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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概念的提出
全球化Globalization 这一概念是1985 年提奥多尔·拉维特Theodre Levitt在其《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首次提出的，随即在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得到普遍使用。80年代，全球化概念演变成一个描述未来发展趋势及其特征的基本概念。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化问题成为一个世界上各传媒关注的热点。人们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全球化作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和界定。
国际经济学中的全球化概念是从1951年由丁伯根第一次提出“经济一体化”概念转变而来。70年代这一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更加突出了经济的全球化特征。80—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信息革命现象使得一体化的形式和程度更为复杂深刻。国际政治学中取代传统主权概念的“相互依存”概念也是全球化概念的来源，这一概念被用来表示全球性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它要求在研究中采用“地球中心”方法，而不是“民族中心”方法。技术促进了相互依存，民族国家不再是世界事物的主要单元。国际文化学的全球化概念则与“世界文化”的争论紧密相关，并在80年代末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出现。这一概念指的是世界范围起作用的文化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全球村”的概念即是这一观点的反映。90年代罗兰·罗伯逊进一步发展了全球化概念，指出全球化社会首先是一个多元化社会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通过对这三个领域的考察，可以知道全球化概念的学术规范化过程不是某一个社会科学单纯发展的产物，而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综合意识影响的结果。
比较公认一致的看法认为：全球化是指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
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导致的交通与通讯手段的历史性突破，就是市场经济向全球的扩张、辐射。前者为全球化创造了打破空间和时间障碍的物质手段，后者为全球化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内在驱动力。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和现代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张，全球化的规模日益扩大，速度空前加快，这正是今天国际社会普遍感受到全球化震憾的缘由。
关于全球化的本质，由于环境不同理解上有相当差异。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认为全球化问题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国际关系的内容得到调整，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非军事化内容明显加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日趋多元化，非国家主体的作用显著加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发生变化，冲突让位于合作。由此引发两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一是国际安全研究取代了国家安全研究，而国际安全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异常关注、努力追求的状态与环境；二是国际协调与国际机制研究，如何切实推进国际对话与合作、发挥非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以制度性安排整合国际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现行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虽然其中有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但总体上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也都控制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他们利用这些优势，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经济全球化由发达国家首先推动并在其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第三世界国家比较赞同的看法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
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全球化，既然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显然不是当代才有的事情，它至今已有了近500年的历史。 近代以来的人们早已在承受着全球化浪潮的推扩，但只有在当代人们才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浪潮的震撼。
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肇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世界性发展，其发端可远溯至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492 年哥伦布远航美洲、 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以及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的环球航行，就已开辟了东西两半球一体化的新纪元，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序幕。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世界交通运输业的面貌也迅速改观。轮船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世界上各大航线的航速；多条大运河的陆续开通，为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进入20世纪以后，全球范围内各个领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人们之间全球性的社会交往也日益频繁。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战后素有“世界政府”之称的联合国的成立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变，使得人类永远告别了从前那种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社会状态，宣告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初步形成。
具体划分时间因对资本主义产生时代的理解不同而不尽相同。德国学者汉斯—海因里希·诺尔特从公元13世纪谈起，多数人则认为全球化始自哥伦布到达美洲的15世纪末。美国太平洋大学教授弗莱恩把全球化的起点确定为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修建马尼拉城的1572年。美国学者斯塔夫里诺斯在两卷本《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认为从“全球性经济关系”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自其产生就不是由国界封闭在一国范围内的现象，而是不可避免地将许多社会整个地纳入“新的全球化经济秩序之中”的过程。美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50年的全球化状况时说，英、法今天贸易开放程度稍高于1913年，日本却不及当时；美国资本纯流出量1880—1913年平均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作为比较，过去20 年间日本国际收支往来帐户盈余平均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亦即当代以来，人类社会全球化又有了新的动向。一方面，二战以来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和平与发展突现为时代的主题。为了维护和平、谋求发展，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展开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政治对话、文化交流和经济协作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另一方面，当代世界交通运输工具的飞速发展、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新通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人们之间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空前高效、快捷的媒介和手段。这两个方面因素的结合，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巨大动力。
三、全球化经济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全新的现象，它已延续了数百年，作为一种历史趋势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全球化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资本的生命力在于它对利润的贪求，它要求商品和货币关系的无限扩大化和深化，从而使自己成为一种无人身的社会力量。只有从资本的本质出发，才能理解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动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世界性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它以前的所有生产方式。这种世界是外延的，因为资本要求冲破任何边界，建立世界市场和各民族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世界又是内涵的，因为它追求最高利润率，无限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雅克·拉达在《经济全球化》中提出：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世界的支配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经济不同于国际经济。国际经济是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相适应的。在这个阶段中，各国市场受各自国家的保护和调节，它们是资本积累的基础，而资本积累的进一步发展则为经济全球化作好了准备。经济全球化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继续，也反映了这一过程的变化。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不断增进的一体化形成了全球化经济整体、并赋予它以自身的动力，这种动力要求摆脱各个国家的控制，而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数据、知识、金融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又大大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要求在跨国基础上组织生产并形成世界性的、统一的消费标准。其长远的发展趋势是，一切自然的、社会的空间都应该逐步服从资本积累的规律。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终极目标，而经济全球化不过是资本在完成它本来的历史使命。
当前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而金融则是资本全球化的枢纽和杠杆。金融全球化使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从80年代开始，世界资本积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带来了积累制度的革命，即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其特点在于资本的世界化主要不是以生产资本国际化运动而是以金融资本国际化运动为基础。因此不能仅仅从产业资本的活动，而要从金融资本的活动出发才能理解当代世界资本的运动。新的积累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从世界范围角度来看，生产的相对过剩使财富的生产运动大大放慢，但是占有者阶级对收入的贪欲并未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经济金融化、金融投机和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分离的现象。金融资本的投机狂热证明，金融资本已不再是生产运动的支柱，而是生产运动的寄生物。
跨国公司的发展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英国《经济学家》从几个方面论述其“如何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纳入到发达国家的运行轨道；外国直接投资更重视效益；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发展。但第三世界国家则普遍关注全球化进程中自己国家主权被削弱的危险，有的指出其主要产业甚至整个经济命脉已经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最近拉美报刊甚至美国报刊都对巴西向美国和西班牙跨国公司一次性拍卖国家最大电讯公司、巴西电讯业一次性瓜分完毕一事进行评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跨国公司大举进人，以比危机前低60—80%的价格大批收购银行、工厂、电视台、电话系统、零售网络、经纪公司、保险公司等。危机发生5个月已成交479笔买卖，总价值350亿美元。
在一个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上，不能想象可以孤立于世界之外得到发展。因此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条件和机遇，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加强认识经济全球化对自己的利弊，既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去，又必须保持必要的警觉；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增强抵御和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切实维护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加强南南合作，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奋斗。
四、全球化政治
全球化还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政治一词是在最广的意义上使用的，它不仅指政府的运作、上层权力的角逐和各种政治家的演说，而且特别包括了发展战略的设定、社会矛盾的处理、对机遇与挑战的估计、开放的时间表和进入的时机等决策内容。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随着各国社会由此而来的起伏震荡，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政治不能不调整到改变旧的议事日程，不得不充实许多以前没有过的内容。例如：当一个国家置身于开放的、趋于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时，这个国家的决策层及其战略是否对现代化和市场化同时带来潜在的好处与可能的混乱有足够的准备？当一个社会开始进入迅速起飞阶段时，这个社会的主体是否具有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均衡、稳定和安全共识？在需要并且时机成熟时，决策阶层能否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官僚体制改革，解决因经济改革推进、社会层化过程与政治现代化各个进程不同步不均衡的难题？当经济的全球化使得民族工业的效率提高和频临破产时，一个国家是否注意同时承受消费者获得更大的好处或诸如更严重的失业状况的双重后果，当各阶层各种人和各地区的收入落差急剧扩大时，当某些新矛盾急剧实现时，多数人和决策层能否继续保持沉稳自信的心态？当生态环境的保护日益成为国际上的一种强烈呼吁时，亟待发展的国家怎样对待所谓可持续性问题？如面临新的、从前未曾遇到过的麻烦时，在国际合作及国际制度要求限制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范围时，如何既保证必要的融汇与投入，又坚持民族利益和主权、捍卫国家安全和尊严，这一系列政治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明显具有了与传统的闭关锁国时代不同的内涵和特点。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对外战略的不断调整，比较完全封闭的国家和更加发达的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进程具有特殊的难度与“摇摆性”：它必须同时应对更多层次和不同性质的问题，对于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增进效率与保持公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投入国际社会与反对强权主义、民族国家的世界化与文化风格的本土化等具有一定矛盾的不同战略目标、需求和资源的配置方案之间，凭着比较有限的力量和经验，在制度不完备、时间较短暂的条件下，做出困难得多的选择、平衡和实施。
全球化也是一个各国内部在外界压力下推进结构变迁、阶级整合和个人意识觉醒的社会过程，或者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由于有关外部世界现代性合理性的各种观念的广泛传播，也随着民众整体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全球化在世界各国同时表现为实行新的社会动员目标，确定新的社会公正标准，争取更广泛更有效的个人自由，推进合乎时代特点的法律程序的建立，消除各阶级之间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与以往时代不同，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它不仅要解决传统的社会矛盾，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多数民众不得温饱、饮水质量低劣和大范围文盲现象，更要应付新的、可能比过去更严重的个人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别，等等。全球化在世界各国造成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一方面，新的现代性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好处与期待；另一方面，急促的现代化又加剧了变化过程的不稳定和各种失落感，在决策层、各种制度和法律没有能力充分整合它们的条件下，不稳和失落便酿成不满甚至动乱。总体上看，社会的个人意识在逐渐增强，同时政府治理社会的难度也在同步增加。同理，虽然世界各地都有收入差别现象，但在制度不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在识字率较高和接触外界机会较多的城市阶层，在失落感和受挫感最强烈的失业者和低收入人群，由于各种原因（比如上层腐败现象）造成的不安情绪更易出现也更可能酿成社会麻烦和真正的骚乱。在对外开放的幅度、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社会的不稳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函数关系，这种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在各国实现现代化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在迅速变革的发展中国家，“曲线”的波动往往最明显。
五、全球化文化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全球化。无疑，文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是两方面的后果：积极的——使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这样就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消极的——使一部分精英文化或非市场化的产品的生产受阻，因而造成了新的等级对立。当前有两种危险的倾向值得警惕：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本土化只能导致本国文化特色的丧失；反之，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容易滋长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其结果必然使我们的对外文化学术交流停滞甚至倒退，进而给我们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蒙上一层阴影。面对文化全球化大潮的冲击，我们的对策应首先是顺应它，同时在不损害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利用它来扩大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研究真正与国际（而不是西方）接轨。毫无疑问，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而不是像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声称的“文化冲突”。
针对跨国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全球化的风靡，应当正视这一现象，即隐于全球化之表象背后的帝国主义霸权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的操纵。全球化无疑可以使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却会导致更多的人更加贫穷，因而会造成新的贫富等级差别，因此对全球化这个现象不要匆忙做出肯定的价值判断。人文学者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我们与经济学所共有的东西，探讨全球化的话语在比喻层面上而非概念上的意义。
在一个受到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日益趋同化所产生的结果威胁的世界上，为多元文化主义辩解可以得到广泛的回应。当然，作为一种对立于一切拉平的表层全球化的潮流，强调差异是颇有必要的。要建构一种新世界主义，这种新世界主义在某些方面也与现代主义有所关联，人们的头脑总是向着新的经验开放；认知的和情感的自我期待着新的发现。这些新的经验并非仅受制于自己族群的文化，而应当包括与其他文化的接触。
全球化源起于传播媒介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传媒研究。就文化所能涉及而言，全球化首先意味着，金融成为文化无所不在的氧气；其次，全球化意味着所有文化现在都是潜在的跨国联盟和对手；第三，全球化也意味着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与其说金融、输送和信息流是文化的基础，不如说它们是文化的媒介，因此，文化和经济及带动经济倾向的政治利益的关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清晰状态。
六、全球化表现理论抽象
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着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有一体化的趋势，又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 或者说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Universalization／Particularization。单一化体现为各国、 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某种趋同化。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超越其欧洲的起源而成为全球的抽象；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被核心家庭取代；民族政治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对人的尊重、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与单一化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各国市场经济在体制上的差异并不见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极不相同于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则以其严重的政府干预又有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也一样，日本和韩国实行的当代民主，按照英美的标准来衡量，则很难说是典范的民主；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虽然它们都奉行主权在民的基本制度，可能都属于民主国家。
全球化是整合和碎裂， 或者说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Integration／fragmentation。整合和一体化体现为国际组织的增加， 尤其是跨国组织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跨国大公司的作用日益增大；国家间的整合程度极大地提高，以致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如国家主权，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消解，国家间的一体化运动十分活跃，并且从原先少数人头脑中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如欧洲一体化，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等等。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如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运动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向纵深发展，一些中小民族也纷纷要求自治。区域自治、地方自治和社会主义浪潮随着全球化而高涨，社区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正成为新的政治热点。甚至出现了反映全球化背景下地方自治这一矛盾发展的专门术语——全球化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
全球化是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 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资本、信息、 权力和财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兼并之风此起彼伏，则更助长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从某种意义说也是与全球化有密切的联系，其结果是国际政治的霸权从两个变成了一个。另一方面，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分散化趋势却有增无减。中小资本在世界各国仍然极其活跃，资本的集中化似乎并没有影响它们的发展；信息共享的程度越来越高，但谁也不能垄断信息；虽然霸权国家只有一个，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格局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国际互联网。互联网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信息集散地，它储存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部门的无数信息，各种信息在互联网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集中；但任何人都无法垄断这些信息，每个上网的人都可以录用这些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信息又具有最大限度的分散性。
全球化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统一 Internationalization ／ domestication。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许多国际通用的标准和准则直到现在才第一次获得其真正的国际意义。但是，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其本国的传统和本国的特征，而是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例如，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同意接受和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但是在解释这些公约的意义，特别是在本国实施这些国际公约时，都深深地刻下每个国家的特殊烙印。
全球化理论是全球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前身是把世界作为整体思考的方法。其进程使得20年代全球化理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和“国家中心论”倾向，但随之出现的“反西方中心论”和“反国家中心论”，使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得以出现，亦即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罗马俱乐部开创的全球问题研究。进入90年代，粉碎“西方中心论”被列为建构全球化理论的首要任务，指出全球化将是多种文明的平等共有而不是某种文明一统天下，对人类利益和命运的关注成为全球化理论更为坚定的内在使命，它有效地防止了解释范式上的“中心论”倾向和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