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集体行动认同情绪模型的理论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情绪论文,集体论文,理论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网络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长期以来都是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互联网这一新媒介平台的涌现，集体行动发生的场域逐渐从线下(off line)扩展到线上(on line)，特别是随着微博的快速发展，线上集体行动的数量和规模都开始不断扩大。2010年上海胶州路特大火灾时，几万网友参与了祈福哀悼、评价政府反应和追问责任的微博讨论，而到了2011年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时，就已有二千九百多万条相关微博关注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同时，引起大规模微博热议的事件也不仅限于灾难事故，诸如“小悦悦”、“郭美美”等社会生活事件同样引发了一场场网络风暴。这些发生在一定时间内的大规模的网络信息传播和讨论，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网络集体行动(online collective action)。网络集体行动，或称网络集群行为，是指“一定数量的，相对无组织的网民针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在网络环境中或受网络传播影响的群体性努力”。①
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行动被定义为是以改进整个群体(而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地位、权力或影响力为目标的任何行动。②国内外很多研究者都曾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对集体行动发生的机制进行过理论解释。这些理论解释大体包括3个分析水平，(1)宏观层面，关注促进或抑制集体行动的策略和政治力量；③(2)中观层面，关注那些影响群体和群体成员的普遍情境因素；④(3)微观水平，关注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个体心理反应。⑤特别是在微观层面上，一些经典理论曾深入探讨过集体行动发生的心理机制，但这些理论在解释网络集体行动时，却表现出了局限性。
网络集体行动发生在互联网这一独特社会空间内，与传统线下集体行动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组织和参与两类集体行动的难易程度不同。传统集体行动的发生往往需要经过动员、招募、激发参与动机和清除参与障碍等环节。⑥在动员和招募方式上，互联网的高度普及和强大的大众传播力量使得招募参与者相对容易，在知名网站上发帖就能在瞬间被上千人看到，并能很快通过线上社交网络传播至上万、上百万人。在参与障碍方面，微博、论坛等的使用极大减少了参与行动的障碍，网民可以随时随地参与集体行动，⑦所要付出的代价只是点击几下鼠标、敲击几次键盘。因此，网络集体行动的组织和参与要比传统集体行动更为容易。其次，两类行动的参与者构成不同。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容易性使得其参与者人数众多、构成复杂，不像传统线下集体行动的参与者那样，局限于某个特定群体。最后，参与集体行动的目的不同。传统线下集体行动的目的大多是改善某弱势群体的状况或倡导某种思想，而网络集体行动的目的则多种多样，从帮助弱势群体、爱心募捐，到追究责任、探讨制度漏洞，再到反思社会道德问题、针砭时弊。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单纯地应用一些经典理论很难恰当地解释网络集体行动的心理机制。因此，本文拟突破以往理论模型的局限，结合对现实事件和已有实证研究的分析，整合、扩展社会认同和群际情绪理论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对网络集体行动发生的认同情绪基础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未来的实证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框架。
二、经典集体行动理论解释网络集体行动的局限
(一)相对剥夺理论
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认为，人们只有在产生了相对剥夺知觉，即与特定他人进行社会对比后，感觉自己本应获得的某些政治、社会权利或经济利益被剥夺，主观上形成了不公正的感知时，集体行动才可能发生。⑧在该理论基础上，研究者进行了扩展和细化，一方面，明晰了容易促进集体行动产生的社会对比类型，如一项元分析结果显示，只有当弱势是在群体层面上而不是在个体层面上被知觉为是不公正的时候，所产生的剥夺感才能预测集体行动。⑨另一方面，增加了群际情绪变量来分析剥夺感引发集体行动的原因和过程。人们往往不是单纯在认知层面上知觉到社会不公正，而是常伴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唤起，⑩而激发人们去参与集体行动的，正是因自身群体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产生的情感。(11)例如，有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公民因自己国家占领伊拉克而产生的羞愧和愤怒会激发他们的抗议意愿。(12)相类似地，还有研究证实，在群体身份基础上形成的愤怒和怨恨情感会促进人们加入集体行动。(13)
总的来说，相对剥夺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不公正变量在集体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其中一个问题是，相对剥夺感知的解释有些过于宽泛，任何社会几乎都存在社会不平等和歧视现象，但并没有因此都爆发了集体行动，仅凭不公正感显然无法准确地预测集体行动。社会认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最初由Tajfel提出，(14)在集体行动研究领域，研究者提出社会认同是集体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特征的知觉决定了他们对群体的认同，这种认同进一步可以预测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15)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人们往往努力建立积极的社会认同，一般不会对劣势、弱势群体形成认同。但当下列三种社会结构满足一定条件时，个体就会对所属弱势群体形成认同，并参与到为群体争取利益的集体行动当中：(1)群体边界的不可渗透性，(2)群体间差异的合理性和(3)群体间差异的稳定性。(16)首先，不可渗透的群体边界意味着个体没有脱离弱势群体进入优势群体的“出口”，(17)这时，人们就需要最大限度的利用社会环境，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参与社会竞争。其次，当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成员知觉到群体间社会地位不具有合理性或不公平时，他们更可能认同自己的群体，参与集体行动改变地位差异的意愿就会更强。(18)最后，如果群体之间不平等的地位被认为是不稳定的时候，人们会获得改变社会结构的力量感，(19)促使其参与集体行动。总体上，对弱势群体认同较高的个体，在认为群体间地位差异不合理且能够被改变时，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更高。(20)在社会认同理论基础上，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了政治化认同(politicized collective identity)概念，并指出这是预测集体行动的最佳变量。(21)这种认同是将个体对社会环境或弱势群体的认同转换为对更具体的行动或行动者的认同，如认同某一社会运动组织，从而形成一种内在的责任和义务去参与社会运动。研究者认为，这种认同的政治化会让那些相对没有权力的人形成一种集体影响力。(22)
(三)资源动员理论
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从工具理性角度对不公正感知、情绪和认同等因素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进行了补充，(23)认为集体行动是策略性的计划而不是对于不公正感知的情绪反应。具体而言，该理论主张，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是人们对参与行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理性评估后，做出的最小化个人损失和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工具性选择。通常，人们选择不参加集体行动的原因，可能因为他们预期自己的努力不会获得物质或社会报偿；(24)或是从群体效能角度讲，感觉自己的群体太弱小了，不能实现社会改变；(25)还可能是因为没有充足的机会或关系网络去参与集体行动，或因现实障碍而无法参与。因此，人们只有在相信自己有资源去对不公正或不平等发起挑战时，相对剥夺感才能引发集体行动。Klandermans提出人们参与集体行动是基于三种动机：(1)集体性动机(collective motive)，为实现有价值的集体目标；(2)规范动机(normative motive)，为符合重要他人的期望；(3)奖赏动机(reward motive)，个人的收益大于成本，比如参与集体行动需要耗费时间、精力、金钱等，但能获得志同道合者的支持。(26)
资源动员理论对于工具理性的认识，可以看作是对社会认同理论的补充。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在群体间地位差异不合理、不稳定，且群体间边界不可渗透的时候，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心理认同会更强，进而参与改变群体地位的集体行动的动机会更强。而对于弱势群体认同较低的人来说，参与集体行动与否可能更多有赖于其对行动利益和代价的计算。
(四)经典理论在解释网络集体行动上的局限
现有关于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从不同侧面对集体行动的心理动机进行了解释，但多集中于某一方面的单一分析，整合模型比较单薄；(27)并且，现有理论多是分析弱势群体的线下集体行动，如抗议、示威游行等，鲜有针对网络集体行动特点进行分析的理论模型。已有研究证实现有理论在解释网络集体行动时，存在一定不足。例如，一项针对中国网上集体行动的研究发现，传统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预测集体行动的经典变量，如主观规范(即重要他人的观点)、相对剥夺感等，都没有对网络集体行动产生显著的影响。(28)本文认为，结合现有集体行动研究，在构建理论模型解释网络集体行动时，至少还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和解决：
第一，网络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构成复杂，很难界定为一个单一的群体，参与其中的网民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身份背景和社会地位，与相关事件中的受害者群体往往并无明显关联。而以往的理论主要是关注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的集体行动，是否适用于无法用社会地位界定的网民群体还值得商榷。比如，简单套用弱势群体认同概念，就显然不能很好地解释来自不同阶层的网民行为。那么经典的社会认同或是情绪、效能的分析能否用于解释网络集体行动，如何解释，就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网络集体行动的特点之一是发生迅速、不可预测、相对无组织性，往往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起事故、一场灾难、一篇微博，都能迅速成为网络热点事件，引得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网民共同讨论，往往不需要某个组织进行预先动员或组织，这是它与很多线下集体行动的重要区别之一。因此，诸如前述政治化认同所提出的发展对社会运动组织的认同这类的动员机制，并不适用于解释网络集体行动。那么网络集体行动是否存在其他特别的“动员”机制，其内在过程又是怎样?这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由于集体行动发生场域的虚拟性、匿名性，参与形式的便利性，对于网络集体行动来说，对参与者能力的要求相对较低，参与行动的障碍也要比线下集体行动少很多。具体而言，只要能上网，有手机或是电脑，就能发微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愤怒，大多数网民都有能力和资源参与其中，效能感较高。发帖、跟帖、转发等操作对于多数网民来说，并不需要消耗很多时间和精力，参与行动所需付出的成本较低，产生损失的可能性也很小。总的来说，参与网络集体行动所需要的努力很少，付出的代价也很小。但是，有能力参加和代价小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决定参加。根据资源动员理论，集体行动是工具理性选择的结果，人们考虑代价的同时，还要衡量收益，只有在收益大于代价时才更可能参与行动。然而，网络集体行动参与者构成复杂、很难清晰地界定利益群体，且从表面上看，行动的利益诉求往往并不具体、明确。那么，人们是受什么样的利益驱动而参与其中呢?如果应用资源动员理论中的工具理性来分析网络集体行动，就需要对参与者获益这一问题进行新的解读。
三、网络集体行动认同情绪分析的理论基础
为解决经典集体行动理论在解释网络集体行动上的局限，本文提出了认同情绪模型的理论构想来分析网络集体行动发生的心理机制。
(一)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命题
1.社会认同的概念和心理机制
社会认同指的是个人藉自己(或他人)在某社群的成员资格把自己(或他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并将该社群内典型成员的特征冠于自己(或他人)身上，让自己(或他人)的特性等同于社群内典型成员的特性。(29)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具有多个群体成员身份，但往往只会使用其中一部分来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个体对于社会身份的选择可源于以下4种心理动机：首先，通过所认同的社会群体来提高自尊，努力将自己归入优势群体，借此提高自己的身份。其次，透过社会认同来降低生活中的无常感和不确定性，满足认知闭合(epistemic closure)的需要。再次，通过对排外小群体或是包容性的大群体的认同选择，平衡个性需求和群体归属感的矛盾。最后，社会认同还可以减缓人们的存在焦虑或死亡恐惧，实验中，被唤起了死亡恐惧的被试，对所属群体的认同感也越强。(30)
2.社会认同基本过程的影响因素
社会认同的形成包括类化、认同和比较三个过程。首先，人们通过类化将自己编入某一社会群体中，再形成认同，随后通过比较来评价自己认同的群体相较于其他群体的优劣、地位和声誉。其中，认同和比较主要影响的是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群体间关系，而类化则是社会认同形成的前提，同时，类化又是一个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过程。个体的社会认同并不是固定的个人特质，(31)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1)易取性/可及性(accessibility)，是指某一社会类别是否容易在某情境中从记忆中被提取出来使用。易取性较高的社会类别通常是人们惯用的类别，也是与人们的目标、利益、思考图式和生活经验有关的类别。(2)对比适用度(comparative fit)，是指某社会类别是否能适当地描述在当时当地出现的人物的客观群际对比。对比适用度高是指情境中的两个群体能明显地使用某一社会类别区分出来。(3)规范切合度(normative fit)，指某一社会类别能否适当地描述参与互动的人在行为期待上的不同。规范切合度高是指所用的社会类别能较清晰描述出情境中的两类人在互动中符合社会一般期待的不同行为。(32)
(二)群际情绪理论
本研究所提出的认同情绪模型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 Theory)。(33)这一理论从情绪角度分析群体之间的关系，将个体层面的情绪评价理论扩展至了群体关系领域，提出某一群体对其他群体行为反应的不同是基于其对这些群体不同的情绪反应，而这些情绪则取决于其如何评价事件或情境对于自己群体的意义。
1.情绪评价的基本概念
根据情绪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情绪源自于我们对事件或情境的评价，主要的评价内容是情境和自身目标之间的关系。目前，研究者所达成的共识是人们对情境的评价是在不同维度上进行的，各种情绪评价理论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评价维度的不同。(34)其中，Scherer在其评价理论中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维度，对后续研究影响较大。(35)这些评价维度主要包含四个方面：(1)相关性：事件和我的相关程度，即事件是否会影响我或我的社会参照群体，对于相关性的评估是从新奇性、固有愉悦性和目标相关性几个维度进行的。(2)意义：事件的意义和后果是什么，这些会怎样影响我的幸福和即时与长期目标。对于意义的评估可沿责任归因、结果概率、与预期的差异、有益于个人目标和紧迫性几个维度开展。(3)应对能力：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或适应这些结果，这一评价主要依据控制、力量和适应几个维度进行。(4)规范重要性：这一事件对我的自我概念、对社会规范与价值观会有怎样的意义，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标准。
同时，情绪评价理论还提出不同的情绪是通过不同的认知评价组合而产生的。(36)例如，当人们将某事评价为令人愉悦的、产生良好结果的概率较高、有益于自己实现目标，自己能充分适应时，就可能引发愉快和高兴的情绪；而当事件被认为是事发突然、产生不良后果概率很大、不利于自身目标、不可控而自己又无力应对和适应时，人们往往会产生绝望情绪；当人们认为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外、有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有些妨碍自己实现目标、自己无力应对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时，可能产生的则是焦虑的情绪。
2.从个体情绪到群际情绪
情绪评价理论侧重于分析个体的情绪评价过程，关注事件或情境对个人目标的影响。为了解群体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情绪，群际情绪理论以社会认同为桥梁，对情绪评价理论进行了扩展。虽然情绪评价理论所阐述的原理是分析自我和个体情绪之间的关系，但情绪相关评价中所涉及的对自我的意义，并不仅限于个人自我。(37)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对某群体形成认同之后，个体会将该群体成员的典型特征赋予自己，群体成员身份由此成为其自我的一部分，这种社会自我的存在，使得人们会从事件或情境对群体而不是对其个人的意义进行评价，由此形成对事件或情境中其他群体的情绪，并且，这种群际情绪将进一步引导人们的群际行为，(38)如攻击、回避等。
群际情绪理论沿用情绪评价理论的观点，也认为特定的认知评价组合会触发特定的情绪反应，其中，重要的认知评价维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一致性评价：事件或情境与所认同群体需要的一致性程度，一致会引发积极的情绪，而不一致则会引发消极情绪；(2)合理性评价：合理性是指认同某一群体的人们对事件合理性程度的主观判断，也就是人们知觉到的公平程度；(3)责任者：责任者是指对谁应为当前事件负责的判断。可能的责任者包括三个方面，即内群体、外群体和外部环境因素；(4)力量：群体是否有情境所需资源；(5)确定性：对事件结果会发生的确定程度，确定与否可能会引发诸如希望和恐惧的情绪。(39)
总之，社会认同理论分析了哪些因素会影响群体社会认同的形成；群际情绪理论则在个体情绪评价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当社会认同显著时，人们就会形成群体层面的评价，进而产生针对群体的情绪反应，并进一步引发与情绪相对应的群际行为。这两个研究群体间行为的重要理论视角，对于分析发生于群体层面的、参与者构成复杂的网络集体行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以此为基础，构建网络集体行动的认同情绪模型。
四、网络集体行动的认同情绪模型的理论构想
本文对于网络集体行动的认同情绪模型的理论构想(以下简称认同情绪模型，具体见图1)，主要是通过社会认同—评价—群际情绪—行动的路径来理解网络集体行动发生的心理机制。
图1 网络集体行动的认知情绪模型示意图
(一)情境社会认同与常态社会认同
首先，和以往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社会认同理论相一致，认同情绪模型同样认为社会认同是促发网络集体行动产生的重要因素，但与以往理论分析不同的是，模型中的社会认同并不是单一的弱势群体认同，而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认同，分别为情境社会认同和常态社会认同。从社会认同理论对于类化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类化是会随情境变化的过程，因而社会认同也不是固定不变，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将社会认同区分为临时或情境性的社会认同和稳定或常态的社会认同，前者是由情境或刺激性事件所引发(启动)的、短期的、不稳定、不平衡的、容易建构的社会认同，后者则是，经常凸显的或社会预先设定的、长期的、较为稳定和平衡的、较难改变的社会认同。Van Zomeren等人对情境弱势和结构弱势的区分，正与这两种社会认同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相映衬。情境弱势(incidental disadvantage)是偶发的，围绕某事件或某种情境而产生的弱势(如强行征地、新增不合理收费、公共设施故障造成人员伤亡等)，面对情境弱势，人们会围绕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而发展形成一种共享的社会认同；结构弱势(structural disadvantage)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指所属群体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低下或因群体成员身份而受到歧视(如女性、同性恋、残疾人)，对结构弱势群体的认同是历史或社会结构所既定的。研究者还认为和情境弱势相关的不公正要比和结构弱势相关的不公正更容易引发集体行动。(40)网络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网民，与部分网络事件中相对弱势的群体并没有直接利益关联，我们认为，这些网民当中，有部分人的心理特点是对情境弱势群体形成了临时的情境社会认同，这些人可能是事件中的直接当事人，可能是有相似的生活经验，还可能是认为类似事件很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产生共同命运相关感，因而形成情境性认同。这一认同背后的动机很可能是为了满足归属感，以获得维权和改变现状的支持。研究也发现，个人在认为自己改变不了社会制度时，需要较强的归属感。(41)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存在明显的结构弱势群体的时候，网络集体行动仍然发生，回答了前文中的第一个问题。
此外，现实生活中，还会有这样一部分网民，他们会积极地参与每一次网络集体行动，其发言或意见可能是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可能直接抨击事件责任者，还可能是从价值观角度高度评估事件，这部分人可以理解为是形成了常态社会认同，而其认同对象是诸如道德卫士、意见领袖、改革先锋之类的人物，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维护道德价值观、维持社会正义、对抗强势的群体，具有社会力量。这里的社会力量是指在社会公议中有响亮的声音，而要有响亮的声音，便要能掌握沟通传播媒介，网络新媒体正可以作为这样一种媒介，表达普通民众的政治主张，保护受到威胁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虽然本文所提出的这种常态社会认同概念，在现有网络集体行动研究中还没有被明确地讨论过，但是，已有一些研究和理论观点可以从侧面对此观点提供支持。例如，调查发现，政治效能感弱的网民，更可能参与网上集体行动，研究者因此认为，中国网民将网上集体行动作为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一种有力工具。(42)此外，神圣价值观保护模型(scared value protection model)提出，当某些行为违背了人们的重要价值观的时候，会唤起人们的道德愤慨或道德净化反应，如诋毁那些违背了价值观的人或是通过其他行动去重新证实受到威胁的价值观的价值。(43)研究发现，在“9·11”事件之后，道德愤慨降低了人们的政治容忍程度。(44)这些研究指出了对道德和价值观信念的坚持，可能会是促发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群体动机。(45)而无论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社会理想，还是维护社会道德，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难凭借个人力量来实现，因此，借助网络力量，表现自身的社会力量就成为了一种选择。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常态社会认同背后的动机可能是提升自尊，认同意见领袖、时代先锋群体，通过网络实现自己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需指出的是，上述的情境和常态社会认同并不矛盾，人们可以同时具有两种社会认同。
两种社会认同的提出，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网络事件会引发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而某些事件则没有，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前文的第二个问题，网络集体行动中是否存在特别的“动员”机制。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某些事件具有促进类化过程形成的要素，使得网民更容易对事件中的弱势群体形成认同或是激活其常态认同。前述影响类化的三种要素中，我们认为，容易激发情境认同的要素是易取性和对比适用度。易取性高是指，和自身利益或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事件或情境，相应的社会身份就容易被人们从记忆中提取出来；对比适用度高是指，情境弱势和情境强势的区分明显，情境认同就容易形成。而容易激活常态社会认同的要素则是易取性和规范切合度。易取性高，即影响广、受媒体关注或是严重违背基本道德价值观的事件，容易提醒人们想到自己是社会监督和改革力量的一分子；规范切合度清晰，即网络意见领袖和改革先锋在这种情形下应抨击社会不公、捍卫道德价值观、积极发表言论，也容易唤起人们的常态社会认同。
(二)基于认同的群际情境评价
人们对事件的认知和评价会引发相应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但是，个体化的评价和相应的情绪，并不足以引发群体性的行动，还要有赖于在社会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群际情绪。根据群际情绪理论，人们产生社会认同后，会根据所认同群体的需要对情境进行评估。我们认为，对于网络集体行动的分析，有5个主要的评价维度对于情绪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分别是：(1)一致性：是指事件与群体需要的一致性程度，即对群体需要的益处，如动车追尾就与乘客群体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利益需求相悖。对于常态认同网民来说，一致性有时体现在事件与群体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的一致性程度，如红十字会可能的捐款滥用问题就违背了道德卫士的基本的道德观念。(2)合理性，是指人们对事件合理性程度的主观判断或者说是知觉到的公平程度，主要是通过社会比较进行判断。社会比较既包括对比情境弱势群体与情境强势群体(各权力阶层和政府机构，如铁道部、红十字会官员)，也包括对比国内事件中的情境弱势群体和国外处于同样情境或地位的群体。对于这一点，对情境弱势群体形成认同的网民和对改革力量形成认同的网民，判断的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后者可能更为客观。(3)责任者，是指对谁应为当前的事件或情境负责的判断。对网络热议事件或情境的判断可能产生三种结果，包括情境弱势群体自身、情境强势群体(多为各种权力阶层)和外界环境因素(自然因素)。(4)可控性，是指事件可由人控制的程度。如上海大火或地震算是天灾，但是人仍有能力应对和预防，减少损失；而动车追尾则被认为是人为可避免和可控制的事故。(5)心理预期差异，是指实际发生的事件与自己之前根据经验对类似事件会发生的预期之间的差异。如人们对腐败发生的预期概率可能较高，但是对动车追尾、发生大火无力救援、红十字捐款被私用等事件发生的预期概率是极低的，所以当事件真的发生了，人们的震惊程度会更高。我们认为心理预期差异对于网络集体行动中情绪生成尤为重要，因其反应的是事件或情境对于人们心理底线的挑战。对事件和情境的评估结果引发了人们的各种情绪体验，进而影响人们参与或发起网络集体行动的行为倾向。
(三)网络集体行动的效能评估
在资源动员理论基础上，我们提出网络集体行动爆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对集体行动可行性的判断，包括群体效能、行为结果的确定性和行为的收益与成本。认同情绪模型中的群体效能指对群体发动集体行动的力量和资源的判断。行为结果确定性是指对集体行动结果可预见性的判断。收益与成本是指人们对参与集体行动可能付出的成本和所得收益的比较。在网络环境中，由于参与的匿名性和容易性，可能付出的时间、精力、经济、政治成本都较小，虽然可能被监控或被调查，但发生的概率仍低于线下集体行动。收益方面，虽不像线下集体行动那样有明确的个人或群体利益所得，如获得经济补偿或是停止了某项妨碍自己群体的工程，但却可能获得个人的心理满足，如获得了志同道合者的支持(46)和社会关注、维护了自身价值观的合理性、宣泄了负面情绪，还可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整个社会都获利，如改变政策制度、引发全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反思等。这与前文中的第三个问题相对应。总体来说，网络情境中，网民对群体效能感、行为确定性和收益的评估都会比在现实情境中的评估更为积极，也比较类似。因此，影响人们参与网络集体行动意愿的主要原因还是认同基础上产生的群际情绪。
(四)网络集体行动的心理过程
根据网络集体行动的认同情绪模型，参与行动的网民其心理过程可分为以下阶段：首先，容易引发全国网民关注的网络议题、新闻、谣言、帖子等，都可成为促进网民主体情境弱势社会认同或启动常态社会认同的情境性刺激。只有在社会认同启动之后，人们才会从自身认同的群体角度出发对情境做出理解和解释，产生情绪，进而形成行为倾向，再结合对行动倾向可行性的评估，最终引发和参与网络集体行动，而集体行动的结果可能会改变情境或事件的进展，进而影响模型中的各个环节。
根据认同类型不同，网民针对某一事件或情境的认知评价、情绪反应和行为类型亦有不同，表1和表2围绕几种基本情绪反应的形成，分析了不同认同群体的认知—情绪—行为模式。
五、网络集体行动认同情绪模型的意义与政策建议
(一)基于认同情绪模型的未来研究方向
对于网络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认同情绪基础的分析，为未来的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明晰了网络集体行动可行的研究路径。第一，未来研究一方面可在实验室研究中，通过情境设置，启动被试的情境认同和常态认同，分析其对被试事件评价、情绪以及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可在现实情境中，在网络集体行动发生时，调查参与者的认同感。根据认同情绪模型的假设，这些参与者的认同感应该可以基本囊括在情境和常态认同之中。第二，未来研究可在本模型基础上，构建评价维度与情绪构成之间的函数模型；还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引发网络集体行动的事件，依据认知评价结果对网络事件进行分类，绘制出不同类型事件的网络情绪图示(emotionscale)，即将情绪体验和概念联系在一起而形成的复杂的情绪—认知结构。(47)通过情绪图示数据库的构建，也可预测类似事件发生后的情绪和行为反应。第三，该理论模型还可作为应用计算机来模拟网络集体行动发生过程的模型建构基础。如使用基于行动者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这一计算模型来模拟网民通过互动而引发集体行动的过程，就可以依据本文提出的认同情绪模型来建构个人决定模型，将其嵌入到基于行动者的模型之中，进而通过计算机模拟预测结果。
(二)基于认同情绪模型的政策建议
认同情绪模型指出了网民发起和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直接动机是认知情绪驱动，而这种认知情绪的产生又是以社会认同为基础的。网络集体行动中的社会认同既包括情境性的弱势群体认同，也包括常态的对道德卫士、意见领袖和改革先锋群体的认同，两种认同的产生基础、持续性、对事件的认知评价角度和对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获益评价都有所不同。对这一模型的理解，有助于相关机构对网络集体行动做出预警和进行有效的应对和引导。从预警方面讲，某一事件发生后，管理部门可以首先判断事件激活情境认同和常态认同的可能，再分别从两种认同群体的视角出发，根据事件与群体需求和价值观的一致性、事件的合理和公平性、事件的责任者、事件发生和发展可由人控制的程度、事件的发生超出人们心理预期的程度等五个方面，对事件做出评估，预期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反应，结合对人们参与网络集体行动获益的分析，进而做出舆情预警。从应对和管理方面讲，了解了网民发起和参与集体行动的认同和情绪评价基础，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措施应对和引导网络集体行动，例如，官方对某一事件做出反应、解释和处理时，兼顾不同类型的社会认同的网民的存在，避免刺激和加剧人们对不一致、不合理和超出心理预期的认知感受，或是针对某项认知评价做出合理的引导，减少负面情绪的生成，等等。
正如喻国明所说，“微博在事实上为每个人的社会‘喊话’装上麦克风，而且这种‘喊话’是以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每个人都是媒介，每个人都是传播者，通过微博‘喊话’，这种迅捷通讯方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导致的结果是全社会的围观、上层的介入，事件的发展方向、结局都会大不一样。”(48)网络集体行动在中国社会不断地出现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网络集体行动发生的认同情绪基础进行分析和模型构建，对政府或相关部门应对网络集体行动的实践有重要价值。
注释：
①乐国安、薛婷、陈浩：《网络集群行为的定义和分类框架初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②Van Zomeren,Martijn,and Aarti Iyer.“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65(2009):645-660.
③刘能：《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变迁及其与中国当代社会研究现场的相关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6期。
④Van Stekelenburg,Jacquelien,Bert Klandermans,and Wilco W.Van Dijk.“Context Matters:Explaining Why and How Mobilizing Context Influences Motivational Dynamic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2009):815-838.
⑤陈浩、薛婷、乐国安：《工具理性、社会认同与群体愤怒：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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