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资本论》的哲学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资本论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哲学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02-0021-07
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倾其一生心血的巨著《资本论》，最为关注的就是“资本”问题。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并不是自明的，而是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具有“谜一般的性质”。为了揭开笼罩在资本身上的“神秘面纱”，马克思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看到资本的“物质”方面，更要看到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1]211。而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资本的这一“形式规定”，就必须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2]8。这实际上表明马克思反对一切对资本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理解，而强调必须对“资本本身”进行最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现象学”分析。①
一、资本作为“可感觉物”：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
要揭开资本的神秘面纱，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资本”一词的原初和潜在含义。最早在中世纪的拉丁文中，“资本”(Capital)这个词似乎指的是牛或其他家畜。圈养家畜的成本十分低廉，家畜可以活动，能够从有危险的地方转移开，并且容易计算数量。但最重要的是，家畜能够通过把价值较低的物质转化成一批价值较高的产品，来调动其他行业，进而创造出剩余价值。此外，家畜还可以繁殖，所以家畜一直是额外财富的重要来源。这样，“资本”这个词一开始就同时具有两层含义：表示资产(家畜)的“物质存在”和它们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一词的基本含义从牲口棚到经济学创立者的书桌，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但要真正迈好这一步，却并非易事。
不可否认，资本最初是作为“可感觉物”登上历史舞台的。因此，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的开篇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所以他的研究就从分析“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开始[2]47。但这仅仅是认识“资本”的入门和前提，而绝不是资本的全部和根本。在马克思之前，提出和关注资本的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资本理论。斯密对资本的理解是：资本是为了生产获利而积蓄起来的物质资财。斯密在分析资本时，把资本看做是用于继续生产的“预蓄财富”：一个人“所有的资财，如足够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的生活，他自然希望这笔资财中有一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他将仅保留一适当部分，作为未曾取得收入以前的消费，以维持他的生活。他的全部资财于是分成两部分。他希望从以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另一部分，则供目前消费”[4]254。
由此可见，斯密将一个人的财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用于目前消费的生活资料，另一部分则是用于继续生产，以期从中取得收入或利润，而这后一部分，就是“资本”。这样，斯密实际上便把资本归结为用于继续生产并提供收入或利润的作为“预蓄资财”的“物质资料”了。而李嘉图则直接接受了斯密对资本的理解，认为“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包括实现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等”。[5]由此可见，在古典经济学家这里，资本本质上体现的还只是一种“物”，好像与人的“劳动”无关，更缺乏应有的“社会关系”内涵。因此，针对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本质的这一指认，马克思批评古典经济学家们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实际上，如果抽掉了这个“形式规定”，只强调内容，资本的含义就仅仅表现为生产工具等物质资料，这样的话，人体的四肢，尤其是手，都成了资本。而这样的“资本”，马克思认为它不过“是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资本“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1]211，212。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借用萨伊的观点强调：“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些物质的价值。”[2]179
正是由于把资本只看做是“物”，导致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中，资本的“形式规定”——“社会关系本质”以歪曲的形式表现为物的“属性”，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产品、使用价值、商品)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古典经济学家却把这个“假象”看成真实的东西，并且事实上他们相信物的交换价值是由它们作为物的属性决定的，完全是物的“自然属性”。所以，古典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做是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6]202。对此，马克思指出：“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做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指南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7]而这种“颠倒”实际上就是资本的“物质内容”对“形式规定”的遮蔽和取代。
具体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考察商品的“等价形式”揭示出了“三重颠倒”：一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二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三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2]71,74。而说到底，这三重颠倒实际上就是“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对“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遮蔽和取代。因此，通过将资本物质化，确立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自然性、永恒性和绝对性，完成对资本背后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遮蔽，这是所有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资本关系和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共同的理论取向[8]，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待资本的狭隘的自然主义态度。对此马克思强调：“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纠缠在种种困难之中。”[6]89而这些困难，充分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没有能力把资本作为资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1]458。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资本论》区别于古典经济学的，是马克思更重视资本作为资本的“形式规定”——资本之所处的关系场域，而不是物本身。对马克思来说，资本的“形式规定”是资本之为资本的最为“本质”的东西，资本的“物质”方面反而只是资本之为资本的表面现象。
不过斯密在分析利润时，也还是部分地揭示出了资本的真实本质：资本是雇主用于购买劳动，从而占有劳动成果并获得利润的财富。“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4]43斯密的这一见解，同他的劳动价值论、利润论相一致，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资本与劳动力相结合而获取剩余价值这样一个实质性问题，从而触及了资本是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形式规定”问题。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2]622而这正是后来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基础上，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分析和揭示出来的资本的秘密和实质。
二、资本作为“形式规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超越
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是从分析作为“可感觉物”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商品开始的，但绝不是为了了解商品“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然属性，而是为了深入揭示为什么“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但并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9]725的奥秘。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商品的价值关系时就明确指出：“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2]262而货币之谜的消失就是资本之谜的揭示。所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关心的绝不是资本的“物质”方面，而是揭示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正是这一“形式规定”，才使资本具有了“谜一般的性质”。
对此，马克思是以“桌子跳舞”的隐喻来加以说明的。“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因此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但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2]88。然而，正是商品的这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反过来却以“铁的必然性”的“形式规定”规制着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事物的比重。所以，资本之为资本的最高和最终根据绝不是“物本身”，而是其具有谜一般性质的“形式规定”。马克思高于古典经济学家之处就在于，他不局限于仅把资本看做是“物本身”，而是视其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的统一。对此，柄谷行人指出：在最为单纯、再平凡不过的商品身上却发现“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马克思如此的眼光，其实早已不是所谓经济学家所能够具有的。任何经济学家，不，倒不如说恰恰是经济学家们，才把商品看做自明又平凡的东西，从而草草打发了事。[10]7
对于使资本具有“谜一般性质”的“形式规定”的秘密和实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通过阐释“商品形式的奥秘”来进一步揭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形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89进而马克思强调：资本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90。因此，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本质“物化”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物化现象的剥离，进一步揭示出了这一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的更为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质。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物化理解，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强调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9]723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把资本只理解为“物”，而没有理解为“关系”，明确强调“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是“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1]20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多次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878，“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11]922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指认是前后一贯的。所以马克思才强调，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的“形式规定”，才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如果剥去这一作为社会关系的“形式规定”，资本就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存在物。而资本的这一“形式规定”，绝不是从外部强加给资本的，而是从资本本身的运动中产生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不论我们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小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轮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轮船——资本的躯体——同原先体现资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那么资本依然还是资本。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9]724,725在马克思这里，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取决于一定模式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活动和关系。资本的运动是从“内容”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内容则是被确定的形式。所以说，要是没有作为社会关系本质的这一“形式规定”，物质产品就永远成不了商品，更成不了资本。
然而，资本的这一“形式规定”，却并没有被马克思之前、同时代、甚至是之后的一些理论家或经济学家清楚地认识到。对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对“货币主义”和“现代经济学家”进行了双重的批判：“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和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错觉就在他们的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12]
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2]7-8。古典经济学家们主要是将作为“可感觉物”的生产资料看做资本本身，充其量还将其看做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物化劳动。但“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9]726所以，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2]98-99而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
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又明确强调：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2]16所以，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资本普遍持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认为资本的“物化本质”是自然的、非历史的普遍永恒存在。但马克思却敏锐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资本本质的这一指认，使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因而“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1]24。对此，马克思批判道：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而这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2]99。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课题就在于：运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抽象力”对“价值形式”进行批判性阐释，来打破与经济学或货币经济的历史一样有历史的、古老的“偏见”[10]15，从而超越古典经济学对资本本质的“物化”理解，揭示出资本“形式规定”的“社会关系”本质，最终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的“符咒”和资本非历史性的实证主义“幻象”。
三、资本“现象学”：《资本论》的哲学革命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解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3]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马克思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进而断言资产阶级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前途的。而要揭示这一“经济运动规律”，就必须“面向资本本身”即回到资本的现实生活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资本进行“现象学”的揭示和呈现，去把握使资本在各种经济现象中得以发展变化的那些方面和关系，从而使“隐形者显形”(德里达语)，借此“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14]。马克思的这一做法，被德里达称为“现象学的‘花招’”和对“商品的现象学洞识”，并强调“现象学在马克思那里同样起作用”[15]。而柄谷行人也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做的工作，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意识的体系化”(=古典经济学)之批判，也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之照明。[10]4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现象学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直接论域和思路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都是把作为还原剩余的“现象”当做直接起点，然后再去探询构造这个现象的“根据”。只不过先验现象学认为现象的根据是以“意向关系”为基本存在方式的“先验自我”，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认为现象的根据是作为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和基点的“资本”。胡塞尔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曾强调“原社会学”是“一门使社会现象直接地被给予、并且根据这些现象的本质来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16]。若按这一理解，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一门使“资本现象”直接地被给予，并且根据这些现象的本质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科学——“资本现象学”。②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就是把哲学现象学应用于价值、价格和利润这些“神秘东西”的产物。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运用了现象学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现象学的意蕴。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以赛亚·伯林曾明确强调“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把历史看做为一种现象学”[17]；而梅洛-庞蒂则认为“《资本论》是具体的精神现象学”[18]。对此，马克思本人也认可俄国学者考夫曼对自己《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使用的“现象学方法”的评价：“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现象变化的规律和发展的规律)[2]20，21。实际上，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并在平凡的日常意识中呈现出的各种现象似乎和它们的本质相一致的背后，看到了深刻的矛盾。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所作的原则性批判。他把他们的抽象叫做“形式的抽象”、“强制的抽象”或“任意的抽象”，或者批评他们“缺乏抽象力”。马克思曾指责说，李嘉图把本质和现象的一致理解为“从形式上把现象算作本质，而不是理解为本质的发展(改造)过程。从这种理解出发，要转到现象的特殊内容，那是不可能的”[19]。李嘉图的抽象是不完全的，因为他并没有阐发一般规律，而是把表现形式直接看做是普遍的证实。“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20]。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1]925
在此意义上，《资本论》实质上就是把附加在资本身上的各种“真实”的假象一点点剥离开来的过程：马克思首先建立了决定商品世界的抽象关系(例如商品、交换价格、货币、工资、利润)，并从这些抽象关系回到资本主义完全发展的内容(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倾向)。所以说，“只有通过某种对商品生产的批判性分析，即透过表象而分析它下面的人与人关系，我们才能看清资本主义的正义和资本主义法律的历史相对性”。[21]因此，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资本论》既不是一门抽象的思辨哲学，也不是一门仅仅基于感性经验的实证科学，而是一门“关于人的真正的感性现象学”[22]，也即恩格斯强调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3]。而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又是通过对商品、货币特别是“资本”本质的现象学揭示和批判来实现的。马克思并不是以一个昆虫学家调查其研究对象的那种平静去说明资本的，而是反过来着眼于资本本身，通过细致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不同运动环节，工资、利润、地租等不同表现形式，逐步破除了笼罩在资本身上的颠倒的、虚幻的和神秘的外在假象，从而揭示出资本增值和人贬值的本质和秘密。所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就是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它是不同于黑格尔和古典经济学家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批判的实证主义”。
应该说，对资本的非历史性和实证主义态度的现象学呈现和批判，一直是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终生事业。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就是在“批判性”和“反实证主义”方面最为彻底的革命世界观。而且只有这样的“现象学”才能使我们透过资本的“实物世界”看清真正人间的现实，才能使我们透过客体化了的所谓静止不动的结构——资本的“形式规定”，揭示出人类自主活动的“可能性”。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隐喻式地强调：我们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而不是用“隐身帽”来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否认妖怪的存在。[2]9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运用现象学还原法，把物的实体或使用价值放在括号内，才为我们呈现出作为社会关系本质的资本的交换价值“幽灵般的现实性”(马克思语)、揭示出资本的“形式规定”之谜的。也正是这样，马克思的《资本论》“才能这么深刻地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把它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并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那个历史倾向”[24]。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资本绝不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而是“现实的历史性存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本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幻象”的彻底反动。
对此，美国女学者罗瑟琳·鲍嫪曾指出，马克思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时运用的正是“现象学的方法”：从对现有的范畴和现实的怀疑入手，进而把它们还原于生活世界，探索它们的根据和历史前提，它的实质是“反实证主义”。[25]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论》，它蕴涵和体现了与现象学相一致的“反实证主义”的旨趣和方法。也只有在这一“现象学”的意义上，我们才会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批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贡献始终在于对“资本”的历史规定性的发掘和揭示，从而将这种规定性全面贯彻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去，由此找到了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内在生理运动过程的钥匙，探索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解放道路。所以说，《资本论》绝不仅仅是一部劳动价值论的著作，也不仅仅是一部预言经济崩溃的著作，更不仅仅是一部价格决定理论的著作：这一著作毋宁代表了对现代性之深层结构——个体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所不可逾越的界线——的历史分析和辩证呈现[26]。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在“资本的时代”就实现了“现象学的革命”。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与古典经济学或哲学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资本的本质及其可能性的，这种思考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象学分析相结合的“资本现象学”。而在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今天，事实是资本逻辑及其自我巩固的发展一方面为20世纪的资本神话和野蛮状态提供了最广泛、最深刻的基础；另一方面资本逻辑本身也“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已经作为一种潜能或秘密，包含着在后来的发展中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了”[27]。所以说，今天强调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象学相结合的视野来透视资本的本质和人类的历史“前途”，把握马克思《资本论》经济学分析背后的哲学革命，无疑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正如韦尔默所言：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崩溃之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经历一种复兴，这种复兴有助于开启关于现代世界的政治自由前景的新视野[28]。
一句话：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
注释：
①国内外有不少学者都对马克思的思想作“现象学”的解释。如邓晓芒教授将其理解为“人学现象学”，张一兵教授则理解为“历史现象学”，何中华教授理解为“人之存在的现象学”，王峰明教授理解为“生产关系现象学”或“经济现象学”。而俞吾金教授所强调的“资本诠释学”，实际上也是“面向资本本身”的现象学具体言说。美国的鲍嫪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辩证现象学”，意大利则出现了“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而法国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实际上就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呈现”。
②在此，笔者所谓的资本现象学，不单纯是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方法”意义上说的，还是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研究精神的自我显现过程”的“本质”意义上说的，它研究和关注的是“资本本质的自我显现过程”，因而也可以说是“资本显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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