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雏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雏形论文,体系论文,编辑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来，我国的编辑学研究经过广泛的酝酿讨论、认真的潜心钻研和反复的实践检验，现在已进入发展深化阶段。“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的任务，已被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同志提到编辑学研究的日程上。
由于新闻出版界、高等教育界和科学技术界编辑学研究者的辛勤努力，不论在编辑学理论建树、史实钩沉方面，还是在应用研究、分类实践与技术创新方面都有着可观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底，已出版编辑学专著200余种，其中书名标有“编辑学”字样的著作有80余种。这些编辑学著作，有的重在对一般编辑活动的原理探讨，有的重在部门编辑学或分支编辑学的理论研究；有的在总结实际工作和历史经验方面见长，有的在科学概括和理论创新方面显特色；有的致力于编辑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缘交叉关系的研究，有的致力于编辑方法和技术规范的反复推敲……邵益文先生评价说：“这些论著的学术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已经超越了编辑业务的原始描述，开始在理论上作系统的探索，使编辑理论的科学性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和提升，使编辑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很大的开拓。”编辑学研究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由蔡学俭先生负责执笔的《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是编辑学研究在指导实际编辑工作方面做出的富有应用价值的贡献的话，那么，发表于《出版科学》2001年第3期、第4期的阙道隆先生的《编辑学理论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则是在编辑学理论研究方面富有学术价值的贡献。前者以其可操作性特质见长，后者以其普遍的理性特质见优。二者珠联璧合，共同在编辑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显示出重大的创新意义。下面着重谈谈我们在阅读《纲要》的愉快心境中产生的一些思绪。
一
《纲要》是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雏形。在15年前出版的《实用编辑学》中，阙先生就开始总结他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际编辑工作经验，力图归纳出一些理性的指导编辑工作的基本观念和论点。后来，在阙道隆、林穗芳、徐柏容合著，1995年出版的《书籍编辑学概论》中，阙先生更加注重基本理论的统领作用，从通常所说的编辑工作中抽象出“编辑活动”这个基本概念，并界定“编辑活动”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初步建立了一个书籍编辑学的理论框架。我在审读这部书的初稿时，就惊奇地发现阙、林、徐三位先生从其毕生的编辑实践经验中提升出来的基本理论，竟同我们在高校教学研究岗位上“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处收集资料，研究编辑历史，调查多种编辑活动实践，并借助许多相近或相似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艰难创建的编辑学理论，包括1987年出版的《编辑学通论》和1997年出版的《编辑学原理论》中所阐述的基本理论，殊途同归，走向共同的学科建设的目标。当时，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了一万多字的审读报告，把自己关于“编辑活动”的学术思路与三位先生的归纳判断加以比照。显然，用实践的历史方法，把具体经验上升到普遍理论，较之用科学的逻辑方法，将集纳起来的资料分类辨析，抽象出一般原理再引申出规律，更容易构成理论体系。编辑学的学科建设是离不开这种研究方法的。最近，阙先生对编辑学的研究又与时俱进，潜心于编辑学理论的创新，历时近一年，几易其稿，写出六万余言的《纲要》，对编辑学的产生和发展、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做出明确规定，大大充实了编辑学学科的理论框架。《纲要》归纳出一定的概念系列，界说了编辑学的基本范畴，努力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普通编辑学的科学基础。编辑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目前还处于学科建设阶段，许多基本问题，如概念、术语、范畴、编辑活动规律、编辑原理及媒体应用、历史发展等等，有的经过讨论已趋一致，有的仍存在分歧，有的则尚未深入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谈何容易！阙先生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不畏艰辛，不辞劳苦，孜孜以求，对20年来编辑学的研究成果，从编辑学学科建设的高度进行总结概括，融入自己的经验，勇敢地创新，实为学人楷模，令人钦敬。实践不能直接变成理论，经验也不能直接成为科学，这需要经过艰辛的创造性劳动，需要冒着被人扣上“脱离实际”的帽子的风险集中精力去研发学理，创构体系，总括术业。对于编辑学这门新兴学科来说，术业林林总总，而在其普通理论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钻研学理尤为重要。阙先生为此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平添了多少白发，耗费了多少心血，恐怕不是过来人是难以想象的。他“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呕心沥血地写成的这篇理论纲要，为编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基础。
《纲要》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以广义的编辑出版活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论述的概念、范畴、原理和规律，适应一切传播媒介的编辑活动，无疑是一部普通编辑学的理论纲要。作者着重研究书籍、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编辑理论，显然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媒体都已成熟，尤其是书籍、报刊等历史悠久的传播媒体在其编辑缔构过程中，种种内在的矛盾暴露得较为充分，易于把握，从其中引申出理性的结论，比较容易说明问题。但也没有必要回避广播影视编辑活动。不举广播影视编辑的实例，甚至不去论述其编辑过程的具体问题是可以的，然而《纲要》所概括出来的是编辑学的普遍原理、一般规律，不可能不涉及广播影视编辑活动。编辑理论是贯通于多种传播媒体的。应该说作者已经意识到编辑学理论对各种媒体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在《纲要》中特别用上下两章的篇幅来论述多种传播媒体的编辑构成，这种思想在《书籍编辑学概论》一书中早己露出端倪。
近年来，经过反复的探讨、研究，编辑学界逐渐认识到：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电影、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各种媒体的编辑活动，有其共同的特性。建立涵盖多种媒体的普通编辑学已成为新时期编辑学研究的必然课题。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媒介时代的来临，引起编辑活动的方方面面不断发生新的变化，编辑学的分支研究或部门研究也紧跟时代，发展很快，成绩斐然。目前出版的编辑学著作，不仅有大量的图书编辑学、期刊编辑学，还有报纸、广播和影视编辑学。一些阐述编辑活动的一般原理的著作，如《编辑学原理论》、《编辑创新论》、《编辑思维学》、《编辑学基本原理》、《编辑学理论及方法》、《编辑方法论》等都先后出版，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把握各种媒体编辑活动的基本矛盾和特殊矛盾，并加以分析、综合、抽象、升华，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成为可以指导各种媒体编辑活动的基本原理。2000年3月，中国编辑学会邀请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多种媒体的编辑工作者和编辑学研究者，共同探讨多种媒体编辑活动的共性。研究多种媒体编辑活动的共性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科学地认识不同传播媒介在编辑缔造、创意建构方面的共同特性，确立涵盖多种传播媒介的普通编辑学，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纲要》为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划下了一条新的起跑线。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是编辑活动的社会环境，对编辑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纲要》的第八章《编辑与社会》通过阐述编辑活动与经济、编辑活动与政治、编辑活动与文化、编辑活动与科技的关系，揭示编辑活动与社会的内在深层联系，把编辑活动放在与之有关的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把编者与作者、读者视为统一的社会文化关系来研究，有利于开阔编辑学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揭示编辑活动的内在本质和普遍规律。编辑事业是一种社会文化事业，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其中，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研究编辑学必然要涉及出版学。编辑是策划、组织、完成创造性精神生产并对产品审理检验把关的活动，是精神生产转入社会物质生产的关键环节。出版则是将已经定型的表示某种精神内容的文字符号，通过特定的物质材料和技术制作，转化为社会通行的文化媒体。编辑学研究的是各种出版物或各种传播媒介中的编辑活动，出版学则主要是研究出版社、报刊社等的出版经营活动。如将“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作为一个专项单列于第八章中，则更有利于整个编辑学科的建设和编辑理论体系的完善。
二
编辑学的许多基本问题，如编辑概念、编辑范畴、编辑原理、编辑历史观、编辑方法论、编辑教育、编辑管理，以至整个编辑活动的发展规律等问题，在过去的讨论中，有的趋于一致，有的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纲要》的作者则以高超的概括能力，求其同，存其异，尽量采用编辑学人在研究中达成共识或逐步接近的观点，或综合多数人的意见，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或带着作者个人的理解适当地分述各家不同的观点，供读者进一步比较研究。
在学术问题上，要百分之百地完全一致，是不太可能的。即使发展非常成熟、相当完备的学科，面对复杂的事物、变化的环境和种种不同的条件，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甚至存在重大的争论，更何况编辑学正处于新兴状态，谁能够一锤定音、一言定论呢？学术上的探讨、争鸣，对于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都是很有必要的，正是在争论中才能完成对事物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逐渐认识事物的本质。正如《纲要》所说：“不同观点的争论，深化了编辑理论研究，形成了自由讨论、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
《纲要》主要采用“编辑活动是和书籍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但“书籍”是什么？以印刷纸张为载体的是书籍，以刻写版片为载体的是不是书籍？古AI写作刻字的竹木文版是书籍，写刻字的甲骨文版是不是书籍？“书籍”的概念能不能用媒体来涵盖？笔者认为，编辑的任务是编创媒体，缔构文化，编辑活动的产生也应以传播媒体的出现为标志。从出土的甲骨文版来看，它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甲骨卜辞文体和以龟甲兽骨为媒介的文化载体，反映出夏商时期的文化、政治、经济及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传播着丰富多样的文化讯息。甲骨版面编排规范，次序井然，具有文化传播交流的功能，已是相当成熟的一种传播媒体，编辑出版活动显然已萌生其中。
普通编辑学的理论框架不仅仅是依靠“对编辑概念的多角度的考察”和对“编辑原理”的研发来支撑的，而主要是靠对编辑活动的规律性研究，即对整个文化媒体构成中编辑活动的历史研究和逻辑研究来支撑的。《纲要》对编辑活动的过程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并归纳出三条具体内在的规律。这些具体规律在书籍编辑活动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而在整个媒介构成的历史长河中，这些规律又往往表现出更抽象、更高级的形态，并且与编辑活动的外在规律，即左右编辑出版活动的社会发展规律，如政治、经济与文化规律是相互连接的。因而，在讲编辑活动规律的时候，似乎应当将其内在规律与外在规律都讲清楚。
《纲要》认为：编辑学在总的学科体系中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它和文化传播学有直接的关系，是文化传播学的下属分支学科。这样的定位符合编辑学的传播应用性质。因而，可以说编辑学基本属于应用科学，但应用学科也有基本理论，如对学理的研究和对应用的研究，不必要截然分开。学理是应用的基础，应用是学理的启动，二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基础学科滋生出应用学科，应用学科演变成基础学科的事实都是屡见不鲜的。对应用学科的基本理论进行一些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对该学科的建设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应该勇敢地、热情地去面对。
《纲要》在编辑学理论研究上有突出的提高和创新。对编辑概念的分析和对编辑规律、编辑价值的讨论，特别是提出对编辑概念作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提出了又一个“两种编辑论”。这个“两种编辑论”比起“著作编辑与出版编辑”那个“两种编辑论”来，更有积极意义，起码更有利于推动编辑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普通编辑学的学科建设，而不会限制编辑学的研究，尤其不会限制对出版编辑以外的编辑活动的研究。这种广义编辑与狭义编辑概念的区分对目前关于编辑概念的争论是一种很有益的启示。其广义编辑概念跳出了原来出版编辑学的框套，建立在广义编辑活动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当然就是普通编辑学了。显然，广义编辑学并不排斥对各种具体传播媒介中编辑活动的研究，当然也不排斥对出版编辑的研究。《纲要》一再声明，它的理论是以图书出版编辑活动的研究为基础的。可见，狭义的编辑学研究是广义编辑学研究的基础，是对广义编辑学的奠基、丰富和补充。
《纲要》在对编辑概念整合时，没有对“著作编辑与出版编辑”那两种编辑进行逻辑的综合抽象，仍以是否“改变原有作品”为标准，将编辑活动中最有创意、勇于推陈出新的智力劳动划归编辑活动以外的“著作”中去，只把“未破坏原有作品的面貌和风格”的辑集、汇编、选编等活动“视为编辑活动”，而这样的编辑活动却又享有“著作权”。这里，恰恰揭示出原著作权法的矛盾和不合理之处，应研究以更合理的条文改善之。社会行为应以现行法律为准绳，学术研究则当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不能把法律的规定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笔者认为辑集、汇编、选编等活动既然视为编辑活动，就应享有编辑权，甚至经责任编辑进行过编辑审定和编辑加工的著作者的作品，编辑也注入了整体性、缔构性精神劳动，赋予原作品以新的编辑创意，使之增生了新的编辑价值，获得了出版传播的权利。因此，编辑虽不享有原作品的著作权，但也应当享有对原作品的审定加工而产生的编辑权。对于以编辑责任和义务为基础的编辑权的研究，也应纳入编辑学研究的视野，以维护编辑主体的合法权益。编辑权、出版权应当与著作权并列提出，或以邻接权的形式，或以单独立法的形式，完善我们的著作权法，为解决我国编辑活动、出版活动与著作活动中的复杂矛盾及其法权纠纷，提供立法的理论依据。
“编辑价值”是作者为《纲要》新创设的范畴。作者在第十章中对编辑价值进行理论分析，认为：编辑活动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传承文化，文化价值是它的本位价值。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编辑组织和编辑人员要有对文化的热爱和忠诚，有文化建设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不能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迷失自己的本位价值目标”，要“以出版传世之作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价值观的提出无疑对当今的编辑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增加了编辑学科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分量。只是“编辑价值”也同“新闻价值”、“出版价值”这些概念一样，要融入整个编辑学的理论体系中，结合各种具体情况才能阐述清楚。
三
《纲要》密切关注编辑学研究的进展，注意编辑活动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力求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纳入其理论体系。从第四章《编辑工作者》到第八章，作者全面探讨了编辑与读者、作者、传媒及社会的关系，把编辑活动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中作立体考察。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只有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联系中才能更好地把握编辑活动。需要讨论的是：编辑工作者的提法是否滞后于编辑学理论研究。1986年，胡光清曾在《出版与发行》中撰文探讨编辑主体问题。他认为，编辑主体是编辑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对编辑主体的认识也逐渐在编辑学的研究中达成共识。在编辑实践中，编辑把自己的创意和知识凝结于编辑客体中，使其按照编辑的目的、意图修改加工和增值，进而成为人文创造物——出版物。近年来，在书、报、刊、广、电、网等部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策划人，有关编辑创造、书刊策划方面的论著也越来越多，这些都表明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编辑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媒体的竞争异常激烈，各种媒体都纷纷打造自己的品牌，张扬自己的个性。媒介的个性，独具的风格，显然是与编辑尤其是与主编的创造性、能动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编辑的主观能动性，编创独具特色的媒介，是编辑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对编辑主体的研究代替编辑工作者的研究，应是编辑学研究新一轮的深入。
《纲要》指出“研究编辑理论是编辑学学科建设的需要。编辑理论是编辑学的核心和灵魂”。在编辑学的学科建设还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理论建设尤其是基本原理建设十分重要，既不能以理论研究否定实践研究，也不能以实践研究否定理论研究。科学研究是在实践提出课题的基础上，以思维创新、定向设计为目标，以社会调查、实验统计为手段，进行高度自觉的理论抽象活动。不经过科学研究，单靠工作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是不可能建立起一门科学的。编辑学也是如此，只有经过艰苦的科学研究，概括人类历史上一切有关编辑活动的学术成就，包括现代最新的编辑活动成就，才能建立起科学的普通编辑学，以广义编辑概念为基础构建的理论显然属于科学的普通编辑学。
编辑活动是一种文化缔构活动，以研究这种活动为己任的编辑学，把自己定位在社会精神文化的创造、积累、传播和交流这个动态结构系统中，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编辑活动的特点、规律有赖于我们从精神文化的生产、发展、存贮、传播的角度来揭示。在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史上，任何有价值的文化创造，如语言、文字、作品、媒体，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所运载的科学技术、哲理睿智、诗思和艺术等等，凡是可以称为精神成果的知识产品，都只能在传播中生存，在交流中发展。离开了传播，离开了交流（双向的互动的传播），知识就形同泥塑的神像，既变不成什么力量，也没有鲜活的生命。文化如果不能得以缔结构造成为相对独立的媒介整体，那么，它既不能被储存，更不能被传播。而编辑就是缔构文化媒体，使之便于传播的创造性劳动。
不论编图书，编报纸，编广播电视节目，还是编网络页面，都是把需要传播的讯息收集起来，加以审评选择、分类整理、排列次第，缔结构造成一种独立而完整的符号模式或文化媒体，借以实现储载和传播讯息的目的。基于以上对编辑活动的认识，笔者认为编辑活动的基本原理：文化缔构原理、符号建模原理和讯息传播原理，一切编辑活动大体上都是以这三个原理为基础有规律地运行着。
既然多数研究者已公认编辑学是一门科学，如果不解决编辑活动的基本原理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确立编辑学的学科地位。近年来有关编辑学原理研究的著作也日益增多。如果《纲要》能增设一章《编辑学原理》，其理论体系可能会更加完善，从而进一步推动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