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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1）03-0014-06
政党的群众基础是一个政党能够联系并获得支持的社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政党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巩固本阶级基础的前提下，拓展其他社会阶级阶层对政党的支持和认同；二是将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子吸收进政党组织中，并通过他们影响其所在阶级阶层的成员，以增强政党的社会影响力。世界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任何政党要想在历史上有所作为，都需要广泛地联系社会各阶层群众，不断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以获取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群众基础建设，虽然期间曾有过失误，但党总是能够纠正错误，通过不断扩大群众基础，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壮大党的队伍，同时也实现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与世界上一些丧失政权的大党老党相比，不断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政权，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学界研究政党的群众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出“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命题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必要性，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关系，以及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实践路径，而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扩大群众基础的历史，学界给予的关注还不够。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扩大群众基础的历史进行较为系统地考察，其价值在于：一是澄清“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单指吸收其他社会阶级阶层先进分子入党的错误观点，有助于正确理解其内涵；二是呈现不同时期党在自身群众基础上的认知过程，并得出有益的启示，这无疑对今后党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党的领导人还没有要将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大党的意识。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②，并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③。可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人运动上，还不懂得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直到中共二大，党才认识到“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④。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在扩大群众基础方面有了新的认识：（一）“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⑤。（二）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应该是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⑥。（三）“对于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只要他们有民族运动的政纲与行动，在每个实际运动中，我们也应该和他们有相当的合作”，“并吸收他们中间的急进分子”⑦。（四）“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⑧。（五）“殖民地运动中的智识分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可造就之革命战士。”⑨ 基于这些新认识，党在上述阶级阶层人士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提高了党的社会影响力的同时，党的组织发展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发展到57967人⑩，这是中国共产党扩大群众基础的第一次重大突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扩大群众基础方面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完全背叛了革命，因此要整个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对于在反动团体如黄色工会、国民党中做党的工作，他们也认为其结果大半是坏的，必须抛弃原来的政策。他们还认为，知识分子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态度不坚决，不善于组织，是党内产生机会主义的组织根源，必须“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11) 由于这种意见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党的组织发展陷入了“左”的错误泥潭。特别是中共六大以后，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引进工人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工作，并强调党的工作重心要移到产业中去，多多建立新的产业支部，“要把党员数量上的发展与建立产业支部，吸收工人入党一事当作工作成绩主要标准之一”(12)，以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左”的错误在党内的存在，不仅把一些社会上的先进分子拒绝于党的大门之外，阻碍了党的组织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其结果是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持另一种意见。毛泽东认为，在工人阶级人数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农村环境中，要大量吸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入党。同时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大量吸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入党，并通过思想建党解决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不仅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同时也壮大了党的队伍，扩大了党的影响。
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以赢得战争的胜利。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会议批评了党内“左”倾错误，指出“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不但推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智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13)我们的任务，“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14)。会议指出，应满足反日战线中广大民众的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兵士，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15)。为了进一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会议认为，必须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并相应改变对富农、对工商业、对各阶层的政策，以便团结他们共同抗战。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还在会议上提出了“两个先锋队”思想，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16)“两个先锋队”思想的提出，不仅有利于将全民族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而且打破了组织发展上“关门主义”，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度里建设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难题。1938年3月，为进一步反对“关门主义”倾向，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要“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阶级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17) 由于这一时期党大量吸收非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入党，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到1945年中共七大时，全党党员已达121万人。为了争取中间力量，中国共产党还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三三制”赢得了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支持和拥护，甚至一些跑到敌占区的地主开始回乡，乡绅富商也有了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可见，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基础较之以前有了极大拓展，这是中国共产党扩大群众基础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指示全党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这实际上是向全党再次提出了扩大群众基础的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加强党同解放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系；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党在国统区人民中的影响，有力促成了以学生运动为主，各阶层反蒋人士广泛参加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由于此时党的工作重心仍在农村，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大批青壮年农民积极参军参战，仅到1946年10月，各解放区就有30万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促进了党的组织迅猛发展，至1949年底，全国党员人数已从1945年抗战胜利时期的120万发展到448.8万，增加了近4倍(18)。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与此相适应，党的主要任务也应发生相应的转变，即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于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有了新的内涵和要求。由于新政权的敌人“够大够多”，加之“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19)，许多人对中共不满。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指出“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20) 根据“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众，妥善协调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极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和社会影响力。
将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的范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扩大群众基础的又一重大突破。全国解放后，旧社会在各部门工作过的各类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文艺工作者、医生、工程师、记者、教员等，成了新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主体。对于这些知识分子而言，如何认定他们的阶级属性，是关系到党能否团结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明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1) 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一个称号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认同。针对党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严重关门主义倾向，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大力发展先进的知识分子入党。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进入到党内，不仅提高了党的社会影响力，而且使党在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有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然而遗憾的是，1957年夏季以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党的群众基础建设走了弯路。一是反右派扩大化使一些知识分子受到了严重伤害。二是把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原地主、富农、资本家当做异己力量。三是党的组织发展发生偏向，大量吸收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党，而排斥知识分子入党。党在群众基础建设上的失误，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妥善调整各方面的社会政治关系。（一）平反了一大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为几百万人摘掉了“反革命”、“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的帽子，恢复了他们的名誉。（二）调整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54万多错划的“右派分子”平了反，同时改善了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三）从1979年1月起，我们党陆续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以及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亲属落实了政策，宽大释放了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并给予政治权利。（四）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其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并在政治上和工作安排、福利待遇等方面，均与其他劳动者一视同仁。（五）对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审批，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家庭出身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地、富家庭出身，今后在入党、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本人表现，不得歧视。（六）调整和落实民族政策，宽大处理参加叛乱人员，纠正民族工作中的“左”倾政策，讨论和研究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任务(22)。我们党在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再次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23) 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由于占有一部分非劳动收入，以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排斥在政治主流之外。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社会阶层的作用日益凸显，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据统计，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目前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24)。因此，如何正确看待新的社会阶层，是把他们凝聚在党的周围，还是将他们当做异己力量推到党的对立面？这是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党的地位巩固的重大问题。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首次明确了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政治属性，指出“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5)。将新社会阶层归入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行列，是党对新社会阶层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同时表明，他们和工人、农民等一样，也是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利于增强新社会阶层人士对党的政治认同，凝聚他们的力量。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两个先锋队”思想，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抗战时期提出“两个先锋队”是基于民族利益的大局，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的“两个先锋队”则强调执政条件下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利益，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层利益之间的一致性，这将更加有利于赢得社会各阶层群众对党的广泛认同。一方面，在不改变党的性质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忠诚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这是我们党最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力量之源。另一方面，“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6)，不仅壮大了党的队伍，也有利于影响其所在社会阶层的人士，从而拓宽了党的群众工作的覆盖面。然而一直以来，社会上却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存在疑惑，有人认为，私营企业主有剥削的成分，不符合入党的条件。针对这个问题，江泽民明确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做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27) 吸收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解决了党的建设中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深层次的问题，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大举措。
三
回顾中国共产党扩大群众基础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经验和启示：
第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党的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人民群众是政党的力量源泉。一个政党能否夺取政权，能否巩固执政地位，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是否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总是能够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调整和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把最广大人民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一方面，党通过吸收社会各阶级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实现了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社会各阶级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又可以影响和带动其所在的阶级阶层，进而扩大了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工作覆盖面。马克思曾指出，工人阶级要完成崇高而宏伟的历史使命，单靠自己一个阶级的奋斗，只能成为“孤鸿哀鸣”，注定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群众基础的历史表明，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不仅要举起本阶级阶层的旗帜，同时也要广泛联系其他阶级阶层的群众，以获取他们的广泛支持和认同，这是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第二，坚持党的宗旨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出发点和归宿。
政党是一定的阶级或阶层，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看一个党是个什么样的党，一是看它的性质，二是看它的宗旨。“性质”表明它“是什么”，宗旨表明它“做什么”(28)。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公开申明，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党的性质决定了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行动准则。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广泛联系社会各阶层群众，尊重和维护同盟者的利益，进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它始终践行自己的宗旨的结果。当前，我国虽然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同时，我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的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继续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实践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关注民生，认真解决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问题。只有如此，党才能够凝聚民心，党的群众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和扩大。
第三，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要克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受到“左”或右的错误干扰，给党的事业带来危害，这是党在新形势下扩大自身群众基础时需要克服的思想倾向。“左”的错误指的是“关门主义”倾向。“关门主义”在统一战线上表现为把可以团结的力量排斥在党的政治体系之外；在组织发展上表现为把非无产阶级优秀分子拒绝在党的大门之外。“关门主义”错误在历史上曾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极大地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右的错误主要指的是在组织发展上主张把党改造成“全民党”。江泽民提出“两个先锋队”后，国际国内反响很大。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变成“全民党”；还有人认为，我国现阶段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已经消失，中国共产党应该改为“全民党”。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党把自己的群众基础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并不等于这些阶层的人员都可以入党。只有那些“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才能被吸收进党内来；并且吸收这些优秀分子入党，是本着“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发展原则，决不会降格以求。
总结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什么时候党的群众基础建设得好，党就发展、壮大，取得成功；反之，则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事业，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群众基础就会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事业才会更加兴旺发达。
［收稿日期］2011－02－28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②④⑤⑥⑦⑧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90、147、583、340－341、364、376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⑩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1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1页。
(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1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602页。
(14)(15)(1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6、620页。
(1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467页。
(18)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19)(20)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4、75－76页。
(21)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22) 参见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271页。
(23)(25)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286页。
(24) 叶晓楠，纪雅林：《新社会阶层身影日渐清晰》，《人民日报》，2007－06－11。
(26)(27)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287页。
(28) 田心铭：《党的性质决定党的宗旨》，《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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