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矛盾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1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新中国建立初期，亦即新民主主义时期，或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进行研究。很多学者仍坚持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孰是孰非，看来短时期很难达成共识。笔者觉得，尽管看法不同，但它毕竟是建国以来党史、国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正确地客观地认识历史，科学地进行历史“反思”，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借鉴作用。
（一）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建国以后的主要矛盾问题明确提出看法，最早是在1948年9月。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但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为了给新中国的建立作准备，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刘少奇、毛泽东等先后分析了即将建立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刘少奇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还强调说：我们“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61～162页。）毛泽东则明确表示同意刘少奇的分析，并进一步强调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此后不久，1949年3月，党又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准备。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及会议所作的决议重申了上述关于主要矛盾的观点，明确写道：“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94页。）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的同时，七届二中全会又反复说明，由于各种原因，“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注：《毛泽东选集》（1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横排本，第1321～1322页。）要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私营经济采取利用、限制，而非消灭的政策。虽然从逻辑上讲，七届二中全会的规定有点自相矛盾，却也是用心良苦的。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白，在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和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否则将妨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新政权的巩固。
尽管如此，还是出了问题。七届二中全会之后，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尤其是天津、北平、上海等大中城市陆续被解放，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刚刚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工人、农民不愿再受任何剥削，开始自发地排挤甚至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对待封建地主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资本家则因无法管理工人和工厂，又摸不清共产党的政策而人心惶惶，或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或抽逃资金，导致生产的恢复极为缓慢。过激现象的发生，同资产阶级关系的紧张，虽非七届二中全会的政策所引起，却不能不促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更加关注对资政策的问题。为了迅速纠正各种过“左”倾向，中共中央首先于1949年4月派刘少奇去天津调查研究，分别做工人和资本家的工作。刘少奇在天津期间曾多次发表讲话，他虽然没有直接谈主要矛盾的问题，但强调说，今天的敌人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而国民党是集中的代表者”。“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敌人，要打倒资本家，那是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刘少奇还说：“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01页。）可见，天津讲话所着重强调的，是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允许、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而不应过早地排挤、消灭它。尽管在当时的中共党内，对此存在着分歧，但它并不是刘少奇个人的观点，而是得到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赞同的。这表明，从天津讲话开始，中共中央已在对七届二中全会的规定作局部的调整。
此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建国后的主要矛盾问题又作了更明确的说明。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他写了一份报告给斯大林，并在此报告中谈及主要矛盾问题。刘少奇写道：“有人说：‘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或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立即成为基本矛盾，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就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样论述问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如该政权要用主要火力去打击资产阶级，……这种行动就会使当前还能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而投向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推行这种政策，当前就是危险的冒险主义政策。”（注：转引自《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329页。）由于这份报告是由俄文转译的，不同的中文译本在文字表述上有些差别，如在其他译本中“基本矛盾”被译成“主要矛盾”等等，但实质性的内容是一致的。它表明，中共中央领导人此时已改变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的提法。
事实上，从这以后，一直到1952年6月之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再也没有提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观点，反而更多地强调对资产阶级要以“团结”为主，对城乡资本主义经济要以“利用”为主，并不断地批评党内出现的急于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倾向。例如，在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有意不提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强调国家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强调“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建设方针；（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10页。）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即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要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不要把同他们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还批评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1～75页。）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毛泽东的思想后来很快又发生了变化，但在建国后最初的二、三年内，即学术界通常所说的“经济恢复”时期，实际上中共中央没有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保持了一致。即使是后来毛泽东等人改变了观点，但也没有否定这一特定时期的提法与做法。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时，中共中央通过的《宣传提纲》明确地说：在建国初的二、三年里，“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4页。）既然在广大农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矛盾不是主要的，那么它也就不可能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正因为如此，后来《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时，在毛泽东关于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提及基本矛盾的那段话中，加进了“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这样一句限制性的话。（注：《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1323页。）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变化，重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1952年6月。此时“三反”和“五反”运动已经结束。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不法资本家的许多“五毒”行为，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毛泽东就把这种“五毒”行为看成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甚至认为“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因而必须对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2页。）此后，“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胜利，再加上土改已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工作也进行得比较顺利等等，毛泽东遂判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又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他在6月6日的一个批语中明确地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1页。）毛泽东的新观点很快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同年6月19日，周恩来也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说：“把封建制度消灭以后，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就变成广大农民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在城市中，国民党被打倒了，反革命被肃清了，帝国主义势力被赶走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矛盾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着我们反对三大敌人的时候，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那是恰当的。但是，现在不能这样说了。”（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32～233页。）
对于一贯注重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且将其作为制定战略、策略方针依据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定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它无疑会对党的整个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正是在重新确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改变了建国初的设想，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定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动全面进攻，直到最后将其完全消灭，最终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事实上，也正是在重新确认主要矛盾之后，一直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中共中央指导一切工作的“纲”和开展各项工作的“主题”，如毛泽东当时所强调的，“纲举目张”，只有“拿起纲，目才能张”。
综上所述，对于建国初期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他们曾认定，民主革命一旦胜利，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毛泽东等人很快发现，这种带预测性的笼统提法不符合情况十分复杂的中国社会实际，遂及时作了调整，不再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来对待和处理。然而，仅仅二、三年以后，毛泽东等人便认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因而重新认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并以此为纲，提前发动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直到三大改造完成，这一主要矛盾基本解决时为止。
那么，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评价毛泽东等人当年的认识呢？如前所述，至今学术界的看法仍存在着分歧，因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笔者认为，在建国后最初的二、三年里，中共中央没有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的，经济恢复时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已证明了这一点。诚然，当时也出现过某些问题，也有值得汲取的教训，但总的来说，问题只是支流。至于1952年6月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重新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究竟对不对呢？很多学者同样予以肯定，但笔者觉得，这个问题却不那么简单，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才行。
（二）
要对1952年6月以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主要矛盾的传统观点作出科学评价，首先必须弄清这种观点提出的主要依据，然后进行恰当的分析，才能明确是非。
那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依据是什么？其科学性又如何呢？
依据之一，是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过渡时期的理论，还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立即采取步骤，消灭包括资产阶级私有制在内的一切私有制。马克思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版，第99页。），列宁则根据马克思所说写道：“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注：《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84页。）1953年中共中央批准发表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不仅引用了上述马、列的话，并且指出：“我国目前时期的现实，和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一样，证明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7页。）可见，马、列的论述确是中共领导人提出中国的过渡时期及其主要矛盾观点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此外，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对中共领导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强调以单一的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排斥其他一切所有制；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绝对对立，水火不相容等等。这也是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斗争，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重要原因。
共产党人当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时，首先必须弄清马、列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的，将其付诸实践是否有前提条件。众所周知，上述社会主义革命和过渡时期的理论，都是针对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的。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已相当地高，资产阶级早巳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不仅是主要矛盾，而且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如果无产阶级奋起革命，并取得胜利，则必然会进入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或“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必然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或称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在此期间，无产阶级则必须凭借政权的力量，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可见，上述理论的背景和条件是很清楚的。然而，中国革命胜利前后的国情却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与十月革命时的苏俄也有很大差别。革命胜利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都十分薄弱，从未在中国取得过统治地位，生产力水平极低，经济文化都很落后。革命胜利后，外国帝国主义被赶走了，中国获得了独立，人民也从“三大敌人”的压迫、剥削中获得了解放。但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却没有，也不可能马上改变。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革命胜利后自然要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会经历一个“过渡时期”，但却不是马、列所说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或者按我们过去的习惯说法，是由刚刚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由于如上所述的国情的不同，而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之上，故中国的“过渡时期”不仅时间比欧美发达国家要长得多，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所完成的主要任务也会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与苏俄有很大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正如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的，便是以主要的精力去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为过渡到合格的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精神条件，而不是简单地认定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因而急于消灭尚对发展生产力有积极作用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简单地套用马、列的理论观点。
至于苏联模式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和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对立的做法，不仅已被苏联的实践，也已为中国和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这一点，学术界已有共识，无须笔者赘述。既然如此，以苏联模式作为判定中国主要矛盾的依据，也不可能是科学的。
依据之二，是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样具有唯利是图的本质，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仅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且弊病很多，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阻碍的甚至是破坏的作用，已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了。
中共中央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在解释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进行改造时说：“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必然对国计民生发生破坏的作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23～724页。）
上述说法无疑是毛泽东等确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因而必须改造和消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依据。但稍加分析，便会发现，对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并不公正。诚然，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生产目的的资产阶级确有很多消极面，但所谓的“唯利是图”并不全是坏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正是资产阶级的这一特点才促使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版，第244页。）此外，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或外部，确实存在着不少的矛盾、弊病，包括技术和管理的落后等等，但是，矛盾并非不可克服或不能加以调节。更重要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是历史造成的，且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造成的，不应将其全部归咎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更不应将整个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甚至工业品的缺乏都归咎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实际上，上述说法归结到根本一点，即认为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无法适应，而且已在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了。这个论断显然不符合实际。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趋于没落、衰亡，而是方兴未艾。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生产力，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本是一个好机会，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将大大促进整个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也有消极面，但它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的管理和调节加以限制，不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破坏因素，不应当对其消极面和弊病过于夸大。
依据之三，是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如果听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不可否认，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所以特别看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同中国走什么发展道路，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紧密相连的。正因为如此，所谓“两个阶级”的矛盾总是与“两条道路”的矛盾并提。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中国就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这是违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反之，要坚持引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则必须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是一场决定胜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总是希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然而，对这个问题必须弄清以下两点：其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有一定的联系，但在这两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即使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如果它没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优势，而资产阶级也未能在政治上成为统治阶级，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说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就是如此。其二，一个国家能否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完全取决于资产阶级的愿望，还要受许多条件制约。民主革命胜利前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加之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软弱性，所以它想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梦想根本无法实现。新中国建立以后，即使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并有一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梦想能否实现呢？回答也是否定的。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经济已在迅速发展，且占据了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因而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作用实际上受到了很大限制，其规模也很难超过公有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怎么可能将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呢？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明确说过：“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页。）可他又担心，允许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和发展，可能导致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可见，担心是多余的，“谁胜谁负”的问题并不严重，更谈不上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
依据之四，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土改以后的广大农村仍是以小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不仅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且如列宁所说，“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此，“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9页。）
将小农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或经济基础，将农民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如此等等，这都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正是依据于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小农经济、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私营经济捆在一起，因而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不仅基础十分雄厚，且力量会日益增长，不加抑制或将其消灭，必然导致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可见，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确定为主要矛盾，显然也包含着对中国农村可能会资本主义化的担心。
问题在于，小生产真的能够“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吗？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似乎从未认真地思考过列宁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的问题，直到80年代以后，人们才恍然大悟，事实并非如此。诚然，小农经济或个体经济是会发生分化的，从中确实产生过最早的雇佣劳动剥削者，亦即资产者。然而，这个过程不仅十分缓慢，而且如果没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就不可能真正产生并得到发展，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旧中国，小农经济和个体经济存在了几千年，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也只产生过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也不可能自发地发展成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且主要不是源于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必须与大工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很难从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中自发产生和发展。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是如此。即使任其发展，如果没有大工业的支持，土改后的中国农村也不会自发地变成资本主义的天下。人们曾把土改后中国农村出现的少量的所谓“新富农”作为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或标志，这是牵强附会的。富农雇工，诚然带有某种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但它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而已。可见，从列宁到毛泽东，都夸大了小农经济和小生产者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因而造成了重大失误。
总之，1952年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依据，均缺乏科学性，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既然如此，毛泽东对于主要矛盾的认定也就很难站得住脚了。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笔者不赞成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传统观点，并不等于否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矛盾是客观存在着的，也需要采取各种方法予以解决，但它并没有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如此，以笔者之见，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不论是在旧中国，还是在新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亦从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外，还有一点，即否认了传统的观点，那么，建国初期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呢？对此，已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也认为应当继续探讨，但这已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三）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建国初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对此后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认定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意味着革命的性质已经变化，资产阶级已成为主要的革命对象，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彻底消灭不断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私有经济已成为革命的主要任务。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不断地强调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人为地加快改造的速度，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过早地消灭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一切私有经济，使公有经济成为整个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未能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公有经济企图包打天下，实际上却不可能，而私营经济在积累资金、生产经营、活跃市场、满足人民需要方面的积极作用，均因其过早地被消灭而化为乌有，整个国民经济就如被人为地砍掉了一只胳膊或一条大腿。此外，曾被认为大大优越于私营经济的公有经济，却因为取得了绝对的垄断地位，再也没有竞争对手而导致活力大大减弱，体制日趋僵化，企业效率下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而日趋缓慢。
第二，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确定为主要矛盾，把这两个方面完全对立起来，必然导致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僵化。在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影响下，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仅难已正确认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盲目地对之加以排斥，而且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长处，将一切资本主义有过的东西统统斥之为反动的、腐朽的，甚至对许多先进的东西不屑一顾，致使整个国家陷入盲目的闭关自守之中，自己把自己和正在飞速前进的世界隔绝开来。诚然，闭关自守也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有关，不能完全归咎于我们自己，但我们的思想僵化和作茧自缚也难辞其咎。而闭关自守的结果只能是丧失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发展的机会，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三，对建国初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偏差，不仅对当时的建设事业造成了损害，而且影响深远。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度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这一主要矛盾已经解决，党和人民可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了，但是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又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重新定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主要矛盾。其荒谬性如今早已众所周知，但这一论断却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从所谓的“四清”运动和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到造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无不与此有关。诚然，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毛泽东重新提出的主要矛盾似乎与建国初期所提的主要矛盾，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是，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已形成的观点，不可能不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影响。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在主要矛盾问题上后来的严重失误实际上起始于建国初期，是某种历史惯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今天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上述事实表明，在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历史的教训很多，不能不进行深刻的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再犯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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