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族政治史研究综述_孙中山论文

近代中国民族政治史研究综述_孙中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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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民族政治史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总体上看,近年来国内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主要就国内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对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状况作一评述,以供学界同仁讨论。

一、研究概况与评析

(一)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

民族国家是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1.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民族国家理论的研究

关于近代历史人物民族国家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孙中山的民族国家思想。近年来关于孙中山的民族国家思想,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马敏从理论构想意义和实行意义两个层次上考察了孙中山关于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1] 李育民则把孙中山对民族国家的构想分成三个阶段,认为孙中山民族国家的构想是其民族主义臻于完善的标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2] 其二是关于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的研究。许小青认为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包括主权、国民和国家之上三个方面,明显具有从传统朝代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特点。[3]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考察了梁启超在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族共体的认同方面出现的双重认同及其原因。[4] 孙晓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家对民族国家理论的认识》从群体研究的角度,分别探讨了梁启超、严复和朱执信对民族国家理论的认识,从国家形式和性质演变来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5]

2.关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民族国家构建的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关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和民族国家构建的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史文的《关于19世纪90年代国家观念变化之研究》。他认为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变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转变体现在对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思考与探索和国家主权意识与独立意识的萌生和发展。[6] 张元隆则考察了20世纪初年汇集上海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围绕民族救亡和民权革命为主体的新的国家观念,推动了中国社会从皇朝体制向共和政治的嬗替,是辛亥革命变革国家制度变革的先导。[7] 张永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近代民族国家构建模式的转变,认为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避免了国家分裂和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8]

(二)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

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的各个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体认,强调本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本位主义。它是西方近代历史中特有的现象,是伴随西方近代国家的崛起而出现的。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在欧洲复兴,它在历史中的作用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成为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伴随着冷战结束后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复兴,中国的史学界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族类思想,它大致以地域、种族、血缘和文化的不同来区分异我。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受到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挑战,在二者的冲击融合中,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得以产生。有关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从近代民族主义综论、近代民族主义专论和近代历史人物的民族主义三方面展开。

1.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的综论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产生时间、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类型、内容等方面。关于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学者们把它归结为由于西方势力的入侵和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华民族固有的生存方式受到威胁,是中国人感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9] 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有的学者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中日甲午战后,确立于辛亥革命前[10],有的学者则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于20世纪以后。[11] 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学界主要认为它的来源有两个,一是中国古老的族类思想,一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12] 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类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把它分为不同的类型,有的把它分为回归传统和面向未来两种,并认为这两种民族主义同时并存;[13] 有的把它分为理性民族主义和狂热民族主义;[14] 有的学者把它分为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认为二者是合而为一与中国近代史的。[15] 还有的学者分类更为精细,把它分为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性的激进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的民族主义与复古型的民族主义等。[16] 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包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世界竞争等方面。[17]

2.近代民族主义的专论

随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的深入,近代文化民族主义、乡村民族主义和边疆民族主义也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关于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涉及到近代民族主义的涵义、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以及对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评价等方面。关于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含义,有的学者认为包含两方面,一是以传统文化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和根本命脉,二是认为只有从思想观念入手才能解决民族问题。[18] 张菲、陆卫明则认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对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进行辩护,并随社会的近代化不断对其进行调整的本土化运动。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保守性,结果不自觉地延缓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速度。[19] 葛志毅着重分析了不同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以三种思潮作为划分近代民族文化主义的三个标志,即中体西用、梁启超的新史学和国粹派振兴中国民族文化的努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运用中西文化民族主义的不同时,通过批判和继承的工夫完成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20] 郑师渠的《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考察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兴起的原因,并对近代民族主义进行了评价,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在坚信中国文化的独立价值,倡导文化间的交流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植根于民族自恋的文化情结,不可避免具有虚骄和封闭自封的消极作用。[21]

虽然近代中国的乡村民族主义和边疆民族主义的研究方面成果不多,但张鸣和胡成的研究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张鸣从近代历史发展的城乡地里差异单独列出了乡村民族主义,并对它作了初步探讨。[21] 胡成则考察了近代边疆民族主义,认为晚清政府经营边疆政策的调整,是力图重新设定一更有效的边疆少数民族与汉地中原及中央政府的相互关系,以适应以统一的政治架构和统一的区域市场作为多民族联结纽带的近代国家管理体制,指出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在保持社会稳定和渐进和平的改良意识指导下进行的。[22]

(三)关于近代民族政策的研究

1.清末时期的民族政策

近年来,史学界加强了对清末民族政策的研究力度,但内容多位剖析清朝统治者制定和实行的民族政策。如陈国光的《清政府对新疆伊斯兰教的政策》从十个方面考察了清政府对新疆的伊斯兰教政策并把它概括为“恩威并用”、“软硬兼施”。[23] 赵云田的《清政府对蒙古、 东北封禁政策的变化》探讨了鸦片战争侯清政府逐渐改变对蒙古和东北封禁政策的原因和大致过程。[24]

近代以来,随着清政府的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边疆地区普遍出现危机,边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从近代早期的龚自珍、魏源等著名人士到后来的左宗棠、岑春煊、赵尔巽、徐世昌等廷臣边吏,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提出了筹边改制的种种设想和主张,对清政府传统治边政策的改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年来对清末传统治边政策的改变学者们也多有研究。如苏德的《晚清筹边改省奏议与治边政策概论》和《试论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就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前一篇文章中,他重点考察了晚清筹边改省的奏议,认为它们的共同点是废除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多元管理体制,通过建立行省使边疆与内地连为一体。[25] 在后一篇文章中他重点考察了清政府在新疆、蒙古和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推行一体化政策的历史原因、结局以及影响等。[26]

近年来史学界考察清末时期统治者制定和实行的民族政策外,有太平天国和少数民族起义军制定和实行的民族政策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拓宽了清末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领域。杨胜勇考察了太平天国政策形成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渊源,认为太平天国民族政策不仅受儒家传统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深刻影响,而且与当时民族关系的状况和社会矛盾有密切的关系,是适应太平天国革命需要的产物。[27] 李全中的《近代西南少数民族起义军民族政策探析》通过对近代西南少数民族起义军的军事、政治活动情况来研究其民族政策,指出起义军制定的民族政策在起义军形成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及对于实行民族平等和加强民族团结的进步意义,从新的视角展现了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血肉相连的历史。[28]

2.民国初年的民族政策

民国建立后,面对边疆的混乱局面,为稳定边疆政局,袁世凯政府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钟桂明的《试论北洋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邓亦武的《1912—1916年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白拉都格其的《袁世凯治蒙政策刍议》等都对民国初年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29]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的不足,史学界对民国初年设置的主管边疆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蒙藏事务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近年来有关蒙藏原始档案资料的刊布,有关学者开始对它进行关注。如张羽新的《蒙藏事务局及其对藏政的管理》,利用近年刊布的有关蒙藏原始档案,探讨了民国初年蒙藏事务局对西藏的施政管理。[30] 孙宏年的《蒙藏事务局于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论析》,对蒙藏事务局的成立、机构及其在边疆治理方面的工作做了论述,并对其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分析。[31]

(四)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

民族关系史研究是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关于近代民族关系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三方面,即常态下民族关系的研究、非常态下民族关系的研究和近代历史人物处理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

1.常态下民族关系的研究

关于常态下民族关系的研究取得成果主要有,顾有识的《近现代壮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考察了近现代壮族和周边民族的关系,认为汉人从明清以后大量迁入广西,壮汉之间的同化是双向的,壮汉苗瑶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融洽的、友好的。[32]

2.非常态民族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有关非常态下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清末围绕满汉矛盾而出现的排满思潮以及调停满汉矛盾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有:章开沅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姚曙光和钟兴永的《湖南排满思潮的演进、特色及价值》、李里峰的《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赵可的《张之洞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与晚清政局的演变》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二是关于少数民族起义的研究。近年来有关少数民族起义的研究由热烈而渐归冷寂,尽管如此,近代西北地区的回民的反清斗争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并且研究的范围有所拓宽。霍维洮、杨永福和杨红伟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33] 霍维洮考察了近代西北回族反清斗争中的抚局和政权,尤其是关于近代回族反清斗争中的政权问题,学术界专文研究的并不多,霍维洮的《近代西北回族反清运动中的政权问题》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杨永福和张克菲对建国以来的回民起义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且提出在新的时期加强回民起义研究的几点建议。[34]

3.关于近代历史人物处理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近代历史人物处理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思想,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陈金龙的《论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思想》、郑晓云的《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与民族发展》等。陈金龙探讨了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的渊源、内容、历史地位和主要缺陷。[35] 郑晓云则考察了孙中山民族平等与民族发展的关系问题。[36] 此外,彭武麟的《关于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几点思考》梳理了近代民族关系研究的学理问题,认为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问题包括民族危机驱动下的民族聚合、中央政治衰败下的各地自立倾向、现代化潮流之下的经济一体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下的民族认同等四个方面。[37]

(五)关于清末民族地区的新政研究

关于清末民族地区的新政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这三个地区上。齐清顺的《论清末新政——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开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清末新疆新政重新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审视和评价,认为它实际上是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开端,对新疆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38] 赵云田的《清末新疆新政述论》,认为清末新疆新政包括政治上筹改旧制、调整行政建制、整顿吏治等;经济上广开利源、创办实业;文化教育上创办学堂、选派留学生等。清末新疆新政的实施,遏制了列强的侵略,使新疆出现了近代化的趋势。[39] 赵云田在《清末西藏新政及其启示》中,探讨了清末西藏新政实施的历史背景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的举措,认为清末西藏新政的失败除了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外,一些新政措施违背了少数民族的传统和风俗习惯,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行。[40] 黄维忠的《清末筹藏新政述论》概述了清末新政期间筹藏新政的主要内容,认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主观上没有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客观上缺少资金作为强有力的后盾。[41] 赵云田的《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认为在理藩院改成理藩部后加强了和中央各机构的联系,同时理藩部多次对蒙古地区的情况进行调查,推动了蒙古地区新政的开展,特别是在维系蒙古王公和中央的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42] 李晚霞、呼格吉勒在《清末新政与归化城土默特的垦务》一文中,指出清政府在全国实行新政的同时,对以归化城为中心的蒙古地区实行全面放垦,结果造成了“蒙民失地、汉民失租”的局面,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43]

(六)关于近代民族地区的边疆危机研究

近年来有关民族地区的边疆危机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取得的成果也比较多。樊明方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详细论述了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逐步向唐努乌梁海侵略的情况以及清政府对此所采取的回应举措,并分析了俄国对此地区渗透得逞的原因。[44] 李琪的《从俄文档案看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对新疆的侵略》,利用刊布的俄文资料对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对新疆地区的侵略进行了研究。[45] 石沧金的《早期阿古柏政权同英、俄的关系》,考察了早期阿古柏政权和英、俄由于相互利用而建立的密切关系。[46] 杜永彬的《近代英国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的三名代表人物——荣赫鹏、贝尔、黎吉生》,依据外文资料和已出版的翻译作品,对荣赫鹏、贝尔和黎吉生插手西藏事务、策动西藏独立、离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活动以及他们的身世作了详细论述。[47] 房建昌的《近代外国驻藏机构及其官员的活动》,主要依据英文史料,考察了近代尼泊尔、不丹、英国和印度驻藏机构的作用及英印主要官员的活动,客观地描述了他们在西藏的日常生活,为重建当时的历史提供了西藏藏文档案以外的珍贵史料。[48] 杨铭的《清末川军入藏与达赖喇嘛出走事件》,利用中外文史料探讨了清末川军入藏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事件,揭露了英国觊觎西藏、妄图将西藏分裂出去,使之沦为英国殖民地的真实面目。文中还对清政府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后所采取的军政对策作了剖析。[49] 白拉都格其的《阜海与清末民初内蒙古东部政局的变化》通过阜海及其父亲的复杂经历,揭示了清末民初俄国在内蒙古东部的侵略活动。[50] 李国栋的《清末民初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揭露了沙俄对蒙古的侵略。[51]满蒙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指导方针,是为其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行动服务的。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满蒙政策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目标。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金海的《从地域概念看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52]、薛子奇、于春梅的《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53]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研究成绩、局限分析与进一步改进研究的途径

综上述,近年来国内有关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无论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前有了很大进展。究其原因,有以下数端。

首先是社会史研究复兴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在史学界复兴。尽管学者对社会史的理解不同,做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运用的理论、方法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试图摆脱传统历史的研究模式,一反过去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做法,倡导眼光向下,注重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的历史。这使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各种新的课题不断涌现。受社会史研究复兴的影响,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对乡村民族主义的探讨、太平天国和少数民族起义军政策的探讨等。这些论文,在研究取向上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这与我国整个史学的发展走向是相吻合的。这一转变是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必然要求。

其次是近年来学术界对以往一些老问题研究状况进行反思的必然结果。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中有一部分问题一直受到禁锢,使其研究陷于停顿。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以往的研究状况了进行反思,使之逐渐成为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如对清末民族地区新政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民族政治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又其次是由于原始档案史料的刊布和英文、俄文等外文史料的运用,填补了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中的空白,这也使得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领域随之得以深化。如关于民国初年设置的蒙藏局和蒙藏院的研究、外国驻藏机构和驻藏官员的研究等。近年来的民族政治史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可以说把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毋庸讳言,近年来的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有待改进:第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滞后于具体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是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分析手段,没有理论与方法就很难有学科意义上的民族政治史研究。就笔者所见,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学者专门就民族政治史的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进行探讨。此外,民族政治史研究中所需要借鉴的基本理论是民族政治学,而民族政治学在我国尚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其本身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就必然会制约民族政治史研究的发展。第二,研究中的不平衡。首先从研究地域来看,近年来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而对于多民族混居地区的研究较少,也缺乏横向比较研究,其次从对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看,多集中于上层社会的精英人物,尽管研究中出现了由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转变的趋势,但相对于占当时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研究则薄弱得多。第三,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缺乏争论。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学者对于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某一问题的研究一般是参与性的,在研究过程中,极少有学者参与讨论,大多学者在论述问题时多自我评说,很少有直接的正面的争论,甚至有人云亦云的现。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今后的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应加强不同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在人文社会科学整合化倾向日益明显的今天,学科间的渗透在加快,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科际整合”的趋势。如研究经济史的学者认为经济史应该和社会史结合起来,主张社会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学说;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呼吁打通思想史和社会史,开展思想和社会的互动研究;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提出社会文化史的概念,主张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结合。与此相适应,作为民族政治史研究工作者理应在总结反思其他诸多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积极地借鉴民族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整合自己的知识结构,从民族政治学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加强研究,以期为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构筑起更深更广阔的学科体系。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近现代少数民族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NCET—04—0188)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06—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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