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丛大川先生《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吗》一文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观念论文,哲学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丛先生把唯物史观划分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是从哲学与科学的划界开始的。按照丛先生的划界标准，科学是解释性的、实证性的，哲学是批判性的、理想性的。在引证了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名言之后，丛先生说：“‘解释世界’是各类科学的任务，是科学家的事，不是现代哲学家的事。”“现代的哲学家应将‘解释世界’的任务留给科学家而专事‘改变世界’的问题”。在引证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的若干论断之后，丛先生又说：“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观’和‘自由王国’论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有相对明确的界域，这不再是仅从客观事实出发去发现必然偶然规律的实证性科学认识表述，而是通过实践对改变了的及其实践精神的反思、批判和辩证否定而自觉升华出来的理想性人本评价表述。”由此，丛先生得出如下结论，由于唯物史观“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丛先生引马克思语），因而它是解释（即描述）性的、实证性的，因此，唯物史观只是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对丛先生的这一结论，笔者实不敢苟同。因为，丛先生关于哲学和科学的划界标准，其理由并不充分，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
一
首先，科学专事解释世界、哲学专事改变世界吗？
在这里，丛先生对马克思的名言存有误解，把马克思关于新旧哲学的划界当作了哲学与科学的划界。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现在的哲学家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马克思之所以如此认为，乃是针对当时两位最伟大的也是在他之前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即思辨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和直观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黑格尔的哲学具有能动性，但是他把能动性赋予某种神秘莫测的绝对精神，用绝对精神的能动活动来说明、描述或解释世界和人的发展变化。这种能动性也许具有批判性，但由于它仅局限于思维自身，与现实的世界和人无涉，因而被马克思称之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或“虚假的实证主义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18、128页。）费尔巴哈把人引进了哲学， 但他仅把人理解为“感性的存在”而非“感性的活动”，因而人对自然界的态度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人所做的就是维护“人和自然界的统一性”，而“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肯定地看作是不幸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8页。）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哲学之前，哲学确实是解释世界的，如果无法把马克思之前的哲学排除于哲学之外，那么哲学也可以是解释世界的，反过来也就是说，哲学并非专事改变世界。
然而科学则呈现为相反的情形。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一开始就带有极强的应用性，而所谓应用性，无非就是作用于外部世界，即改变世界，这一点与哲学长期仅解释世界大不相同。自然科学中的牛顿力学可谓是明显的例子。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也是如此，在哲学处于典型的解释世界时期即19世纪形成庞大解释体系时期，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作了较为科学的解释，随即这一学说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经济人”假设和市场自由竞争理论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由此可见，科学并非仅仅是解释世界的，它也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它对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哲学有什么意义？如前所述，任何学科，不论是科学或哲学，都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然而，要有效地改变世界，必须以正确地解释世界为前提。而历史科学则正相反，在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上，一直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而唯心史观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哲学要想履行改变世界的任务，特别是实现丛先生强调的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想，没有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或解释是绝对不可能的。在马克思的早期革命活动中，他深感理性与阶级利益的严峻冲突，于是以黑格尔的法哲学为突破口，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初步结论，以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随着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确立，他全面探讨了人类实践历史的客观规律，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状况、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面貌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由此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为他的改变世界的哲学付诸行动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从中可知，唯物史观即使是解释世界的实证科学，它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也逻辑地推导出改变世界的意蕴。
二
其次，科学仅是实证性的、哲学仅是理想性的吗？
在这里，丛先生忽视了近代哲学终结和现代哲学兴起时所发生的重大转折以及马克思哲学作为中介对此所持的态度。近代哲学的最后形态是德国古典哲学，它的最高成就是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如果说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以庞大的无所不包的体系雄居于思想理论界，那么，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则以无力的爱的宗教宣告了德国古典哲学也即整个近代哲学的终结。由实证主义开启的现代哲学几乎都把矛头直对黑格尔的庞大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拒斥形而上学”可说是现代哲学各流派发生发展的一致口号。它们拒斥的形而上学是什么呢？就是黑格尔的神秘思辨的、牵强附会的、无所不包的又控制一切的绝对观念。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宣告了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崩溃，社会科学各个部门的建立和完善也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提出了疑问。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纷纷形成各自独立的学科这般强大潮流的冲击下，黑格尔庞大的思辨唯心主义瓦解了，哲学所剩下的就只有加同丛先生所引恩格斯所说的“逻辑和辩证法”了。促使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瓦解的有力武器，则是逻辑实证主义所推崇的“经验证实原则”，因而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现代哲学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派，它深深地影响了成为当代西方哲学象征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在此，我们怎么能说坚持“经验证实”或“实证”的逻辑实证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哲学呢？又怎么能说哲学不可以是实证的呢？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实证性，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科学研究并非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科学研究的目的是社会应用，当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时，科学本身就带有了伦理性，对科学的伦理要求不就是一种理想性吗？在西方发达社会，对科学的伦理性或理想性的讨论几十年来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科学一经应用就变为技术，当科学技术渗透于一切特别是渗透到社会组织管理机构时，它不但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工具，同时也成为控制人的活动的强大工具，由此，技术理性变成工具理性，社会个人在这种工具理性的统治下扭曲和丧失了自身。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另一重要流派，即高扬社会文化批判旗帜的法兰克福学派。它深入地揭示了在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统治之下，社会个人的数字化、客体化和原子化现象，要求批判技术理性统治下的社会文化现实，恢复人的自主自由的生活和活动。
那么，在近代哲学终结时产生的马克思哲学是否也持着一种“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所不同的是，与其他学派相比，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体系时，并没有把它们简单地抛弃掉，而是吸取了它们合理的东西，即能动的辩证法和物质世界及人的活动的客观性。为什么说马克思哲学持的是“拒斥形而上学”立场呢？在他的新哲学萌生之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18、31页。）又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18、31页。）传统哲学离开实践去纯思辨地争论理论的真理性，马克思则认为理论的真理性应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检验理论即是要求理论能够证实，这难道不是一种实证活动吗？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已众所周知，而克服这种神秘性也只有依靠人的实践，即以实践来消除黑格尔形而上学中那些不能证实的神秘东西。可以看出，马克思要求哲学应具有实证性，其态度是较为鲜明的。当马克思在历史观中实现了变革，形成了唯物史观之后，他已把充满神秘性的唯心史观变成了可以证实的历史科学。因而说出了丛先生所引的那段立场更为鲜明的话：“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18、31页。）
现在，我们进一步要问：被丛先生称之为马克思哲学观念的人的自由发展观仅是理想性的而非实证性的吗？如果说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观仅是理想性的而与实现与否的实证性无涉，那么它就是一种离开人的现实生活的价值悬置，就是一种对现实的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企及的乌托邦。然而马克思提出人的自由发展观，正是要把这种观念变成现实。为什么恰恰是在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自由发展观？是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其积极的一面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如此精致的人的自由发展理论就不可能产生。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人的自由发展观之实现就可有部分实现和全部实现、初步实现和最终实现之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私有制，这就铲除了人的异化的最终根源，为人成为社会的主人打下了基础，而人之成为社会的主人是人的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西方发达社会，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自由时间日渐增多，而自由时间的增多，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人的自由发展的一个根本条件。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提出人的自由发展观百余年之际，这一理想性的哲学观念已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先进和发达国家的自由时间增多等现实生活中初露端倪。
三
如果说科学并非仅是解释性、实证性的，也可以是批判性、理想性的，哲学并非仅是批判性、理想性的，也可以是解释性、实证性的，那么，丛先生关于科学和哲学的划界标准就难以成立，从而丛先生将作为“实证科学”的唯物史观排除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也就无法让人信服。笔者则认为，唯物史观不但是一种可以经历史发展而证实的实证科学，而且也是马克思新哲学观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即是说，唯物史观也是哲学学说。这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研究的是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而要研究这一关系，就要研究与人面对的世界，世界由两部分构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研究，丛先生引用恩格斯的说法叫自然辩证法，而传统哲学则称之为自然哲学，即探讨自然界存在的本质、性质、作用和意义。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崩溃了，但自然哲学并没有消失，相反地，当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惊人发展，相对论、量子论、系统科学、生命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兴起，人们认识到必须从整体上研究自然界与人的关系，因而自然哲学出现了复兴的趋势（注：参见《自然哲学研究概述》，《哲学动态》（京），1996 年第11期。）。 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称之为历史观，而传统哲学则称之为历史哲学，即探讨社会存在的本质、性质、作用和意义。黑格尔神秘主义的历史哲学崩溃了，但历史哲学并没有消失。特别是在当代，由于哲学在历史上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颇深，不少学者把过去的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哲学叫做传统哲学，呼吁建立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哲学辩护和哲学基础的当代哲学，这种新的历史哲学要求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盟，以协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哲学的时代目标相一致（注：参见《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盟》， 《哲学动态》（京），1997年第8期。）。唯物史观作为对人类社会的整体的并且是正确的研究，毫无疑问应是哲学，应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原因也许很简单，假若没有对自然研究的自然哲学和对历史研究的历史哲学，马克思关于人与由自然界和社会组成的世界的实践关系的哲学研究，岂不成为无源之水了吗？
其次，丛先生十分推崇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观，不但将其规定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而且称之为马克思哲学的最高纲领。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马克思提出人的自由发展观时，还提出了这一观念得以实现的两个前提，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0页。）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所达到的一定水平，它是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结果，而对自然规律认识和利用的研究，是自然哲学的基本内容；世界交往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活动所达到的一定水平，它是人们认识和利用历史规律的结果，而对历史规律认识和利用的研究，是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由此可见，如同没有对自然研究的自然哲学和对历史研究的历史哲学，人的自由发展观就无实现的对象或载体一样，没有自然哲学所研究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历史哲学所研究的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人的自由发展也依然无从实现。体现为历史哲学的唯物史观对人的自由发展观实现与否之至关重要性，在此可见一斑；同时，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对自然界的复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囊括了自然界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人的自由发展的实现程度。
再次，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应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实践的以人为本的新哲学，那么，这一哲学之所内含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观就不是凭空想象的，它必定有一个赖以产生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实践历史的客观规律。因此，一方面可以说，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观的价值观是以他的唯物史观的真理观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理观内生出或导引出他的人的自由发展观的价值观。从丛先生引证的马克思原话中，这一点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丛先生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人的）自由发展观，然而，恰是在《形态》中，马克思最早进行了唯物史观的探讨，揭示了生产力（在新的社会形式下）的充分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向新的形式）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基本趋向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丛先生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人的）自由发展观进一步提升为自由王国论，然而，恰是在《资本论》这一实证的经济科学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资本主义大力推动科学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方面着眼，马克思一方面指出社会生产力要冲破资本主义的制度外壳，使劳动成为自主的劳动，另一方面又指出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自由时间才得以增加，而自由时间的增加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新哲学观中，人的自由发展观和唯物史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新哲学观是人的自由发展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亦即人的自由发展观的价值观和唯物史观的真理观的统一，两者均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最后，在确定了唯物史观也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之后需要说明的，虽然唯物史观与人的自由发展观并无最低最高纲领之分，但两者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中并不处在同一层次。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实践的人为本的哲学，人的自由发展是实践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必然的趋向目标，以自由发展为目标的人的实践活动以包括自然界和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为对象，因而人的自由发展观是马克思哲学的第一层次；而唯物史观反映的是世界之一部分的社会的客观规律，因而它处于马克思哲学的第二层次。这在马克思实践观探索之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未来得及探讨自然界的规律性和人类历史的规律性，因而未能给自己的新哲学以恰当的称谓，先后称之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理论的人道主义（即无神论）或实践的人道主义”。到了《提纲》，马克思的实践观基本确立，此时他将自己的新哲学称作“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到了《形态》，马克思的实践观最终形成，此时正式将自己的新哲学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之“物”不但指自然界，同时也指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的人就是依这种“物”的客观规律性对其进行能动地作用，并在这种作用中达到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至此，我们似乎丝毫也用不着怀疑了，唯物史观确实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责任编辑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吗》一文见本专题1997年第10期139～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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