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对中国银行业和金融调控的影响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中国银行业论文,金融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入WTO将带来中国经济的“二次开放”（注：这里，视1979年改革开放为“一次开放”。），并极大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使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快速发展轨道。
一、加入WTO后中国金融开放的基本取向
根据与有关WTO会员国达成的协议，中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
第一、在银行业方面，加入WTO后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国内企业开办人民币业务；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具有完全的市场准入；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零售业务；外资银行在指定的地区可享有中国国内银行相同的权利（国民待遇）；5年内取消地区限制和客户限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办理汽车消费融资业务(White House Office of Public Liason,1999)。
第二、在保险业方面，加入WTO之后，允许外国财产保险和灾害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3年内取消所有地区限制；5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参与人寿保险、退休保险；以审慎标准为基础对外资保险公司发照，取消数量限制；允许外资人寿保险控股50%，2年内允许外资保险公司持有51%的股权或开办分公司。
第三、在证券业方面，允许外商合作企业参与基金管理；外资证券公司可以承销国内股票发行，参与以外币为面值的国内证券（债券或股票）发行和交易。
总体而言，中国加入WTO后，将逐步放松外资准入的范围和区域限制，使外资不仅可以继续投资于基础设施、出口加工企业，而且可以投资于电讯、信息产业以及金融业。加入WTO，将使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其历史意义在于：它不仅有利于国内企业（或金融机构）进入国际市场，而且有利于扩大外资在中国的投资与合作范围。因此，加入WTO对于加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
由于短期内我国融资方式仍以间接融资为主，致使银行业处于对豌开放的关键地位。加入WTO对中国银行业来说，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大量外资银行的引入将把国际银行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带到中国，通过其利润和创新机制的输入，逐步打破中国银行业竞争不足、管理低效的局面，促使中国银行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金融对外开放也使中国银行业面临严峻挑战，短期内，中国银行业竞争力较弱的情况会比较突出。与国际银行业相比较，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弱势主要来自资本金不足、不良贷款比例较高、税赋负提重、内控机制不健全、透明度较低等，这些因素造成国内银行缺乏竞争力，致使银行中介作用弱化。具体表现在：
第一，资本金不足
与国际银行业相比较，中国银行业的资本金不足问题比较严重，贷款能力出现内生性约束。有关数据表明，1998年以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8%。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补充到8%以上。然而，由于国有银行效益不佳，消化自身不良资产的压力很大，也无力用经营利润补充资本金（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因此，不良资产的日益积累，致使部分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又降至8%以下，迫切需要为其注资以增加资本金。此外，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目前除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可以通过股票上市筹资外，其他银行只能通过私募扩股、收益留存、红利转注资等办法补充资本金，其金额十分有限。
第二，不良贷款比例偏高
据估计，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约为25%，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远远高于这一比例，这样，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已经居国际银行业前列，甚至超过某些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不良贷款比例。80年代以来，全球约有150个国家发生过不同程度的银行危机，如果不及时处理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问题，中国金融机构体系便会面临严重困难（钱小安，2000）。
为了解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国家成立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剥离。然而，其他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仍缺乏有效的途径。
此外，与国外通行做法相比较，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呆账准备金提取较少。国外不良贷款中次级、可疑、损失分别按25%、50%、100%的比例提取呆账准备金，而中国金融机构呆账准备金统一按年末贷款余额的1%的差额提取（喻天辉，1999），呆账准备金明显不足，不利于解决不良贷款问题。
第三，税赋负担重
中国银行业的税赋负担相对过重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方面，业已形成的不良贷款应提留充足的准备金，而实际上1年以上的不良贷款仍继续计息，这样，应税收入被夸大了；另一方面，银行要从收入中缴纳大量的税款和附加税（拉迪，1999）。1996年前，中国银行业营业税和附加税的总税率为5.5%，所得税为55%。1997年，财政部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所得税税率下调到33%，但同时将营业税率提高到8%。与此相比较，我国台湾银行营业税率仅为2%。不仅如此，国内银行还面临税收政策方面的“歧视政策”，外资银行所得税率仅为15%，比国内银行低18个百分点。
第四，内控机制缺乏，透明度低
与国际银行业相比较，中国银行业在内控机制和透明度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在内控方面，表现为银行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90年代中期以前，银行贷款管理机制不完善，缺乏风险防范意识，造成了较高的不良贷款比例。1998年开始，银行在强调风险控制时，却忽视了贷款开发，不良贷款未得到有效抑制。
在透明度方面，由于缺乏充分、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虽然已建立起有效的监管制度，但是执行起来仍很困难。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国内银行组织规模大、分布广、分支机构多的不利因素，进一步削弱了银行业的内控机制，加上信用环境恶化和贷款客户赖账倾向的加深，银行业经营困难日益加重。
三、比较优势形成“劣客驱逐良客”机制
加入WTO后2年及5年内，中国分别允许外资银行人民币服务对象先后扩大到中国企业以及居民，这将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巨大影响，因为外资银行在经营管理方面具有先进的经验和优越的外部环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筹资方面，尽管外资银行的人民币存款来源增长受到网点较少的制约，但它们可以从国际市场和国内金融机构拆借资金，并且不受“以存定贷”的限制。
第二，在贷款开发方面，外资银行的贷款项目评估能力较强，它们通过“辛迪加贷款”等方式开展中长期贷款，不仅可以使其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快，也能加强与国内客户的联系。正是由于外资银行贷款开发能力较强，1995年4月以来，外资银行各项贷款年均增长20%以上。同期，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贷款年均增长仅为6%左右（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1999）。
第三，在贷款质量管理方面，外资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较低。据估计，到1999年9月底，外资银行正常贷款占比为74.9%；关注类贷款为12.9%；不良贷款为12.2%，其中损失类贷款不足0.6%。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远远高于外资银行的有关比例（小易，1999）。
第四，外资银行在金融信息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长期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当允许外资银行向国内企业和居民办理各种贷款业务时，外资银行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等方面的优势将会给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业务拓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并导致大量效益好、信誉佳的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继续留在国内银行业，致使国内银行业出现“劣客驱逐良客”现象。
总之，中国加入WTO将逐步消除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从而使境内外资银行得到稳步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外资银行数目将稳步增长
据统计，到1999年三季度末，中国境内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5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8家。中国加入WTO将促使境内外资银行的数量稳步增长（小易，1999）。
其次，外资银行业务将呈较快增长
目前，外资银行经营的外汇业务主要包括：对三资企业、外国居民的贷款，1999年三季度末其资产为313.6亿美元，占国内全部金融机构外汇资产的10%左右。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对外资银行开放过程中，外资银行资产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快增长，并达到相当高的比例。1999年10月，波兰外资银行资产占其国内全部金融机构资产的17.3%；马来西亚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为20%左右；阿根廷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为30%（钱小安，2000）。
按1995-1999年外资银行资产年均增长速度15.8%推算，到2005年，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约为678亿美元，如果同期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资产年均增长10.6%，那么，外资银行资产占国内全部金融机构外汇资产的比例为18%左右。初步估算，到201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35%左右。
最后，外资银行继续向沿海扩展
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1999年三季度末，上海占47%，深圳占14%，北京占10%，广州占6%，天津占6%，大连占7%，其他城市占比1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城市拓展，但由于外资银行主要贷款客户是三资企业，其地域分布仍将主要集中在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天津、大连等，其他沿海城市如青岛、厦门等城市的外资银行占比可能会上升较快。
四、加入WTO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加入WTO将给中国货币政策的控制力、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外在约束等方面带来深刻影响，有利因素表现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将有利于货币政策及时反馈，如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时，反应最快的是外资银行，而且外资银行业务的扩展对于市场化货币政策工具会产生促进作用。
然而，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体制转型过程中，对外资银行开放将会削弱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的控制力，具体表现在：
第一，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
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通过金融中介才能向实体经济传导，因此，有效的货币政策需要广泛的金融机构及时有效地将货币政策信息“不失真地”传导给企业及居民。
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际金融市场，因而与国内金融机构相比较，它们受到货币政策影响和约束较小，比如利率管制、窗口指导等政策性较强的政策措施对外资银行的影响较弱。
随着外资银行在金融中介业务所占比例日益扩大，货币政策产生直接作用的覆盖面有所缩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即外资银行在受到国内制度约束时，会更多地转向国际市场。如国内货币政策放松时，外资银行可能仍保持谨慎贷款；反之，国内货币政策从紧时，外资银行可能从其他渠道回避管制。
第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
目前，中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然而，现有的货币供应量统计中，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注：根据有关公布数据进行的初步估计。），对于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以15%为货币数量调控目标，粗略估计，遗漏部分影响到货币调控目标的2个多百分点。
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到2010年，外资银行业务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的比例可望达到10%，与国内金融机构外汇业务之和占比可达到28.6%，仍以货币供应量增长15%作为假定的调控目标，那么这两项“遗漏”会影响到货币调控目标的4.3个百分点。可见，现有体制下，外资银行业务的扩大会削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
不仅如此，外资银行占比的提高还将使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率有所削弱：
一是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的发展，国内企业和居民的货币需求将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尤其是外资银行存贷款变化，将使整个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发生变化。
二是随着外资银行业务的扩展，利率市场化的压力将进一步扩大，使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发生变化，并为利率与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所替代。
三是外资银行将会把金融创新传递到中国，带动国内金融创新，新的金融工具不断涌现，将使货币需求关系发生剧烈变化（钱小安，1999b）。
总之，外资银行的发展使中国现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制度的有效性被削弱，未来5-10年内，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利率弹性的提高，需要考虑把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第三，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
中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外资银行的发展对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会产生直接影响。
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使现有货币政策工具中市场性工具的效率有所增强，例如在外资银行所占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由于公开市场操作一级交易商的广泛代表性和较强的市场性，其政策影响会有所增强。但是，对外资银行的开放，可能使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
首先，在利率管理方面，外资银行外汇存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而国内银行业的外汇存贷款利率则是受严格管理的。这样，利率政策对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业的调控是差别性的，导致不平等竞争，并使国内银行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并使利率管理效率下降。
其次，在准备金制度方面，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之后，其人民币存款应该按照境内存款机构的一般要求缴存存款准备金。这种制度对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业的实际影响不尽相同，因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其他金融机构甚至国际金融市场获得有效资金。因此，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后，再贷款、再贴现等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于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它们既是基础货币管理的主要内容，又是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政策工具。但是，这些政策工具暂不适应对外资银行的调控，其作用可能会有所减弱，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趋于缩小。
第四，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加强
外资银行作为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最直接的中介，对于融合两个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日益加强。例如当国内利率水平与国际市场有代表性的利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时，外资银行的运作将给货币政策带来外来冲击。当国内利率水平高于国际市场时，大量资金可能通过外资银行流向国内银行业，它们可以通过同业拆借或其他新金融工具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这就部分地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此外，由于外资银行受到的约束要比国内银行业更少，其经营环境更为宽松，比如，目前国内商业银行（除中国银行外）一般不能进行外汇远期业务，而外资银行则至少可以进行外币之间的远期、期货、期权、掉期业务等，外资银行具有利用国内银行业所禁用的金融工具的自由。
外资银行的发展，将使货币政策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强。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取向，采取相应对策，将金融对外开放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提高我国银行业竞争力和金融调控效率的对策
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将是史无前例的。在机遇和挑战面前，国内银行业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加快机制转变，促使中国银行业走上稳健发展的轨道，使加入WTO的积极作用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如果国内银行业不加快银行重组步伐，其竞争弱势难以在5-10年内得到相当改善，其贷款客户群会出现“劣客驱逐良客”现象，大量的优质客户将转移到外资银行，使其处理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的困难进一步加大，经营状况将面临进一步恶化的危险。
第一，实行银行重组，提高银行业竞争力
为了适应我国加入WTO的要求，提高国内银行的竞争力，应采取有效措施，重组中国银行业（钱小安，2000）。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银行内控机制的建立，使风险控制机制与利润激励机制能够有机地统一起来，使银行业在发展中解决业已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二是采取多种形式增加银行资本金，在财政增加国有银行资金时，可考虑逐步推行银行业股份化，通过股票上市，有效增加银行资本金，提高我国银行业的资金实力。
三是正确处理好不良贷款问题，按照市场规则，做好债转股工作，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解决不良贷款问题。要考虑建立全国性资产管理公司，以处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
四是要适当提高国内银行业的呆账准备率，将现有的1%的呆账准备率提取改为分类提取，逐步实现对正常、关注、次级、损失类贷款分别按1%、25%、50%和100%的比例提取。
五是要逐步统一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税率，实行外资银行税收“国民化待遇”，使国内银行业在税收方面享有公平待遇。
六是努力提高银行经营透明度，改善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通过强化内控机制，使银行业的风险控制与利润激励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此外，由于长期以来计划体制约束，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存在许多困难，这些困难本身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微观经济运行的反映，不是仅仅通过加强银行管理能实现的。为此，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国银行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微观经济环境。
第二，完善货币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效力
加入WTO将给中国货币政策带来深刻影响，为此，要尽早完善货币政策框架，适应对外资银行开放的基本要求，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要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为了适应加入WTO和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制定5年内利率全面市场化战略，使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现在，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利率已市场化，为了适应银行业加强贷款风险管理的要求，要提高商业银行自行决定贷款利率水平的自由度。可择机全面放松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理，亦可率先扩大利率浮动范围，然后由银行自行协议决定利率水平，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存款利率管理，可以考虑加入WTO后5年内放松管制，改由银行业协会决定存款利率，并报中央银行备案，中央银行随时对存款机构“不平等竞争”进行检查。
二是要注重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通过本外币统一并账管理，将货币供应量拓展到外汇存款和外资银行存款，以使货币供应量的统计范围与国际惯例基本一致。要关注利率作用的变化，必要时，应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三是要加快建立货币市场步伐，完善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市场环境，扩大使用以回购为主要方式的公开市场操作，促进商业银行提高资金管理水平。
四是要跟踪分析金融开放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及时了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化，调整货币政策取向，发挥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五是要注重协调本外币政策，尤其在利率政策方面，密切关注主要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在汇率政策方面，要重视建立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通过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发挥汇率杠杆的调控作用。
第三，加强外债管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目前，中国对外资银行贷款管理的做法是：外资银行对三资企业和外国居民的外汇贷款采用备案制度，对国内居民的外汇信贷则采用外债额度审批制度。这种管理制度对于控制国内非政府部门（国外一般称之为私人部门）的外债规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保持中国适度外债规模管理的不可替代的政策措施。
在对外资银行开放程度日益扩大的过程中，要继续加强对外债的有效管理，防止国际私人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冲击，维持国内金融的平稳发展。
总之，加入WTO对于我国银行业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它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二次开放”，可能给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带来剧烈的冲击。为此，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扬长避短，发挥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和货币政策的促进作用，避免和减少其对我国银行业和货币政策的冲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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