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进化史观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化史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3)02-0038-03
一、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形成
背景考察：与时代需要的内在关联
中国近代是一个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救亡图存、图强御侮成了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呼声，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成为近代中国人最强烈的愿望与梦想。要救亡图存，必先自强，而欲自强则必须通过变革来实现。中国人对变革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初期，地主阶级革新派思想家魏源和洋务派看中的是西方的“工艺技巧”和“船坚炮利”，主张从科学技术和军事武器方面学习西方。事实证明，这种枝枝节节的变革不能使中国摆脱困境。而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出了中西差距的更深一层次的原因，认为这是中西社会制度高下决定的，中西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之中，中国比西方落后了一个历史阶段，所以他们极力倡导进行制度变革，希望在中国建立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先进的中国人对变革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他们意识到，制度的转换并不是一块共和国的招牌能带来的，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否发生变化。变革不仅仅是政体层面的，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全面变革。中国正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向民主时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全方位的变革势在必行，但阻力也是巨大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几千年来一直是倡导变革的最大障碍。因此，要想顺利实现转型，实行变革，有必要向人们说明变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合理性。这就需要一种理论来指点迷津，做出论证。而进化论恰恰是这样一种理论，能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
进化论是通过《地学浅释》、《格致汇编》等传入中国的，后来严复在《原强》等文中扼要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要点，又专门翻译了英国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从此，进化论在中国广为流传。进化论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变”字。严复结合中国当时情况，进行了取舍发挥，略过过渡繁殖和遗传变异，突出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以解释中国面临的社会现状，用“自强保种”来理解“生存竞争”，用“人治日新”来修改“任天为治”，用“善变应天”来解释“适者生存”，这就回答了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有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它一方面告诉人们，根据优胜劣败的规律，中国确实要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瓜分了，展示了变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另一方面，它又告诉人们，人的主观努力，可以“与天争胜”，只要发愤图强，只要维新变法，中国仍可以得救，这就显示了中国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且，达尔文进化论又指出，生物的生存竞争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为单位进行的，因而凝聚力强的种群比凝聚力弱的种群更有生存能力。严复据此阐发道：“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天演论》）这就为团结聚合全民族的力量，合群救国提供了依据。
可以说，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为尚变的进化论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使之有了存在的必要，同时，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又为进化论与中国哲学的结合提供了可供提炼的丰富素材，加快了它的中国化过程。另一方面，以变为核心的进化论较好地迎合了解决近代社会问题的需要，紧扣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才受到广泛关注。
学理分析：传统变易思想的潜在支持
中国自古就有朴素辩证法的传统和丰富的变易思想，早在《周易》、《老子》中就有这一思想的表述。这种变革观念逐渐和现实相联系，成为历代要求变革者的思想武器。承继古已有之的变化发展思想，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把变化革新的思想阐发得更为系统。他提出“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外篇》）这种变化发展观，很富有革新精神。在社会历史观上，他主张“无其器则无其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周易外传》卷五）他把历史看做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发展规律，所以人道也是发展的。具体的时代条件不同了，历史就有不同的发展趋势。据此，王夫之提出了“趋时更新”（《思问录·内篇》）、“道因时而万殊”、“一代之治各因其时”（《读通鉴论》）等命题。
在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革新派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就是利用了传统的变易史观作为革新图强的思想武器，也确实在当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然而事实证明，仅靠古老的学说并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时，西方的进化论进入国人的视野。正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变易发展的思想传统，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较少阻力。作为一种外来的新学说，它自然使中国人感到新鲜，但是，它的尚变思想与传统变易思想有相通之处，这又使人感到熟悉，易于接受。古已有之的变革传统为国人接受进化论形成进化史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进化论的成功传播在于它既联系了中国的实际，又成功地与中国传统的变易史观相结合，形成了更独到、深刻的进化史观。这样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于一体的进化史观才更具有生命力。
二、进化史观之于近现代中国的意义
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掀起变革风潮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此言出于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近代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这一呼声是以进化论为依据的。按照适者生存的道理，惟有主动地顺应客观的历史进程，自觉变革，民族才能生存。中国只有主动积极地变革，与帝国主义争夺主宰中国命运的主动权，才能迎来光明的前途，由别人强迫去变，则“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梁启超《变法通议》），就只能陷于黑暗之中。因此，在进化史观引导下，人心思变，拥护向往变革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对变革的艰巨性、曲折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以谭嗣同为著。他从哲学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认为历史的进化并不是直线的、纯粹的，发展变革并不能保证不带来新的问题。相反，在发展进化的道路上，旧的问题克服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变革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
在进化史观的推动下，变革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对变革的要求也是步步深入。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国人从器物层面倡导变革的开始，是对顽固守旧势力的有力反动，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变革要求的深入，这种变革被维新派认为是“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虽讲变，只是小变，结果仍是“百举而无一效”（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他们认为，正确的变革应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的变革，即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全面的制度之变。然而，他们主张的变革只是渐进的改良，并不彻底。相比之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更勇敢，将变革提高到革命的程度，认为“革命者，争存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邹容：《革命军》）在这一思想引导下，人民革命热情高涨，相信社会的发展必然离不开革命，革命对于推动社会进化有巨大的作用。革命派不仅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准备，而且使革命的观念由此深入人心。因而即使辛亥革命失败了，近代中国的思想主潮仍然相信中国社会进步必须诉诸革命，由此才有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封建旧思想文化、倡导民主科学的并在后期吸纳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
在进化史观的推动下，要求变革成了中国近现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只有变革才能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变革的风潮如此猛烈，以至于清朝政府也不得不通过“变”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最初的兴办洋务，到科举制的废除，一直到1906年预备立宪，“变”的幅度，一次比一次更大。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掀起的改良和革命的政治风云，正是变革风潮的高潮之所在。而且这场变革风暴几乎关涉到社会的所有领域，除了政治上要求政体的改变，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外，还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覆盖到哲学、史学、教育学等方方面面，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构全新的大同理想，为社会主义思潮兴起铺路
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学者在进化史观的引导下始终坚信：社会的进化是朝着一个至善至美的终极目标不断进步的必然过程。康有为“公羊三世”的历史进化论，以为社会进化是严格按照“三世”的顺序“日进而盛”（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最终达到盛之极致的“太平世”。梁启超强调进化论所谓的进化，不是泛指一般的“变”，而是“日趋于善”的变，严复更明确地指出社会的进化，和其趋善的进步是一致的。革命派也同样认为社会进化是趋向至善的终极目标的过程。孙中山把社会向善的趋势比作长江黄河的流水“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根据这样一种社会向善的进化论，维新派和革命派都认为处于更高一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比中国封建主义美好，因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社会日趋向善的进化程序中是必然的。然而他们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并非理想化的至善王国，因而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的兴起，在社会日趋向善的进化程序中也是必然的。梁启超断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中国之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他们用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称呼“大同”来称呼社会主义。二者在财富均等、天下为公等方面有相似之处。然而古代大同理想在过去，社会主义则是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即面向未来。康有为在其名著《大同书》中设计的大同理想世界，展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充分发展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充分贯彻，显然是以理想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底本的。但是，康有为向往、描绘的大同社会，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模仿，是对它的理想化，同时又是对它的改良。其关于天下为公、无私产、计划经济等设计带有显著的社会主义性质。
革命派则直接把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相等同。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他们所描绘的大同世界，一方面以发展近代大工业和实现近代人道主义为基础，“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认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真髓就不外此三者。”（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科学的进化，求世界之真文明，于是以人道之大同，世界极乐为其究竟。”（千夜：《就社会主义以正革命主义论》）。这里，他们讲的社会主义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却是有别于小农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之外的深层思考。
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虽是资产阶级代言人，但他们又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弊端和危机，从相信历史不断向善进化的信念出发，试图建立一种比它更完美的社会制度，这是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其中，维新派的设想理想性大一些，而革命派的这一认识与其“突驾说”有内在的逻辑关联。“突驾说”的核心是以为社会的进化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跳跃某些环节而实现跃进。中国作为后起的近代化国家无需将西方走向近代化的每一个环节都加以充分展开。既然看到社会主义能消除资本主义的恶果，中国就完全应当跳跃西方经历过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环节而一跃实行社会主义，从而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在后面。革命派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体现的就是这种思想。
激发国人的自强意识，唤起对群体能动性的广泛关注
自强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传统。这种自强精神曾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达尔文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后，进一步激发了国人的自强意识。但由此引发的近代自强意识与古代自强意识有所不同：古人讲自强主要是指在道德修养上，通过自身不断努力，逐渐完善自己。近代讲自强，不再局限于纯粹的道德修养，而是全面地自强；古人讲自强，主体是个人，近代讲自强，主体是群体，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自强，即所谓的自强保种。
康有为指出，文明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志，也是国家强大的象征，而文明“皆赖人为”（《日本书目志》卷一）。严复在《天演论》中鲜明地表达了反对“任天为治”，听任“物竞天择”自然规律摆布，不作积极斗争的观点。主张“与天争胜”即与自然界和各种“妨生者”作积极的斗争。强调自强保种，认为只有“自立”“自主”“自强”，中国才能由弱变强，转危为安。他还说：“夫人道之最可贵者，非其精神志气欤？”（《法意》）所谓“精神志气”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人最可贵的东西。革命派强调革命在进化中的作用，把革命与进化融为一体，宣传革命的进化，更是要发挥进化的作用。如孙中山大力宣传以革命促进社会进化发展，在他看来，革命就是顺应进化的趋势，以人力、人为加速社会进化发展。他强调“有志竟成”，认为凡事只要顺应“天理”，适应“世界潮流”而实行，便无一不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人为、人力、人的能动性的重视，指的是群体的人，而非个人行为。近代进步思想家认为，人是合群的社会性动物，因此“人类进化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梁启超语），且“天演之事，将使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严复语）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依赖于群体和国家，人又对国家群体的发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要时应该为国家和群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昭示了，只有每个人都奋进、努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全部能力，且把能力导向为集体目标服务的公益精神，众志成城，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个人才能得以实现自身价值。毕竟，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救亡才是最重要的，重视群体能动性，强调人为、人力，唤起人们自信心、自尊心和必胜的信念，都是为救亡图存，自强御侮这一大主题服务的。
树立批判创新的时代风尚
多少年来，中国停留在封建社会中前行甚缓，就是因为中国民众中缺乏批判意识。而近代进化史观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使民众有了社会不断进化，且向善进化的信念，为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和把握事物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标准，人们开始审视现实，批判现实，破坏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存在，把革新看做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这使长期以来存在人们思想中的保守性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大胆革新、积极创造、勇于探索开拓的热情，使创新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旧传统、旧教条、旧习俗受到了挑战，传统和权威受到蔑视和怀疑，批判已成为审视社会的第一步骤。人们具有批判创新精神，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希望之所在。进化史观的逐步丰富完善，就是建立在对前人思想的批判借鉴之上，而又创新的结果，它确实也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了希望。
创立了中西哲学结合的典范
由中国近代特殊的国情所决定，中国近代哲学家理论准备不足，他们所建构的哲学体系明显不成熟，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肤浅性。然而在众多的学说中，进化史观却以进化论与古代变易史观的巧妙结合为中西哲学融合树立了典范，既吸收了传统变易哲学的精华，又保有西方进化论的积极成果。进化史观打破了中国二千年来传统的“天命”史观、历史循环论和历史退化论，替代了古代的变易史观、气化日新说，给人们带来了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积极向上的精神。又剔除了西方进化论思想中不合乎中国现实的思想影响。进化史观这一中西哲学完美结合的产物，使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指导社会实践的功能日显，成为有识之士进行救亡图存，维新变法、民主革命，反对封建旧思想旧制度、宣传民主和科学、开展反封建启蒙思想运动的理论武器和哲学根据，对于变革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进化发展的思想已经内化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近代中国独特的精神传统。
正如中国哲学史家冯契先生所评价的：“西方哲学传到中国来，真正产生影响的是两种哲学：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进化论，它与当时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相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文化联系着。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从戊戌变法时期到‘五四’前夕，整整一代革命者，都信奉进化论。”（《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收稿日期：200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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