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中的矛盾与制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矛盾论文,走向论文,一体化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是在目前世界经济学的论著中出现频率很高并颇为时髦的术语。许多人相信，最近20年来，全球资源控制、全球市场开拓、全球经营竞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正在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把世界的生产、贸易和金融等直接联系起来，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逐步走向互相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新阶段，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例如，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量全球性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促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使南北各国不断向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广度和深度发展。据世界银行分析，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受其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可相应提高0.7个百分点。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据此测算，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可使发达国家至少增长0.2个百分点〔1〕。毋庸置疑，后冷战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势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急剧加快了。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逆转。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的决策者都应尽快地适应这一形势，从这一战略角度出发制定发展战略。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事物的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一体化毕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还会遇到现实世界体制的种种阻碍，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制定的发展战略就会脱离实际。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金融资本市场并不能促进一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
一、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与有限的民族国家疆界的矛盾对一体化的制约
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生产力不断发展，分工日益深化，商品交换的范围也就日益广泛。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当代世界的国际分工迅速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而使世界的工业分工逐步替代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使以现代技术和工艺为基础的分工逐步替代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使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逐步替代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工，使水平型分工逐步替代垂直型分工，也使跨国公司所协调的企业内部分工逐步替代了由市场自发力量所调节的各部门、各企业间的分工，最终推动着世界市场商品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活跃，使经济生活国际化程度大大加强。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联合体，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世界上众多的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南北差距现实存在；同时，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互争夺市场的经济矛盾更为尖锐；各民族国家都在竭力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尽管各国经济是在相互依赖中发展的，但这种相互依赖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在东方人的价值观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世界经济合为一体在未来当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理想选择，但民族国家利益在现实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体化的、难以超越的障碍。
这是因为一体化目标有高有低，结合范围有广有狭，但都涉及到成员国要将部分权利让渡给一体化机构的问题。权利让渡的程度一般取决于一体化目标的高低。“权力让渡问题是国际一体化的核心问题”〔2 〕。在近20年中，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区域一体化。各国参加区域经济集团的第一目的是壮大自身力量，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成员国国家利益与超国家调节的矛盾自然会构成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最大障碍。例如，关税同盟与共同农业政策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两大基石，货币一体化则是巩固和加强这两大基石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的保障。但是，尽管1991年12月欧共体12国就《欧洲联盟条约》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分三个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但欧洲民众越来越担心一体化会消灭自己民族的文化，尤其对以单一货币来代替世代使用的本国货币更难以接受。担心失去自主权后会形成“布鲁塞尔官僚体制”或由大国主宰事务的局面。1992年6 月丹麦在全民公决中以微弱多数否决了该条约就是这种担忧的表现。
各国国家利益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包含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要求，在现实经济中很难把它完全统一起来。经济最发达的欧洲尚且如此，其他地区更不待说。亚太地区松散的、非制度化的经济合作，除了是由于其经济水平还不像西欧那样高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该地区情况复杂。亚太大部分国家潜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的蔓延保持着高度警惕。中国是被“和平演变”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孤岛”，被西方国家视为政治和经济对手。“中国威胁论”的宣传使不少发展中国家有“恐华症”，一些人宣扬中国把亚洲当成是中华世界，并把中国视为亚洲本身而不是把中国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说穿了，不过是一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攻击中国的国家利益。还有，国际贸易中还存在着很多因国情不同而造成的贸易壁垒。例如，对中国国有企业产品出口的限制，欧共体对中国某些商品的反倾销政策等，都是由于体制不同所造成的障碍。
另外，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资本全球化过程，给我们带来的不全是机遇，还有风险。尤其是对于那些金融市场规模较小和市场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来说，如果资本市场急剧的对外国开放，就很可能出现像1994年墨西哥和1997年东亚那样的金融危机。从而导致银行的大量倒闭和货币贬值。要避免这种危机的出现，放缓资本全球化进程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二、地区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矛盾对一体化的制约
进入90年代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经济集团化。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形成把世界经济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在这种新格局下运作的国际贸易同样显示出时代的新特征，即贸易保护的区域化。
经济集团化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形成区域经济的共同市场。这种共同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组织。因此，排他性是其基本特征。就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区域集团化组织，对内虽是开放的、自由的和协调的，而对外却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它们积极建立起自己的共同市场，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则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这表明在当代国际经济生活中，各国都意识到为了自己的利益，决不能立即消除必要的封锁和排他的色彩。
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排他性说明了区域化贸易保护存在的必要性。现存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世界经济贸易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必将奉行其不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通常是，发达国家以其具有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贸易条件，而强调贸易自由化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但在不利于其经贸活动时，则每每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或其他保护措施。至于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实力脆弱和贸易条件恶劣为由，则往往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对内强调自由、开放、合作、协调，对外则运用干预、闭关、抵制和保护的手段。因此，在全球区域集团化组织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其范围大小，还是其发展水平如何，都在奉行着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这样看来，区域贸易自由化则意味着区外贸易的某些限制；区域贸易的互惠性或优惠性，意味着与区外贸易不具有这种互惠性和优惠性；区域内贸易的补偿性（即对在贸易中受到损失的国家给予政策补偿），意味着与区外贸易不会得到任何补偿，一切风险和利益损失自负。这种情况形成了特定的区域贸易机制，这种机制对区域内贸易有着一定的刺激和鼓励作用，而对区域外的贸易则有一种抑制和排斥作用。只有当区域外贸易能够保护区域内的共同利益时，才能使区外贸易与区内贸易共存，否则就会损害与区域集团外的贸易。这就是区域贸易保护的特殊机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构建区域经济结构，形成区域经济体系，实现区域经济分工，达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从而获得区域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内成员国家间的交换就变成了一种内部交换，而与区域外部的交换则受这种内部交换的制约。如果与外部交换不能实现区域经济效益，则这种交换就将受到抑制和排斥。从世界经济贸易演进的过程来看，欧共体与美国、欧共体与日本之间存在的长期、尖锐、激烈的贸易摩擦，以及各集团国所采取的各种排他性的贸易壁垒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伴随着经济集团化而出现的区域贸易保护的直接后果是，世界各国对外贸易额增长的不稳定和不均衡。就80年代的情况看，发达国家仍居世界贸易之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通过增加它们同工业国家的贸易，还是扩大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都没有能够加强其在世界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1980年曾经上升到占世界出口总额的近30%，1989年重新下降到23%。在这一过程中，最穷的发展中国家完全丧失了国际贸易地盘，因为它们在世界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已下降到不超过0.3%。大量负债的发展中国家的绝对额也下降了； 只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能够跟上世界贸易的发展，它们的对外贸易总额在10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1989年达到了8.1%。进入90年代， 东亚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增长势头强劲，进出口增长率在1993年达8 %左右，增长幅度居世界之首。亚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显著增长，而中东和非洲则出现下降。其中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许多国家由于受欧洲联盟的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已在制成品和服务贸易中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由此看来，区域集团化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使区域贸易保护化更加严重，而由此所导致的世界经济贸易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这对于一体化进程显然有很强的制约力。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区域经济集团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全是消极的，而是说与贸易自由化相比，它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没有直接的推动，甚至在一定的时期内是起阻碍作用。因而它也会因过多地保护了区域内国家的利益而损害了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利益，从而在整体上对全球发展起消极作用。但是，当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时，当新兴工业需要保护时，当某一产业受到突然增加的进口产品冲击而遭受严重损害时，贸易保护，包括区域贸易保护就是必要的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区域集团化能够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从而有效的扩大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量，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量的扩大，又会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从而反过来扩大自身的市场容量。最终产生明显的进出口效应。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超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区域经济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发展，势必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南亚联盟的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冲击。亚欧首脑对话和亚欧大陆桥的建立也会对亚欧的各区域经济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产生冲击。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地区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会随着生产的国际化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而得到改善，没有一个国家会把眼光仅仅局限于某个区域；对经济利益的执着追求会促使各区域集团成员国放眼世界，发展和利用外部市场，从而推动世界经济不断走向一体化。只是现在还不能过高地估计区域经济集团的作用。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一体化的制约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由何而来，有什么特点呢？
这主要是由于后冷战时期南北经济关系的内容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市场方面，尽管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增强，但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增长率仍大大高于世界的贸易增长度。其中，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增加，因为发达国家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大。而发达国家经过10余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其产品更加知识化、信息化，又使原先的农矿产品的国际分工变为现在的高、精技术产品和知识服务业的分工。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总额中，1995年工业制成品仅占5%，1993年则占到了60%。在全球工业品出口中， 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1970年不过5%，而到1993年已跃居12%。
因此，过去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双方关注的主要是初级产品价格、资源主权、发展援助和债务等问题。而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由此引发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标准不严格，执法力度不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上都占有成本优势，而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随着这类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增加，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所承受的压力增大，从而使它们的企业利润锐减，甚至难以为继，造成一部分工人主要是非技术工人的失业或工资下降。这一结果意味着今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摩擦将会不断增多。
此外，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冲突。西方发达国家及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和就业量，目前均已超过了工农业的总和，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形之下则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一方面，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要求扩大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推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保护国内幼稚服务业的发展，想方设法阻止国外服务业的大量输入。
实质上，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是，它们脆弱的新兴民族工业是否经得住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冲击？例如，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一些发达国家较少的顾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的脆弱地位，坚持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降低关税，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以此来看，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和发达国家不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当的经济技术援助和优惠政策是它们之间产生分歧和对抗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难以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原因。
此外，国际债务关系仍是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掣肘经济一体化的重大障碍。债务关系自七八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经济关系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债务关系之所以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由债务本身运动的特征所决定的。债务本身的运动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即连续性、累积性和倍加性。所谓连续性，是指一旦债务作为经济的一个机制起作用，在正常情况下，必须有连续的外部资金流入。这不仅是出于偿还债务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经济增长对资金投入的要求。除非出口的增长足以满足偿还债务和追加投资的需求，否则中断外部融资会产生严重后果。所谓累积性，是指在不断增加新借款的情况下，债务累积总额会不断增大。如果新借款的增长速度加快，则债务累积会以加速形式增长。所谓倍加性，是指在债务总额以加速形式增长的情况下，债务还本付息会以倍加的规模增加，即债务偿还额的增加速度快于债务增长的速度。这三个特点使债务运动呈现下述趋势：当以一定的规模连续借入资金时，要求借款国在一定时期以后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借款规模。这样，债务累积额与还本付息额会产生一种内在的自我膨胀力。按照世界银行的债务周期假说，即便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在债务周期过程中，要求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必须以加速的增长来满足债务机制的要求。显然，假使出口和国民经济总值不能达到债务机制运行的要求，那么就会陷入债务陷阱，导致债务、经济增长和债权链条断裂。
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始终不能挣脱债务关系链条的束缚。据世界银行《世界债务报告》介绍，进入9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继续连年增加。1990年末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已经达到13410 亿美元，比1989年增加800亿美元，增长率为6.3%，还本付息额达1750亿美元。1993年，债务总额上升到17701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6.5%。非洲国家1990年外债达2719亿美元，比1989年增加4.7%， 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当年出口额的3倍，占该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50%。 巨额的还本付息费用吞蚀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出口收入，降低了出口能力。与此同时，据1995年欧共体经济政策委员会和中央银行行长委员会向共同体经济和财政部长会议提交的一份报告表明，其12国的公共债务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报告指出，1993年欧共体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9%，比1989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这一类据远远超过《马约》有关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规定的60%。目前，12国的债务利息支出平均已占政府开支的11%，有些国家甚至高达20%—30%。庞大的债务和利息支出极大地限制了各国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成为振兴发展中国家和西欧国家经济的一大障碍。
90年代以来，除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额相对减少。目前，外国直接投资几乎已成为欧洲、美国、日本以及少数发达国家的专门领域，他们不仅是大量投资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接受国。在90年代中期，全部新外国投资只有不到20%流向发展中国家，非洲和大多数南美国家吸引外资能力的下降特别明显。东亚和南美一些国家一度是发达国家投资者的尤为青睐的投资目标。但自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和韩国的危机后，向东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在减少。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从绝对数来看，确实已经增长；但与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相比，其绝对数和增长幅度仍然是很有限的。所以，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调动资本流入的唯一有效手段仍然是举债筹资。这一手段虽然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操作不好就会加剧当代国际债务关系的复杂程度。就债务国而言，目前欠债最多的是非洲和拉美两个地区。亚洲的债务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也有上升的趋势。
非洲的形势仍然令人忧虑。80年代末非洲政局空前动荡，种族和部族矛盾尖锐，暴力冲突此起彼伏，政治多元化浪潮日益高涨，人口增长处于失控状态。尤其是撒哈拉以南15个国家的粮食形势紧张，2000多万人处于饥荒之中。非洲国家的外债已高达3000亿美元，严重地制约着该地区经济的均衡增长。1994年非洲仅少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 %左右，大多数国家的增长率仅为2%—3%，有的还不到1%。 目前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的官方援助日趋减少，已增加了非洲国家资金不足的困难。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掣肘着非洲经济的增长。
拉美是世界头号欠债地区。由于海湾战争的冲击，世界经济慢性衰退，80年代和90年代初，该地区的经济处于一个艰难的境地。1989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94.2%，进入90年代后通货膨胀率仍居高不下。 过去一些拉美国家大举借债曾支持了经济的高增长，获得了短暂的景气。但是拉美外贸赤字因此增加，1994年赤字总额在212亿美元。 加上对外国投资的利润和债务利息的支出，1994 年经常项目赤字达530 亿美元， 比1993年增加了80亿美元。这对于国民经济基础还非常脆弱的拉美国家来说，要想依靠自我发展来解决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目前，非洲和拉美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仅还债无力，而且举债也非常艰难。过去这些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是以借新债还旧债，靠举债度日，缓解经济危机。而进入90年代后债务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发达国家将亚太地区作为资金投入的主要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以后，在该地区大量的投资已经引起发达国家的资金紧张，放债能力较过去大为减弱。其次，东欧市场化进程遇到了多重难题，急需西方国家的援助。而西方国家一方面视东欧为巨大的潜在市场，同时，从意识形态和世界战略的角度也想将东欧尽快地纳入西方的市场体系，所以也大大地增加了对东欧的投资。最后，由于对已经触发的两次债务危机的恐惧和对目前债务形势的严峻性的认识，发达国家越来越担心自己会深陷债务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轻易不肯大举放债。所以，非洲和拉美地区的举债渠道正在逐渐减少。
由此看来，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融合及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债务关系这一经济机制的畸形运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国际债务关系的存在及其由此引发的经济水平的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注释：
〔1〕李琮：《当前南北差距的变化问题》，《世界经济》1995 年第6期，第11页。
〔2〕刘国平著，《世界经济问题研究概览》，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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