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毛泽东从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培育农民的现代文化性格两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中国农民文化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实现路径，并进行了可贵的实践探索。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实践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使农民文化在现代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既要传承和发展农耕文明，又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错误倾向；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心骨。
【关键词】毛泽东；农民文化；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
近代以来，乡村建设始终是与中国社会、中华文化现代化历程相伴随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实现农民文化的现代化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历代共产党人对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今天，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民文化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课题的继续。回望历史，毛泽东站在实现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现代化的高度考察农民文化问题，对中国农民文化现代化进行了丰富的思考和实践。他的这些思考和实践对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论农民文化现代化的必要性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分散、脆弱的传统农村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层层压迫下，陷入人民贫苦、匪患猖獗、社会萧条、文化衰败的困境。当时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挽救国运就必须振兴乡村，于是掀起了以兴办农民教育、改良乡村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乡村建设运动。但历史证明，这场社会改良运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注定无法深入下去。在汲取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毛泽东站在民族救亡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的高度考察中国农村，认为要解决农村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同时还必须进行一场“文化革命”，“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具体来说就是革新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甚至重塑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性格，其中的重点就是实现农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关于实现农民文化的现代化的必要性、紧迫性，毛泽东主要从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观念两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中国农民缺乏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毛泽东指出，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将自身的文化建立在对农民群众文化权利的剥削掠夺之上，一方面导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中国农民“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 [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另一方面“有文化”的剥削阶层脱离生产生活、嫌恶农民，他们的文化也与农民大众相互排斥。基于此，毛泽东认为必须将农民作为“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8页。 ，全面提高其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否则中国社会、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也就只能像历次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运动那样“漂浮”在少数精英阶层而无法真正“落地”，乡村的衰败也就不可能根本扭转。
第二，中国农民思想观念陈旧落后，与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农村的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文化知识层面的问题，更是关乎农民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根本性问题。要彻底改变中国农民贫穷落后的面貌，仅有知识层面的进步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现代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支撑，即必须对中国农民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落后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文化性格的深层结构来一场彻底的改造。他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意味着将旧社会的剥削者改造为新社会的劳动者，而且“劳动者也要改造”[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 。尽管旧的社会制度被打破了，但中国农民仍然“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注]《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5页。 ，他们头脑中仍有顽固的“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0页。 ，乃至“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页。 。因此毛泽东一再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 ，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伴随一场大喊大叫”[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0页。 ，以确保农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文化模式的深层结构与现代化要求相匹配，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文化保障。
二、毛泽东对中国农民文化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和实践
毛泽东对农民识字扫盲的重视，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贯穿始终。1944年他专门撰文讨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指出“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要“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111页。 。新中国甫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就发出了《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广大农村学习老解放区冬学运动的经验，开展大规模的识字扫盲运动，期间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扫盲的重要性，指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5页。 。在他的督促指导下，50年代全国先后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中央专门成立了扫盲工作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形式多样的扫盲教育。
(1)学生环境：大学生课余时间较多,因此许多大学生通过兼职赚取生活费用或学费，同时获得参与社会锻炼与实践的机会
(一)建立适合国情乡情的农民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毛泽东指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一个绝大多数国民不识字、无文化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必须全面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丰富农民的日常文化生活，以实现农民文化的现代化转变。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现代化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思想主要有下述三点：
1、办好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的科学文化教育，强调教育要体现乡村特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所研究边坡在自然状态下处于欠稳定状态，采用埋入式双排桩支护后，坡体能得到有效稳固，坡体的稳定安全系数由1.087 5提高到1.487 5，高于规范规定的要求，坡体处于稳定状态.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农村教育是现社会很大的问题”。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开设《农村教育》讲座，指出农村当时的教育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忠孝主义”的教育以及“贵族式的资本主义的教育”，都是“不适合农民切身利益”的，这种教育培养出的也只能是“到乡间多不能相容”的青年，农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贫血”和颓败于是日甚一日。毛泽东进而设想，“以后农民所要的教育乃适合于农民需要的教育——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得农民得到解放之教育，即适合于解决农民问题之教育”。在这个思想背景下，主张农民教育应当富有农村特色、紧密服务农民，就成为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贯穿始终的理念。在形式上，他要求在完善正规化的学校教育体制的同时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不同于城市学制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等教育形式[注]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1—443页。 ，使农民教育紧密贴合实际。在内容上，毛泽东主张“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注]《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96页。 ，农村学校的教学内容必须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客观需要，要适当开设农业常识课、编制乡土化的冬学课本，“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0—451页。 ；要求农村基础教育不要片面追求升学[注]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4页。 ，而主要任务是扫盲和教授农业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使农民和从事农村工作的党员干部“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3页。 。
旧式中国农民是小生产劳动者和小私人占有者的统一，分散的小农经济和饱受压迫的社会地位共同决定了传统中国农民“既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67页。 。毛泽东指出，中国农民缺乏主体精神，表现为涣散、依附性文化模式，他们一面“但求有清官有好皇帝”[注]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前锋》1923年7月1日第1期。 ，难以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一面又精打细算、贪图小利。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主张一方面要强化农民的主体精神、主人翁意识，引导他们团结、组织起来，变为具有主体自觉的现代劳动者；另一方面又要加强教育和引导，帮助农民克服短视、偏私的小农心态的弊病。
若许多译名的差别仅在于形式差异,而含义是一致的,译者此时就可以从视觉等值的角度,选择与原文结构近似的译名。若原文前后在同一语境下使用同一术语,那么译文在处理相同语境下的术语英译时也应该保持一致。
一方面，毛泽东要求党要深入了解农民的“痛苦和需要”，设法使农民团结起来，彻底扭转旧式封建小农麻木涣散的精神状态。他强调要教育农民群众懂得“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注]《民众的大联合(二)》，《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74页。 ；他还专门撰写《组织起来》等文章，提出党组织要让农民在组织和团结中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意识到自己是改变自身命运的主人，从而增强主体精神，以更好地开展生产建设和自我教育，提高文明程度，“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页。 。
毛泽东对农民文化现代化的思考和实践，既体现了他致力于让中国人在文化上“站起来”的价值诉求，又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农民文化性格、历史传统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既要求实现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化，更强调对农民的思想观念、文化性格的辩证分析和现代化改造，这是毛泽东思考农民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两个有机联系的主要方面。
相比于扫盲运动和学校教育来说，群众性的文化事业覆盖面更加广泛，对农民文化现代化的推进更加具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推进作用。毛泽东积极倡导在农村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并反复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用贴近群众的语言和形式进行创作、要善于发现和学习老百姓的故事、语言和民歌中蕴藏的艺术，要从春联、民歌、年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入手对百姓熟悉、乐于接受的传统民间艺术进行改造和利用，发动农民群众自己起来破除封建迷信、转移风俗，让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充实起来、“现代”起来。比如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在文化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要搞识字组，搞唱歌，搞春联，等等”；他还具体倡议“是不是也可以搞几个歌子来唱一唱呢？比如说搞他三五个歌子，使得一百四十万人民都能够唱，并且懂得它的意思……此外还可以搞年画”[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同时广播、电影事业应当快速普及并向农村倾斜，让听广播、看电影等现代形式逐渐成为农民乐于接受的新的文化生活形式。
3、发展群众性公共文化事业，强调继承和利用民间优秀传统文化
在毛泽东看来，实现农民文化的现代化有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性，面对农村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以扫盲为代表的基本文化普及工作是一切文化建设的基础，不能等待制度化、正规化的学校教育建立之后再开展，而必须立足实际、创造和利用各种条件灵活、迅速地进行。比如从延安时期开始他就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和民间的积极性，指出农村学校可以实行社办和民办相结合，“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1012页。 以及半日学校、夜校、冬学等多种教育形式，甚至可以互教互学，并提倡自学，等等。彼时各地农民群众纷纷参加学习，识字课本和小黑板甚至搬到田间地头，农村文盲率显著降低，一些地区还形成了群众性的学习高潮并基本消除了文盲，农民文化普及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毛泽东的这种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思路在扫盲运动中展现了灵活高效的突出优势，历史证明是符合当时的国情的。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强调群众性文化事业必须普及、知识分子要“下乡找农民”[注]《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 之外，还认为必须尊重农民自身的文化创造，指出农民不能被简单看作文化下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完全可以成为文化创作的主体。相应地，毛泽东充分肯定传统民间文化、乡土文化的价值，认为农民虽然缺乏现代文化技术，但是他们“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农民本土化的优秀内容不仅不应当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遭到淘汰，反而应当认真继承，对其中的优秀成分要加以利用。比如1938 年他在鲁迅艺术学院讲到，“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4—125页。 。从传统文化继承、创新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不仅强调建设新文化要系统梳理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精英阶层的庙堂文化，而且主张肯定民间“草根文化”的价值。例如毛泽东认为，要意识到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不仅“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而且中国新诗歌的发展出路“第一条是民歌”[注]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322页。 。此外，不少民间手工艺也都是“我们民族好的东西”，要善加继承，“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各地农民自发的文艺活动热烈开展起来，民歌、春联、曲艺、手工艺等文化资源被赋予了与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现代内容，农民逐渐有了现代的公共文化生活，农村社会风俗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二)引导农民塑造团结、理性、自信的现代化文化性格
在科学文化知识、群众性文化生活层面的现代化之外，毛泽东更加注重对农民文化性格、文化心态、价值观念等深层结构进行辩证分析和现代化改造，主张建立团结、理性、自信的现代农民文化。这方面的内容既部分地体现在毛泽东关于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之中，又彰显着毛泽东对农民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目标和价值指向。归纳来看，毛泽东对农民文化性格的现代化重塑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塑造农民自主、团结的现代文化性格
毛泽东的上述种种考虑，根本用意都是力求使农民的“文化革命”与农业“技术革命”和农村“社会革命”有机融合，让农民的教育服务于农民自身特点和实际需要，扭转长期以来农民无文化、文化“不姓农”的弊病。历史地看，这些思想和实践对千百年来精英教育脱离生产实践的局限性有着纠正和重塑的作用，有利于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现代化人才以扭转农民“贫、愚、弱、私”的落后状态。
注浆顺序充分考虑水源影响因素采取后退式分段注浆，逐步在掌子面前方后退注浆形止水成墙，固结拱顶砂土层，这样有效地形成挤压、密实作用，达到注浆目的，同时达到控制注浆的目的，以防止浆液过远扩散，造成浆液浪费增加成本。
2、普及农民扫盲运动，强调学校与社会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另一方面，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小农文化、自我主义的狭隘性。1951年起，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土改”中逐渐建立起来，全国不少地方掀起了农业生产热潮，但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土地集中、奢侈享乐、农村向分散、薄弱的小农经济倒退的苗头。对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并指出这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0页。 。针对小农重视个人私利、眼前利益的狭隘自我主义的固有局限性，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 ，即教育农民不只看到个人的“小我”，而更要注意团结起来，看到集体、子孙后代乃至全民族前途的“大我”。可见，毛泽东从引导农民树立现代的主体自我意识的角度对其文化性格进行现代化改造，他所引导农民建立的自我意识是一种集体的觉悟，即在鼓励农民增强主体意识和主动性的同时有意避免狭隘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
从农民文化的建设主体角度看，毛泽东主张必须让农民成为新文化的主人公，让新文化民族、科学、大众的现代文化品格内化为农民自身的文化气质，“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以实现农民在文化上的自尊、自信。比如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后指出，曾经受到封建教育压迫而“一向痛恶学校”的农民在鼓励和引导之下“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40页。 ，并且敢于组织起来去对抗各种封建压迫，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主张农民要成为农村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主人，逐步建立“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6页。 ，“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打掉自卑感”[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 ，让农民树立对自身的文化价值的自觉和认同，在精神文化层面真正实现“站起来”。
通过协调组织“三大活动”，真正做到了理论学习与技术学习“两不误”。2017年夏季，先后与天津商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合作，邀请专家教授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开展专门心理干预、心理健康、罪犯心理等方面的脱产培训教育200余课时，知识储备、队伍素质、能力水平均得到了进一步提升。2017年11月，特邀江苏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所长进行授课，讲述绘画投射技术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及筛查后的应对措施，讲解利用测评结果解决心理问题的技巧以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的应对措施。2017年12月，邀请心理咨询机构老师讲解如何利用心理沙盘走进社区服刑人员的内心世界以及如何在日常监管工作中运用咨询结果。
作为自然经济下的小生产者、小占有者，一方面小农靠天吃饭，具有顽固的保守性；而另一方面由于对影响生产的自然和社会因素无法掌控，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缺乏科学认知，小农又急于改变命运，其奋斗精神往往是盲动、冒进、非理性的。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辩证分析，他一方面强调尊重农民的奋斗精神，同时又力求克服其中的盲目性，使之重塑为科学、理性的主观能动性。
一方面，毛泽东对历史上农民阶层展现的奋斗精神持肯定态度，而且在他看来，中国农民内在具有的奋斗精神可以转化为积极力量，这是农村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鼓舞农民翻身做主，要保护和调动农民群众开展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4页。 。比如1958年3月，河南封丘县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本县某农业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天灾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毛泽东读后感动不已，他专门以“介绍一个合作社”为题撰写批语，指出这个先进事迹昭示着“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标志着社会主义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他赞叹道：“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注]《介绍一个合作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7、178页。 毛泽东指出这个先进事迹有着“发人深省的东西”，这就是将农民群众本有的奋斗精神引导、改造、重塑为现代化建设的“干劲”所焕发出的巨大力量。
另一方面，在为农民鼓劲的同时，毛泽东也注意批判和纠正农民文化心理中急躁冒进的固有缺陷。他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要“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4页。 ，要鲜明反对“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8页。 一类的“左”的观点和各种盲目冒进的“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注]《在一份关于反冒进的摘录材料上的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3、35页。 ，从而帮助农民克服盲目性，引导农民以积极理性的态度投身现代化建设。由于种种原因，晚年的毛泽东片面强调给农民“鼓干劲”，没能坚持对盲动冒进的狂热性进行批判改造的正确方向，我国现代化建设在“左”的错误中遭受了严重挫折，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3、树立农民文化自信，塑造自尊自信的现代农民文化
长期受到封建压迫以及在列强的侵略下被迫打开国门、艰难开启现代化进程的经历，使得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文化上普遍有一种自卑心态，这种文化心理在广大农民中尤为严重。毛泽东将农民的这种文化心态视为文化现代化道路上的大敌，认为那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的“奴化思想”[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8页。和“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注]《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的自卑心态必须予以改造和克服。归纳来看毛泽东从内外两方面展开思考和实践。
2、重塑农民奋斗精神，既为农民“鼓劲”又力求克服盲动冒进
其中，NG和NPV分别是常规发电机的数量和光伏发电机的数量；ξ是过载概率限制；OLPk代表线路流量k的过载概率；矩阵T表示调度法则。对于无法执行快速调度的发电机，矩阵T中的关联元素值可以设置为零，这意味着只有具有高缓变率的发电机才被视为最优调度策略。
在地方层面，除个别地区，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成立了绿化委员会，各地相关部门也相应地进行了城市园林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如《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条例》及《西安市公园条例》等。
从农民文化的价值和地位的角度看，毛泽东倡导挖掘和宣传农民文化的闪光点，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渐营造了一种尊重农民、尊重农民文化的社会氛围。毛泽东反复提醒全党，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0页。 ，对农民的态度是好是坏、是尊重还是鄙视，是判断个人政治立场是否坚定正确的重要标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指出要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他所采取的方法并不是以相对先进的城市文化、工业文明去“同化”农民文化，而是注重培育和彰显农民文化的特色和先进性，让工农商学兵不同主体各具特色的文化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在这种思路指导下，以艰苦奋斗改变命运的山西大寨和以“红旗渠”闻名的河南林县等都在60年代成为全国的模范典型，一批憨厚朴实、勤勉顽强、诚实可敬的农民形象成为文艺作品中的主角，农民形象甚至史无前例地出现在人民币票面上。尽管这些做法有着特殊的话语背景和历史局限性，但客观上使得千百年来身处社会底层、为精英主义文化所轻视甚至鄙视的农民逐渐得到尊重，农民不再是“旧戏舞台”上的粗野鄙陋的“渣滓”和“小丑”，他们的文化第一次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与工人、市民、军人、干部等不同群体的文化形成了“比学赶帮”式的对话和互动。这对振奋农民的文化自信、提振农民乃至全民族的精气神意义巨大。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正是农民在精神文化上的扬眉吐气、自尊自信，使得毛泽东直到如今仍然广受农民群众尊敬和怀念。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科学管理基础测绘成果资料，制定基础测绘成果管理方法和配套管理措施。同时测绘管理办公室也要加强监督实施管理，单独设立资料室，并为其配备必要的设施，通过专人保管提高测绘成果的准确性。
三、当代启示与反思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自毛泽东开始的历代共产党人“三农”工作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实现农民文化现代化的途径和举措。站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回顾毛泽东的农民文化现代化思想，我们能够获得许多启发。
(一)要使农民文化在现代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留住文化“乡愁”
复杂的国情乡情以及“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我国农民文化的现代化有其特殊复杂性和独特规律。毛泽东充分考虑到这种复杂性，在思考和指导农民文化现代化的思路方面，既不贪大求洋、追求推倒重来式的现代化，又绝不姑息保留落后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走治标不治本的改良道路；既强调农村必须完善体制机制以保障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又主张结合国情农情探索具有农村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从农民文化内部看，毛泽东主张既保留群众乐于接受的民间传统文化，又贯彻团结理性自信的现代精神。从城乡、工农文化关系的角度看，既强调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文化共性，又充分肯定民间文化个性和农民文化的独特性。这些思想都启示我们，消除城乡差距不是要泯灭乡村特色，现代化的农民文化不是以现代共性去“化掉”农民和农村的个性，不是以城市文化、工业文明为模板去追求城乡、工农文化的“同质化”，而是要把乡村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城市的文化单元和发展单元[注]徐俊忠：《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远意义》，《经济导刊》2017年第12期。 ，让农民文化在现代社会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这样的农民文化，小而言之是农民自我教育、自我滋养的文化沃土，大而言之更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保留了文化基因和根脉，是为日益显露出“现代病”、“城市病”的发达工业社会留住文化“乡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土地承包制度推行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形成了“市民社会”的私人性与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之间的分化，形成了官方文化与市民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对话。而与此同时，农村文化资源流失以及农村居民主体和价值多元化、自我身份认同模糊等却导致农村文化涣散荒芜、农民边缘化乃至“失语”[注]参见黄力之：《后革命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矛盾》，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92、102页。 ，甚至一些文艺作品中农民再次沦为低俗、滑稽、被调侃和供消遣的配角、“小丑”形象。这警示我们，一方面就其自身而言，农民文化应当立足农村实际、彰显农民特色，深入挖掘农民文化的内在独特价值，鼓舞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从外部来看，要深入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文关怀和文化使命，讲好新时代乡村故事，重建乡村文化精气神，重塑城乡文化关系，让乡村文化在城乡之间的互动互鉴中确立鲜明的文化个性，找到自身的独特价值和地位，逐步走向振兴。
(二)既要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又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错误倾向
考察毛泽东的农民文化现代化思想可见，一方面他十分重视对传统的、乡土性的民间文化资源加以整合和利用，指出现代化绝不是割断传统；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对旧式农民文化中的落后思想观念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改造，荡涤潜藏在民族文化性格深处的依附性的、盲动的、自卑的落后内容。这启示我们，现代与传统、批判与继承，是一体两面，不可偏废。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不能抛开传统凭空实现，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注]参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李克强汪洋讲话 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17年12月30日。 ，深入挖掘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更好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明确界线，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匡正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当前，有部分学者认为乡村道德失范、公序良俗失效、精神涣散等精神文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千百年来的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并认为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就必须恢复旧式乡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甚至鼓吹“纲常”、“女德”等封建文化糟粕，罔顾现代社会治理的民主法治趋势而呼唤重建“乡绅”、“宗法”治理的旧传统。凡此种种都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而是封闭、倒退、陈腐的文化复古主义论调。新时代农民和乡村的文化只能是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现代文化[注]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人民日报》2018年9月27日。 ，而不能是任何形式的守旧复古的或宗法依附性的落后文化，更不是越古越好乃至越“传统”越好。
以上研究为基层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建立和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法律在全社会的普及大有裨益。
(三)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让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心骨
农民文化问题大多可以归结为一个“散”字：要素散失、组织松散、人心涣散，是导致农村精神空虚、农民文化荒芜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政社合一”的国家力量在农村不复存在，原有的农民组织系统和整合机制日渐松散，组织化程度严重降低，经营行为分散化、功利化、短期化[注]参见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9—371页。 。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变导致农民越来越明显表现出一种小农特征[注]参见王立胜：《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农村居民文化认同模糊，不少乡村缺乏精气神、没有特色，甚至“形虽在，神已散”。
要变“散”为“聚”，关键在党。唯有党组织能够在“大国小农”的客观国情农情之下发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作用，把乡村文化振兴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和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的城乡二元化格局，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好地扮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带头人”，发挥整合、凝聚、引领的作用，形成社会各界共促乡村文化振兴的合力；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曾经强调农村文艺工作者要熟悉农村传统民间文化形式、宣传教育工作要耐心采取农民群众易于接受的方法等，今天从事农村文化工作的干部也必须成为本领域的专家，特别是着眼当今农村主体的多样化、价值多元化条件，要更加重视和善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建立与乡村振兴战略整体要求相契合的富有主体精神、奋斗精神和文化自信的现代农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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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1-0026-08
作者简介：李炼石，山东济南人，(北京 100017)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18VSJ030)
(责任编辑 欣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