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职工所有制研讨会综述_工人阶级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职工所有制研讨会综述_工人阶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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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8月,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会在山东省日照市, 召开了第三次年会,题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职工当家作主”研讨会,本综述力图从会议的特点中,使读者看到我国国有企业工人的地位和思想状况,工会的工作和理论建设状况,看到理论界对工会的影响,看到我国改革的某些特点和迫切问题。

一、以“反对私有化”为总纲领,对理论界不同观点进行诸多的批评

从此次会议有关理论方面的论文中,以维护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为目标,所批评的不同观点很多。第一,其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在中国有人主张搞私有化,搞乱了一切,包括降低了工人地位,而回避了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第二,其批评的主要根据,是劳动价值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宪法,党章和领导人有关“工人是主人”的论述;第三,其思维方式的主流,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然后把不同意见归纳为资本主义思想。整个批判的语言相当意识形态化,并以批评私有化为总纲领。

最为瞩目的,是工会老资格的理论家韩西亚等人直接批评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的三个观点,第一,“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韩文说,我国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工人阶级整体占有国有企业,主体不缺位。第二,“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利益差异”。韩文强调社会主义三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分工是为了合作。按照三者利益差异说,干部会蜕变,公务员将变成“真老板”,总经理成为资本代理人,工人阶级分裂,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奴隶,党的阶级基础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阶级基础会丧失。项启源则批评“企业利益三主体论”,是脱离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体性质,去谈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和制衡问题。第三,“国有独资公司不如多元股东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优越”。韩文国有企业本质是公有制,有党的政治核心,只要赋予职工当家作主权利,就更为优越。最后,韩文指责陈的观点,是把资本主义企业的办法强加于社会主义企业,违反了党中央关于搞好国有企业,要讲政治等方针。

在理论方面成系统地坚持“职工当家作主”观点的,如原红旗杂志经济部主任,是一套黑格尔式的逻辑推理:我们国家依靠谁?有人说是我们是全民国家,要依靠私人企业主。有人人为制造经营者和工人的对立。公有制内部没有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集体劳动者的联合体是共同所有者,共同劳动,共同分配。有人说在国家所有制下,权利属于出资者而不是工人。这种改革思路是模拟资本主义,把国家想象成一个总资本家。我们的国家是全民的代表,国有企业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劳动者需要有人代表他,就要把权利委托给他人,宏观管理权委托给国家机关,微观委托给劳动集体。国家代表全民经营企业,共产党最能体现劳动者利益,所以国有企业也不能工人自治,而是要上下结合,等等。

批评的另一个指向,是片面抬高经营者地位,这主要是结合对年薪制的批评进行的。批评者指出,关于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主张,第一,是想使国有企业经营者成为特殊利益阶层,经营者脱离按劳分配,进入按资分配。并列举江泽民在1989年的讲话,说极少数人企图在中国制造一个中产阶级,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第二,对于抬高国有企业厂长的位置,这是社会上所鼓吹的,“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和“企业家主体论”的表现。第三,批评者据实指出,目前实行年薪制毫无意义。1986年国务院规定,经营者个人收入可以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1-3倍,有突出贡献的可高些。但1994年已经有85%的经营者的年薪达到了最高标准,有10%突破了职工工资的4倍。 有的经营者甚至年收入几十万,还不包括灰色和黑色收入。“八五”职工工资年均增长5.9%,经营者收入更高,但是国有亏损企业占50-60 %。第四,批评年薪制没有兼顾职工分配,孤立处理经营者收入问题,如果经营者的年薪可以与企业效益无关,就会出现“穷庙富方丈”。

理论方面的批评,还涉及劳动力市场化,工资决定市场化问题,社会分配不公对工人阶级的影响问题,“精英治国”论问题,等等。在企业领导体制方面,批评强调“新三会”而否定“老三会”的观点,强调1989年江泽民关于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应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讲话,强调企业党组织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对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等群众组织实行政治领导,等等。

有的论文如人民大学刘日新,认为纠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误导,工人才能当家作主。误导在于,把工人看成雇佣劳动者,主张按要素贡献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不承认工人是企业主人而想把工人变为股东,改革把权力下放给厂长而不是职工集体。胡均进一步归纳为两种改革观的区别,认为有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的人和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改革开放名义下,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重新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使工人重新沦为被剥削压迫地位。如果我国工人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就表明改革方向发生偏差。绝不能以伤害工人和劳动者为代价来进行改革。

二、维护“职工当家作主”口号,集中批评“对工人阶级重新定位”论

江苏省工运协会的文章,尖锐地批评几种理论倾向。

第一,否定党的领导,忽视依靠工人阶级

文章措辞之尖锐,可举一段:“在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我们共和国的国土上,却出现了一股违背中央三令五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本方针的错误思潮,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不研究中国国情,以借鉴、探索为名,变着法儿搞‘国有资产私有化’,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管理代替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鼓吹能人治厂,用胡萝卜加大棒对待工人,人为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第二,削弱民主管理

有人认为,改革就是为了强化经营者的权威。民主评议,协商,咨询流于形式,工人失望地说:“主人翁,主人空,主人为仆人当小工”。

第三,忽视政治思想工作

1995年有40万职工收入下降,劳动争议10000 件, 比1994 年增加500件。工人不满,说:“有权有势爆发户,不三不四万元户, 辛勤劳动困难户”。文章认为这与忽视政治思想工作有关。

浙江省总工会介绍了本省发生的一场“对工人阶级重新定位”的论战。浙江省学术界召开了一个20多人参加的研讨会,提纲是“为主人定位”。介绍一个杭州企业扭亏为盈的经验,但是归纳到要重新为主人定位问题。浙江省总工会表示坚决反对“重新定位”,认为主人地位已经定了,现在是要到位的问题。不能讨论重新定位。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地位就不能变。工会亦承认实际上工人已经没有地位,但是在理论上绝对不能放弃当家做主的口号,放弃就是再把思想搞乱,工人就更没有地位了。省工会认为,搞这样的讨论,是有人干扰中央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部署,破坏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行为。

此事理论背景是,浙大教授姚先国1993年的文章《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地位》,得了省优秀论文一等学术界奖,并在浙江日报全文发表。省工会主席苏立清向此次研讨会提供论文,全面批评了姚文。现将争论要点介绍如下:

第一,关于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级地位的评价

姚文反对美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级地位,本来也不是主人。判断劳动力是不是商品,不能光看法律规定,而且要看经济实际运行结果。如果实际上缺乏权利的运行机制,那么这种公有制对劳动者来说就是空头支票。我国传统体制下,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在集权性体制和施舍性工资体制下,劳动力事实上是商品,而且是极为廉价的商品。加上封建依附关系的残余,连劳动者本人都有可能变成商品。因此,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是进步的。“本来没有的东西谈不上失去,失去也不要紧,无论改革与否,工人都不是企业的主人,无须担心主人地位的变化”。对此,批评方面一般是避而不谈的。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下工人阶级是“主人”的理解

姚文指出,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归全体人民,而不归全民职工,更不归本企业职工。因此全民职工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而不是本企业的主人。否则就成了集体所有制。宣传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虽然动听,但华而不实,是拍工人马屁。当全民所有没有覆盖全社会时,全民职工作为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权利发生分离,所有者对于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利委托给国家行使,工人在企业里只有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等只是作为劳动者,不能取代资产所有者的地位。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不能行使董事会的权利,否则就是“侵犯所有者权益”。在国有企业中,股东是主人,而普通劳动者不是。全民职工的主人权利,是通过社会机制而不是通过企业机制实现的。这与私有企业中工人的地位也没有什么不同。

苏文批评姚文,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割裂整体和局部。同时,混淆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不同性质的“主人”观念。公有制的本质是“劳动者集体的联合占有生产资料”,有实在的占有,处置,使用权,但是要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职工的主人地位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结合,而不仅仅是职工的个人利益。所有者不等于私有者。职工不是私有者式的企业主人,作为公有制式的主人,并不会产生姚文批评的“职工利益最大化”。这里,苏文的反驳明显是使用了“姓社姓资”的方法,将“主人地位”解释为公有制下的特有权利,其特有形式,是职工“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体行为,即通过集体决策来集中多数个人的意志,然后由个人去贯彻执行”。这种“决策”的内容是什么?没有说明,似乎就是所有者的权利了。这种论证明显缺乏法律和经济概念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但是,苏文对姚文的一点批评是有力的,就是姚文说“职工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而不是企业的主人”这句话的时候,真正意思是否定后者,而不是肯定前者。如果承认姚文逻辑,工人不是企业的主人,那么职工又如何能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第三,关于争论的现实意义,姚文否定国有企业工人的特殊地位,抬高经营者地位的倾向十分明显

文章指出,工人自由和民主权利扩大了,收入增加了,但是感觉不象主人了,主要是被管得严了,竞争风险增加了,而且在优化组合中有被解雇的危险,“这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姚文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就是,“这种矛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即我们僵化的意识形态造成的。为了改革,不是要给工人以补偿,防止少数人利用特权侵吞国有资产,而是要去修改意识形态,要工人“从过去的理论和虚幻中醒来”(浙江研讨会上某些发言),接受市场经济下工人应有的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接受经营者变为“老板”后的支配。

苏文的利益导向并不明说,反而在最后解释道:“我们强调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同说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一样,是要明确职工的历史地位,历史责任,不是为了争什么权利。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要负全责发挥主人翁作用,把企业办好”。这段似乎是空话的结尾,说明了工会方面的利益导向仍旧不十分明确。

三、批判某些经营者的行为

此次会议如果说理论文章相当教条和无力,那么在反映现实方面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虽然对于一个全国性工会的会议,对于目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映是极为不够的。系统的调查报告只有两三遍,有些情况只是散见于各省工会的文章中。其中一部分是对于经营者的批评。江苏省工会揭露南京一个在全国知名度颇高的经营者,在企业内部实行“拳头管理”,他到厂里第一件事就是任命了保卫科长,挑选了四名身高1.8米,体重100公斤以上的职工为保卫科成员, 其中一名是南京摔跤冠军,以威慑工人,他否认他们是保镖,但是他在6年开除了150名职工,对下跪在面前的女工无动于衷。他声称“职代会制度是世界上最落后,最腐朽的制度。职工素质太差,不能参与企业重大决策”。这是一个“广播里有声,荧屏上有影,报纸上有形”,是轰动全国的扭亏能人。他说,“我到全国去交流经验,凡是搞得好的企业都是这样干的”,说明了这类情况的普遍性。工人对经营者的强制和腐败极为不满,说,“厂长包,工人干,工人干活累弯了腰,厂长捞钱揣满了包”。

重庆市总工会反映:国有企业亏损中属于经营者的问题,占50%。工人强烈要求民主选择经营者。

四、以树立典型的办法,证明国有企业可以搞好

会议占用大量时间,介绍部分国有企业的经验,研讨会更象是经验交流会。所有经验无不归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比如对邯钢经验的解释是这样的:经验证明第一,国有企业完全可以搞好。同时就批评那种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以非国有经济为主战场。国有企业改革应非国有化,国有企业的性质和产权结构决定了它不适应在竞争性领域从事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要量化到个人等观点。并归结为少数人鼓吹私有化。甚至归结为两个怎么看:怎么看中国改革和发展大局,怎么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某些论文的一些新观点,均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贬低资本。清华大学张德指出,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仍不丧失主人翁地位。与经理都是受聘者。不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清华大学吴栋批判“股东是企业的主人”的说法,指出企业不仅是所有者的,而且是劳动者的,依据马克思说,生产过程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的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价值是劳动创造出来的。经理代表企业,包括资本和劳动双方。劳动者不仅要拿工资,还要拿利润,但是要用一部分扩大积累。四川社会科学院张泽荣指出:以资本交换代替劳动交换,必然出现严重问题。估计十年内国有企业大部分保不住。

论文对于“工人阶级主人翁,职工当家做主”提出了一些解释。比如于邯钢厂长刘汉章的解释就是,“市场价格确定成本,指标分解落实到人,按劳分配只看效益,当家理财都是主人”。把成本指标层层分解,把国有资产的使用,经营,管理具体落实到每一个职工,使职工真正有家可当,有财可理。只要把权责利落实到每个职工身上,职工就是企业的主人,生产资料和市场的主人。这就是真正的,比资本主义民主高出几万倍的社会主义民主。大量国有企业厂长发言,其经验都是如何调动工人积极性的,说工作是工人干的,这就是职工当家做主。

真正切题的经验,是上海第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几个大国有企业。在国有大中企业中推行职工民主,强调制度化。上钢党委领导重视职工权利,领导制定了《关于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办企业的规定》,共80条,对于辞退仍然限于极少数人,并规定了程序,要提前15天通知本人,进行家庭访问和班组讨论访问,与本人谈心,记录要本人签字,工会也要同意,再经过分厂,总厂厂长同意,才能除名。

国有大企业加强工会权利,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制约经营者权力过大。江苏省自1993年以来有323家集体企业民主选举厂长。 河南在李长春支持下,有485家国有亏损企业民主选举厂长,80%有效。 企业职工对民主选择经营者有强烈要求,反对者主要是部分领导,说民主选举违反了党管干部原则,侵犯了董事会权力,工人素质低无法搞民主等等,在选举中也出现了关系网和拉帮结派现象。

五、有选择地介绍西方经验

1、以人为本位。把人从经济人,发展为有精神需要的社会人。 被管理对象发展为管理的参与者。劳动者是机器的附属物发展为开发人力资源。发展非正式组织。

2、德国企业中的工人参与,企业委员会参与, 监事会共同决定。占职工86%。1985年德国劳资纠纷53起,78187人,损失劳动日34505个;英国2703起,1165800人,1014200天;法国3281 起, 19199000 人, 24343000天;意大利3308起,13803000人,16566000天。

3、发达国家企业管理新变化。

第一,管理目标多元化。经营者不应仅仅为股东服务,也要为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服务”。

第二,多方面调动员工积极性。

第三,高度重视员工培训。

六、关于目前我国工人阶级地位的调查分析

会议重点放在少数国有大型企业内部民主制度的建设上,对于我国工人阶级地位特别是中小企业职工的问题,较少反映,甚至使人感到是有意淡化。只有少数文章进行了系统分析。

陕西总工会研究室总结:对10000名职工调查,64 %的人认为“职工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的提法与实际情况不同。工人不是主人而是普通劳动者,或者是雇佣劳动者。

1996年国有企业第一次净亏损34亿,只有两个省盈利,成都下岗职工搞三陪的有20万人。

我国全部非农业劳动力3-4亿人,其中城镇职工一亿多,有3000万冗员,相当一部分是当年插队的老三届。在乡镇企业中有1亿人就业, 外资企业中有1000万人就业,带动了5000万人就业。

据全国总工会统计,1995年全国停减发工资或退休金涉及职工700 万。劳动部统计,全国1.08 亿职工中, 多余职工3000 万, 其中闲置1500万,隐性1500万。城镇失业率1992年为2.3%,1993年为2.5 %, 1994年为2.8%,1995年为3%,预计2000年为4.8%。如加上2000 万隐性失业人员和600万停产半停产企业在职失业人员,1994 年城镇失业率为10%。

劳动争议自1992年以来,进入快速增长复杂多变时期, 1993 年比1992年增加54%,1995年又增73%,达到21万起。

国有企业工人劳动积极性下降,有54%的职工呈消极状态。

1996年一项调查中,有55%的职工,“对政治反感”,关心与参与程度不高。工人最关心的是“反腐倡廉”,占70%;关心工资问题的有50%;物价46%;社会稳定34%;住房改革33.5%,治安30%。

改革以来进行的工人队伍七次价值观念调查,相当一批党团员在心中已不承认自己是党团员。

有的工会干部指出,社会上少数人暴富对工人积极性影响很大,据人民大学一项研究成果,我国1994年基尼系数为0.445, 超过了发达国家。

陕西省总工会指出,职工不能当家做主表现为,对企业重大经营问题不能行使决策权,对经营者不能行使选择和监督权,对企业财产和自己劳动成果不能行使占有和支配权,劳动权利也不能保障,委托个人经营国有企业是一种失败。

重庆总工会指出,影响职工主人翁地位的原因是:第一,精神文明滑坡,使工人责任感下降;第二,利益驱动的诱惑,使正确的价值观变化;第三,职工主体模糊错位,不知道谁是主人,谁是仆人;第四,民主监督机制失衡;第五,职工合法权益面临挑战。厂长年薪一年数万,工人只有数千,有些厂长不讲原因即开除工人,大量企业拖欠医疗费。

本刊收到稿件时间:199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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