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一个历久常新的告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力论文,相适应论文,规模论文,常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陈云同志就在全国性会议上，就“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作过专门讲话。然而，在我国40多年的经济生活中，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超过国力承受能力→被迫调整→经济形势好转→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当前，党中央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性的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必须牢记陈云同志“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告诫，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用经济稳定带动社会稳定，为改革、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一、陈云同志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提出了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我国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再出现急于求成实即急躁冒进的错误。最早的是1953、1956年的“小冒”，财政预算入不敷出，出现了几十亿元的赤字。以后便出现了多次大的失误，如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6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三线”建设，70年代初期的“新飞跃”，70年代后期的“洋跃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总的形势是健康的。但是80年代中后期，国民经济在上了一个新台阶的同时，也存在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膨胀的问题，被迫进行治理整顿。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次开发区热。正如李先念同志在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个问题年年讲，开会就讲，讲得很凶，做得很差，基建战线越拉越长，已经成为一个灾难性的问题。”（《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29页）
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在主持我国财经工作期间，一贯坚持和具体运用实事求是的原则， 正确指导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早在1950年的时候，陈云同志就提出了“加强投资的计划性”，不能“只凭热情和愿望”办事（《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122 页）正是针对1956年出现的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陈云同志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此后，针对我国基本建设中一再出现的急于求成的问题，就经济建设要和国力相适应，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如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的观点，计划指标要注意综合平衡并且留有余地求得按比例发展的观点，计划工作要随时随地注意组织物资、财政、信贷三个平衡的观点，在物资安排上先生活后生产、先生产后基建的观点，建设按步就班地搞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的观点，以及在经济建设中纠正冒进倾向比纠正保守倾向困难得多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击中了我国经济建设的要害，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40多年的经济建设实践也做了这样的证明：当陈云同志的这些观点和主张被采纳并付诸实践的时候，建设事业就得到迅速发展；当这些意见受到误解和批评的时候，建设事业就遭受挫折。
建设规模超过国力所承受的能力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因为各产业部门的发展有长线短线，国民经济中总有“瓶颈产业”如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建设规模超过短线产业的物力，所建项目就不能配套，成为长期停工待料的“胡子工程”。这样，大量原材料摊在工地，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使资金的周转时间延长，资金利润率降低。如果基本建设规模一旦大到无法维持下去，就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大批基建工程下马，大量设备积压以至报废，许多为基建服务的工厂减产停产，大量施工队伍窝工。这种经济上的大上大下造成的浪费，都是成亿成十亿元计。陈云同志曾反复指出：经济建设按长线搞平衡，“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材料和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年—1962年）》第212 页）还有“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603页）他强调：“老是浪费， 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132页）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地方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多了，自主权大了，而相应的约束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盲目追求产值速度和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势头仍然不小。陈云同志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要求，应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历久常新的告诫。
二、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是关系经济稳定极为重要的问题
陈云同志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相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进，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年—1962年）》第44页）这是因为，在以社会分工和协作为条件的社会化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存在着密切联系，相互依存，要求在它们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愈高，社会生产各部门彼此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程度愈大，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就愈大。马克思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违反了社会化生产的按比例发展规律，国民经济就会出现混乱，经济发展就会出现马鞍形。邓小平同志在1980 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他说：“建国31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6页）
建设规模是否与国力相适应，关系到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建设规模上的急躁冒进，从一个短时期来看可能有很高的发展速度；但是一个时期的“大上”，必然带来一个时期的“大下”，从长期来看，发展速度并不快，而且浪费很大，人民得不到实惠。陈云同志在主持财经工作中，总是强调按比例发展，强调综合平衡，而且是按短线平衡。他说：“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步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134页）不怕慢，就怕站。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建设规模是否与国力相适应，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只能靠提高积累率来维持，势必挤消费基金，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以至成为社会问题。或者靠财政赤字来维持，财政向银行透支，多印钞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带来人心不稳。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严重了，必然要调整，砍在建项目，关、停一些企业，势必影响职工的正常工资和劳动就业，从而引起国家经济生活震荡，搞不好还会影响政治稳定。陈云同志说：“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同上书，第603页）这些沉痛的教训， 我国过去曾多次发生过。
当前，中央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是社会全面进步缺一不可的三大支点。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稳定的条件下，改革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发展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因此，我们要牢记陈云同志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告诫，再不能走盲目追求产值和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经营的老路。我们讲发展，不仅要力争总量的增长，更要重视经济质量的提高，讲求速度和效益的统一。速度要量力而定，稳妥可靠，保证效益同步提高，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是强调基本建设规模要与剩余产品相适应
正确理解“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必须搞清楚“建设规模”和“国力”的含义。陈云同志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有一段话，他说：“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这种排队的必要，主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优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年—1962年）》第46页）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同志再次强调：“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 后新建。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75页）从陈云同志的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建设规模”， 不是简单再生产，也不是内涵扩大再生产，而是指新建，指基本建设规模；他所说的“国力”，不是指整个国民收入，而是安排好人民生活和现有生产以后的剩余产品。
陈云同志的这一思想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一切物品（使用价值）以补偿一年中所消费的物资组成部分。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或剩余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36、637页）就是说，不能把全部产品都用来搞基本建设，而必须先满足现有企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全体职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资料，扣除了这些之后的剩余产品，才能够用于新的建设即基本建设。
陈云同志在阐述“国力”时，强调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再进行建设。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强调：“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 年—1962年）》第210页）所以，他要求在作计划的时候， 要先把关系人民生活的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财力物力搞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同志一再强调：“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606页）我们经济工作的一个大方针：“一、 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有余力进行建设。”（同上书，第1058页）这就是说，积累率不能太高，不能挤了人民生活；第Ⅰ部类生产不要挤了第Ⅱ部类生产。陈云同志指出：“‘农轻重’的排列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同上书，第71页）
陈云同志关于“国力”问题的另一个思想是，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就是说，基本建设既不能挤人民生活，也不能挤简单再生产；外延扩大再生产不能挤内涵扩大再生产。
陈云同志强调先生产后基建，就是要正确处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出发点和基础。“简单再生产是每个规模扩大的年再生产的一部分，并且还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57页）； “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同上书，第560页）基本建设如果影响了当年生产，简单再生产就难以维持， 那就谈不上扩大再生产。用牺牲当年生产来搞基本建设的办法，是杀鸡取卵的办法，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连原有的生产规模也要遭到破坏。“大跃进”的实践及其后的三年恢复，教训极其深刻。
陈云同志强调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就是要正确处理内涵扩大再生产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马克思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同上书，第192页）陈云同志所说的“国力”， 就是国民收入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满足当年生产需求、满足企业挖潜、革新、改造之后的剩余财力物力。要纠正经济发展上的片面认识，认为扩大再生产只有搞基本建设，忽视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过去，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建设新厂，这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工业交通企业，而且效率普遍不高，今后扩大再生产必须主要靠技术改造，对现有企业进行挖潜、革新、改造，这比新建企业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高。陈云同志指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基地：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606页）如果忽视现有企业， 有多少财力物力都用于基本建设，这是吃老本的办法，其结果是狗熊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
陈云同志的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对这个讲话作了全面肯定。他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54页）
四、五条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危险的制约方法
陈云同志讲到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时候，说了五条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危险的制约方法。第一条，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第二条，各种重要原材料的供应，要有个分配的顺序；第三条，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第四条，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第五条，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建设规模不能超过农业的承受能力。这五条实际上就是陈云同志经常强调的综合平衡和农业问题。
综合平衡问题，陈云同志经常强调的是四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需平衡，外汇收支平衡。财政不平衡就向银行透支，增发票子，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财政、信贷、外汇是代表物资的，物资不平衡，增发票子也不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影响基本建设规模和效率。做到了四大平衡，建设规模就不会超过国力。
综合平衡就是陈云同志经常讲的按比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进行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的公式[Ⅰ（V+M）≥ⅡC ]是个不等式。但是，按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又需要把它改变为反映平衡关系的等式。这就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具体条件研究可能发生的积累有多少，以及第Ⅰ部类的积累额（以相应的生产资料增加额为承担者）与第Ⅱ部类的积累额（以相应的消费资料增加额为承担者）的对比关系，从而安排实物要素和价值相互间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补偿和替换关系。这种补偿和替换关系不仅要考虑当年财力物力的平衡，还要瞻前顾后，看以后几年的财力物力能否平衡。
农业对建设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陈云同志指出：“按比例，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75页）“基本建设的规模多大？……要根据农业首先是粮食增产的速度来决定。……增加投资，除了增加生产资料以外，还必须相应地增加粮食和其他各种生活消费品。”（《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 年—1962 年）》第192页）陈云同志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马克思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 页）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仅表现在民以食为天、人总要吃饭穿衣这一基本需求，而且还表现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要依赖农副产品的发展，扩大出口创汇需要农副产品相应增长；工业发展需要有扩大的农村销售市场。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才能抽出更多的社会劳动去从事第二、三产业。从我国的实践来看，解放以来曾经有几次由于农业大起大落，导致国民经济大上大下，这样的失误再也不能重犯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90年代经济如果出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农业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邓小平同志这一指示是千真万确和深谋远虑的。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陈云同志关于农业约束建设规模的指示，在安排基本建设规模时一定要考虑农业的承受能力，工交基本建设一定不要挤占农业投资，以确保农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