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在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的作用分析
——基于结构功能论的视角

朱绪健， 李丙坤

(山东政法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国家，“一个民族，两个国家”是对朝鲜半岛70年来政治形势的概括。基于结构功能论的视角，可将朝鲜半岛统一进程视为由南北双方共同作用的社会系统，这一系统的发展需要经历适应、达鹄、整合和维模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南北双方统一政策的变化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系统的结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朝鲜民族的认同始终是半岛统一的重要推动因素。2018年，随着南北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朝鲜半岛统一进程进入关键阶段，如何充分构建民族认同，增进双方政治互信，将深刻影响半岛统一进程的发展。

关键词: 民族认同；朝鲜半岛；统一进程；结构功能论

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国家并在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苏联解体后，朝鲜半岛成为东北亚地区各国政治博弈的主要场所，中、美、俄、日等国家持续对其统一进程产生重要影响。2018年以来，随着南北领导人持续、和平、富有建设性的接触和协商，朝鲜半岛谋求统一的进程加快。回顾朝鲜半岛谋求统一的进程，同胞之情、民族之情贯穿始终。笔者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民族认同在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的作用，以期对民族国家的统一提供全新视角。

一 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朝鲜半岛统一进程：基本概念与历史沿革

(一)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一个民族，两个国家

在西方语境下，“民族”(nation)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尤其强调其主权属性，这种情况下，也叫政治民族，如所谓的“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实际上就是指法国、美国；“族群”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强调其文化属性，指国家内部以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等不同背景相区分的人类集团，相当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people等，也叫文化民族。由此分类可以看出，朝韩双方，在其文化属性上，属于统一文化民族，即朝鲜民族；在其政治属性上，目前朝韩是两个主权国家。朝韩两国在政治上的分裂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双方在文化上的同一性，是朝鲜半岛统一的重要前提。因此，本文所指的朝鲜民族，即为文化上的朝鲜民族。

(二)民族认同：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核心要素

“认同”这个词最早是由弗洛伊德从哲学领域引入心理学领域，进而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概念。埃里克森认为认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群体的、社会的，是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贺金瑞、燕继荣(2008)认为，民族认同(又称族群认同)主要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1]。张颖瑞和佐斌(2006)认为民族认同属于社会认同，并援引Tajfel(1978)的观点，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认为民族认同表现为“认知、情感和行为上认同所属的群体”^[2]。自阿尔蒙德开始，基于心理学基础上的政治文化研究，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着力于对“权力”等外在因素的研究，转而研究更深层次的个人与群体心理。其后，民族认同逐渐成为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要素。对于民族认同的作用，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民族认同是一种前现代的原生的认同，是既定的，现代社会的民族认同都来自于传统社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族认同是一种工业化以后才被拿来利用的建构的认同，是人为构造的，它虽然吸取了历史和群体共同的记忆，但归根结底还是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利益服务的。笔者认同后一种民族认同作用的观点，民族国家产生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的欧洲，而民族认同(又称族群认同)产生的时间只能在这一时间节点之后，否则就不可能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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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鲜半岛统一：民族认同牵引下的结构进程

1910年8月，日本迫使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美、苏军队分别进驻三八线南北地区，其后南北方在美国和苏联的操纵下先后建国，朝鲜半岛正式分裂。在之后7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朝鲜半岛没有实现统一，但朝韩双方还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年到1960年，这一阶段朝鲜半岛要求统一的主旋律是“武力统一”；第二阶段，1961年到1988年，这一阶段朝鲜半岛要求统一的方式是“民族自主”；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这一阶段朝鲜半岛的主旋律是“对话与和谈”；第四阶段，21世纪初至今，南北双方的主旋律是“和平与互信”。可以看出，在朝鲜半岛争取统一的进程中，民族认同因素始终起到了牵引作用，双方对其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一种“从战争到和平、从对抗到互信”的结构化发展过程。

二 结构功能论：民族国家统一进程的全新分析视角

(一)作为一种系统结构的民族国家统一进程

4处危岩体均为片岩、片麻岩构成，岩体风化破碎，坡体地形高陡，临空条件好。5处崩塌主要是由于风化、构造强烈形成的切割块体的崩落。

朝鲜半岛在1945年以前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即使当时它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从1945年开始系统平衡被打破，分裂为两个互相对立的主权国家。但从分裂的那一刻起，南北双方基于共同的民族和历史记忆，就力求通过各种方式，重新建构统一的朝鲜民族国家，以实现朝鲜半岛政治系统的再次平衡。在朝鲜民族争取国家的统一进程中，南北任何一方的任何政策和行动，都会对对方的政策和行动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该进程的发展，这实际上符合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的观点。

(二)“ AGIL”公式：一种可行的分析

二战期间，朝鲜流亡政府一直存在，并在为“光复”四处奔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朝鲜半岛曾出现了短期的权力真空，之后，美国和苏联以北纬38度为界，分别对南北方进行了接管。期间，南北双方领导人金九和金日成曾经举行过磋商，试图建立统一的朝鲜民族国家，但由于双方政治立场和观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搁浅。1948年8月，美国支持右翼的朝鲜民族主义者李承晚在三八线以南建立了大韩民国；北方则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48年9月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其后，试图通过武力进行统一所引发的朝鲜战争，给南北双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即使参战各国达成了“停战协定”，但朝鲜和韩国出于各自安全和利益的考量，分别加入了处于激烈对抗中的东西方两大阵营，自此朝鲜半岛成为冷战的前沿。1960年以前，双方对于半岛统一问题都秉承“以战为主”的方针，出现了韩国“胜共统一”和朝鲜“武力统一”的政策。

三 民族认同：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的核心要素

1960年的“四·一九”事件迫使李承晚下台。其后的张勉内阁面对朝鲜方面联邦制的统一方案，提出“韩中心统一论”，主张“先建设，后统一”与“和平统一”。朴正熙上台执政后，延续了张勉内阁的基本方针，并发展出“胜共统一论”。朴正熙虽然坚持拒绝与北方政府进行谈判，却把“统一问题”逐步转化为“发展问题”，强调韩国必须通过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来提高国际地位，以实现对朝鲜的全面超越，最终实现统一。之后的全斗焕政府曾主动提出进行首脑会谈，却遭到朝方拒绝。这期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为实现半岛统一，提出了很多方针和政策，如1971年的“八点方案”，统一的“三大原则”、“五大方针”、“五大建议”，1980年的“建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the Democratic Confederal Republic of Korea)”等。这些建议和主张，都曾对南北双方产生重要影响，但始终没能改变双方的对峙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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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应：民族认同有助于理性认识半岛统一

帕森斯在《社会体系》(1951)一书中将社会系统之所以能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延续归结为四个功能性条件，即适应(adaptation)、达鹄(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维模(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四项基本功能，也就是著名的“AGIL”公式。上文所述的朝鲜半岛统一进程的四个阶段，是与“AGIL”四种社会功能相对应的。第一阶段，是南北双方相互适应阶段，这种从不适应到适应的功能转变，是通过战争这一极端形式实现的。第二阶段，是南北双方各自实现主权国家基本目标的阶段，即保持本国政权稳定，对对方实行小范围但持续的干预，实现各自生存与发展。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是南北双方相互沟通，逐步建立信任的整合阶段，这一阶段始于两极格局的解体，并于近些年得到快速发展，其整合完成的效果，将直接影响到最后一项功能——维模的方向。最后阶段，朝鲜半岛统一进程还未发展到这一阶段，但这一阶段目前看来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是继续维持现有分裂局面，二是实现半岛统一。前者情况的出现是基于南北双方各自利益追求的差异以及信任和容忍度的低下，后者情况的出现则是南北多种理念、利益诉求差异得以克服并完美整合的产物。可以看出，整合功能的实现，是南北实现统一的关键。目前看来，南北关系在民族认同的引领下，正在朝着第二种情况发展。在这一南北互动的进程中，每一次结构的调整都会带来系统功能的变化，因此可以说朝鲜半岛的统一始于民族认同，最终也会完成于民族认同。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总体缓和、个别时期紧张的特征。在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每届韩国总统都会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南北对话的重要性。除了李明博执政后期，朝韩双方基本上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和交流。双方对于朝鲜半岛统一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彼此都在不断整合理念，寻求利益共同点，如南北双方都放弃了以武力统一的政策，主张统一的主体为半岛人民，主张统一问题从容易处着手，即先经济后政治等^[7]。这些共同观点的整合，都是建立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尤其是《板门店宣言》之后，半岛统一进程的整合进入重要拐点，双方最高领导人的会面已经逐渐向常态化、公开化和稳定化发展。信任是双方交流的前提，而这一前提的基础正是双方的民族认同。

综上所述，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史料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历史学习能力，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应该正确运用史料进行教学，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同时还应该注意一些运用事项，从而使史料教学更加科学合理。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应该特别重视对史料教学的应用。

监督流程不够具体。监督是相对独立的，应建立相对独立的监督流程，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但许多现行制度对监督的要求提得多，对监督流程却规定得少，有时候监督流程与决策流程互相混淆，导致监督人员既充当了“运动员”角色，又承担了“裁判员”职责；有时候把议事规则替代监督流程，致使监督人员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滥竽充数地列席会议，又无端地为其“签字背书”，严重背离了监督初衷。

(二)达鹄：民族认同能够推动民族利益最大化

朝鲜半岛的分裂，是日本殖民以及两大意识形态对立的产物。然而，南北双方同宗同族，共享着血缘、历史、语言、生活习惯，有着共同的民族认同。因为经历过日本殖民以及美苏超级大国的干涉等屈辱的历史记忆，朝鲜民族“受了伤的民族精神”，就像“被弯下了的树枝，因为是用强力硬压下的，一旦放开就会猛然反弹。”因此，朝鲜民族的民族热情，一直就非常浓烈。自半岛分裂伊始，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喊出了“统一”的口号。民族热情的核心就是对本民族的认同，这种认同是统一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利益、制度以及权力等外在表现的内核，是决定统一进程的核心因素。“民族主义的情感共鸣、归属认同和团结凝聚内涵使得民族共同体内的人们基于对于过去的想象而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宗教的虔诚，这种虔诚能够调动起巨大的民族力量，甚至形成聚合与分裂国家的能力”^[4]。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民族认同有力地推动了四种社会功能的实现。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统一进程的走向发生了重要改变，双方不再强调武力统一，而将经济和社会发展放到了重要地位，尤其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韩国，更是着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民族经济。尽管双方多次出现剑拔弩张的情况，却都努力保持克制；双方也出现过协商的机会，却都选择回避。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复兴和发展是南北双方的共识，北方以此为契机，在舆论上引导、开辟统一进程，争取实现民族统一；南方则更为务实，大力发展经济，并创造了“汉江奇迹”，希望以发展来实现朝鲜民族利益最大化，之后再引导统一进程。双方的路径选择不同，但其民族认同却是一致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自的目标。

(三)整合：民族认同是南北双方信任的基础

1988年，新任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表宣言，称南方不再把北方看作是敌人而是同一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继而发表《为了民族自尊和统一繁荣的总统特别宣言》(《七七宣言》)，强调“民族自尊和统一繁荣”，主张以促进南北相互了解、增进民族情感的统一政策代替过去与朝鲜对立、敌视的政策。卢泰愚的政策得到了朝鲜的积极回应。1990年，南北双方高层开始进行接触，实现了总理级别的会晤。但这一时期，南北双方迫于外界压力，分别以朝鲜和韩国两个主权国家的名义加入了联合国。之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南北双方互动频繁。1993年4月，金日成发表了《为统一祖国，实现全民族大团结的十大纲领》。作为回应，同年7月韩国总统金泳三提出尊重民主、发扬共存共荣精神、增进民族繁荣的三原则和“缓和、合作、南北联系”三阶段统一方案。1994年，面对金日成去世，金泳三明确表示维持朝鲜半岛既定政策不变。1997年8月14日，金正日把“统一祖国三项原则”、“全民族大团结十大纲领”和“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成立方案”定为“统一祖国三大宪章”。与此对应，1997年8月15日，金泳三又提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四项原则，即建立信任、抛弃武力、相互尊重、互相合作。从1988年到1998年，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韩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显著，民主化进程加快，逐步成长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而朝鲜则经历了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瓦解、金日成去世以及国内经济的严重困难，在此背景下，南北双方仍保持克制，并开始培养彼此信任。

进入21世纪以后，南北接触更加频繁。2000年6月13日至15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和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平壤举行了历史性会晤，这是半岛分裂55年后朝韩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双方签署了《北南共同宣言》，其中规定了朝鲜半岛问题应当由“我们民族自己的力量自主解决”，双方在统一方案上寻求共识并共同努力，实行交换离散家庭成员等人道主义活动，开展广泛的民间合作等。金大中执政时期，韩国相继提出“和平建设计划(the Peace Foundation Scheme)”和“阳光政策(Sunshine Policy)”，并得到了朝鲜方面的响应。2002年，卢武铉政府宣布全面继承金大中政府对朝政策，将其统一政策称为“和平繁荣政策”，并提出实施的四项原则——“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相互信赖和互利互惠；以韩朝作为当事者，寻求国际合作解决与半岛有关的各种问题；提高对内对外政策的透明度，扩大国民参与，促进超党派合作。”^[5]这一时期朝鲜方面也对韩国的倡议给予了积极回应。2005年6月15日，朝韩及海外民间代表团在平壤举行“民族统一大会”，宣布将南北首脑首次会晤的6月15日定为“民族之日”。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被誉为南北关系发展的“黄金期”。2008年，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在批判前两任总统对朝政策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无核、开放、3000”的所谓“正道”政策，即“如果北韩废除核计划，选择开放式道路，……，在与国际社会合作的下一个十年中，将把北韩人民的年人均收入提升至三千美元。本人认为，这正是一条通向团结，走向统一的道路。”^[6]这一政策及其叫嚣的“朝鲜崩溃论”，使得南北双方关系降至低谷，朝核问题逐渐成为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的最大障碍。之后，李明博又提出“和平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民族统一体”为顺序的三阶段统一方案，但经过“天安号”和延坪岛炮击等事件后，朝鲜声称永不会和李明博政府打交道。2013年上台的朴槿惠政府，提出了“韩半岛信任进程”，将信任提升到统一进程的核心位置，并取得一定进展。朝鲜方面则在坚持拥有核技术的前提下，继续提倡“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金正恩执政以来，美朝关系持续呈现对抗状态，美国不断向国际社会施压，形成对朝制裁。韩国执意部署萨德系统更是给整个东北亚安全带来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文在寅政府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推进以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对朝政策，为缓和包括南北关系在内的半岛局势提供了动力。2018年4月27日，朝韩实现了第三次首脑会晤并发表《板门店宣言》，双方就改善双边关系、实现半岛无核化达成共识，同意互相停止“敌对行为”，并积极推动多边会谈。该宣言将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从统一走向分裂，其主要的原因并非民族认同出现问题，而是整个冷战的国际形势使然。对于朝韩双方而言，其民族认同始终存在，甚至对于双方宣扬的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民族认同的作用不在于激发双方的战争热情，而在于理性地认识半岛统一问题。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基于民族利益考量，金日成就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等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和平统一朝鲜半岛，并提出了“南北联邦共和国(North-south Confederal Republic)”的统一方案，反映了朝鲜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动性，但这一倡议在当时并未得到经济较为落后、军事严重依赖美国的韩国方面的回应。但不管怎样，战争的创伤和同样的民族认同，使得南北双方已经基本认可对方主权国家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朝鲜半岛统一问题。

(四)维模：民族认同是统一后持续稳定的前提

在维模阶段，统一的朝鲜民族南北双方会共同维护持续、稳定的局面，巩固前面各个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逐渐克服南北双方的差异，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但并非没有先例。两德统一后东西双方经过了短暂的磨合后，统一的德国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根据德国的经验，经济和社会更为发达的半岛南方会在统一后为北方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这些利益调整必然会损害南方部分群体和个人的利益，这就需要民族认同对民意进行引导，可以说，民族认同是统一后半岛持续稳定的前提。

朝鲜半岛统一问题，涉及到了朝鲜半岛内部及外部两类影响因素。在系统论视角下，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和朝鲜半岛统一问题是系统、单元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朴键一、马云鹏认为，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主要包括六大类问题，或者称为六大层面：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关系的问题；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内政和整体外交走向的问题；周边大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问题；周边大国围绕朝鲜半岛相互竞争与合作关系的问题；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与朝鲜半岛关系的问题；周边大国新闻媒体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问题。在这六个因素中，排序越靠前，对朝鲜半岛统一进程的影响就越大，排序越往后，影响越小^[3]。因此，南北双方的关系、政策及其互动从根本上塑造了朝鲜半岛统一的进程。

截至目前，半岛南北双方所推进的统一进程已进入了整合的新阶段。但这一整合过程却会呈现出不同发展方向，或是维持分裂现状，或是完成统一。前者的情况下将继续进行更进一步的整合；后者的情况下，则会进入帕森斯所说的维模功能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在签署《板门店宣言》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美国、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主动和频繁的接触与协商，期间虽然也有试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的举动，但其主动寻求国际社会认可，努力维系转暖的南北关系的意图已毋庸置疑。韩方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相信未来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会持续整合并最终走向民族统一的关键节点。

从远古时代开始，为了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的需要，人们创造出一些语言用来表达事物量的多少，比如，狩猎收获的多少，祭祀牺牲的多少，等等．

四 构建民族认同，重塑政治信任

通过对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的四种社会功能的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正是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更需要通过构建民族认同来重塑南北双方的政治信任。

(一)重建内外协商机制

一直以来，朝鲜半岛的统一都是全球性的政治问题，其“溢出效应”使得这一进程充满变数。实践证明，半岛统一进程必须充分考量各方利益，重建内外协商机制，方可推动其健康、有序地发展。首先，南北双方应建立高中低三级别交流机制。双方最高领导人之间建立定期会面机制，保持信息畅通，防止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战略误判出现，提升南北社会各界的民族认同；中层交流机制限于部长级别，定期开展交流合作，推动共同的民族认同的落实；基层交流机制则包括余下的所有南北官方与非官方交流，下文将具体进行论述。其次，重启多方会谈机制。2003年到2007年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六国提供了交换意见的平台，其停止运转之后，各方战略误判和偏见逐渐增多，尤其是美朝之间，矛盾一度非常尖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重启多方会谈机制的重要性。《板门店宣言》中已经提到要开展韩朝美三方或韩朝中美四方会谈，这使国际社会看到了恢复多方会谈机制的曙光。这种内外协商机制的重建，能够从政治层面增进南北互信，推动统一进程的发展。

(二)推进民间交流和信任

“民族主义发挥的是认同的作用，而认同则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最终两者实现融合。”^[8]尽管政治层面的矛盾和冲突长期阻隔了南北民间的交流，但自从双方放开民间交流后，朝鲜民族的认同大潮便得到释放，并不断增进双方的互信。这种民间交流，包括经济上的交流，如经济和粮食援助、重启开城工业园和朝鲜金刚山旅游等；文化上的交流，如南北体育交流、共同参加大型国际赛会、教育交流以及寻祖等文化活动；社会交流，最重要的莫过于“南北失散家庭会面”，这种南北失散家庭重聚的场景，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南北的民族认同感，增进双方互信，当然也能有效地对韩国国内存在的反对统一的势力给予回击。这一过程需要耐心，而培养耐心的过程也是增进双方信任的过程。

(三)依赖和平渐进的手段

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之所以复杂，关键还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安全困境。目前，朝鲜依靠自身的“核优势”来维护国家政权，韩国则依赖美军来维持本国安全。这种安全困境与和平统一之间存在着矛盾。对此，建立朝鲜半岛安全合作机制是唯一的出路，同时，和平渐进的手段也符合地区其他大国的利益。最终，南北双方要努力构建有周边相关国家参与的朝鲜半岛安全命运共同体，才能逐渐走向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南北统一。

参 考 文 献

[1]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12.

[2]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6(3)：475-480.

[3]朴键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朝鲜半岛问题[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267.

[4]韦民.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东盟研究新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58.

[5]庞彦.韩国历届政府对朝政策演变[J].国际研究参考，2013(11)：31-36.

[6]李明博.携手开创先进化之路[J].当代韩国, 2008(1)：1-5.

[7]孟庆义.朝鲜半岛统一进程及中国战略选择[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5-13.

[8]王联.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J].世界民族，1999(1)：2-12.

ANALYSIS ON THE FUN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KOREAN PENINSULA UN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ZHU Xu -jian ,LI Bing -k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nan 250014,China )

Abstract :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divided into two states after the World War Ⅱ. It is “One nation, two states”, that summarize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for 70 year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the process of Korean Peninsula unific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teractive social system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requires different stages, including adaptation, goal attainment, integration, 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 It is the unified policy changes which completely show the structural process of the system. During the structural process, the Korean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 motivating factor of Korean Peninsula unification all the t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in 2018, the process of Korean Peninsula unification entered into a crucial stage. It is the way how to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and enhance mutual political trust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peninsula.

Key words : national identity; Korean Peninsula; unification process;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中图分类号： D83/ 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132( 2019) 05-0001-08

DOI: 10.16827/ j.cnki.41-1404/ z.2019.05.002

基金项目： 2017年韩国财团(KF)资助项目；2018年山东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201812)

作者简介： 朱绪健(1986-)，男，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亚太政治。

(责任编辑：徐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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