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在词汇词义研究方面的差异与互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汇学论文,词义论文,词汇论文,差异论文,训诂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6-0052-06
汉语的词汇、词义研究，在汉语言学史上大致是由两个非常接近而又不同的学术部门承担的。一个是古代传下来的“训诂学”，一个是“五四”以来以至当代形成的词汇学。这两个学术部门都做出了很好的成果。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成果更为突出。
但是，毋庸讳言，这两个学术部门各自都还有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训诂学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理论和理论系统问题。对此，许多学者都曾经指出过。早在1982年，殷盂伦先生就认为，训诂学应当“吸收外国语言学的先进理论和科学方法，使训诂学更为科学化、系统化，在普通语言学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1]王宁先生说，必须“梳理两千年来训诂学发展的脉络，以便找到旧训诂学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的终点，由此起步来进行新的批判继承”。[2](P9)近二十余年来，很多学者进行了训诂理论建设的努力，提出了一批具有理论意义的新见解，使得训诂学理论建设大为改观。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找到了“旧训诂学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的终点”。词汇学方面，在不断引进西方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的带动下，理论观念比较活跃，涌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成果。但还是常听到人们说，“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三大块中，词汇的研究是最薄弱的”。蒋绍愚先生指出，历史词汇学研究，“直到现在，人们也感到对词汇的系统难以把握，所以，在词汇研究方面，显得系统性不够。在词汇研究方面，做的大量的工作是对词语的诠释，而对词汇系统、词汇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3](P251)张联荣先生认为“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4]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但是，邢福义先生认为“对词汇系统本身的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大多数研究还没有摆脱传统原子主义的老路，注重个别现象的分析，缺乏宏观理论的思考。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没能建立起严密的体系”。[5](P120)这些见解，恐怕都是符合当前研究现状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般说来有两条途径，一是古今结合，向相近的汉语研究部门去寻找，向汉语言研究的实践中去寻找；一是向国外语言学尤其是向欧美语言学借鉴理论和方法。比较而言，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最具内同性、互补性和理论的原创性。我们认为，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训诂学、词汇学向国外语言学借鉴理论、方法。做了不少工作，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立足本体，古今结合，向二千余年的汉语研究历史中去总结理论、总结方法的工作。就词汇词义研究来说，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就最具内同性，最有互补性，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
一、关于汉语语言单位的认识问题
“语言单位”，语言指自然语言，单位指功能、语义相对独立的成分。中国古人认识汉语语言单位很早，认识的角度也不相同，从不同的角度分出了不同的单位。一是从阅读方面来认识，分出的语言单位有“句”和“读”。唐代天台沙门湛然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6]元代陈端礼说：“句读二字，倒点为句，中点为读，凡人名、地物名、并长句内小句，并从中点。”[7](P20)“句”是语义完整的单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单句或复句，“读”是语义未完的单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词组或子句。这种以一定的标记划分语言单位的办法用得很早，公元前九世纪周共王时期的铜器《永盂》上的铭文就已出现，此后，春秋战国秦汉出土的铜器简帛文字上，都有使用。
二是从句子组织来认识，分出的语言单位有“字”、“句”、“章”、“篇”。汉代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8]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对语言单位认识得更加深刻，他认为“设情有宅，置言有位”。“位”应当是我国较早的语法概念。“言位”等于“语法”。并具体解释说“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9]分出的语言单位也是“字”、“句”、“章”、“篇”，那就是“字位”、“句位”、“章位”、“篇位”。“字位”、“句位”、“章位”、“篇位”就是中国古代的“言位”。相比今天的语法来讲，可称之为“大语法”。可惜的是，刘勰没有对“字位”、“句位”、“章位”、“篇位”做出进一步的阐述。对“字位”、“句位”、“章位”、“篇位”进一步的研究是由随文释义的训诂来承担的。
三是从随文释义的训诂来认识。汉唐以来，古人为古书作注，下注的地方或注释的对象往往就是古人所认为的语言单位。从语言学的观点看，这有字、词、词组、单句（古人称“小句”）、复句（古人称“长句”）、章、篇。
古人分出的语言单位共有字、词、词组、单句、复句、章、篇七级。句下的单位有字、词、词组；复句下的单位有单句；章下的单位有单句、复句，篇下的单位有章。其中，“字”是最小的单位。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古人是把“字”作为语言单位的，古人作为语言单位的“字”，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word”。“字”在汉语中作为语言单位，是在漫长的汉语言史上形成的。最早把“字”作为语言单位始于秦代，是伴随着把记录语言的符号由“文”改称“字”一起产生的。《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氏春秋》写好后，吕不韦把它“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个“字”就是指语言中的最小单位。南北朝以后，文章家、诗话、词话讲“炼字”，“求一字之稳”，以及“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等等，其中的“字”，都指语言的单位。
训诂学对语义的研究，是以“字”为单位的，也是以“字”为核心的。现代语言学把语言单位定为：词、词组；单句、复句；语段、篇章六级。词汇学研究的对象是“词”。“词”则有单纯词、合成词之别，“词”则有单位，结构，层次。“词”的内容显然要细致、丰富得多。但是，“字”也有它独特的丰富内容。古、今语言学家们对汉语语言单位认识的区别，主要在于最小的语言单位是“字”还是“词”上，这就引起了一系列的知识的、理论的、框架的差异。差异中其实就有很多的互补性。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二、关于对“字”的性质的认识问题
古人认为，汉语中的“字”，主要意义有两个，一是表示汉语的语言单位，已如上述。二是表示文字，即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文字。
这里讨论的“字”的性质，字是指后者，即文字的“字”。
现代语言学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系统”，“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的系统，它包括汉字所有的形体（声符、意符等）、所有字和标点符号”。[10](P185)这样，所谓“书写符号的系统”就是指字形符号系统。所以，一部分具有现代观念的学者，即便是研究古代汉语，甚至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也采取了这种认识。古汉语研究的著名学者洪成玉先生在讨论字义与词义时说：“汉字本身没有意义”，“假借字和本字都是文字现象，不直接涉及到词义问题。”[11]古文字学大家唐兰先生在阐述古文字研究对象的时候说：“我的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我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还得把训诂学送出去。”[12](P5)唐兰先生眼中的“字”，既不包括字义，也不包括字音。
而我国古人认为，古汉字是在语义所指客观事物原型基础上经抽象概括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在造字的时候就已把语言中的音、义投射到文字上，即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依类象形，故谓之文”。[13]一旦成为“字”，它就具有了形、音、义。这是许慎《说文解字》以来的基本观念。《说文解字》就是兼释形、音、义的。从此，汉字成为历史语义、历史语音的载体。同时，也形成了汉字的研究传统。古汉字的研究，涉及到形体的演变，涉及到历史语义学，涉及到历史语音学。同时，也形成了研究方法的传统，即文字形体、文字字音、文字字义三者互相求，古今六者互相求的方法论系统。这就是段玉裁所说的：“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14]于上古音研究，得出了石破天惊的著名结论：“谐声者必同部。”[15](P818)于语义研究，则有形训、义训、声训三大法宝。[16](P120)于字形研究，则有“六书说”和“甲金说文比较互证法”。[17](P135)
对于汉字性质的认识，古今观点针锋相对，迥然两路。若以今，则要否定语言音、义在汉字形体上的投射，也就否定了形、音、义三者互相求，古今六者互相求，否定了历史语音研究的“同声必同部”，否定了语言研究的形训、音训、义训三大法宝，同时，也否定了“六书”和“甲金说文比较互证法”。若以古，今天所谓汉字的性质，便成为皮相之谈，只看到文字符号性的一面，没有看到汉字符号性的另一面。
这种汉字既与语义无关系，也与读音无关系的认识，占据了文字认识的正确理论的地位。
其实，索绪尔并没有这么说。索绪尔反倒认为，世界上的文字有两种不同的体系，一为表音体系，一为表意体系。表意体系的文字，“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文字符号“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就是语言的音、义投射到了符号上，符号具有了音、义。所以，索绪尔又进一步阐述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候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绝对的，所以不致像在我们的文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18](P51)他并没有批评汉人的这种认识不对。这应当就是我们所说的汉字符号与汉语音义的正确关系。我们体会，书写符号与语言的关系有两层；第一层，一切的文字都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这一层上，汉字与拼音文字并没有什么不同。第二层，表意体系的文字也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但这种符号是接收了语言音、义投射的符号，是能“和整个词发生关系”的符号，是能“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的符号。所以，在第一个层次上，把汉字与拼音文字并列，看成同类的符号，并不是汉字的本质。而在第二个层次上，把汉字看作投射了语言音、义的符号，才是汉字的真正的本质。对于汉字的真正的本质的认识，中国几百年前的段玉裁，甚至近二千年前的许慎，不逊色于索绪尔。也正因为汉字符号是接收了语言音、义投射的符号，所以它具有了语言中的音、义，它是形、音、义三结合的符号，这就与汉语的语言符号取得了一致性。所以，它就可以充当汉语的语言单位。许慎、段玉裁、索绪尔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三、词汇的单位、结构和理据问题
大家知道，在现代词汇学理论中，对于汉语来说，尽管什么叫做“词”，如何切分“词”与“词组”，词汇有没有一个系统等问题，还在讨论中，但是同时，大家都在按照公认的理解或个人的理解在研究着，探索着。因此，现代词汇学无论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还是在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代意义上的词汇学已经出现。在词汇的单位方面，如分为词、词素两级，词素又可分为单纯词素、合成词素，合成词素中，还可再分等；在词汇的结构方面，如首先分为单纯词、合成词，而合成词又有复合式、派生式，复合式再分为主谓式、动宾式、偏正式、述补式、并列式等，都已经形成科学的理论性体系。近些年来，又进行了词的理据的探索，尤其是合成词的理据的探索，出现了合成词造词法的研究。在词汇的单位、词汇的结构和词汇的理据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我们再来看传统训诂学关于词汇单位、结构和理据的研究。
训诂学对词汇单位、结构和理据的研究，也有丰富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也是以“字”为单位，以“字”为起点的。——从字出发计单位，结构则重在合成词中各单字间的语义结构，而语义结构又是与词的理据性相一致的。
先讨论汉语词的单位。早在甲骨文中，汉语就出现了合成词。郭锡良先生说：“周代复音化的现象十分明显，复音化的构词方式有两大类：一是多种形式的双音节的音变构词，二是多种形式的结构构词。复音化的各种构词法萌芽于西周早期，完备于春秋战国。”[19]马真先生统计了先秦代表性的典籍后认为，如果把先秦单音词估计为一万个，那么复音词将占它的20%以上。[20]自然语言中合成词的大量涌现，引起了当时哲学家的高度注意，并对合成词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荀子在他的著名文章《正名》篇中说：“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杨倞注释说：“谓单名、复名有不可相避者，则虽共同其名，——谓若单名谓之‘马’，虽万马同名；复名谓之‘白马’，亦然。——虽共，不害于分别也。”那就是“马”与“白马”虽共同有“马”，并不影响“马”与“白马”的区别。这里，荀子提出了汉语的“名”有“单”、“兼”两级。“单”，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单音的单纯词；“兼”，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合成词包括词组，可以简称为“单词”、“兼词”。并且分析了“兼词”中字义与字义之间的语义关系，分析了“字”在“兼词”中的语义地位。荀子为中国语言词汇理论开的这个头，非常了不起，非常英明！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汉唐以后训诂学家对群经诸子的注释，在“字”以上、“句”以下的语言成分上，都是这样处理的。
再来讨论词汇的结构和理据。
先秦时期“兼名”中字与字之间的结构，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以及客观事物之间动觉意象图式的认知，早在荀子之前，就已引起哲学家们的兴趣。不过，哲学家们不是从主谓式、动宾式、动补式等语言形式出发进行解释的，所重视的是字与字之间的语义关系，是复杂概念之所以形成的语义理据。后期墨家就已经认识到“白马多白，眇马不多眇，白与眇也”。[21]“白马”是全身多白，“瞎马”不是全身多瞎。是因为“白”与“瞎”不同。“白”指色彩，既称白马，应是全身“多白”；“瞎”所指只能是眼睛，只能说两眼瞎，不能说全身“多瞎”。“白马”“瞎马”都是兼名，语言结构都是定中式。但修饰语性质不同，修饰语与被修饰语的语义关系也不同。前者是“色彩·生命”修饰关系，后者是“视觉·生命”关系。尹文子说得更明白：“‘好牛’，‘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22]“好”是表性质的普通形容词，“牛”是具体事物，以“好”来修饰具体事物是无穷无尽的。不仅指出了性质形容词“好·具体事物”的修饰关系，还指出了这种语义关系的能产性。这同时也是“白马”“眇马”“好牛”作为词语的语义理据。
墨家、荀子、尹文子等先秦哲学家们对“兼名”语义结构和理据的分析，对此后训诂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唐以后训诂家对合成词的解释，大都渗透着语义结构和造词理据的精神。如《诗·小雅·大东》“启明”毛亨《传》：“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人，谓明星为长庚。”朱熹《传》称：“启明、长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谓之启明；以其后日而入，故谓之长庚。”这是说“启明”为动作与结果关系。《诗·小雅·六月》“启行”朱熹《传》：“启，开；行，道也。犹言发程也。”陈奂《诗毛氏传疏》：“启行，开道路也。”这是说“启行”为动作与处所关系。这里，我们的举例虽然是合成词，其实，古人对文献语言研究的实践，一直是符合先秦“兼名”理论的，也就是在文献注释中，从西汉初年毛亨起，注释的语言现象大量的是合成词和词组。这就是说，汉代以来的古人看到了，也意识到了语言的单位有单音词，也有合成词和词组。但是，一直没有给出“单音词”、“合成词”和“词组”一类的名称。这大约与早在商代就有了成体系的文字，直到春秋才给出“文”，战国才给出“名”，秦代才给出“字”、“文字”一样，名称常常是晚于现实的。
词汇的单位，荀子称为“单”、“兼”，唐代杨倞注把“兼”解释为“复名”。汉人把叠音词称为“重言”。宋朝，人们在笔记中把连绵词称为“连绵字”。明清人们又把叠音词称为“叠字”、“复语”，把并列式合成词称为“连言”、“连文”，也称为“复语”，把联绵词又称为“连语”、“謰语”。从名称看，古人对特殊结构的词语也给了一定的注意，也显示了这些词语结构的一体性和语义的理据性。
这里，训诂学对词汇的分析有些方面不如现代词汇学那么细致，但是，显然没有了“词”与“字”、“词”与“词组”界限不清的矛盾，没有了在“词”与“字”、“词”与“词组”之间表现出来的词汇“同—性”的矛盾。训诂学跟现代词汇学，显然具有巨大的互补性，如果两者结合，一定会推动汉语词汇的单位、结构、理据等的研究。
四、词汇系统问题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探索现代汉语词汇的系统问题。近十多年来，学者们也开始了古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探讨，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我们认为，训诂学中词汇词义的研究，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建立，具有重要价值。
词汇的产生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词汇的发展是人们在已有词汇的基础上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人们认知世界的表征是词汇，认知世界的实质是意义。因此，词汇的系统，实质上是词义的系统，是词义的“内部组织结构”。客观世界事物与事物之间有联系，新认识的事物与已认识的事物之间有联系，反映到词义上，词义与词义之间就发生了联系，新词义与原有词义之间就发生了联系。这应当就是词义的系统的基础。人们在认知客观世界的时候，总是根据事物的原型，一类一类的认识的。一般说来，总是由认识基本的类开始的。然后，根据事物的原型和家族相似性，再由基本的类延伸认识，纵横发展。譬如“马、牛、羊、豕”，就是人们根据事物的原型最先认识的基本的类，也是语言中最早出现的词。后来，人们根据事物的原型认识到它们是分牝、牡的，于是创造出“从马，从匕”、“从马，从土”：“从牛，从匕”（即牝）、“从牛，从土”（即牡）；“从羊，从匕”、“从羊，从土”；“从豕，从匕”、“从豕，从土”的词来，于是从性别产生了“马、牛、羊、豕”的下位词。“马、牛、羊、豕”原是野生的，“马、牛、羊”善跑，不易得，为了备用，后来人们把它们圈养起来，——圈养起来都是放在“牢”（冂）里的，——于是人们根据相似性原则称圈养起来的“马、牛、羊”为“
、牢、
”，又从圈养的角度产生了“马、牛、羊”的下位词。“马”最早是用来拉车的（甲骨文中反映的如此）。人们根据语音相似性原则，把马的脊背称“背”，把鞍子架在马背上称“犕”，把轭架在马背上称“服”，车轭下的两匹马也称“服”。服马两侧的马，以服马为中心，左右数之都是三。根据数量认知原则，把服马两侧的马称为“骖”，于是由拉车位置不同产生了下位词“服”、“骖”。在商代，马、牛、羊、豕都用作祭品，于是又根据功能相似性把它们归为一类，统称为“牲”。马、牛、羊、豕都是为备用圈养起来的，于是统称之为“畜”。又产生上位词“牲”、“畜”。后来，人们又把它们合为“牲畜”。词汇基本上是根据原型原则和相似性原则，一类一类的创造的。
人们对词汇的研究，其实是对过去人们认知客观世界成果的再认识，既要再认识词的音义，也要再认识词义反映的过去的人们认识过的客观事物，并从而对词义做出合理的解释。这种合理的解释，既包括一个一个的词义，也包括词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即把词义与词义联系起来，一类一类的解释。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往往能反映词汇的系统性。我国古代的训诂家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中国传统训诂学解词释义的最大特点就是“类”观念。
中国古人认为，“类”来源于“象”，“象”是认识事物的基础。从象出发，可以“察类”、“辨类”、“比类”、“推类”，这就进入了语言意义系统的研究。到了许慎，讲“以类象形”，讲“比类合谊”，这不仅仅是研究中国文字的原则，也是研究中国语言的原则、研究中国语言意义系统的原则。这些原则，都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的精神。这些研究成果都体现在训诂学的内容上。那么，训诂学的哪些内容体现了词汇系统的研究呢？
训诂学对于词汇系统的观察是多角度的。从古人训诂联系到的词汇系统看，汉语的词汇系统应当是多元的网络系统。
首先，本义、引申义系统。“本义”、“引申义”的说法，是站在以“字”为语言单位的立场提出的，是训诂学术语。本义指造字的时候字体所反映的词的意义。由于认为“字”是语言单位，造字时候的意义就是最早的意义，所以称为本义。本义又称本训。本义一般都有原型性。引申义是根据事物的家族相似性，由本义通过隐喻、转喻引申出来的意义。本义研究是从许慎开始的。不过许慎并没有提出“本义”的概念，他只借《尚书》的话说“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那就是根据古文字字形来解说文字的意义。引申义的研究是从南唐徐锴开始的。他在《说文解字系传·说文解字疑义》中说：“中古之后，师有愚智，学有工拙。智者据义而借，令、长之类是也。浅者远而借之，若《山海经》以‘俊’为‘舜’、《列子》以‘进’为‘尽’也。”令、长是怎么回事？他又说：“出令（去声）所以使令（平），或长（平）于德，或长（上声）于年，皆可为长。故因而假之。”原来他是把“令”由命令义引申为县令义，“长”由长短的长（音ｃｈáｎｇ）引申为年长的长（音ｚｈǎｎｇ）称为假借。徐锴的假借有两种，一为“据义而借”，一为“远而借之”。“据义而借”就是引申，又称为假借引申，段玉裁常说的“假借引申”就来源于此。“远而借之”就是据音假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假借。“据义而借”的引申，《说文系传》中的例子如，“杈”，许慎说本义是树的杈枝。徐锴说“可以撑船”，那就是引申为船杈；“可以刺鱼”，那就是引申为鱼杈。本义、引申义的概念出于清人。江沅在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写的《后序》中说：“许书之要，在明文字本义而已。……本义明而余义明，引申之义亦明。”阮元为《经籍纂诂》手定的体例“以本义前列，引申之义、展转相训者次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本义、引申义排列字义，形成完整的本义、引申义的序列。本义、引申系统至此完成。
本义、引申义系统的优点在于弄清每一个词的意义，为其他意义系统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其次，有义类系统。刘熙在《释名序》中说：“名之于实，各有义类。”语言义类系统的研究，理论上源于先秦哲学的“推类”，根据是客观事物或语言声音的家族相似性，实践上开始于先秦正文训诂，后来成为训诂的大宗。这方面已有学者作了很好的研究。有同义词、近义词系统。同义词、近义词系统的研究也始于先秦正文训诂。此后，同训、互训、递训、浑言、析言等，都属这个系统的研究。有同源词系统。研究实践始于先秦，理论成熟于清代。王引之在为《经籍纂诂》写的序言中说：“夫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揆厥所由，实同条贯。”理论根据也是客观事物和声音的相似性。同源词系统的研究也是始于先秦，盛行于汉代，成熟于清朝。是汉语词汇系统中最具理论性、特色性的系统。有渗透系统。这是成组的语音、语义家族相似性的转变系统。如王念孙《广雅·释诂》“乾也”疏证：“晞（音ｘī），亦暵（音ｈàｎ）也，语之转耳。暵与罕同声，晞与希同声。晞之转为暵，犹希之转为罕矣。”《尔雅·释诂》：“希，罕也。”在上古，希属晓母、微部、平声，罕属晓母、元部、上声，双声，韵部旁对转。“希、罕”都是鲜少义，同多相对。用转语的观念看，希是罕的转语。暵与罕同音，晞与希同音。既然希可转为罕，则晞亦可转为暵。暵与晞是干旱义，同湿相对。它们的意义并不相同。有上下位义系统。有通用义系统，这往往是少数字由于语音相同或相近，造成语义的混用。如“修”与“脩”本义本不相同，就是因为语音相同，它们的意义才互串通用了。上面的几类系统都属聚合系统。训诂解到的词汇系统也还有组合系统。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语法体系，因此，词汇的组合系统只能就古人特有的据句式谈组合的系统，这就是“对文”“互文”形成的词汇系统。如《汉书·王莽传》：“永以命德茂功享历代之祀焉。”王先谦补注说；“命、名字通，命德犹名德，与茂功对文。”“对文”就是说“名德”与“茂功”处于相同的语法地位，因此，“名德”与“茂功”语义相近，能构成近义词关系。
古代训诂中反映的这些词汇系统，远比现代语义场内容丰富；而现代语义场的分析方法要远比古代先进周密，它们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收稿日期：2003-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