体分析,同时利用了目前银行公开的市场数据进行市场结构分析,填补了定量分析空白；二是本文基于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对于私人银行业务的报告,分析总结我国富裕阶层的特征和金融偏好,并以职业、生命周期、背景和性格因素提出了一个客户细分方案；叁是在提出政策与建议时,创新性地指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应走集团化和专业化的道路,试图为我国私人银行发展规划一条清晰的路径。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由于私人银行私密性和资源有限,笔者难以对私人银行客户进行调研分析,获得一手数据,在考察私人银行客户特征时,利用四个银行的私人银行研究报告中的调研结果作为二手数据整理得出,难免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二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形成对私人银行部的部门考核制,私人银行的数据较不完全,在运用SCP分析法时,没有测算产品差异化、市场绩效相关指标,希望在未来私人银行数据披露较多时,能够运用实证研究进行分析,得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张明[3]2013年在《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罕见的高速增长，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发展成为初步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但现阶段，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赖以发展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有弱化的趋势，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受到环境的约束，中国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产业升级势在必行。本文从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法和动态分析法把产业升级理论和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融为一体，构建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融合模型，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问题，并借此分析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融合之路。本文首先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并对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升级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把产业升级理论和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融为一体，构建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融合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路径。在进一步分析短期路径时，本文把西方短期均衡理论与工业化理论相结合，认为发展中国家短期路径是采用渐进的扩张性总需求政策来拉动总供给，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工业化过程和经济增长。在进一步分析中期路径时，本文从经济细胞商品入手，来分析经济波动发生的原因，结论是支持第二部类生产和发展的第一部类生产规模可大可小，如果第一部类生产规模较大，短期内第二部类的发展不能够完全吸收第一部类的产能，第一部类不为第二部类所用的内部循环生产规模将失去其使用价值，从而也失去价值，产生实体经济泡沫。如果经济受到内部或外界因素的冲击，经济泡沫破裂出现衰退和危机。为了避免出现实体经济泡沫，各产业应按比例协调发展。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无法象发达国家一样各产业渐进的连续的按比例协调发展，发展中国家中期路径应当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经济所处的阶段，依据产业升级规律，确定产业升级的目标，通过投资新设备、引进和模仿新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先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目标要求的第一部类，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目标要求的第二部类，完成一次产业结构升级后再推进下一次产业结构升级，不可一味追求第一部类的产业升级和扩张，以避免经济波动，达到长期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升级和按比例协调发展。在进一步分析长期路径时，本文认为长期中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将无法再依靠向发达国家购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只能是自主创新。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本文运用经济学经典的需求供给理论分析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需求最终来源于消费，消费品的创新需求直接来源于消费需求，资本品的创新需求来源于其可以降低消费品生产成本促进消费，收入水平影响消费需求进而影响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供给主要来源于企业，现实中企业一般会按照惯例来进行决策，在进行技术创新投资时同样会按照惯例行事，制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决策惯例。发展中国家长期路径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以及制定和执行良好的制度来促进自主创新。良好的制度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保障，本文分析了制度对投资、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创新的作用，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比较更有利于投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实现产业升级；更有利于实现竞争，促进技术创新，推动本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良好的产权制度，正确的宏观调控方向和由政府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组成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能够推动一国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本文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回顾中国建国以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过程，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和建立数理模型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运用本文理论分析的结论，提出了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融合之路。
蔡金金[4]2008年在《拓展我国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路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居民个人财富不断增加,投资需求日益强烈,个人理财业务逐步成为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我国经济存在比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调整金融市场结构。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增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个人理财业务,不但可以拓展居民投资渠道,丰富银行收益,而且对于分流资本市场中的部分过剩资金,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考虑到我国经济、金融以及银行自身的发展需要,把个人理财业务作为今后的战略发展重点,已成为我国银行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从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理论基础研究出发,通过对国内外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现状的分析,揭示了我国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了解决方案。文章主体分叁部分:第一部分对国内外关于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相关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并对相关理论背景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第二部分通过对国外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情况分析,介绍了发达国家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在采集和整理了大量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现状;并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我国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其发展的内外部因素。文章主体第叁部分,以上述分析为依据,先整体上从我国银行内部发展和外部改善两大方面提出了若干解决建议。此后,更着重针对理财产品创新这个最关键且最薄弱的环节,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产品设计前期的市场细分入手,通过建立量化投资组合模型,对理财产品的多元化组合设计进行了举例分析,以数据说明如何通过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设计来拓展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实际有效的理财服务。
郑海波[5]2013年在《滨海新区金融体制改革路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十二五”开局以来,我国金融发展又迈向了一个新的机遇期,在宏观经济建设注重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我国的金融改革也有了新的发展模式。随着温州金融体制改革试验区的建立,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已经从以往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转变为以自下而上的金融体制改革为主的发展模式,并在全国范围内选定了若干具有典型区域经济特点的地区进行相关的金融体制改革试验,旨在探索新的能够与经济环境相适应的金融发展模式,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总结经验。本文通过对滨海新区的金融体制改革路径分析研究,探索能够适应滨海新区未来金融发展的新模式。滨海新区是我国目前十大重点金融改革实验区之一,在环渤海湾区域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和环渤海湾区域金融发展两大方面分析滨海新区金融改革的宏观环境；第二,通过资料搜索并整理,分析滨海新区在过去的发展道路和已经取得的主要成就,找到滨海新区金融发展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出滨海新区金融发展的目标与定位,同时总结出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发展的优势和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对滨海新区和我国宏观大环境的积极影响；第叁,比较分析了上海、广东珠叁角、深圳、温州以及国内其他金融重点改革试验区的发展模式及路径,也概要分析了当前世界范围内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为滨海新区的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提供借鉴；第四,从前面的分析比较中,结合相应的理论基础,提出适合滨海新区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并对其中所要面对的主要难点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李彤[6]2017年在《供给侧改革进程中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创新研究：方法与路径》文中指出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商业银行传统的以利差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过于单一,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不断地弱化,并且所带来的收益也在不断地减少,这种盈利模式不再适应目前的市场需求以及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盈利模式的转型尤为迫切。商业银行应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化被动为主动,以国家政策为引导,积极布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并分析市场上涌现出的金融服务需求,从而摸索出自身盈利模式转型方向。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研究的方法等,再结合对国内外研究的总结和相关理论分析,得出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商业银行应转变以往从自身角度出发,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来进行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探索。然后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深入分析商业银行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更好地助力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型,从而得出供给侧改革是商业银行进行盈利模式转型的重要契机。在得出两者间的联系后,本文主要分析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通过分析商业银行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同时根据上市商业银行的年报数据计算9年间我国利息收入占比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变化情况等相关比率来综合判断出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现状及自身存在的问题,问题在于金融产品和服务同质化明显、金融产品比较优势弱化以及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弱化。本文的关注点在于通过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创新分析,商业银行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本质上来,首先分析商业银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叁去一降一补”中所能够采取的措施;其次商业银行应实现差异化竞争,提升区别于同行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商业银行补足自身短板需要整合多方资源,实现跨界合作。结合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导向来对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的路径方向进行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得出了金融创新的想法要贯穿于始终。最后为了能够更好地保障商业银行进行盈利模式的转型,要从商业银行自身入手,为盈利模式的转型打造更好的创新机制。
徐小阳[7]2013年在《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抵押担保贷款机构破产、投资银行倒闭、股市大幅震荡等一系列事件,不仅使在世界金融产业格局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纷纷陷入困境,同时也让金融产品市场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了金融创新背后潜藏的巨大风险。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衍生产品创新进入了起步阶段,在资产证券化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是,金融产品创新在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大的金融风险。因此,深入加强对金融产品创新风险及其风险管理影响因素的识别、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模式和风险防范体系,已成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本文从金融产品创新及其风险管理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文献研究入手,系统分析了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内涵,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动机进行分析；建立了一个新的具有溢出效应和不同竞争策略、风险约束下的金融产品创新重复博弈模型,确定该模型的纳什均衡点并讨论该平衡点的稳定性条件,从混沌动力学角度分析金融产品创新的复杂性,并通过线性混沌控制法使重复博弈模型从混沌状态恢复到新的纳什均衡状态；分析了金融产品创新所面临的风险,在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金融产品创新链的风险传导机制；在借鉴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内部风险管理和外部风险监管的新模式；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及其风险管理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在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括金融产品创新监管、风险管理文化、组织结构与制度、人力资源、金融产品创新信息、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等6个潜变量的理论模型,并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假设、量表设计,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提炼了量表的选项,对相关量表进行信度、效度检验,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理论模型拟合、假设检验和风险管理的作用路径分析；最后,就如何提高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产品竞争策略和金融创新的溢出效应对市场竞争的复杂性影响显着,使用线性反馈控制法可使重复博弈模型从混沌状态恢复到新的纳什均衡状态,从而促使商业银行有效防范商业风险和市场风险；为防范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风险,必须要有独立的风险组织架构、合适的风险管理流程和完善的风险管理配套机制；对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监管应采取功能监管的方式；金融产品创新监管、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战略、金融产品创新内控制度、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管理和金融产品创新信息是影响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的关键因素；金融产品创新监管和风险管理文化对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有较高的间接效果,其中风险管理文化主要通过组织结构与制度、人力资源、金融产品创新信息这叁个路径进行管理传导；科学制定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的对策,有效提高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鉴于金融产品创新的“溢出效应”和商业银行不同竞争策略的现实选择,将市场中的溢出效应和不同竞争策略联系起来,建立了新的重复博弈模型,而且提出了更符合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实际的新溢出效应函数(存在知识外溢的成本函数)在充分考虑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溢出效应”所可能导致的风险,全面探讨了市场中存在溢出效应和具有不同竞争策略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企业的混沌动力学行为,对所建立的金融产品创新重复博弈模型进行混沌控制。第二,构建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模型,集合影响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的各类因素。开发了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影响因素量表和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量表,验证了这些量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构建了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影响因素与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之间的传导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整体适配度检验和基本适配度检验,对模型进行评价和修正。提出了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影响因素与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之间的传导关系研究假设,得到了支持研究假设的结果。第叁,构建了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的模式：从组织结构、风险管理流程和相应的配套机制等叁方面构建了内部风险管理模式；有别于现行的机构监管模式,构建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伞式监管人的外部功能监管模式。
田娟娟[8]2016年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的效率与风险研究》文中认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历史性交汇背景下,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填补传统产业下滑"空缺"、实现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在国家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出台下,产业发展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但是一些突出的问题仍需尽快解决,其中之一就是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渠道不畅、资金运用效率低的问题。本文论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融资问题的内在逻辑。通过分析资本形成与产业成长的相关性,对我国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模式进行梳理,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效率进行评价、融资风险进行测度和成因分析,最终针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体系的构建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从理论意义上来看,为我国产业金融、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的发展与实践提供参考;从实用价值来看,通过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金融的相互关系、两者结合的路径和现实障碍,并充分考虑区域差异、行业差异等因素,力图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剖析。本文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融资问题研究中,通过微观、实证层面的论证对宏观、定性视角进行了有益补充,是该领域研究体系完整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经济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运筹学等诸多学科知识,通过文献综述、实证、比较、规范、定性与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全面而系统的论证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过程中的融资效率与融资风险问题,为本文的融资体系优化策略提供了立论来源。本文共七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概念界定,研究框架与方法,并指出了创新之处和不足。第二章,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尝试构建金融资本形成与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特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资本形成对技术创新、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的作用机理,以此论证资金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重要性。第叁章,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需求与融资路径分析。首先对我国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及融资模式进行分析。其次从政策性金融、银行业和资本市场角度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进行梳理,并为本文融资效率分析进行铺垫。第四章,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效率的评价。首先从融资效率理论出发,梳理产业融资效率的内涵和评价方法。其次,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广义DEA模型评价2011～2015年期间产业融资效率,并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角度进行了比较。结合辽宁地区的实际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问题的个案进行了分析,并比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融资效率差异。第五章,分析了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并结合Tobit模型对其作用机理进行原因剖析,找出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效率的关键环节。第六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风险与防范。通过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风险的内涵及形成原因基础上,运用VaR方法和GARCH模型,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风险进行测度。第七章,结论与政策建议。说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防范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风险、提升融资效率的政策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资本形成能够有效推动产业成长。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出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和产业整合加速的趋势,但在技术水平、市场需求、政策环境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资本形成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大有裨益的。第二,我国金融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呈现出以下特征: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的政策性贷款和以政府主导的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计划资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放规模有限;股权投资基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呈现出规模小、比例低、产业投向分布不均的现象,股票市场的上市发行制度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缺乏包容性;商业银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并没有明显的投放倾向,信贷投放意愿也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方面。第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效率需进一步提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整体上并没有达到最优。大部分产业存在着短期债务压力较大、长期融资能力弱、资本结构不合理、资金运用效率尤其是科技产品产出效率低的现象。同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区域分布之间、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融资效率差异较大。第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风险是客观、长期存在的,其不利影响不容小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风险来源于国家经济、产业政策,经营环境、信用水平、主导技术、市场需求的不稳定,以及内部管理的不完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融资风险进行度量得出,大于同期的上市公司整体。应通过不断健全产业政策体系、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和优化产业布局来防范融资风险。第五,金融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应通过优化政策性融资体系、提升间接融资的科技创新功能和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以提高产业直接融资比重叁个方面着手进行。在政策性融资方面,建议尝试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性银行、规范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和建立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在间接融资方面,建议加强产业链金融的产品设计与服务、推进融资租赁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增强保险服务科技创新功能;在直接融资方面,建议完善股权投资基金的服务业态和运营机制,并创新股票市场制度提升上市融资的包容性。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理论上推导出金融资本和产业内部资本相互转化的产业经济平衡增长路径,从而论证了资金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重要意义。从风险和效率视角,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问题,弥补了现有实证研究的不足。并通过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比较,使研究视角微观化。从研究观点上提出成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性银行,拓展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金融业务等政策建议。总之,本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融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是一个大有裨益的探索。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尽管借鉴了产业成长与金融支持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及研究结论仍可能是粗浅的,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体系的认识尚不透彻;受统计数据缺乏的限制,所做出的定量分析难以达到高度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随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来的研究有很大的空间。
朱鹏飞[9]2017年在《我国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协同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时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水平升级,金融业发展的外在条件和内在环境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需要金融资源的启动、指引与维持,而当金融创新出现并转移扩散时,传统产业部门受其影响也会发生升级改造,新型产业部门随之扩张。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创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协同效应。首先,对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协同效应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详细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协同机制。金融通过自身的创新发展,使金融业的产值实现增长,可以直接与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协同。另外,金融创新还可以通过需求追随机制、供给引导机制、技术突破机制、资本形成机制、国家产业政策引导机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实现间接的协同。然后,在实证研究部分,文章运用结构方程的原理和方法,同时根据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拟合了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协同效应的结构方程。选取1997-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金融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将金融创新划分为金融业务创新能力、金融创新技术水平、金融创新人力资源水平、金融创新风险控制能力四个方面,同时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方面来衡量产业结构调整。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对拟合模型进行检验-修正-再检验,对我国金融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文章的结论主要有:1)从理论分析上看,我国的金融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协同机制;2)从实证分析来看,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创新中的金融业务创新能力、金融创新技术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金融业务创新能力可以通过金融业非利息收入、金融工具数量来解释,金融创新技术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电子银行成交额、研发投入;3)金融创新的力度很大程度上会对泰尔指数、第叁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More结构变动指数等参数产生影响,而这些参数是反映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直接指标;4)从总体来看,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指标之间相互作用路径系数为0.108,且通过显着性检验,因此两者之间一定存在协同效应。
雍灏[10]2008年在《基于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金融产品创新关键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我国金融企业而言,产品创新既是机遇又是风险。机遇是巨大的,如解除管制和改变行业边界以消除对市场进入的传统壁垒;又如,突破性的技术进步导致全新的服务产品门类;再如,不断增长的动态市场需求提供了用更好的服务去响应客户需求的机会。金融企业必须开发和运营新的产品,以利用这些机会持续生存和发展。同时,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也相当高,成功的几率非常小,这与制造业产品创新的高风险性相似,又因为金融行业特有的高风险属性而进一步放大了创新的风险。要使产品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金融企业必须能够识别影响创新绩效的各种风险因素,特别是其中的关键风险因素,分析这些风险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合理监控和应对这些风险。尽管学术界对金融创新的研究和风险管理的研究随着现代金融创新的繁荣而日趋活跃,但就金融企业管理产品创新的关键风险这一主题而言,鲜见系统且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或者研究目标为金融风险管理或制造业产品创新风险管理,或者仅仅简要提出或分析金融产品创新的成败因素,在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都不能满足要求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的系统要求。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全面风险管理的视角,创新性地提出基于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模型,集合了金融产品创新的各类风险因素,来设计有关风险因素与风险后果的构成及其相互之间作用关系的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然后,在设计问卷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因素分析、相关性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来验证研究假设和考察模型拟合效果。最后,对这些关键风险因素及其对风险后果的影响效果,以及相应的风险调控措施,进行了管理意义上的讨论。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关键结论:(1)提出了基于全面风险管理模型的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分析框架,认为应从集合风险、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调控四个阶段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关键风险进行分析和管理。(2)提炼出金融产品创新的15个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可以归为5类,即产品特性类(信用风险、技术风险、技术保护风险)、开发过程类(创新模型风险、项目管理风险)、营销支持类(营销网络风险、营销方法风险)组织环境类(风险管理环境、人力资源风险、风险管理部门、创新战略风险、信息沟通风险)、风险管理类(风险管理方法、风险管理技术、风险评估方法)。(3)识别出影响金融产品创新绩效的5个关键风险因素,即营销方法风险、项目管理风险、营销网络风险、风险管理方法和人力资源风险,其中营销方法风险和项目管理风险这两个因素与金融产品创新的财务绩效指标和非财务绩效指标都高度相关。(4)揭示了金融产品创新的关键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的作用路径,即项目管理、营销网络和营销方法方面的风险因素对创新绩效有直接的显着影响,人力资源和风险管理方法方面的风险因素通过对项目管理和营销方法方面的风险因素的显着影响而间接影响创新绩效。(5)提出了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关键风险因素进行风险调控的最佳实践,即针对如何调控5个关键风险因素及其所包含的27个风险变量,总结、提炼了行业的最佳实践,为金融企业采用高标准定位的方法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1)从全面风险管理的视角构建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的分析框架,保证了潜在风险因素假设的全面性。本研究创新性的以全面风险管理的分析框架来分析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管理模型,不仅能够全方位的覆盖整个创新开发过程,而且还系统的考虑了全员参与和跨部门协作,以及面临的各类不同风险,从而保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潜在风险因素假设的全面性,为后续的风险因素分析和关键风险因素提炼奠定了可靠基础。(2)通过风险因素的提炼,揭示了风险管理体系在我国金融企业的产品创新过程中的薄弱与缺失,以及市场与竞争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如预期的明显。这反映了我国金融企业风险管理基础落后、市场竞争不够激烈的现状,也从侧面揭示了我国金融企业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3)通过关键风险因素的识别,提出了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的重点目标是项目管理、营销方法、营销网络、风险管理方法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风险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关键风险因素对金融产品创新绩效有着明显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因而,它们应该成为我国金融企业调控产品创新风险的重点对象。(4)通过分析关键风险因素对风险后果的作用路径,发现营销网络方面的风险因素对金融产品的创新绩效影响效果最大。它们既能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也能通过影响营销方法从而间接影响创新绩效。
参考文献：
[1]. 我国官方出口信用机构转型的路径分析和业务发展研究[D]. 康广昊.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2]. 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路径分析[D]. 罗琳.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3]. 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D]. 张明. 山西财经大学. 2013
[4]. 拓展我国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路径分析[D]. 蔡金金. 大连海事大学. 2008
[5]. 滨海新区金融体制改革路径比较研究[D]. 郑海波. 天津师范大学. 2013
[6]. 供给侧改革进程中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创新研究：方法与路径[D]. 李彤. 云南财经大学. 2017
[7]. 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管理研究[D]. 徐小阳. 江苏大学. 2013
[8]. 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的效率与风险研究[D]. 田娟娟.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9]. 我国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协同效应研究[D]. 朱鹏飞. 北京交通大学. 2017
[10].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金融产品创新关键风险研究[D]. 雍灏. 浙江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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