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起源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从古至今，人们对《周易》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但是，作为《周易》之本的“八卦”起源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科学的解决。本文作者纵观历史，从文化哲学、人类学、考据学的角度，对八卦发生学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八卦阴阳符号乃是直立的人的自我映象，是我们的祖先对直立姿态的美的自我发现，先民对自身形体曲性与直性相统一的原初美感认识是八卦阴阳符号以静止显示流动的重要前提。同时，作者还从必然与偶然的相互关系上说明了伏羲画卦时特殊际遇的启示作用。
众所周知，《周易》有六十四卦卦画符号，它们由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八个基本的经卦推演而成。八个经卦简称“八卦”。构成“八卦”的原始符号是阴爻（－－）阳爻（——）。对阴阳爻及八卦的出现问题的说明是探讨《周易》体系形成的关键。
《周易》的卦爻符号是怎样产生的？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八卦是由伏羲氏画出来的，此一判断包含了《易》卦原始符号出自伏羲之手这样一层意思。这一传统说法曾经在较长时间里占居统治地位，但后来便渐渐有人提出疑问。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易》卦起源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地开展起来，尤其是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一专题的文章更纷纷问世。其特点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进行阐述，表现出大胆探索，开辟新径的精神。作为学术研究，许许多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的探讨，无疑推动了《易》学的发展，笔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正是在前人的启迪下进行的。
笔者认为，要说明一种与社会有关的事物的产生，弄清其文化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赖以形成的文化基础看得过低，那就会对所要着重研究的事物之较高的文化蕴含发生怀疑；反之，则又会盲目拔高，八卦起源及其文化蕴含的探索也是如此。
既然，“－－”、“——”被人们称作阴阳爻，两者的形态又是“对待”形态，那么导致这种符号创造动机的观念基础当即为“对待”。尽管“对待”这个概念之出现较晚，但并不等于观念的形成也如此。构成对待形态的事物必须是相反的。只有相反，才能相对。毫无疑问，人的认识受到了生活经验、社会实践的制约。如果对生活毫无意义，人们也就不会去注意它；反之，则会被强烈地吸引。这是从动物那里遗传来的本能。无论是飞禽还是走兽，都有一种本能的生存欲望，而为了生存，就必须充分利用大自然赋予的感受器官对外界环境作出感知，从而明了哪里是安全地带，哪里是危险地带。比如说，眼前出现一块平地，走过去不致使身体损伤，那就放心地走过去；眼前出现一个大坑或深洞、水沟之类，开头不知其危险，迈步而行，结果躯体受伤，甚至深陷其中不能出。我们知道，较高级一点的脊椎动物譬如猫狗之类是有记忆的，它们在教训之后已经能够避免重蹈复辙。这种避免正是以“对比”为前提的。人类由于劳动，眼界更加开阔，活动范围逐渐增大，对外界的客观形态的感受逐渐增多，“对比”的意识便显现出自觉性来。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在自然界中获取足够的能量，这种需要促使人类自觉地寻求能量的资源，因地对空间物体的存在及其关系之感知和认识也就逐步深化。于是有了前后、左右、上下、高低的空间位置的感悟，以及大小、长短、深浅、方圆、斜正的物体形态的认知。这一切都具有相反相成的“对待”特点。作为概念，上述词汇不会很早出现；但作为观念，则应该说由来已久。因为人一开始便是在空间内活动的。对自身与空间物体关系的认知，这是生存的前提之一。从这一角度看，“对待”的观念当导源于原始社会早期。开初较模糊，随着生活体验的深化，此等观念逐渐地清晰起来。由于人们最初的生活劳动乃是集体性的，要能在活动中取得协调，即需要创造一些表示空间位置、物体关系的词汇，以便传递信息。这种情况在尔后的文字表述当中还留下了踪迹。比如“上下”之词便反映了古人对具体事物关系的感受。上字，古写作“二”，下字写作“”。《说文》谓“，底也”。底字通氐，是由山凥的观察而来。《说文》又称“”系“从反二为”。由此可知，上与下观念的得出乃是一种对比的结果。两条线一长一短，由于位置的相反，所表达的意义也相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念尽管出自对具体事物的观察，但在表示上却具有初步抽象符号的特点。既然山凥、山顶可以给人以高低上下的对比，从而形成“二、”的线型符号，那么从平地和坑洼的感受中得到相反的光波刺激并由之悟出两者的“对待”，画出“——、－－”的符号亦不无可能。
当然，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况且在人类文明史上那些较为重大的发明、发现、创造往往与多种因素相关。所以，我们在探讨《易》卦阴阳符号起源问题时不妨也把眼界放开阔一点，不妨从更多一些侧面进行考察、分析、综合。
让我们再回过头仔仔细细地看看八卦符号的形象吧。在这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感受——八卦的立体性。乾坤坎离震巽艮兑，每卦三画，由下而上。这种立体性使我们想到了从动物到人的根本性转变之形态标志——站立的问题。站立——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跃进。
人类在爬行了很久以后，终于从地上站起来，一刹那间，视野比先前扩大了成百倍，心灵为之震撼。抬头仰望云天，茫茫一片，低头俯视大地，水陆两分，太阳底下之万物尽收眼底。人们以自我为中心，以站立为姿态来观察天地万物，把自我心灵之光投射于天地万物。这种观察方式所得的形象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并得到了补充和概括。这样，当人们以符号来表示天地万物时事实上已将自我融汇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看，八卦阴阳符号乃是“直立”的人对客观世界的映象，是我们的祖先对“直立”姿态的美的自我发现和朦胧的表达。这种表达是以曲折的手法把人的自我形象嵌印于其中。所以，我们从八卦中不但要看到天地自然，更要看到人自己，它反映了天地人的内在联系。在这里，人与天地自然浑然而共居于一体，而我们也由此找到了八卦阴阳符号缘起的关键。
八卦阴阳符号不但给人以立体性的感受，而且给人以流动性的感受，不管是阴爻还是阳爻都是如此。单一地看，有流动性，对比地看也有流动性，从左到右地看或从右到左地看，由下而上地看或由上而下地看也都具有流动性。一个阳爻是连续的流动。一个阴爻是具有渐进过程中断特点的流动。
八卦阴阳符号的流动性首先是对天地万物变动演化的自然本质的反映。远古先民生活劳动的直接舞台就是自然。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的生活资源乃是直接来自于自然界，故而自然界的变迁、物体的位移无疑会引起其敏锐的反应。他们爬上果树，采撷果实，一阵风吹过来，树枝摇晃，果子脱蒂，直直地往下掉，这就是一种流动；当果子着地时，流动就中断了。可知，果子落地一事即已体现了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诸如此类现象重复多了，便会在先民们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印记”，唤起他们对直线流动之美的内在感应。久而久之，直线感应便“积淀”成为一种定势，潜在于先民的脑海之中。考之上古文化遗存，我们便可以看到许多直线性符号，诸如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之陶器上便刻有“Ⅰ”、“Ⅱ”的符号，马厂类型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刻有“一”、“二”等，此外，像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都留下了类似的符号。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些符号就是八卦阴阳符号的前身，但出土文物中大量的直线性符号，显然可以成为我们探究八卦阴阳符号缘起的引导。
直是与曲相对而言的，没有曲也无所谓直。当先民们落落大方地画出了直线符号时，这本身已意味着他们对曲线的包容。
如果联想一下日出的景象或许也能得到某种启发。早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对太阳的行踪已十分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的装饰图案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太阳符号，诸如发现于甘肃、青海马厂型陶器上的
图形，发现于内蒙古翁牛特旗新石器遗址中陶器上
的图形等均属此类。出土器物上的这一类图形虽然在具体形态上尚有差别，但在线条的运用上又有一致之处，那就是曲直并用，由曲而直，由直而曲。有些地方甚至干脆简化成一个“十”字型，这种十字型尽管用的都是直线，但其背后则仍藏着曲的意义，只是太阳外形的曲线被省略了而已。查一下字典，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日出有关的字，最典型的莫过于“
”字。《说文》谓：“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据此，则“旦”字乃是日出地上的一种象形。虽然，这种字形比起八卦来可能要晚出，但从中我们却可以“捉捕”到古人观察事物和意义表示的特点。从远处看，大地可以说是直的，因而有地平线的用语；从近处看，大地又有曲折之处。这一点，先民们不会不知道，可是，当他们把物象化成符号的时候，枝节便被省略了。先民们没有用波浪线来表示大地，却以一横画示之，这是本能简化之审美心理的作用结果。此等简化本身就是一种概括。可知，先民们在描摹直线流动时又是以曲线流动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曲线流动，自然也谈不上直线流动。或许先民们主观上并未清晰地感悟到这种相对性，但在心灵深处恐怕早已受到自然物之曲线与直线流动形象的激发。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太阳从地上升起的样子。它在某一瞬间与地平线相分离，先民们就在这一时刻记录下它的形象，所以日出为（旦）。但是，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直至高挂天边，这一动作的完成并不是突发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如果往前追溯，那就又会捕捉到不同的形象。当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露出一半的脸蛋时，太阳与地阴相交而成形状。由于光线照射，代表大地的一横线之中部与太阳浑为一体，从远处看过去，大地似乎被太阳分为两半，而显示中空来。这种感受在视觉后象中表现尤为突出。当太阳半出地面之际，先睁眼注视，继而合眼，脑中显现出来的地平线便是中空的，曲性的太阳把地平线“开”了一条渠道。如果我们把被太阳开通了的一段忽略不计，那么地平线即在连续中中断而成“－－”；如果我们把之两边不计，那么太阳中的一线便又是连续的，而有“——”之状。从这种体验入手，画下“－－”时它本身便潜藏着曲性之阳；画下“——”时它又潜藏着直性之阴。当然，我们进行这一番假设并不是说八卦阴阳符号即是直接起源于观日体验，而只是表明倘若没有物体曲直流动对先民审美心灵之钟的撞击，原始阴阳爻恐怕是难于诞生的。反过来说，物体曲直流动的对立统一也是我们探讨八卦阴阳符号起源之不可忽略要素之一。
直线与曲线流动的对立统一，这显然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但它之所以会引起先民们的“感通”，就在于这种对立统一在人自身可以找到直接的根据。人为了生存，就必然采取一定的行动。任何一种行动既非绝对之直，亦非绝对之曲，而是有曲有直，曲直相兼。由于有了曲直相兼的运动，人才有可能从甲地到乙地，又由乙地到丙地，如此位移以获取生存的资料，并达到愉悦感官的目的。这样，人便从自身的曲直位移当中发现了美感。在朦胧之中，这种感受转化成一种意念被“投射”于自然界，于是，人与自然便被对应起来。一方面，我们的先民在生活劳动中以人为中心来体验自然界；另一方面，又从自然界之中寻求生活的参照。这种情况，我们仍然可以从观日的活动中找到踪迹。稽考经籍，与观日有关的字甚多，除了上举之“旦”字外，“暨”字也是重要的一个。按《说文》：“暨，日颇见也，从旦、既声”。所谓“颇”就是偏颇。头偏则脸未能全见，以此喻日，故称暨。可见，这是以人的动作为标准来判断太阳行踪的。从客观上看，太阳是无所谓偏正的，因为宇宙无始无终，太阳的位置便不可言说，一言说便染上了人的意念色彩。然而，正是这种意念色彩，使人显现出独立的品格。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先民的自我意识，先民对自身形体曲性与直性相统一的美的发现是他们对自然界直性与曲性对立统一之认同的根源。这种认同不能不说是八卦阴阳符号以静止显示流动的重要前提。
在八卦学中，方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没有方位也就没有八卦学，因为八卦的排列是以方位的确定为基础的。如果我们把八卦当作一个整体，那么阴阳爻则可以相对地看作部分。正如动与静的关系一样，整体与部分也是互相依赖的。没有部分也就没有整体，没有整体也就没有部分。这样，当阴阳爻画出来的时候，便已显现出八卦诞生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不但要在八卦排列中看到方位，而且也应当在阴阳爻里看到方位。不论是阴爻还是阳爻，画的时候，都有起点与终点。如果以起点为左，则终点即为右；如果以起点为前，则终点即为后。这就是说，一画之中已隐含着前后左右的意蕴。再仔细揣摩一下阴爻“－－”，此爻不仅有前后左右，而且有中空。中是与旁相对而言的。旁，古与方通，方乃两船相并之貌。两船相并即有与圆相对的“四方”之义。故阴爻“－－”显形，则四方意蕴即寓于其中。事实上，方位的观念起源是很早的。地下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陶饰上所绘各种“+”字型图案就是明证，像屈家岭、马家窑、半山等处所发现的一类饰纹为数不少，说明新石器时代的方位观念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有了方位观念，则立体与平面的对立统一、曲与直的对立统一便作为基本的要素而被囊括于其中。由此观之，方位的观念乃是八卦阴阳符号得以诞生的“屋宇”。
方位与时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时间，方位就无从谈起；同样地，离开了方位，时间观念也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因为方位的测定，是以物体的运动为依据的。任何一种运动都是一个过程，过程就是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方位与时间的观念应该是同时产生的。因此，当方位成为八卦阴阳符号诞生的屋宇时，时间观念便是这种符号轨迹赖以显现的尺度。方位与时间的统一，在我们的先民那里，是以太阳运行的被认同为标志的。太阳有出有没，有升有降。太阳升起了，天亮而明，故称为昼。
男为田中之力，阳性。大阳任养，于时为夏，炎炎火上，这种取义亦与盛年男子的阳刚之质相吻合。由于方位观念乃是由太阳的视运动得出的，其运动过程同时又显现了时间。所以，当先民们将自己的习性赋予太阳的时候，方位和时间也就“拟人化”了。在这里，先民们那种自我意识的影子再次被映现出来。故而当我们从八卦阴阳符号里看到了时间与方位时，我们同时也找到了先民们将自己与天地自然认同的底蕴。
辩证法的规律表明，事物的发生和发展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统一。八卦阴阳符号也不例外。假如我们把上述论及的天地自然中的“流行对待”、曲直动静、时空合一以及先民们对它们的认同、感悟看作是八卦阴阳符号得以产生的潜在必然性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便意味着有一种偶然的事件直接地刺激了先民们之八卦阴阳符号的创制。是的，如果没有偶然事件的催动，潜在的必然性就不会转化为现实的必然性。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偶然性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性就行。”（《人间喜剧总序》）这话尽管说得太绝对了点，但却也道出了偶然性对于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当然不会仅仅着眼于偶然性，但也绝不会排斥偶然性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作用。就八卦阴阳符号的产生问题而言，如果忽略了偶然性的研讨，一切有关这一问题的必然性之论证也将成为空中楼阁。
导致八卦阴阳符号产生的偶然事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画卦者与某种动物的特殊际遇。
向来，人们在叙及伏羲画八卦时大都说他是受了“河图”的启迪。在《易·系辞传》里早有“河出图……圣人则之”的说法。汉代以来，河图之说更有发展。尽管也有许多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但大多数经学家则抱肯定态度，倘若从偶然性之作用角度来思索，河图的有无之争便可以休止。
“形上”意识的产生是由具体到抽象的。如果我们把八卦阴阳爻当作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符号，那么直接刺激了这种符号形成的偶然性事物便是具体的。故而，“河图”的原始面目也应该是一种具体有形物。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蜥蜴。
河图的原始面目为蜥蜴，这可以从“龙马”之称找到线索。汉孔安国云：
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转引自胡渭《易图明辨》卷一）按照这一说法，河图系伏羲模拟“龙马”之文（纹理）而成的一种图形，也就是八卦排列的图形。但“龙马”又是什么呢？或以为是一种瑞马。如《艺文类聚》卷11引《尚书中候》云：“龙马衔甲，赤文绿色。”注谓：“龙形像马，甲所以藏图也。”《礼记·礼运》篇亦称：“河出马图。”唐孔颖达疏：“龙而形象马，故云马图，是龙马负图而出。”这些记载都是把龙马当作祥瑞的标志或象征。不过，在隐隐约约之中却也露出了一点原型踪迹。因为其中所言之纹理、颜色、形状都为我们进一步追溯提供了信息。在古代，由于龙乃是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降雨的神异动物，它的名称被广泛地借用他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几乎都打上了龙的印记。有趣的是，作为四脚蛇的“蜥蜴”也有龙的雅称。晋崔豹《古今注》谓：“
蜓，一名龙子，一曰守宫，善上树捕蝉食之。其长细五色者，名为蜥蜴。”由此看来，蜥蜴乃是守宫之一种，既然守宫又称龙子，则蜥蜴也就可以称为龙子。而龙之所以又与马连称，这跟良马、骏马被归入龙类有关。《西京杂记》卷二谓：“（汉）文帝自代（地名）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马也……一名龙子。”这就说明古人所谓龙之含义是多层次的。马可为龙，蜥蜴也可为龙。由于语言的交流变迁，龙马混称以谓蜥蜴便约定俗成。这种情况在《说卦传》里还有迹可寻。例如乾卦象天、象日，配龙，而《说卦传》又称“乾为马”。如此，则龙马在意义上便被连贯起来。从这种线索来稽考，古人所谓“河图”之本始当即为“龙马”，亦即是蜥蜴，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代之陶器上绘有人首蛇身的原始伏羲神像，前人推断其原型为蜥蜴，可谓颇具慧眼。当我们知道了蜥蜴又称龙子、龙马之后，便不难明白古人为什么说伏羲氏“以龙纪”、“蛇（龙）身人首”的秘密了，同时也不难明了“龙马负图”的奥义所在。
伏羲“则龙马”以画卦，这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以某种现成的天文图为依据，而只是从动物的自然形状中获得了灵感。因为当今流传的那个五十五点的河图已有相当深奥的数理思维，相比之下较为简约的八卦是不可能以之为基础的。
伏羲之所以能够在被学者们称作龙马的蜥蜴身上得到启迪，是因为蜥蜴的形状以及生理变化充分显示了太阳系的时空统一性。清代黄宗炎在《周易寻门余论》中说：“上古朴直，如人名官名，俱取类于物象，如以鸟纪官，及夔龙稷契朱虎熊罴之属是也。易者取象于虫，其色一时一变，一日十二时改换十二色，即今之析易也，亦名十二时，因其倏忽变更，借为移易改易之用。”此堪称中肯之言。其中所谓“析易”就是蜥蜴、“易”即“蜴”之本字。蜥蜴为什么在一天之内变换十二种颜色呢？这显然与太阳的运行有关。太阳经过了十二时辰的运行而有昼夜之交替，一昼一夜合为一日。一日二十四小时，在古则为十二时辰。蜥蜴之颜色变换恰好与此相应，这真是天作地合，无懈可击。当新的一天开始之后，它的颜色又依照原有规律变化着，如此一往一还，周而复始。这样，蜥蜴身上便不仅表露出阴阳交替、昼夜轮转的信息，而且反映出了太阳系时间与空间的对应关系。因为它每出现一种颜色，便意味着一个时间单位，而这个时间单位又同时是太阳运行轨迹的对应点。颜色变化象征着时间的变化和太阳系各星辰位置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宇宙间一切物体的变化关系都融缩在这蜥蜴的颜色变化之上了。蜥蜴的颜色变化还呈现出量变与质变相统一的规律。如果借用阴阳的术语来说，那就是阳进阴退，阴进阳退。阳进一分，则阴退一分；阴进一分，则阳亦退一分。在每一时辰都是对称与不对称的矛盾统一。由此看来，蜥蜴实在是天然的宇宙阴阳交换表，时空晴雨表。伏羲在偶然的时刻发现了蜥蜴并为其颜色变化所吸引，其世代积淀的生活经验，感性与理性的知识，于此时此刻通通被激活。其聪明才智和悟性把特殊际遇下的表象升华了。八卦阴阳符号正是这种升华结晶品。因为这是“顿悟”而成，所以从阴阳两爻叠为三画卦乃是在同一个时期内完成的，是在拟象的基础上的自然推演，而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每一个卦都是一种已有图形（如鱼形）的变迁。这就说明《易传》上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说法是可信的。由此入手，才是研究《易》卦起源的正确路子；相反，力图单纯地从某些出土文物上的图形去寻找《易》卦那不仅是徒劳的，不成体系的，而且也是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形式的。
至此，我们可以引用《易·系辞下传》的一段话来作为八卦起源探讨的小结：
古者包牺民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是的，八卦是仰观俯察、拟范取象的结果。八卦的产生既与具体事物有关，又与具体事物无关。一方面，八卦以具体事物为法象；另一方面，八卦又不是具体事物的简单摹写，它是我们的祖先对自然变化关系的发现，更是我们的祖先的自我发现，是华夏民族“人天相感”的辩证思维知识体系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