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中国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支线论文,主线论文,中国论文,线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日的中国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的全球化时代。整个世界如同一个巨大的力场，将各个国家甚至每个人都牵纳其中。在现有的学科分类中，世界史为人们探索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研究途径。从19世纪中叶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以来，包括周谷城、雷海宗、齐世荣、罗荣渠、刘家和、马克垚、于沛、钱乘旦等人在内的世界史研究者，在构建中国自己的世界史研究体系方面进行了卓越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①其中，吴于廑关于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思想成为当今中国世界史学界的主流理论。②2010年，百余位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8卷39册1500余万字的《世界历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国第一部将专题研究与编年叙事结合起来的大型世界通史著作。以上这些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既是我们在世界一体化加速发展的现实前提下研究世界史的深厚基础，又提供了新的出发点。 笔者在研究西方全球史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很多西方著名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著作都受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全球化时代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和学术趋势，促使笔者重新思考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历史学研究和编撰中的学术价值。具体而言，这个设想落实在世界史编撰领域，就是将中国世界史理论体系建设这个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和细化，考虑构建一种包括双主线、多支线在内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双主线是纵向的生产主线与横向的交往主线。多支线是构成或依附于两条主线的不同领域及不同层次的、具体的细节线索，包括跨文化贸易、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传染、移民、战争、殖民主义扩张、帝国主义侵略、宗教传播、文化交流，等等。世界历史就是在双主线与多支线所体现出的各种动力的交互推动下演进的。双主线与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实际上意味着世界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力体系，这个编撰线索体系本身是历史发展合力的具体反映，需要不断在实证研究中检验和充实，同时也成为进一步的宏观理论构建的根基。另外，对双主线和多支线的探讨，有利于吸收西方世界史学界的积极成果、将其整合到我们自身的学术框架之中。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稿中，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③《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文本。另外，19世纪，包括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在内的自然科学重大进展已经为世人所知；甚至到19世纪晚期，牛顿经典力学在物理学家看来已经不能充分解释宇宙的运动，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呼之欲出，即将在20世纪初期问世。即使在这种复杂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对于前述“唯一的科学”这个结论，自然科学素养深厚的恩格斯(1820-1895)在晚年也未曾修正。他在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高度赞颂“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④此中的深意，体现出马克思(1818-1883)“思想的统一性”和“理论的多维性”，“马克思拒绝把不同的学术学科相分离”；由于“物质生产力不可能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即最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相分开”，所以马克思采取的分析方法是“历史的分析”，进而“揭示各个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⑤ 这种“历史的分析”，也就是唯物史观所倡导的基本研究方法，即“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⑥也就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⑦这是唯物史观的精髓所在。所以，恩格斯在1895年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⑧列宁(1870-1924)在1906年也指出：“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⑨在1920年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⑩这种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由上可知，历史研究尤其是世界历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经典作家对世界历史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在1843年克罗茨纳赫时期萌芽后，历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获得明确清晰的表述，但绝不止步于此，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条基本线索，贯穿在《资本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历史学笔记、历史发展“合力”思想等探讨中。尤其是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发展“合力”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探索历史发展动力方面的层次和角度。“合力”思想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即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1)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西方学术界在探索世界历史演变的根源时，往往背离实践而从观念出发。马克思则鲜明地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这样，马克思史无前例地把存在者的存在把握在感性活动的过程中，从而不仅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本体论立场划清了界限，而且批判地脱离了整个哲学—形而上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开展出以实践纲领为基础的本体论革命。(13)相应地，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承认。对此恩格斯指出，“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即各个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14)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5) 经典作家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6)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7)他们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8)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会做出如下判断：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9)“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0)所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21)这实际上表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包含着两个核心概念，一个自然就是生产，另一个则是交往。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交往的扩大，交往的扩大则有利于生产的保持，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相辅相成。 如前所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可以简要概括为：世界历史是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在此基础上人类的交往不断密切的产物，是人类整体的历史。这一论断鲜明地指出了世界历史的实践性与整体性，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两方面实现了世界历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具体而言，世界历史绝非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在生产力发展推动下的客观历史进程，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此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人类社会生产和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人本身，人的生产与交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因素对历史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这个创新性的世界历史阐释框架，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所言：“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22)他实际上强调的是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研究将推动历史叙事的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突出特点正是对世界历史演化动力的探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在历史学领域，西方著名的世界史著作几乎都受到其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为“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史学流派之一”(23)的法国年鉴学派，其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是由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1886-1944)奠定的，而费弗尔和布洛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24)怀有“创建打破不同人文学科界限的全面历史学的抱负”，(25)主张“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26)年鉴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则将总体史的观念落实在他1949年出版的两卷本《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963年出版的《文明史》、1979年出版的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等作品中。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布罗代尔“为了阐明地中海1550年至1600年这短短一瞬间的生活”，提出“漫长的16世纪”(long
century)这样一个时间单位，即“1450年和1650年之间的这些热火朝天的年代”，以便对16世纪的地中海进行总量分析，“确定其大量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基本关系”。(27)布罗代尔在方法论上的创见，是用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划分把复杂的历史现象区分为三个层次，努力以此展现出连续性的历史。他在1963年指出：这些阐述在纵的方向从一个时间“台阶”到另一个时间“台阶”，在每一级“台阶”上也有横向联系和相互关系。(28)显然，他在强调自己对历史发展纵向联系与横向联系的重视。 在西方史学界，堪称誉满全球的最为著名的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霍布斯鲍姆(1917-2012)撰有著名的“年代(Age)四部曲”，被视作“所有英语世界印刷的历史书中，最有力和连贯的”世界史杰作。(29)其中，1962年出版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1975年出版的《资本的年代：1848-1875》、1987年出版的《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构成了霍布斯鲍姆的“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三部曲。第四部则是1994年出版的描述“短促的20世纪”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霍布斯鲍姆的“漫长的19世纪”和“短促的20世纪”，显然受到了布罗代尔“漫长的16世纪”的影响，其意在对19世纪的世界历史进行总体考察。年代系列的著述目的，就是“要了解和解释19世纪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处于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30)霍布斯鲍姆用以组织19世纪的主题，“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31)他认为，1789年的世界是一个乡村世界，但是法国大革命和同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即双元革命，使得1789年后的世界发生巨大变革；许多非欧洲的国家和文明在18世纪后期仍然与欧洲国家保持平等地位，双元革命促使欧洲扩张霸权，同时也为非欧洲国家的反击提供了条件。(32)霍布斯鲍姆深谙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精髓，他虽然从纵向上把19世纪划分为三个时段，但是始终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国别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专门领域的集合，始终用理论来统领对同一个研究主题的分章叙述。 沃勒斯坦(1930-)于1974年出版了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该书的核心是讲述现代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与历史发展。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社会体系，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规则与凝聚力，其内部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整个体系的生命力；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西欧，并逐渐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最后覆盖全球；欧洲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世界经济体，不过只有欧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超越其他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体在空间层面可以划分为半边缘、中心与边缘地区。沃勒斯坦也采用了源自布罗代尔的“漫长的16世纪”这一时间单位，说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形成于“延长的16世纪”(使用的是同一个单词long，中译本翻译不同)，即1450-1640年，并自那时以来从地域上向世界扩展。(33)《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出版于2011年，名为《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从时段上看与霍布斯鲍姆的界定相同，同样要讲述“延长的19世纪”的历史，即中庸的自由主义“驯服”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在19世纪取得胜利的历史。他认为现代性开始于延长的19世纪，并延续到20世纪。(34)沃勒斯坦还提出了“延长的20世纪”(35)的时间单位，以便从联系和辩证的角度审视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史。他指出：“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36) 实际上，“漫长的16世纪”对应的是对近代早期全球状况的分析，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37)“漫长的19世纪”对应的则是欧洲由于工业化而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力量对比转变的时期，这两个时段的区分不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意义的判定，而且也是对近代以来复杂的全球演变的重新评估。这两个时间观念与中心区、半边缘、边缘地区等空间观念，在兴起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全球史的研究与编撰中深受重视。很多学者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做出相应的分析。(38)经典作家和布罗代尔、霍布斯鲍姆、沃勒斯坦等人的观点在其中被作为某种参照系反复讨论。还有学者将布罗代尔、霍布斯鲍姆、沃勒斯坦的作品也归入全球史之列。在西方众多全球史著作中，C.A.贝利200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和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2009年出版的《世界的转变：19世纪全球史》，就是两本探讨“漫长的19世纪”的单卷本名著。 C.A.贝利(1945-)这本《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开宗明义便提出研究的是“19世纪在国家、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生活方面全球一致性的起源”，认为各个社会之间外在表现的不同在增强，但这些不同越来越趋向于用相同的方式来表达，西方的统治有残酷的一面，但西方的优势只是部分和暂时的。(39)他认为现代化具有多样性的起源，并非简单地从欧美向其他地区传播。贝利受到了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的启发，但是不完全同意霍布斯鲍姆对唯物主义力量的强调。他提出，要把“横向史”(即联系史)与“纵向史”(即特殊制度与意识形态发展史)结合起来，“要说明任何世界史都需要设定政治组织、政治思想与经济活动之间更复杂的互动”，甚至提出“从最广的意义上说，历史的发展似乎由经济变化、意识形态构建和国家机制所构成的复杂的四边形的合力来决定”。(40)这些论述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直接的借鉴吸收。贝利的创见在于，他“把19世纪的世界作为一个网络重叠的全球复合体来描写，但同时要承认每个网络固有的实力差别”，所以他明确提出，自己“既反对西方例外论，又反对完全相对论”。(41) 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1952-)的《世界的转变：19世纪全球史》(德文版2009年，英文版2014年)，书名中没有标注具体年限，正文中列有专章讨论分期和时间结构，内容则视行文需要追溯到1780年之前或延伸到当代，以便使19世纪的意义在更长的时间内显示出来。(42)两书的重点设置也有所差异，贝利特别感兴趣的主题包括民族主义、宗教、生活习惯，奥斯特哈梅尔更加关注迁移、经济、环境、国际政治和科学。(43)他把贝利的叙事方法描述为一种意在去中心的空间发散方法，研究者进入同时性的历史细节之中，寻找类比分析，搜寻出史实中隐藏的相互依存，相应地在年代学上会有意表现得开放和模糊；而且，专心于个体现象，并从全球视野中去审视这些现象。(44)他认为贝利这种横向的、由空间确定的历史编纂学与霍布斯鲍姆那种更加强调纵向的、时间性的历史编纂学之间的关系似乎显示出一种不可避免的模糊性，将两者融合起来的尝试没有获得完全的和谐，因此他怀疑用历史学家的认知工具能否在单一模式中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动态。(45)奥斯特哈梅尔倾向于贝利的方法，他认为自己走得更远，也可能比贝利更多一点以欧洲为中心，更明确地把19世纪看作“欧洲的世纪”。(46)对此他解释道：一位欧洲的(德国的)作者为欧洲的(德国的)读者写史这个事实，不可能不在文本中留下印记，尽管蕴含着全球的意图；而且，期待、先验知识和文化假设从来没有立场中立，这种相对性导致了认知的核心不能脱离历史事实中的中心/边缘结构。(47) 前述这些学者的史学实践与相互之间的影响，共同构成了西方世界史发展的重要成就，同时也标明了西方世界史发展的过程和脉络。例如，霍布斯鲍姆与布罗代尔私交颇笃，称布罗代尔是“一位和蔼可亲、纡尊降贵的师父，而这种角色正是我仰慕他和喜欢他之处”。(48)作为左派杂志《过去与现在》的主要奠基人，霍布斯鲍姆在创刊号中“开宗明义就感谢《年鉴》所带来的启发”。(49)他们的作品无疑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拓展了西方世界史研究的层次和范围，使人类生活复杂的众多面相获得了更加鲜明的立体呈现。如果说，相对于兰克以降的西方传统世界史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世界史研究关于人类历史的一种更加整体化和综合化的编撰视角已经得以确立，那么很显然，其发展本身一方面有赖于多位历史学家的专业努力，另一方面也佐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这个框架的内在包容性与理论解释力。 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历史的进程，如何恰当地处理人类的时间发展和空间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是历史编纂学中的核心问题。对西方学者而言，在历史写作中，如何能够不用欧洲中心的方法而更好地考察“现代世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50)前述学者实际上都在努力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只是在史学实践中各自有所侧重。我们也可以看出，出于立场和背景的不同，西方学者的相应观点存在着矛盾、冲突之处。从时间纵向来看，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都曾在军中效力，布洛赫二战时参加法国抵抗运动而罹难；布罗代尔、霍布斯鲍姆二战时也都曾在军中服役，布罗代尔还曾经沦为德军战俘。这些亲身经历与切实感受到的时代形势变化，对历史学家的宏观视野与理论、方法论构建的影响绝不可低估。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史学研究者，与前辈相比，关注点与着重点显然已经有所不同，尤其是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沉重历史代价再无切肤之痛。例如，奥斯特哈梅尔便认为：霍布斯鲍姆的关于双重革命的似是而非的论点，不再是可持续的。(51)他还认为，沃勒斯坦实际上描述了“西方的兴起”。(52)这些情况既表明了时代的转换，也说明了学术研究的复杂性。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借鉴吸收前述中西方世界史研究与编撰的理论、方法论成果，笔者以为，在世界史编撰过程中，可以考虑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以便更深入地从历史发展动力的角度来探讨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问题。 双主线是指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主线与横向发展主线，也就是“生产”(production)主线和“交往”(communication)主线。在当代的中文语境中，生产一词指的是人们使用工具来创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方式是指人们取得物质资料的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指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把自然物改造成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的力量，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53)交往一词在中文里意为“互相来往”。(54)在西文里，交往源自于拉丁语中的单词“分享”(communis)，还具有交流、交通、交换、联络、传播等含义。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框架中，交往的德文对应词是Vetkehr，包含着一切社会关系，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55)对于世界史编撰而言，生产意味着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即历史的纵向发展过程；交往意味着人类社会“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即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56)生产与交往两条主线纵横互相支撑，说明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7)所谓支线，就是那些构成或依附于主线的具体的、不同层面的、不同领域的细节线索。正如经典作家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的分工会更细化，城乡人口的不同分配会导致生产发生变动，消费的需要也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58)为了认识和把握这些具体的要素，“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59)对各种支线的把握越是准确全面，越是能加深对生产与交往双主线的理解。世界历史的演进就是在生产与交往两条主线、以及包括跨文化贸易、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传染、移民、战争、殖民主义扩张、帝国主义侵略、宗教传播、文化交流等在内的各种支线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双主线与多支线共同构成了世界历史演变的动力体系，是历史发展合力的具体表现。 在生产与交往双主线中，生产，尤其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历史发展动力。正如恩格斯在1875年指出的：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1890年恩格斯指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60)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61)从世界范围来看，不仅“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62)而且“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63)不过，“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64)“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65)也就是说，生产和交往虽然互为前提，但是生产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双主线与人类时空演化的对应关系在总体上表现为：生产的发展与时间延续同向，交往的扩大与空间扩展同向。生产在特定时间点上，可能会在某一个或某几个空间位置上表现出超越其他空间位置上的先进性。从古至今，人类历史在每个大时代都表现出领导时代发展潮流的力量中心，这些力量中心的存在揭示出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多中心本质。多中心的世界历史本身，说明世界史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言整体的历史。在生产与交往双主线的坐标系中，不同的国家、地区或文明都构成历史发展的支点，这些支点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所谓的“欧洲独特性”如果存在，那么它是世界历史中的众多独特性之一，正如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组织中的晚近阶段之一、状态之一。事实上，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都意味着世界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框架中，“关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形态是‘递进的’陈述并不意味着任何简单的、线性的历史观，也不意味着那种认为一切历史都是进步的简单观点。它仅仅是说，其中的每一种制度在关键的方面进一步摆脱了人类的原始状态”。(66)资本主义是人类的历史成就之一、同时也是造成当今世界整体发展严重失衡的主要根源；但其本身至今还在演变之中，并非历史的终点。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人的生产与交往都将继续发展，世界历史作为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也将继续演化。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学界的“欧洲中心论”与“历史终结论”自身所暗含的本体论缺陷是清晰可见的。 在人类交往不断扩大的基础上，生产的纵向发展(在时间中的发展)便同横向扩展(在空间中的发展)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活跃的、时空一体的人类历史画面。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一代人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和交往方式，并根据自身需要的改变而改变社会制度。这一点有利于破解世界通史特别是世界现代史编撰中包括所谓西方与非西方“挑战与应战”、“冲击与反应”在内的各种认识论谜题。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价值和机制的扩散，很少是由突然性的外来压力所造成，除非当地早已存在可以接受这些价值机制或可以接受它们引入的条件”，“历史很少有快捷方式”。(67)从根本上看，文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源于外部的刺激自然是一种导致文明变革的动力，源于内部的活力与热情也同样不可轻视。如果内部的自我调节不力，文明将面临覆灭；但如果内部的调节能力达到足够的程度，文明将演化至新的阶段，而是否达到足够的程度，可以从生产与交往双主线来定位和判断。这种状况绝非“挑战与应战”或“冲击与反应”可以简单涵盖的，片面强调外部刺激的重要性显然有失偏颇，所以，将内外因素综合起来考量更为妥当。 在生产与交往双主线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人本身从地域性的封闭条件下的个人向自由发展的个人的转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具有狭隘本性的资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68)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69)这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演，其内在的逻辑结论就是：世界历史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将是共产主义，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之时。 对于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社会而言，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意味着巨大的政治动员力量。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在借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划定其与这一理论的界限，甚至在某些方面停步不前。这一点即使在以破除“欧洲中心论”、重新书写世界历史为宗旨的全球史中也有所表现。西方全球史在方法论上形成了研究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即跨文化互动的基本路径，积极挖掘各种物质交往现象的意义，努力展现出历史的传承与变化。但是，西方全球史也基本上止步于对跨文化互动现象的横向归纳与分析，回避纵向的或因果必然性上的探讨。而且，还存在着将全球史的内涵缩小的观点。例如，奥斯特哈梅尔曾经指出，应当区分“世界史”和“全球史”两个概念，将之视作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世界史是各个文明的历史，特别是各个文明的对照及其内部动力的历史；全球史是这些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的历史；可以把全球史视作跨越民族历史的一种“对角线”探究，和从权力政治与经济之外的某些视角去分析民族、国家与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尝试。(70)这种观点体现出德国全球史学者重视跨地区研究的倾向，但是，倘若把世界史和全球史做如此拆分，明显是一种认识上的收缩或者退化。人作为世界历史演化的主体，对其生产与交往应当而且必须给予辩证、统一的考察。 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思想的普遍性并非在于传统意义上的跨学科性，而是力图对所有学科进行整合；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按照人的总体性思考了人，但他是第一个把世界作为政治、经济、科学和哲学的整体来理解的人。(7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正是这种思想普遍性的结晶。时间的长河滚滚而行，置身于其中的史学研究者，努力克服认识上的局限，努力触摸历史的真实，这显然是人类一种执着的本性。全球化时代对世界史具有迫切的需求，在各种探索的可能之中，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是一种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16-03-31 注释： ①周谷城：《世界通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雷海宗：《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齐世荣：《编写一部简明的世界通史是时代的需要》，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150页；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lO年版；马克垚：《编写世界史的困境》，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22页；于沛：《生产力革命和交往革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交往理论研究》，《北方论丛》，2009年第3期；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②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注2。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⑤[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吕增奎译：《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12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6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91页。 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⑩《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1-59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 (13)吴晓明、陈立新：《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22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57-45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2-53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52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5-57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7-56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 (23)[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吴模信校：《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出版说明”，第1页。 (24)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25)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中译本序(布罗代尔夫人作)”，第7页。 (26)[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 (27)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19、607页；[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吴模信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04页。Fernand Braudel,"Qu'est-ce que le XVIe siècle?",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8e Année,No.1,Jan.-Mar.,1953,pp.69-73. (28)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二版序言”，第15-16页。 (29)[英]C.A.贝利著，于展、何美兰译：《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6页。 (30)[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Ⅸ页。 (31)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第10页。 (32)[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王章辉等译：《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1-32页，“序言”，第Ⅸ页。 (33)[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罗荣渠审校：《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吕丹等译，庞卓恒主译兼总审校：《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3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吴英译，庞卓恒校：《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341页。 (35)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第8页。 (3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3页。 (38)Patrick Manning,"The Problem of Interactions in World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1,No.3(1996),pp.771-782; Jerry H.Bentley,"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1,No.3,1996,pp.749-770;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2; Stefan Berger,ed.,A Compan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1789-1914,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6. (39)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第1-3页。 (40)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第4、6、8页。 (41)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第527、520页。 (42)Jürgen Osterhammel,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p.xviii. (43)Jürgen Osterhammel,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p.xvii. (44)Ibid.,p.xviii. (45)Ibid.,p.xix. (46)Ibid.,p.xvii. (47)Ibid.,p.xx. (48)[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周全译：《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88页。 (49)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第347页。 (50)John Pincince,"Jerry Bentley,World History,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25,No.4,2014,pp.631-643. (51)Jürgen Osterhammel,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pp.542-543. (52)Jürgen Osterhammel and Niels P.Petersson,Globalization:A Short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31.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60页。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647页。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3-44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08页。 (56)吴于廑：《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5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39页。 (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12、591页。 (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9-50页。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06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 (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 (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5页。 (66)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第142页。 (67)[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吴莉君译：《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序”，第12、13页。 (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170页。 (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5页。 (70)Jürgen Osterhammel and Niels P.Petersson,Globalization:A Short History,pp.19-20. (71)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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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两条主线、多个分支的中国世界史编纂线索体系_世界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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