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论新干涉主义和第三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学者论文,主义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美国和人道主义干涉
目前要求针对人道主义灾难有所作为的国际压力已经增大，但要采取什么措施及由谁执行是有争议的。最显著的方式是向联合国请求紧急援助。联合国在结束地区冲突和维持世界和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那种扩大联合国作用的乐观主义在海湾战争中达到顶点，那时，联合国安理会针对伊拉克的侵略联合采取恢复科威特主权的行动。
但是依靠联合国应付人道主义危机并非一劳永逸的方法。首先，联合国因其权威存在局限而出现合法性危机。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表明内政不容干涉。该原则旨在确保成员国主权受到尊重，确保成员国不会成为未来集体干涉的对象。此外，因为弱国的命运和那些富国强国的战略利益无关，联合国能否动员其政治意愿和实际能力来解决小国内部事务还是一个问题。还有人认为，美国盗用了联合国的授权，并以此掩盖其单方面的军事目的。比如在海湾战争期间，安理会并没有发挥如它初创时所具有的作用。所有的战争打击范围、策略、甚至目标都是华盛顿经过与其盟友间有限的磋商确定的。
非西方国家自身在关于联合国适当的作用问题上也有分歧：一方是倡导更强有力的联合国，使之有能力执行所需的人道主义干预；另一方则害怕人道主义干预会成为地缘政治的掩护及北方对南方后殖民主义干涉的借口。因此，在保护弱小国家主权及新近独立国家的基本价值与向极端种族暴力及威胁生命的动乱提供国际救援之间存在矛盾。
世界存在两个部分重叠的舞台。第一是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前三任联合国秘书长都号召扩大和平与安全的授权，并通过国际人权准则限制国家主权。第二是美国政府，美国是现存惟一的超级大国，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扮演外交上的领导者角色。但美国对其他国家内部政治动乱的评价和所采取的措施游移多变，这既破坏了联合国的作用，也使其外交政策混乱不清。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热情地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人道主义行动，但是它严重低估了潜在的成本，遭受了一系列重创。1993年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中，18名美军士兵死亡。这在美国产生政治后挫，克林顿政府随后运用其领导地位尽量减小联合国对卢旺达、波斯尼亚等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的反应。联合国未能制止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使得人们对联合国的无能提出强烈批评，并反思应当怎样应付未来的、尤其是发生在欧洲的人道主义灾难。代顿协议的签定和波斯尼亚危机的解决已清楚表明，此类问题的解决已从依靠联合国变成依靠美国。
90年代后期科索沃爆发种族清洗危机。鉴于在非洲及波斯尼亚的失败，西方国家对科索沃危机作出强烈的反应。部分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也部分因为在安理会难以得到中俄的支持，所以西方国家采取了区域方式。西方企图通过外交努力说服贝尔格来德接受一支北约维和力量进入科索沃，结果失败，遂爆发了北约的78天空袭。最终南联盟妥协。
尽管对南动武被证明是有效的，但科索沃方式引起多方面的争论和不满，尤其在第三世界产生了焦虑情绪。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的合法权威被绕开了，明确禁止未经授权的区域性武装行动的联合国宪章被忽略了。一种在人道主义干预旗帜下的危险的先例建立起来了。
接下来是东帝汶危机，它位于欧洲之外。这次联合国必不可少。因为在联合国监督下的东帝汶全民公决中，78.5%的投票者支持独立，印尼军方采取野蛮行动，企图阻止东帝汶独立。针对印尼政府主导的恐怖活动，美国对雅加达政府的压力、澳大利亚提供主要维和人员的区域义务及联合国的授权似乎为东帝汶的独立进程提供了保障。
在上述每个事件中，有三个主要因素交织在一起，即美国的单方面行动，联合国责任，区域义务。应当认识到，可能的人道主义干涉者优先考虑的因素是，减小对人道主义灾难的责任，避免陷入代价昂贵又无战略价值的任务中。人道主义干涉的政策选择所涉及的最基本问题是：保持现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还是坚持被压迫民族自决权。
民族自决权和主权完整
未来的世界地图是继续增加国家数目，还是回到几个大国？我们对此迷惑的原因是经常出现两个相互影响相互对立的基本原则：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和让世界各“民族”（“peoples”）享有民族自决权。
1970年联合国大会一致签署《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确认了限制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该宣言被接受为国际法。这就意味着把倔强的少数民族，即实际上被控制民族，委托给专制政权，专制政权经常滥用权力以达到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秩序原则。
冷战时期，在主权原则和自决权原则之间存在一种权宜之计，即不支持会导致任何现存国家分裂的要求政治独立的民族自决权。冷战结束后，这一权宜之计被放弃。
众所周知，一战后民族自决权成为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经常以各种矛盾的方式出现。威尔逊总统把自决权作为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脱离的各民族的属性，而列宁主要在欧洲列强海外殖民地问题上应用民族自决权。随着时间推移，自决权已被土著民族用于要求保卫他们传统家园和传统生活方式，被少数民族用于要求避免成为种族仇恨的目标。因为国际法将自决权赋予各“民族”（“peoples”）， 而不是赋予“国家”或“政府”（“nations”or“states”），所以就存在相当大的解释余地。
仅仅从民族自决权的概念和实践的矛盾之处，我们并不能解释冷战后的动荡。另一个原因是冷战后地缘政治秩序被削弱。苏联曾成功地抑制种族民族主义，但随着它的解体，在苏联境内种族民族主义又浮出水面，以民族运动要求独立国家地位。同时西方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也放松了地缘政治。我们从南斯拉夫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冷战时西方曾大规模援助南斯拉夫，因为西方把它看作保卫欧洲的重要力量。1989年后，这种考虑已不合适，减少对南斯拉夫的援助及支持大规模反塞的民族主义政策成为西方的选择。
由于地缘政治的变迁，西方国家在1975年印度尼西亚蚕并东帝汶时姑息纵容，而现在则支持东帝汶脱离印尼独立，反对印尼的种族暴行。因为现在印尼已不再如1975年一样是冷战盟友，而国际政治中人权和自决权因素近年已大大增强。
种族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科索沃和东帝汶危机表明区域范围的行动者和联合国之间正在进行合作试验，美国则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无论如何，都需要考虑干涉的战略成本和被干涉国家和世界的经济联系，所以对车臣和西藏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成本太高。对南部非洲的种族冲突和灭绝政策的干涉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公众不关心，价值也太小。所以我预期在美国和其他地区关于人道主义干涉和自决权的争论将持续下去，下个十年也不能解决。联合国和华盛顿会对人道主义灾难作出反应，但不会总是成功。
从国际法角度看，现在使民族自决权完全服从国家主权已经不可能，我们只能在二者之间妥协。科索沃和东帝汶危机暗示一种可采取的方式：不支持导致现存国家分裂的自决权，除非有民族正在经受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苦。从长远看人们应反思联合国的作用。假如允许联合国组建一支志愿的、职业的军事和警察力量，并有可靠的财政基础、能确保比目前更高的政治独立程度的话，联合国就可以成为更为负责的工具。当然，许多危机仍需要联合国和区域范围行动者（如东帝汶危机中的澳大利亚）的合作，但联合国应当承担政治责任，如若不然，人们就会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国是否应当为实现人道主义目标而拿本国年轻人的生命来冒险。
政府—社会之间关系不断削弱的趋势看来不会减弱。但正如西欧的情况所显示的，建立强大的区域范围的共同体将减弱建立单个国家的信念。另一种有希望的途径是确立各种各样的制度，既保持国家的统一，又承认自治权和自决权。另外，进行预防性外交努力，警觉早期信号，都是针对人道主义灾难颇有作用的措施。布署小规模的威慑性维和部队在某些地方也能收到效果。但无疑，美国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对付人道主义灾难的能力关系着它的全球领导权能否经受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