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改革命运的文化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命运论文,原因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苏联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从总体上来看，并没有处理好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十 月革命之初，在列宁的力主下，曾大胆使用过旧军事专家和知识分子，但在革命风暴和 革命后的许多运动中也严重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1922年，曾把包括别尔嘉耶夫、弗兰 克等人在内的当时俄国顶尖级的学者、教授和文化人约200人左右，驱逐出国。以后， 在2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中，更大量伤害和镇压知识分子，造成惨重 后果。
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联系在一块的文化问题，苏联也同样没有处理好。除列宁和极少 数领袖人物对文化问题有清醒认识外，斯大林及其同时和以后的苏联官方思想家几乎将 资产阶级文化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完全等同起来。所以对资产阶级文化不断批判进攻， 名之曰“批判地继承”，实际上是基本将其抛掉。苏联长期使用“资产阶级科学”这一 用语，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为什么苏共一直在文化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出岔子?其 根源究竟何在呢?不少年来，许多人曾不断思索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 答案。直到近些年随着俄国“白银时代”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的“解禁”，随着 对民粹主义文献的进一步解读，才可以说基本明白了这个问题。原来，俄国哲学家别尔 嘉耶夫和弗兰克等人的著作使我们重新发现了民粹主义，他们的著作让人豁然开朗，了 解了以前多年求解而没有得到的答案。
民粹主义原是19世纪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的思想形态。在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 过程中，它曾起过由贵族革命时期经过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向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过渡 的中间桥梁。革命导师列宁一向把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革命家看作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的先驱，承认民粹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存在着的历史联系。民 粹主义也是落后的农民国度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在俄国，它是沙皇专制农奴制走向危机 和资本主义薄弱发展时期的产物。它初萌于“忏悔贵族”对农奴制社会不合理性和罪孽 的忏悔意识，而后发展为这些叛逆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农奴制的仇恨和抗议 ；同时，也反映了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先进分子对西欧资本主义道路及其血腥罪恶的失 望情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它则代表了农民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农奴制残余和资本 主义双重压榨下而产生的反抗情绪，因而也反映了农民群众抗议农奴制及其掠夺性改革 ，抵制资本主义奴役，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恐惧情绪。民粹主义作为最早萌生于 “叛逆贵族”中间，后来主要是在平民知识分子当中传播的社会政治思潮，其实质是一 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其所以有此称谓，是因为这一思想派别都这样那样地信仰人民、崇尚人民。 各种派别和色彩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这一点上最具共同性。他们认为：“人民 的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在人民中保存着真正生活的秘密”(尼·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第57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潜藏着社会真理”，“人 民是真理的支柱”(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102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民粹主义这样信仰和崇尚人民，在当时统治阶级和贵族鱼肉百姓，不把农奴、农民当人 看待的时代，原是很进步的，但不可否认，它也把人民、农民过分理想化了。
民粹派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总有一种忏悔意识和“罪孽感”，他们认为，贵族阶级包 括他们本身的这些“文明的少数人”，其知识、智慧和进步，都“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 代价换来的”，他们能得到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是靠“多数人被剥夺了”这一机会来 达到的。因此，他们主张“偿还”多数人以血泪和苦难为他们所付出的文化的代价。
应该看到，民粹派是很同情人民、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同情人民，自然便憎恨官僚 统治阶级，仇视贵族老爷。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全部文化都是人民创造的， 而掌握文化的少数人则是靠着人民的血汗被养活并获得文化的，这样，掌握这种文化的 人就被压上了沉重的罪孽感；而真正没有罪孽感、没有被靠别人血汗养活的罪孽压抑的 人，是真正劳动的人们，是来自人民的人。由于文化本身是靠着人民的血汗和苦难，靠 着对人民的剥削而获得的，这样，掌握文化就同剥削、同罪孽联系到了一块儿。所以在 民粹派看来，仿佛文化本身也沾连上了剥削和罪孽的味道。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 文化报以轻蔑和鄙薄的态度，“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起来反对文化崇拜”。正是出于这种 “罪孽感”，他们甚至感到获得“文化”和体现这一文化的知识人本身就有一种“罪孽 ”。他们对文化本身的蔑视和鄙薄态度，就由此产生。所以，别尔嘉耶夫认为，民粹派 “反对文化崇拜”，弗兰克甚至说，民粹派具有“反文化倾向”。
与上述倾向相关，民粹派也瞧不起甚至鄙视传统的大学。他们因为大学“同外界隔绝 、脱离人民生活”而对它加以批判，认为人民因教授“从事抽象理论”而对他们投以“ 不信任的目光”；在他们看来，社会大学，非正规的“星期日学校”，才“是培养大学 生的苗圃”。
弗兰克认为，民粹主义者因对文化抱着极端的功利主义而使他们“与纯粹的文化观念 不能相容”；“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和道德上不能容忍的贵族习气；他们不能珍 视它由此构成的任何客观价值”，因此，这位哲学家说，“反文化倾向”或者“平民化 崇拜”，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
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形象巴扎洛夫，就体现了弗兰克所说的民粹 派的这种文化功利主义和文化平民主义。屠格涅夫在19世纪50年代的观察同弗兰克的理 性概括是不谋而合的。
民粹派的这些思想特征既折射了它所产生的时代——19世纪中前期的时代特征，也反 映了它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质。民粹派这时面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血污 和罪恶，看到那里农民破产、工人赤贫、资产者贪婪无餍、资产阶级民主极端虚伪，很 自然地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鄙弃。而面对英国发生的“羊吃人”的 惨象，目睹西欧各国工人农民苦难生活的血淋淋图画，在对资本主义的鄙弃之中，又对 它不寒而栗，为俄国正面临这种阴森可怕的前景而感到恐惧。
民粹主义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情绪，也是由其固有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所决 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资产阶级地位很不稳定，时刻受到破产和赤贫的威胁。西 欧的镜子，实际上也使他们照出了自己未来的前景。这自然让他们对资产阶级感到厌恶 ，对资本主义抱有恐惧。由此延及他们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风习和其他文物制 度的态度。所以，在民粹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批判相当深 刻，但这种批判是站在农民和小资产者立场上的。
应当看到，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俄国社会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是十分强大的。 发展到1905年，出现了最大的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社 会革命党发展到100多万人，成为当时俄国第一大党。到十月革命前夕，属于民粹主义 的政党共有16个。这样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其思想影响是不可小盱的。况且，民 粹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也并非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早期活动家，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都曾是来自 民粹派阵营。加上俄国工人阶级本是源自破产的俄国农民和其他小手工业者，由于他们 二者之间的天然联系，相互之间的思想意识也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他们中间并没 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被赤贫和破产逼得发疯的小资产者，对官僚、贵族和资产者充满 着疯狂的仇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对沙皇官僚、贵族、资产者的仇恨之火也往 往扩而大之，延及为这些人服务的知识界，烧到这些曾在旧时代工作过的知识分子。这 就造成了革命风暴过程中和革命以后无产者和贫民群众对知识分子抱着一种仇视心态。 随着这种心态，对以知识分子为载体的文化自然也采取了一种蔑视和鄙薄态度。这在十 月革命后相当部分群众甚至一些党的干部和领导人当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化遗产所采取 的粗暴态度和极左方针就体现了出来。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派”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势 力、有那么大的市场，就是这个缘故。后来“无产阶级文化派”虽在政治上被搞垮了， 但它“极左”的文化方针和思想路线以演变的形态被保存了下来，并通过后来各种“极 左”文化派别继续发生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各种镇压，斯 大林在十八大上关于旧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词，就从特定的角度反映了这 种文化立场。
这样，就又回到了俄国作为农民国家的落后性问题上来。苏共在处理文化和知识分子 问题上的失误，是同俄国这个落后农民国家、同其民众和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相关 的。历史表明，在苏共的历史上，文化素养最高、文化视野最开阔的几个领导人，如列 宁、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在处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失误较少，反之，其他人 失误的就较多。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应当看政治领导人的文化视野、政治胸襟开阔与否 。如果斯大林有这样的胸襟和视野，就不会否定生物遗传学家的果蝇实验，而单单看重 只有眼前效果的李森科的春化育种法；如果赫鲁晓夫有这样的胸襟和视野，他就不会只 器重“制造机器和其他设备”的自然学者和科技人员，而不信任人文学者和作家。因为 他们为文化视野和政治胸襟所限制，所以信奉“权力越大，知识越多”的信条，认为权 大位高，就可垄断一切知识领域的真理，给一切科学争论做最终结论。
从上可见，苏共在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其根源既有强大民粹主义思想传统 的影响，又有落后农民国度破产小资产者的极端反抗性；既有广大官员、民众文化水平 因素的钳制，又为一些领导人文化素养不高且文化视野、政治胸襟所局限。所有这些因 素的综合，就为革命极端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温床。
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和落后农民国度小资产者的极端反抗性，其集中表现之一， 就是反资产阶级性，对资本主义的极端恐惧；而苏联官员民众文化水平的落后和领导人 胸襟视野的偏狭，集中到一点，就是将资产阶级文化完全等同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因而发动了对资产阶级文化及其载体——知识分子的连续不断的批判和进攻。
根据马克思主义，在落后的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 包括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专门人才，舍此，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而苏联文 化政策的失误，恰恰在于采取了一种革命极端主义，厌恶摈弃资产阶级的一切，包括可 以利用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家、教授及各种专门人才。这种革命极端主义只讲革命，只 讲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幻想一夜之间就能建成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就能产生一代 无产阶级“新人”。社会主义固然需要革命、突变，但这种革命极端主义不懂得在革命 突变之后，亦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渐进的、不断改革的过程，否则，改革的成果是很难 凑效，很难巩固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向资本主义发动“全面进攻”以后，批判运动 一个接着一个，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从20年代至50年代初，除战争最酣几年例外， 几乎没有稍停过社会政治运动。历史表明，这种只搞革命进攻，不搞渐进、改良的极端 革命主义，曾给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革命极端主义促成的连续不断的“革命”，即各种运动和镇压以及由此导致的体制僵 化，孕育、蓄积了强大的改革思潮。改革在战后已是蓄势待发，正像火山下的熔岩一样 ，喷吐欲出，压是压不住的。在酝酿改革和实施改革的条件下，革命极端主义变成了阻 滞改革的保守主义。由于保守主义及其政治势力的阻挠、破坏，使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 夫时代的一次次改革连续失败。改革失败，又使保守势力乘机对改革思潮及其代表人物 进行打压，这又造成改革派的分化而使许多体制内改革派走向体制外改革，以寻求出路 。这样，公开的或潜在的体制外改革派，即持不同政见的现体制反对派，便一天天发展 壮大起来。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由于改革举措失误的诱发，又带来体制内改革派与 体制外改革派力量对比的变化，最后，终于使体制外改革派即激进民主派势力得居上风 而使苏联党和国家体制走向崩溃，从而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这样看来，苏共文化、知识分子政策失误根源诸因素，归结到一点，就是革命极端主 义。革命极端主义在改革成为不可避免的条件下，又转化成政治保守主义。保守主义贻 误、阻挠了一系列改革及其机遇，造成苏维埃时代改革的悲剧。因此，苏联时代改革的 悲剧命运，也就是苏联本身的命运和归宿，是同苏共文化、知识分子政策失误的根源一 脉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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